再说道歉

（2010-11-15）

《话说道歉》贴出，有网友咨询：说北京的“红八月”是最高层所操纵的，依据何在？还有，“学生打老师”，并非只有北京，各地皆有。于是有进一步说明之必要。还需补充一句：以王友琴女士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他们孜孜不倦地调查文革中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人与事，为我们抢救出来许多历史真相。即使作为文革的深度卷入者，此前我根本不知道席卷祖国大地的那些野蛮罪行，竟然也是从中南海那块风水宝地发端的。本文所引述资料除特别说明者外，均采自王友琴、宋永毅、周良霄、顾菊英、杜钧福等人著述。

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发动群众大搞非法斗争，抓人，打人，戴高帽子，逼、供、信等皆源自刘少奇所炮制、毛也批准的“四清”经验。有数据显示，“四清”时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皆系工作组掌控下进行的。文革之初，刘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文革如果按照“刘邓路线”搞下去，同样会是一场浩劫。现在所说“学生打老师”以及有关道歉所涉及，皆“刘邓路线”领导文革之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以及之前的群众都是被运动起来的。恰如王友琴所说：“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分歧，不在整不整人，而在整什么人。毛志在整垮刘，而刘努力使之整到中下层为止。王光美率领工作组开进清华大学，矛头指向蒋南翔，同时也不放过那些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有评述说，刘“四清”开始扶持王光美登台亮相，为毛扶持江青出山搞文革开辟了道路，未必不合理。

刘本人不但指使女儿带头攻击学校领导人，还亲自布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工作组，定性其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接着布置任务：“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文革中违背法制挑起群众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教师，老刘首开先河。

另一间名校北师大女附中，是高干女儿云集的特殊学校，据介绍占了一半人。这些特权女孩无疑也有着父母那里得来的特殊信息，邓家格格就是兴风作浪者之一。有工作组的权威压着，各校运动尚不至于失控，斗也好罚也罢，总不至于打死老师。毛下令撤走工作组，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指出：“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工作组一撤，勒庞预言应验，恶果立即显现。7月29日邓小平在宣布撤销工作组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也不要打人了。”这是“打人有理”的指示。8月5日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耘，“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失控状况必难免。更何况，毛等正唯恐天下不大乱，一方面激发“乌合之众”的豪情，另一方面也好給“刘邓路线”增加负面印记。文革初期的暴力潮，是毛、刘异曲同工的党中央共同制造的。

卞死亡当晚，宋彬彬等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时，得到“死了就死了”这样轻蔑的结论，并要求封锁消息。次日这个讲话即在女附中广播。18日，当宋在天安门給毛戴上“红卫兵”袖套时，毛那个“要武啊”等于公开赞许举国第一桩校园暴力，而且以此为起点，这股暴力潮以“破四旧”名义涌向社会。《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极力鼓吹，使早已“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的民众意识到它是党中央赞许的。而这种散乱的非组织暴力似乎并不能令权力满意，首都工作组首脑叶剑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委丁国钰、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都是文革初期暴力的指使人。更有甚者，这位李钟奇将军还亲自挥老拳打翻被批斗的彭德怀。

我之所以不同意说49年以后的仇恨教育导致那时的暴力，是因为那种仇恨教育远未达到这等程度；即使能够达到，以此前国家法制状况也不可能允许这种暴力恣意妄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最高层需要这种暴力。现在已经知道，大兴县屠杀系北京市公安局所指使，与校园暴力者无关。而尽管发生了红色纳粹在北京市肆虐，恰如勒庞所指出的：“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勒庞大概还不敢想象权力鼓励下这种乌合之众会横暴到何种地步！

据王友琴的统计，1966年8月24日，红色纳粹在北京市共打死40余人。为将这股尚带自发性质（各校自为其阵）组织起来，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余秋里直接插手，25日建立首都红卫兵指挥部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据1967年4月1日当时称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进军报》披露，“西纠”的《成立宣言》及《第一号通令》皆由余指使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起草并审定，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的。同时，石油部专拨一辆苏制嘎斯六九吉普供“西纠”使用，周恩来也指示周荣鑫为“西纠”安排驻地。

我们不去细细讨论“西纠”活动详情，它成立当日，即25日，红色纳粹打死市民80余人；26日上升至120余人；27日220余人；28日约180人；29日约200人；30日约220人；31日约140人；9月1日升至约300人！还驱赶市民数万户离京，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派出所、居委会配合下进行的。首都北京社会治安之乱象，为拳乱以来最甚，就连日寇占领北京也没造成如此恐怖！当年那篇著名的《红色恐怖万岁》就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也担心起来，他弄了个公告草稿送毛泽东，却遭训斥只得作罢；主办北京政务的吴德也向毛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准予采取措施降温。吴后来回忆文章写道：“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可见，北京“红八月”狂潮，正是毛亲自关怀下愈演愈烈的！

但很显然，也许是北京的恐怖手段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毛发现红色纳粹保爹妈与之“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背道而驰；也许是北京驱赶“黑六类”引起接收地抱怨，毛需要叫停“红色恐怖”。看得见的理由是周之后介绍的毛指示：“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9月1日周恩来召集红卫兵开会，解释了叫停之缘故，2日北京打死人即由前一天约300人降至约40人；3日10余人；4日只有2、3人；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至10日打死人基本不再。可见这次滥杀狂潮完全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成果！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受控制的行动，绝非“学校教育体制”所能企及的。

从当年权力层的说词亦可看出：9月5日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说：“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他承认有过激之处，但不是抄家打死人，而是“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可见打死人尚不在“过分”之列；9月25日叶剑英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及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毛显然采取故意放纵暴力手段制造恐怖气氛震慑社会，正如希特勒当年放纵冲锋队一样。这种手段对于病态提升领袖之“绝对权威”也是极其有效的，就连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之类高官，也惶惶然不知所措，谓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只能跟着摇旗呐喊。恰如勒庞所言：“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毛进一步用大串联的方式进一步“发动群众”，首先是北京的红色纳粹如钦差般四出“传播革命火种”，所到之处这才开始暴力泛滥；然后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师生”四个字就彻底扫荡了工作组带来的压抑。但毕竟时过境迁，很少能达到皇城根儿那样的规模与程度，却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奠定了群众基础。

现在产生一些影响的忏悔与道歉，涉及的是文革早期沿着“刘邓路线”整老师、校长时一些跟风者。那些始作俑者也即红色纳粹们是不屑于反思的，他们基本上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整到爹娘头上而淡出，又随着邓公的改革开放继承权力，没谁有心情去想道歉的事。

刘源2006 年在《刘少奇和新中国》里评述：“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这就是说，从“四清”到“学生打老师”，无论整死或伤害多少无辜民众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在1999年《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里，则是另一种描述：“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这样的大变脸，无疑是权力回归程度所决定，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现行体制为什么僵硬地抗拒政改，为什么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三权分立”，既得利益的维护已经取代了理想主义之追求，可见一斑。

茅于轼先生有一个说法，称现在一多半中国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我不知道其依据何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文革状态”，从文章里也没看出有进一步论证的文字。倒是提及“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唯需补充说，健忘是有选择的，忘掉的只是那些权力认为不利的事情，至于他们认为有利的事情，非但念念不忘，还得添油加醋。

茅文还说：“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茅先生的论述是准确的，统治者为维持权力只能依赖谎言，这使得举国上下道德沦丧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岂止文革施暴者，历次运动那么些踩着他人血泪乃至生命飞黄腾达者，有几个不在继续恬不知耻地振振有词？丛林规则是不屑于忏悔或道歉的，只有文明社会才会认真维护公正。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前东德柏林墙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罪行是他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针对辩护律师关于亨里奇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属于犯罪之言，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这个判例作为“一厘米主权”而著名，它昭示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恪守人性之底线，无以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