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30）
实际上，如今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认定马恩的社会发展史只是一个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非这个教条所能包容的。结论部分正如一篇论文所言：“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辩论，目前，学界已对这样两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一、5种社会形态的顺序发展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除了西欧以外，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形成这种发展途径。二、奴隶社会不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因而不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关于封建制和封建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像上述两个问题那样，展开大规模的讨论，但是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至于“封建”与“封建主义”，虽未达成共识，至少原来的“经典理念”已经被质疑，而且，这些质疑明显地具有合理性。
然而，学界“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并不影响教科书继续向青少年灌输老马的“社会发展史”，更不会妨碍宣传部门继续沿着那部“发展史”絮絮叨叨。这就是说，学界之共识未获权力之认定，就只是说说而已。中国自始皇帝施行郡县制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央集权状态，谈何“封建”？ 即使教科书吧，“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制建立郡县制”也是铁定的结论了。为了迎合老马的历史唯物主义，“封建”却又成了对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定性，在中国，权力之傲慢是最大的特色，蛮不讲理。例如“封建专制”，有“封建”就不存在“专制”，有“专制”也不存在“封建”，搅合在一起必混乱不堪。它也跟老马的“封建”完全不是一回事，却不妨碍继续移花接木振振有词以证那个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直至严复引译“封建”一词，以其对应郡县制之否定，基本概念仍属清晰。但陈独秀见识了日本人非常热闹地批判他们的封建制度，于是回来在《敬告青年》里把他囫囵吞下的枣儿吐了出来：“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泛封建”由此兴起，完全无视中国的历史真实。
接下去，苏俄送来的列宁教条泛滥，陈氏门徒似懂非懂，为了显示时髦，纷纷往“历史唯物主义”筐里胡乱塞东西，什么封建帝王、封建礼教、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意识、封建专制、封建军阀、封建官僚、封建糟粕等等，总之，一切陈腐皆属封建。郭沫若更是将其塞进史学领域作为准则，以壮马主义“五阶段论”之形色。这等荒诞的指鹿为马，却又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习以为常之术，如此，马列主义要是不在中国酿成千古奇祸，那才可怪。冯天瑜著有《“封建”考论》，详尽地揭示并指责了现存的语序混乱状态，很值得阅读，我不在此弄斧。
现在的新儒家们正努力地使人们承认他们信奉的学说是一种宗教，而且要跻身世界三大宗教的行列成为“世界四大宗教”。不过这种努力基本徒劳。因为“儒教”并没有那三大宗教都具备的自主原则，它们供奉的是神。而“儒教”供奉的是皇权，它的惟一原则就是“忠”，说得难听一些“儒教”只有奴才原则，皇权的奴才。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性，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当年，当利马窦向明王朝那些儒学大师们描述：“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所有的国王都要高”的时候，他们几乎被吓得半死，唯恐皇上发怒，“焚书坑儒”的噩梦又要变成现实。
所谓“新儒学”的那帮人，梦呓“21世纪必是儒学的世纪”，可笑不可笑？儒学那一套在中国都吃不开，根本在于没人说得清究竟啥是儒学，偏又被奉为“国学”的缘故。于丹那套变味儒学据说卖了几百万册，可中国有13亿多人，即便卖了千万册那也才平均百多人一册。甭说毛著印过多少亿册，就说《圣经》，仅南京一家印刷公司20年就印了4600万册了，也不过如此而已。
其实自打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汉武帝只不过变换了手法，“独尊儒术”本身就已经把“儒”视作一种“术”，跟街头的补锅术并无多大区别，他需要这种“儒术”麻木奴隶们的头脑而已。区别仅仅在于：秦始皇整批地“坑儒”演变成后世各皇帝有选择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同屠夫选某几头猪来杀一样。那些还没被杀掉的猪于是山呼万岁，除了赶紧编造许多理由论述那些被杀掉的猪该杀之外，还得表白自己随时愿意被杀，是为“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师们世代相传地不断丰富“杀猪有理”的学问，以备皇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杀别人或者杀自己。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乃至于如果要寻找世上最卑鄙无耻的说道，根本无须移步他就，只管到儒家智囊库里寻就是了。
宗教是西方文化现象，从世俗生活游离出来的精神状态，有这种状态作为世俗生活的寄托与没有这种寄托，对于世俗生活的质量而言，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无疑是最合理的精神状态，无论它曾有多少瑕疵，总之它能不断地调整，使自身不断地弃恶扬善，也帮助世俗生活弃恶扬善。儒学则不然，它如同一堆腐肉，除了供专制蛆虫壮大身躯之外再无他用。皇权至上就是儒学的信条，因此，当基督教来到中国，除了必然遭遇皇权限制之外，还必然会遭到儒学的抵制。
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录了唐太宗欢迎这个波斯传入的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它对于融合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德宗，经过六代皇帝之善待，使“法流十道（唐代国域划分十道），寺满百城”。归根结底这是皇室扶持的结果，东晋法显和尚比玄奘早几乎三百年“西天取经”，历游31国，还有人考证说他漂到美洲了，影响显然远不如玄奘。
一旦皇帝发脾气，什么教都玩完。唐武宗即位，儒学家们使之明白皇权所受到的威胁，遂毁佛禁景，只用儒学这个真奴才。据历史记载，这次打击远甚“焚书坑儒”不知多少倍，景教绝迹没能复活更别提“复兴”了，佛教以后即使复活也再没达到此前盛况。至宋代，程朱理学完成了儒学最后的僵化，除了腐败之外它再也玩不出什么新意思了，即使遭受“武器的批判”，儒学之蛆也只会在茧壳里蠕动。这才有没什么文化的成吉思汗的征服。
元代给了基督教以新机会，忽必烈王朝规定的“八妓九儒十丐”曾经使中华民族获得一次转机，然而，很快就失去联系世界的机会。大明朝把中国拖入深渊，当世界转向光明，中国却折回黑暗，儒学“功不可没”。黄仁宇评价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乡下流氓造反成功，自汉高祖以来还没有过，老朱自是得意忘形，但也明白历朝历代均需分一杯羹给孔子，积重难返。于是附庸风雅也读一些书凑数。谁知读到《孟子》时便拍案而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简直胡说八道！遂下令废掉老孟的“配享”地位逐出文庙，《孟子》也不得作为经典，至少科举不再考它了。
《宁波府新志》编了个故事，说籍人刑部尚书钱唐不顾老朱布置的弓箭手射杀之虞，负伤死谏，这才保住孟子的亚圣地位，只是有《孟子节文》发生，也即老朱把《孟子》中不喜欢的言说都删去了，却保留那些可用部分。这故事已经有明清时学者考证为子虚乌有，因为钱唐死于洪武四年，老朱废“亚圣”乃在五年，而《孟子节文》已是二十七年的事了。
历代儒生有一种潜意识，即设想“皇上的归皇上，孔子的归孔子”，他们绝不奢望染指皇权，却以掌控道德制高点为理想境界，所谓“为王者师”也。回望中华一统史，即使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以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就连做过乞丐、行脚僧的朱元璋都能当皇帝，却没有一位皇帝出身儒家。也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铁律了。儒家之最大本事就是辅佐皇权，所能爬到的最高地位是宰相。宰相制构成中国官僚阶级的权力模式，以行政权和监督皇权维持着大一统香火不断。似乎可以看成中国特色的“内阁制”，清官与“文死谏”成了儒家楷模。
可朱元璋还有一个创举，就是废弃宰相制。明初四位丞相全部被害，自胡惟庸之后，以六部代替中书省，宰相制玩完。《明实录》有记载：“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如此，皇权更为一统，儒家对皇权那一点可怜的监督权亦随之失灭，儒学成为捆绑儒家乃至民间之绳索。清朝不但沿袭了六部制，乾隆皇帝还专门论证了宰相制之可恶，核心意思是宰相制把皇上架空了，说是不利皇帝“勤政”，实则是强化皇帝独裁权力。也就是说，明清两朝离“封建”更遥远，一统到独裁至上的地步。
辛亥以后，孙中山、袁世凯皆耿耿于怀于“内阁制”，不遗余力张罗“总统制”，其潜意识里就是沿袭皇权独裁。孙中山不止一次要求“服从我一人”，袁世凯干脆称帝，都表现了这种潜意识的内核。蒋介石倡导“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以及老毛“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也都清晰地显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主脉络。唯独可叹息的是，在二战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趋向宪政民主的大形势下，老毛竟然可以实现中华历史上最高独裁境界，也算“难能可贵”了。
当初，以明史专家著称的吴晗著有《朱元璋年表》，记述了血腥的八件大事：明洪武八年（1375），刘基被毒死；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罪被诛杀，废中书省及丞相等官；洪武十七年（1384），曹国公李文忠被毒死；洪武十八年（1385），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被毒死；洪武二十三年（1390），韩国公李善长以胡党为由被诛；洪武二十六年（1393），凉国公蓝玉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颖国公傅友德坐诛；洪武二十八年（1395），宋国公冯胜坐诛。朱元璋最初封任的四个丞相，即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全部杀光。陪同这些开国有功之臣被杀者竟达数万之众，乃至于其太子朱标也不忍睹，拿出儒家一些说道劝老朱，险遭暴打。若知道老朱登基后崇佛，还亲自讲经布教，一面念诵佛陀一面大开杀戒，皇帝须得如此禀性。
古今中外，举凡崇尚暴力的团伙，无论义军、草寇、帮会、黑手党、革命党、恐怖组织等，若不能确立一位下得狠手、玩得厚黑的首领，都不会有什么战斗力；倘若群雄并起时成得气候乃至抢得天下者，必是首领最黑、最残暴的那个团伙。“宋襄公之仁”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必惨败。即使到了人类文明畅行之近代，此律也未必立马失灵。国民党败走台湾，老蒋玩不过老毛就是一桩典型案例，无论厚黑还是残暴，老蒋都不是对手，只得将大陆河山拱手相让，成全老毛建立人类史上有案可稽的最血腥的政权。
稍加注意，我们不难发现，老毛滥读的古籍中，不但《明史》批注、圈点最多。他还广泛阅读了明朝其他资料，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等，就连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亦涉足颇深且广，各种明朝文典皆烂熟于胸，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毛多次夸赞朱元璋、朱棣治国有方，可见黄仁宇臭贬的明朝，实乃老毛治国之楷模。吴晗写《朱元璋传》自称数易其稿凡二十载，这位号称中国头号明史专家却辗转奔西柏坡，送赠老毛阅正。毛亦不辞指挥征战之辛劳耳提面命，之后又多次圈点各稿予以点拨，并指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大儒承君命撰史书，堪称古今难得之一景。
到1959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海瑞“五不怕”，还说推荐《明史》之《海瑞传》让彭德怀、周恩来等看。大儒吴晗心领神会编写《海瑞罢官》之剧本，彭德怀也学海瑞写“意见书”，尚远不到“骂皇帝”那个份上。结果是老彭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受迫害至死”且不但，中国由此而引发“文革”，举国蒙难。所幸时过境迁，中国已非明时，老吴终不致如方孝孺遭“株连十族”，被砍掉八百多个脑袋。然而国人付出的脑袋却有两万多倍！老毛仍自诩为其终身两大成就之一。
御用文人之禀性你没法探讨，严复所谓“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看来贴切。例如“人民网”就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扯淡扯到如此地步，不服不行。“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了么？
文革中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为了维护高度中央集权，两千多年来始终未停止过用人民的血来浇灌，若用“封建”二字来定性，不仅驴唇不对马嘴，甚至有玷污此二字之嫌。鲁迅在《我要骗人》里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似乎这话可以略改：“中国的文人，是常用人民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红太阳正是如此升起来的。
（2010.5.11；9.30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