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18）
谢谢你费心看拙帖，还不辞辛劳查找许多资料来开导。只是鄙人并非古代史研究者，也无心思去钻研它。粗通大概，大势不乱也就心满意足了。何况身为个体户，稻粱之谋须耗去大多时间与精力，读写只在闲暇时。姑且学学达尔文，兴趣不在研究动物本身，而在其间关系。
我的观点我想已经表明了：判读古文明，标准理应唯一，要么就一碗水端平，说别人跟说自己相同也扯到最遥远的境地里去；要么就上溯“中华文明”到前841年为止，也即共和元年去谈“延续至今”。共和元年以前什么都是断掉的，至少，跟殷墟沾衔接不上也有300年了吧？
无妨说个例子：1966年美驻泰大使之子、哈佛大学学生斯蒂芬·扬为完成假期社会调查作业钻进泰国北部小镇班清，意外地收集到一个有美丽图案的破陶罐，将其赠与泰国婵荷公主，并将一些彩绘陶片带回美国。婵荷公主被彩陶之美震撼，亲自赴班清考察，收集到更多古彩陶及青铜器，将其作为古代艺术之美加以介绍。两年后美国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莱昂斯将其中一些陶片送到费城大学考古研究中心，各种检测方式均认定这些陶片是公元前4000年的产品，于是惊动了美国考古学界。
随后美国人开始联系考古探查，但泰国佛教文化禁忌掘墓，虽有婵荷公主相助官方亦不愿批准在这个泰国地图无标注、官员也没听说过的小镇开掘。直至1974年，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努力并资助，美国与泰国联合发掘工作始得以获准进行。
发掘仅一年就震惊世界考古界，约5000年前的早期青铜器颠覆了它最早见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定论。冶炼术则更早，发掘工程主任、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认为，这里的发现将人类炼铜术推早到公元前4000年。鼎盛期班清人制作的各种精致的青铜手镯、项链、戒指和长柄勺，勺柄上刻有精美的动物图案、手镯制作还经过锻造和退火。班清古文化堪称迄今为止所发现人类最古老的青铜文化。至1982年考古所获历史文物即达18吨之多，包括人类最早的陶器、铁器以及水稻栽培证据。延伸考古更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4300平方千米，所发现延绵数千年之古墓葬群，规模已超过古埃及墓葬群。国际联合发掘、研究仍在进行中。联合国1992年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此之多世界最早，然而并没听见泰国人大肆吹嘘，既没嚷嚷“泰国古文明”，更没听说“第N大奇迹”，充其量不过开辟了一条旅游路线而已。泰国的历史仍从1238年说起。那以前属于扶南国历史，还包括今老挝、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可上溯到公元前1世纪。看来他们的聪明劲确实不如我们，若在咱的地盘里刨出那么些宝贝玩艺儿，指定“四大文明古国”也不存在了，只剩咱才有资格唤作“文明古国”，没瞧一个“曹操墓”就有多热闹！
另一个观点也是明确的：我们的权力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归拢人心，鼓励并扶持御用文人制造历史亮点。而名利诱惑则无可避免地导致“兆山羡鬼”、“秋雨含泪”之类虫鸣此伏彼起，创造“五千年文明史”也在其中，荒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表现的是权力的兴趣所在。说句或许刺耳的话：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給我们送来近现代文明。如果那时清军竟然大获全胜，我们今日也许仍拖着辫子扎着小脚，正研讨学习“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心得体会，就像当初“学毛选”一样。
现实摆在那里：并没人否认中国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没人否认它的延续时间最长，这正是“中华文明”僵化木讷停滞不前的特色。只有我们的舆论喋喋不休地夸大自己、贬损甚至否认其他古代文明，沿袭着古代遗留之“华夷观”。古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现状显示我们正扮演小人之角色，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暂时不提东西方文化源头对于“人”的、形同冰炭的态度差异，那可作为另一个专题。
所以，我不打算跟任何人纠缠在古代文明的具体问题上，那不是我应该去探讨的。何况，争论这些问题无论我还是你或者别的什么人，无非不过抄录某些书上的意见罢了。我需要的是借此说明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以求启迪。欧亚大陆上五个甚至更多古代文明发祥地，初始的进程并无很大差异，越往后，那些融合了其他文化的发展迅速起来，孤芳自赏的“停滞不前”，然后抱怨“落后挨打”。
当年我下乡时，村里人吃的面粉是靠“抱磨棍”围着石磨转出来的；后来买了台八匹马力柴油机，用小钢磨打面粉，“磨棍文明”不再；改革开放以后，村里通电了，用电动机磨面，“柴油机文明”也不再。山里来了个走亲戚的，回去后得意地宣布：山下那些村子“磨棍”都失传了，只有我们这才能把“磨棍文明”一直持续到现在。从东汉到清末，中国社会有什么发展变化吗？不难看出来，当年的“洋务派”、“维新派”并不是被“坚船利炮”击败的，相反，恰是被它催生的。他们全都被“中华文明”所摧毁，中国恰是被“中华文明”折腾到“落后挨打”的地步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余英时前几年跟北明女士有一个访谈，老余认为大陆49以后至今没有历史，“‘准历史’都不是，是伪历史，伪造的历史，为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说得比较尖刻，窃以为基本如此，尚需补充的是：不但伪造历史，被戳穿之后还耍赖，要么装傻，总之绝不会认账。例如，朝鲜战争时所有宣传都说是南韩进攻北韩防御，中共中央1950年10月26日《指示》更明确道：“（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及至苏俄档案公开，越来越多的文件资料证明，那是金、毛、斯合谋进攻韩国惹出来的战事。官方至今没表示，只是不说“侵略”改口说“朝鲜爆发内战”了；又如，大跃进时举国“放卫星”，连“亩产稻谷13万斤”都吹出来了，至今仍装傻。大概想留給子孙后代考古，好作为他们祖上几百年上千年前就实现亩产13万斤的“文献历史学”证据。
类似案例数不胜数，酿成大跃进惨烈人祸的主要精神驱动，就是老毛煽起的“中华文明”势必超越“西方文明”之乌托邦欺诈。“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是那时的核心口号，做不到就吹，全国人民都跟着老毛疯狂起来。毛自有其世界革命领袖野心，兼之以空前严苛的组织体系推行，老百姓只能成“疯牛病”侵袭下的羔羊。
前些日子看男篮世锦赛直播，难免有时需等待。于是不断换台也就见识了CCTV所展示的御用文人撒谎能耐。其一是介绍湄公河流域，说到柬埔寨民间人士抢救贝叶经之情况。解说词里几次述及它几乎灭顶于“战火”。事实是中共豢养之走卒波尔布特夺权之后和平时期大搞消灭旧文化，焚经屠僧是主要目标之一，极其惨烈。推诿于“战火”，何等巧妙之谎言。其二是头号军史专家徐焰说“918”，楞说当晚张学良请示电老蒋整夜不复，可见蒋支持“不抵抗”。事实是直至次日上午开会请来顾维钧，这才有顾氏建议报告蒋政府，待拟好稿件报至南京，已是黄昏时分。而蒋已于事变前一日乘舰驶往南昌，尚在途中根本不可能接什么张的请示电。其三是介绍樊建川抗战博物馆专题，中共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中流砥柱之类陈词滥调完全是毛时谎言，几乎毫无改变。随机地看了点节目，谎言就可以抓来一大把！
文革前读高中时我曾抄录了列宁语录于日记本：“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以作为座右铭。然而革命党却撒谎成性，看来贼喊捉贼确系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谎言以官方名义予以澄清、道歉，看来戈培尔那个关于既然撒谎就要坚持到底的训导得到了充分地理解和执行。文革时曾读到心中偶像蒯大富一个“为革命撒谎有理”的讲话，“菩萨”顿时化作烂泥，由此对其嗤之以鼻。唯不知如今权力是否意识到谎言描绘的“伟光正”还有多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话题稍微扯远一点，现在我们仍当经来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靠不住。马克思（含恩格斯）的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或曰精华部分是它体现了某种终极的人文关怀，例如对劳动者权利的主张以及那段著名论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或曰糟粕部分是赤裸裸的暴力论以及乌托邦欺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类欺诈的一个体现，它的本质是宿命的，所谓“五阶段”史观纯属对历史判读的理想化。例如中国至雍正八年废除奴婢制度；美国1865年才废止奴隶制；印度直至1948年废止种姓制度。且都未能立时禁止。如何划定奴隶社会？若以此论为原则解读历史，就必然会撒谎或扭曲真实。
假如马克思的理论仅仅是一种理论，那么它仍不失为一种研究成果，尽管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摧毁工业文明。例如不时有学者借助其研究去探讨社会经济现象，不排除会有得出有益结论的情况。糟糕的是那些怀着浓烈奴隶主情结的革命家，列宁当算始作俑者，借助马氏暴力论和乌托邦欺诈，煽动民粹主义建成了奴役型国家模式，并推广至许多国家，对人类文明史造成空前的反动。似乎并不能完全开脱马克思的责任，《共产党宣言》已经直白地宣示了反工业文明的初衷，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很苍白，他播下的就是“跳蚤蛋”。
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说的就是这回事。甭管一个人还是一个党，也甭管所设计的乌托邦是以“不纳粮”还是以“举国体制”为纲，只要这套路没有还权于民，一个人或一群人玩政权于股掌之中，都属于奴隶主的思维模式。即使“施仁政”也只是一种恩赐，充其量属于开明一些的奴隶主。剥夺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有鼓励民族主义思维模式的宣传，都是为延续此类统治服务的，务使奴隶变成家奴，自觉地捍卫“做稳了奴隶”之地位。
恕我直言：中国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艺术等等，概而论之，即所谓“中华文明”那一套，过去没前途以后更不会有！充其量不过跟着别人慢慢爬，别折腾出毛朝那类惨祸来就属万幸。从“两弹一星”到“八亿件衬衣”，无一不是复制性成就，创新而令别人来复制的成果基本为零！道理实在太简单：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不被尊重的体制，如果还能“复兴”甚至“崛起”，除非全人类都傻了。
换一个视角，假如弘扬“中华文明”属于正道，那么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大清顽固派就是“民族英雄”；推翻大清朝廷的革命乃至改良都应该遭到谴责。而鸦片战争以后百年中，那些“开眼看世界”直至“新文化运动”鼓吹“德先生、赛先生”的启蒙人士，如容闳、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都应当“打入另册”。看来，这一百年的历史面临重写，就连改革开放，也属于“崇洋媚外”之极端。事实上，现在已经有新卫道士发出类似呼吁了。
关于民族主义的话我已经说过很多，不想再复述。只是需要涉及的一点：民族主义无益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且它与排外甚至仇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式民族主义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恃无恐。朝廷若支持，它立马就沸腾；若朝廷不支持它就偃旗息鼓。余英时就有研究结论，认为当初洋人不准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她想利用义和拳出一口鸟气。否则义和团根本成不了势力，八国联军之战也就打不起来。现在国中民族主义论调之热闹，根子也在权力扶持，甚至不惜亲自出马捧场。若无举国体制不遗余力撑着，中国民智绝不会落到现在这样愚钝的地步。
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早已跨越了工业文明阶段，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开创的是全球化时代，任何标榜地域性、民族性的“文明”都是反文明。亨廷顿提倡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动理论，陷入其中恪守任何“品牌文明”都必然晕头转向，唯有追寻普世价值谋求全人类的融合才有文明可言。温家宝8月下旬在深圳提出：“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结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也表达了融入世界而不是自我边缘化的认识。
这种认识无疑是明智的，他还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更要紧了，不但有“违背人民的意志”这样的现实，还有“死路一条”这样的前景。
再说一遍：现在才想起弘扬“中华文明”也已经不合时宜了，即使退后两千年，我们选择的道路也到不了现代文明这个码头，因为它是一条因循守旧的死路。导致这个结局的是文化一统，哈耶克所谓“思想国有化”，早在汉代就初具规模了，到毛朝则登峰造极。人类文明的阳关大道已经被人家开辟出来，若愿意共享人类文明之路，就只有离开那条死路，任何时候都不会迟。“饿死不食周粟”坚决过我们自己的独木桥亦无不可，乐意即无妨。只是别指望领衔于世界，倘若还想靠“中华文明”与世界一争高下，结果只会越输越惨。
在可以想象的历史阶段，至少本世纪之内，美国仍旧是全人类的楷模，世界必然还得跟着美国跑。道理也很简单：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受到宪政体制的保护与推崇，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环境为土壤，领衔人类社会也是必然的。马克思明智之时还晓得写信給林肯总统，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列宁率领他的徒子徒孙以反美为己任，其实反的只是现代文明，看看那支队伍都集合了什么人就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老毛、金日成、波尔布特、霍梅尼、萨达姆、本拉登、塔利班等等，没一个不是人模狗样的衣冠禽兽。瞧瞧外交部跟哪些国家勾肩搭背，又跟哪些国家吹胡子瞪眼，就不难明白如今当局者心中那盘小九九。
即使没到那种地步，有意思的先例可见盛田昭夫。这位开创了“索尼神话”的元勋并没有摆脱汉文化之影响，当“日本经济奇迹”使世界瞠目结舌之时，他与石原慎太郎合著《日本能够说不》，洋洋自得地鼓吹日本的公司模式理应“全球化”，要把日本的公司管理模式普及全球，而非全球人类共同创造新模式。岂料美国人很快就以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公司的骄人业绩回敬了盛田，岂止“公司模式”，还捎带着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反倒是曾经领衔“收购美国”的索尼公司险遭灭顶之灾。
国人喜欢听郎咸平之流鼓吹的“美国阴谋论”，念叨着美国如何搞垮日本之类八卦故事。忽略了或者说根本想不到的是：即使达到日本人那种认识层次，东方文化在精神境界上也低于西方文化一截！日本人除了明治维新开始的启蒙教育之外，还被麦克阿瑟用枪杆子押着改造了几十年，这才有创造经济奇迹的能耐，却也只是买回欧美技术加以“二次创造”而已，并不具备原创优势。屁眼里夹了颗芝麻就坐立不安，碰壁是必然的。若不是美国佬逼日元升值，日本人也醒悟得快赶紧顺水推舟，及时地踏入资本全球化之中，恐怕田中角荣那个“日本列岛沉没论”已经兑现了。
美国的优势恰在于它没有“古老文明”拖累。它本来就是全球化的试验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文化本身即源自世界各地文化融合的结果。它的短处极多，因为都贴在脸上，任由三教九流抨击。从宪法制定以及《联邦党人文集》可以看到，没有一位参与者可称为“思想巨人”，都是些为各种利益争鸣的杰出的辩护士。于是不存在“一言九鼎”，反倒是“九言一鼎”，正是各自利益必须捍卫，才会有法律至上之尊严，因为那正是利益边界的底线。自由、诚信、法治，是它无尽生命力的源泉。
自由是文明之母，有限的自由创造有限文明，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创造出文明。爱因斯坦在《文明与科学》一文中说：“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话，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不会有廉价书籍，不会有文化，不会有艺术的普遍享受。也就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要是没有这些自由，大多数人会过着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
很明显，他这里“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包括我们中国，如果不是专指的话。而权力扶持的所有“弘扬中华文明”之宣传，目的仅仅在于继续压抑公民权利与自由，以此作为延续官僚阶级掌控“举国体制”的精神手段。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祸国的，除了爱因斯坦上述诠释之外，尚可掂量一下胡适先生这段名言：“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倘若继续靠“一群奴才”就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早就不知“复兴”多少百年了，哪里轮得到我们现在才嚷嚷？海峡那边的民众已经开始认为：政府就是用来骂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谁还敢指望愚民得以久远？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讨论历史只不过为了“借古讽今”，断不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所以，再次感谢阁下的关心，我不打算继续纠缠下去。（20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