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13）
一位当过知青的研究生导师网友文绉绉地提及并谴责“语言暴力”，窃以为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话题。不过，似乎得首先界定概念的确切含义，否则这个话题本身就会坠入“语言暴力”的泥坑里去。因为这个概念很容易成为“帽子”或“棍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赠送给论敌，甚至同道。
粗俗的“语言暴力”很容易界定，那些“TMD”、“NND”、“傻B”之类谩骂，以及毫不讲理的扣帽子、打棍子之类，毫无疑问可以被速判。然而我想，这并非所指，似乎所指乃是那些文雅的“语言暴力”。
文雅的“语言暴力”古已有之，赵高的“指鹿为马”当属经典。不过太古老的故事往往很无聊，因为它们距离遥远，口口相传难免就会走调。我们探寻近世之“语言暴力”，外国的例子始于卢梭，他在《关于科学和艺术的演讲》里就主张诚实压倒“优雅的虚假面纱”。他还用小说《新爱洛绮丝》形象地演绎了他的见解，那里的男主人公认为“诚实的心灵的朴素和情绪化流露”远胜于“虚假的礼貌表演”。更直接的说法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一文里：“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治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 法国大革命，歌德评价说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卢梭是他的大脑。罗氏及其战友们认为革命的语言杜绝了温文尔雅的礼貌方式，残忍的直率更适合爱国者。比如，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惩罚人类的压迫者是仁慈的，原谅他们是残暴的。”“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等等。
这种“语言暴力”很快就蔓延开来，当雅各宾派忙于在巴黎的协和广场剁人头之时，德国的大哲学家费希特吟颂道：“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一幅关于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这个伟大课题的瑰丽画卷。”（《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一卷，P203）人头滚滚却显示“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还算“伟大课题的瑰丽画卷”，这种“语言暴力”属于裸奔之列。
接下去，就有《共产党宣言》里的教导：“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再往后，列宁同志做报告：“历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力对劳动群众的内部左右摇摆的不坚定分子也不能不有所表现。”（《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2月6日。）以上均是“语言暴力”经典的范例，多得很，一一列举会很累人。
世上再无别人像马克思那样频繁、高调地推崇暴力，其弟子们接着加以弘扬，把古今所有智者认同暴力的言论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冰山之一角”。马克思的理论以革命的名义把暴力推上王座，毛归结其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倘若我们再认真观察，不难发现这个主义畅销之处无一能避血与火的劫难。从中归纳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雅的“语言暴力”即革命理论，它麻木人性，弘扬兽性，煽动暴力，用人类的语言发出豺狼的嚎叫。
在中国，近世“语言暴力”的经典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每一个字都散发着“语言暴力”的恶臭，然而却得到斯大林之流的赞赏；及至毛下手清除李文林等反对派，不惜捏造一个“AB团”出来，毛以其生花妙笔起草布告：“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琅琅上口，它使得杀人者理直气壮，被杀者逆来顺受，七万多红军将士的冤魂就在诗意中四处飘荡。
此乃“语言暴力”的扛鼎之作，也是毛诗中唯一的六言长诗，只是被臧克家们编撰毛诗集时给“忽略”掉了。无他，因杀人如麻却没有任何“AB团”的踪迹，时间证明了这是彻头彻尾的“莫须有”，为始作俑者讳当属“语言暴力”之另一种表达方式。“语言暴力”之后的实施，不仅后果凄凉，那过程更是惨酷到极点，就连日寇之酷刑也望尘莫及。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作决议制止滥杀无辜，但是斯大林高兴，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否定了中央局的决议，还下旨称：“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中央文献出版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P271）然后补发正式文件确认这个决定，强调：“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同上书，P283-287）。于是毛之主张得以在其他苏区继续蔓延，愈演愈烈。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里说：“革命成功有两个途径，或以武力或以诈取。”“语言暴力”正是两者合一的产物，是否能熟练地运用“语言暴力”是革命领袖能力的体现，也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基础。除了直接鼓吹杀戮或为杀戮编造理由的“语言暴力”之外，还有撒谎和颠倒黑白的“语言暴力”。比如“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比如“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等等。及至大权在握，简直就是无语不暴力。比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比如“阳谋”；比如“大跃进”；比如“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不但各种类型的“语言暴力”充斥神州大地，“行为暴力”更成为为“语言暴力”伴舞的群魔，酿成亿万民众的灾难，竟然发展成以吃人为显示阶级立场坚定的兽性爆发！可见，“语言暴力”之“软实力”决不可低估，因为“语言暴力”之所以能泛滥，是因为它不仅扫荡了“行为暴力”之心理障碍，而且其身后必有“行为暴力”作后盾。
窃以为，此时提出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无他，盖因“语言暴力”有卷土重来之势，尽管它从未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隐遁。比如，充斥着“语言暴力”的样板戏堂皇地频繁登场，甚至连孩子们也排演了《沙家浜》并上了电视。似乎全不在乎当初为了这几个戏多少人遭受磨难甚至命丧黄泉。又比如，曾经泾渭分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与“十年浩劫”，忽然说成“二十年探索，十年准备，三十年腾飞”了，“十年浩劫”变“十年准备”，难道不是翻云覆雨的“语言暴力”？我们如果不健忘，当记得60年前毛亲自捉刀炮制的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代表的几篇“雄文”，其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30年前改革开放，“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而且是以本国国民不得享受的优惠政策请回来的。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其“回来”的规模远不是“逃跑”时的规模可以望其项背。如今却说成一脉相承，丝毫不顾逻辑背反的混乱给人何种感受，其“语言”确实“暴力”得可以。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语言暴力”当算“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的祖国”，这个本应小学生也不至于犯的“低级错误”，至少十年纠正也不肯改。道理不需啰嗦凡不是白痴者都应该明白，可就连央视名嘴也喋喋不休一犯屡犯。这就不能不使人联系起中国特色的“语言暴力”――“指鹿为马”了。一种有恃无恐的傲慢与偏见，正蔑视着黄土地上所有良知与正直。又有，御用文人们喋喋不休地唠叨一句圣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那以前，1921年，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达成协议，不仅废除了此前所有不平等条约，且获得数千万元战胜赔款；1943年，中国废除了所有尚存的不平等条约，且成为发起建立联合国的“四大国”之一；1945年，中国经历八年浴血苦战，终于成为日本投降的主要受降国，并参与对其战争罪犯的审判。难道中国人民都是跪着做这些事的？国家民族的胜利竟然比不上一场内战的胜利，世上最坚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奉行者，如今倒打一耙指责别人搞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语言暴力”为的只是捍卫被他们扭曲得不像样的“近代史”。
黑格尔说：“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能设想，当中国人民被“语言暴力”所支配，且有“行为暴力”加以胁迫，只用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一统思维，可以称作“站起来了”？我们无妨提出一个问题：把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3750万饿殍所代表的灾难全都隐去，不许查证，不许探究，任何权力不喜欢的意见都不准出版，该算“语言暴力”抑或“行为暴力”？
（2009.10.10首发华知文史；13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