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8）
自打那位语无伦次的秀场大师司马南发动“裸体冲锋”讨伐普世价值之后，一些体制内文人纷纷效尤，发表些带“理论性”的文字以弥补司马氏之笨拙。到7月26日，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陈奎元在该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称：“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他强调：“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陈院长可以算是跟着司马南上阵的最高官阶了，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众所周知，他所说的“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其实就是苏联传授的那一套，核心是“一党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即毛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无论“马列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就连共产党本身，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之一，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无关系。滑稽之处在于，如陈奎元们这等极端崇奉“西方这一套”者，声嘶力竭地反对“西方那一套”，却打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幌子说事，这大约是“中国特色”之一景。
何以陈先生要在十七大已经确立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方针之后要发一通明显不着调的议论呢？有网民找出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以及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话:“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更明白的是胡主席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同时找出来的还有温家宝2006年9月同五家海外媒体的谈话:“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还有，温在2007年2月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他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同年全国人大会上温答记者问:“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其实否认或贬损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者若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仅凭简单的常识便不难明白，倘若普世价值不存在人类就只能相互杀戮直至灭亡，所谓“世界大同”或“共产主义”都不可能实现。如需举例我们可以说“红十字运动”就具有普世价值，即使跟“十字”有历史夙仇的伊斯兰体系，也不过换了个“新月”符号依例奉行；奥运会更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意义，并没妨碍中国朝野如痴如狂地投入，可见其普世性。老毛当年曾经竭力张罗“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图取而代之，结果惨淡收场；即使黄金的价值也是普世的，无论天南地北男女老少都承认。列宁曾誓言要用黄金建公厕，那也是一种另类承认的方式，就像西太后用它打造马桶一样。在中国已经相当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潮流之后，之所以有人会借此发难，醉翁之意其实不在酒。他们趋之若鹜地争相享用西方一切物质文明之成果，惶恐地拒之门外的只有危及其统治霸权的宪政体制。如此而已。
有网民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身为党内理论界权威官员，陈奎元一面批评说“有相当多的党员组织观念淡漠”一面却忘记了“组织观念”的核心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同中央的最高领导唱反调呢？我们继续研究他的讲话：“改革不是神话，正如理论创新一样。党中央进行理论创新，始终要探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如果谁认为从这段话里仍不能证明他不赞同中央最高层的“理论创新”的话，无妨继续读下去：“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思想理论建设，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学习、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去研究执政规律，与资产阶级政党就没有分别。失去了政治灵魂、政治保证去谋求领导的能力，既得不到劳动人民的信任，也不会为新产生的社会阶层长期接纳，苏联共产党的悲惨结局殷鉴不远。”读罢陈先生上述这些否定“创新”的讲话，我们不难看出他表达了对中共最高层关于“理论创新”、“执政能力”、“进一步解放思想”等政见的异议。
如果还记得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而且，习近平今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自1949年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重大转变，集中反映了我们党8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也反映出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媒体理解习近平这个讲话的精神就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陈院长所谓：“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思想理论建设，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学习、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去研究执政规律，与资产阶级政党就没有分别。”所谓“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我们难道还读不出两个讲话味道截然不同么？何况，任何政党成员反对本党已经形成的决定理应属于党内“持不通政见者”。倘若我们知道中国社科院官方网站恰是在小习同志讲话的次日，即9月2日以“我院头条”公开发布陈院长的讲话，那味道似乎更玄妙了。（https://www.cass.net.cn/file/20080902197040.html）
陈院长果然比司马南牛得多，号角一吹，响应者众，吨位也大不同。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10月，陈院长再次放话:“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者徐天亮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文章；11月11、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刊发了该院侯惠勤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上、下）》；11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了“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最新理论成果《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尽管这些文章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逻辑混乱，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文革气息，却是中共的主流媒体刊载的。
本为喉舌的媒体如此密集地同最高领导层唱反调，应该算新闻了。兼之又传来《炎黄春秋》遭整肃，杜、杨二主将被强令“退休”，不少人担心“只缘妖雾又重来”。不能说担心毫无道理，因为这些报、刊没有对应地刊载反对意见，倘若两面皆刊，我们似乎可以感到欣慰：隆隆作响了几十年的“党内民主”雷声，终于化作一缕雨丝了。其实“普世价值”不过一个话题而已，在中国，可以争议的话题多了去，甭扯得太远，自改革开放以来哪一个进展不是在争论不休之中取得的？“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姓资姓社”……,就连首都机场一幅画、李谷一唱的一首歌也都横遭鞑伐。那时有无上权威邓公拍桌子，谁想不通就干脆“不讨论”，“摸石头过河”再说。试想，就连“姓资姓社”这样的“大是大非”都可以纳入“不讨论”之行列，“普世价值”算老几？充其量不过“姓资姓社”之一个分枝罢了。胡哥等被一个政协副主席兼院长的噎了一口，拍得桌子么？说白了，没人能拍桌子就意味着民主开始了。历史告诉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会淡去的，可任何专制都离不开威权，权威淡去威权就会逐渐失灭，专制便转化成混乱直至“乱世出英雄”打造一个新的权威继续混，周而复始。试想，光绪若有康熙那等威风，康梁还至于亡命天涯么？所谓改朝换代也即“周期率”正是如此产生的，老毛也承认克服它唯有民主。请注意，那年头老毛们说民主是从来不加前缀的。所谓“人一阔脸就变”，抢得天下就给民主加各种嚼口了，因为他有了拍桌子的地位与资格。
在中国，自打著名的商鞅给“车裂”了以后，两千多年来但凡改革派皆无好下场，延续至胡、赵。倘若我们细细思量一下，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化总会不断地腌制出许多阴沉木脑袋的卫道士来，鲁迅称之为“染缸”柏杨称之为“酱缸”，总之盛产不思进取只知捍卫的货色。瞧着今日这些振振有词反对普世价值的主，我们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些反对修铁路的主，他们其实一脉相承，倘若再涉及“宪政”，他们就连修辞造句都基本雷同，基调都是“不合国情”，从西太后那时一直念叨至今。君不见百年前那些顽固坚持“祖制特色”抗拒宪政的朽臣，不是把朝廷“坚持”到灰飞烟灭的境地里去了么？社科院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不知是不是受司马大师《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启发而作，这些卫道士们一边否定普世价值一边又谈论“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且不论其逻辑混乱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们主张的“一党专制”那一套，都是从苏联批发回来的，无论“普世”到哪里，也属盗版范畴，拿来冒充“中国价值”会让人耻笑的。
想想都可怜，中国人抵制改革开放竟然折腾了一百多年，邓公力挺促成局部改革开放，遭遇的阻力不知有多大，乃至于一个总理说“万丈深渊”、“地雷阵”；另一个总理吟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悲壮其实源自投鼠忌器，因为改革开放是以保全毛的遗产为底线的，尽管它的每一项成就都来自对毛式政策的否定，但需注意倒掉洗澡水留下“孩子”，也即无异体制约的权力。邓公说过：“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这就是“器”，不得通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卫道的老鼠们便躲在这些坛坛罐罐间吱吱乱叫，黑猫白猫都只能干瞪眼。我们并不奢望“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只奢望认真奉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谁都知道，如今地方各级人大的头儿全都归党委书记兼任，草根民众连自主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都没有了，各级人大代表皆由权力选定、官员占大多数。只说今年以来，雪灾、地震、矿难、问责官员、四万亿救市、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流转，哪一件事有人大的踪影？当初建立这个制度时是这样告知人民的么？宪法又是如何规定的？真正架空这个制度的不是草根民众，恰恰是权力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获了尾大不掉的效果，各种利益集团已经颇具规模，他们已经开始为捍卫既得利益而施展魔力。例如胎死腹中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又例如争了十几年最近再次热闹起来的“燃油附加税”讨论；屡禁不绝的矿难瞒报似乎并非“地方保护”便可以概括得了的。本属全社会的主要资源被打着“国有”旗号的各类集团垄断，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也是相悖的，自1993年“利改税”之后，无偿占有全民共有的土地资源、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资源、例如通讯等社会资源的国企，堂而皇之将其化作“利润”自享。社会不公由此而愈演愈烈。而人民推选的代表缺位，致使人民无法表达他们的述求，工会等组织官僚化，基层民众无法伸张他们的合法权益，陈院长所说的“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口号和实际措施都不少，但是许多突发事件显示近年来党群、干群的关系不但未见明显改善，反而有激化的迹象”盖源于此。
正如温总理答中外记者所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这个认识是中共高层从自身经验以及世界大势中总结出来的，是这个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事实上，世上所有革命党无一不是打着“民主、自由、解放”的旗号揭竿而起的。一旦革命成功，权力使人着魔，便不肯“还权于民”，找出种种借口把持权力,如萧伯纳所言：“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陈院长的讲话，难道不也证明即使中国也只能走向民主的么？倘若按照毛时代的做法，敢哼出与最高层相左的呻吟，即便那声音很细微，也难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命运。或许陈院长正梦寐以求收拾异见，不过毛时代那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例多如牛毛，那是一个弘扬兽性的时代，绝对不可能再复辟的，因为人民不愿意重回水深火热。（2008.11.28首发炎黄论坛深水区;29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