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10）
三月底，古巴政府公布简短公告，允许古巴百姓使用手机。在此之前，古巴的手机是只允许外国人以及古巴党政要员使用，寻常百姓是不准问津的。尽管那里的手机使用费高昂，开始出售的手机属于最低端的，售价280美元，相当于普通百姓14个月的工资收入，还未考虑老百姓根本支付不了手机使用费。但此次开禁毕竟显示了“后卡斯特罗时代”的某种进步迹象。
2008年2月19日，古巴执政卡斯特罗在《格拉玛》报发表公开信，宣布辞去古巴国家和军队的最高职务。至此，这位世界上实际执掌国家权力时间最长的人物宣告退位，他已经82岁了。五天之后，他的弟弟、年届76的劳尔.卡斯特罗正式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主席，正式接掌古巴国家的最高权力。
此事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美国国务卿赖斯期待古巴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媒体热衷于报道古巴局势“极其平静”，还有一些人则乐于称道劳尔说过“要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看得见的变化是：又过了五天，古巴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了。从前，卡斯特罗的古巴说人权是“美国的阴谋”，因为世上只有阶级的人权，说普遍人权只能是阴谋。不过古巴只是蕞尔小国，反复无常恰是小国寡民的正常心态。君不见，当年中苏决裂，卡斯特罗不是挺积极“反华”的么？当中国人狂热地满街乱转，“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呼号余音犹在，陈毅元帅文革之初在鼓励外交口红卫兵造反的大会上就特地拿卡斯特罗来开涮，毫不客气地抨击了这个反华小丑。于是我们知道，卡斯特罗不光反美，而且反华。
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说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图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亲美的独裁政权。然而我们读关于卡斯特罗的读物时，知道卡氏原本是跟巴蒂斯塔站在同一个阵线反对原总统普里奥的，他的战友们甚至责怪他对普里奥的抨击促成了巴蒂斯塔的政变。他后来回忆道：“连那些人都认为我揭露腐败行为造成恐惧，导致发生了政变，企图把罪责归到我头上。这种看法没有丝毫道理，但却很强烈。”其实，那时普里奥政府打算出兵参加朝鲜战争，巴蒂斯塔只是利用军队的反参战情绪对普里奥施加压力，“逼宫”而夺权的，并没有费一枪一弹。然而，当时只要没经选举的夺权都不得人心，遭遇古巴舆论反对并不奇怪。而随后卡氏又与被废黜的普里奥站在一个阵线反对巴蒂斯塔了，甚至求助普里奥出资给自己的队伍买武器。卡斯特罗演讲时说：“巴蒂斯塔以武力上台，必将被武力推翻！”然而他没有说“武力推翻”者是否还应该“被武力推翻”，并一直轮回下去。
至于巴蒂斯塔式独裁，我们读到的文字说他杀害了约两万人，不过并没有举证。只是我们从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里却看见了另外的样子：卡斯特罗可以在哈瓦那创办广播电台，与此同时，还创办了《指控者》刊物，这两者都是公开反巴蒂斯塔政权的，例如卡斯特罗的文章写道：“我指控你，可恶的暴君！”而被指控的独裁暴君却允许这样的指控公开见报。我们还得知，卡斯特罗组织武装暴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刚一收监就可以接见记者们继续发表反政府讲话；可以聘请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即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哥哥可以进监狱陪伴他；可以写文章拿出去发表；可以阅读数百种图书，包括苏联文学和全套《资本论》；可以与家人及其他战友通信、拍电报；可以派人出差到墨西哥去继续指挥反政府运动，他的使者梅尔瓦竟然还可以回到监狱向他汇报！卡斯特罗在一封狱中书信里写道：“康德让我费了些脑筋，马克思好像比天主经容易懂些。不论他还是列宁都有一种可怕的论战精神，而我在这里因读书而快乐、欢笑和享受。他们对敌人是毫不留情和可怕的。近几天，我读了几本有趣的书：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伊万·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若热·亚马多的《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生平——希望的骑士》、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苏联城堡的秘密》、恩里克·奈特的《爱情的逃兵》、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的诞生》、一部俄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一本革命参与者的自传、A.J.克罗宁的《堡垒》。我深入地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座监狱是多好的一个学校！”尽管巴蒂斯塔亲自探访卡斯特罗时后者以“七.二六颂歌”迎接这位“独裁者”，被判15年徒刑的卡斯特罗入狱两年后即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获得特赦而出狱，如此“独裁者”也够可爱的，足以令享受“真正的民主”的张志新、遇罗克们羡慕不已。
而卡斯特罗掌权后毫不犹豫地枪毙了150余名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我们很愿意相信革命领袖们向我们描述革命对象的残忍与恐怖，然而这种描述其实只是为了证明革命暴力有理的说辞。肖伯纳在《革命者的箴言》里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肖翁的前辈莎士比亚则用《约翰王》说了另一句话：“用暴力攫取的权杖必须用暴力维持。”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些论断的真实性。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杀戮远远超过被推翻的路易王朝，就连“化学之父”拉瓦锡也未能逃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雅各宾杀戮的人中，85%是革命者和革命的追随者；列宁发誓说：“我们就是要当雅各宾派！”于是苏俄立国之初就有25万人被枪毙了。及至斯大林接班掌权，他的“大清洗”已经举世皆知，无需赘述了；毛泽东说：“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波尔布特的革命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杀了两百多万，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到他那个“人类社会的天堂”里去了。相形之下，卡斯特罗还算文明的，他把对其政权不满者都赶走，而不是杀掉，于是1200万古巴人，流亡到美国的却有300多万。就连“亲密战友”格瓦拉也出走了，这次出走还算明智，否则谁也不知道“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何时降临到他头上。挺滑稽的一件事是：美国不得不以每年批准两万古巴逃亡者进入美国为条件，换取卡斯特罗取消无限量驱赶的政策。那时我们不解的一个困惑就是：怎么都是“社会主义天堂”里的人们逃亡到“资本主义地狱”里去，却不见“地狱”里的人们逃往“天堂”去呢？
卡斯特罗的统治，使古巴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南方周末》刊载的报道：“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红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这些就是劳尔.卡斯特罗说的“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政府“务必以全面、连贯的方式”实现的目标。这些“基本需要”是根本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要维持生命就必须奔“黑市”，也即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补充。最紧张的时候也就是苏联解体而失去援助的时候，连中国大使馆都只能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解决生活所需。按照邓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古巴显然达不到。
没有一个革命领袖不是以一种充满迷幻色彩的美好未来煽动群众的，也没有一个投身革命的百姓不是奔“好日子”而去的，然而随着时日的推进，革命原则逐渐取代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甚至连追求幸福生活也变成“资产阶级思想”了。列宁曾经接过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最高的法律是革命的利益。”他把“以革命的名义”作为最高准则，这个原则颠覆了人间一切道德、权利、正直，人权变成不齿于革命的狗屎堆。剩下的，只有“面包会有的”这一句从希望转化成嘲讽之名言。
卡斯特罗终于老去，不得不将权柄留给他那也不年轻的弟弟。权威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劳尔还能挺多久？无需太久，等到劳尔也挣扎不动了，这薪火又传给谁？我们当年的英明领袖早就未雨绸缪了，所以设计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然而那些条件看来并不灵验，刚培养出一位“接班人”就迫不及待“抢班夺权”了。他没有格瓦拉那么幸运，摔死了，再培养一位已来不及，弄得老头子很忧伤：“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当人类已经找到了民主的方法以求“长治久安”之时，总有些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回归中世纪旧梦的“理想主义者”，是进步还是复辟？大概也“只有天知道！”
劳尔接班之后，已经开禁了DVD播放机、空调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倘若不是因为开禁，我们根本设想不出连这类家电也会被禁。古巴的故事给人以联想：倘若列宁真的“解放全人类”了，世界将会是啥样子？电脑、互联网肯定不会有，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工具；电视、手机、DVD、电冰箱、空调机、微波炉、数码相机、GPS等等大约也都不会有，因为所有这些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玩艺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带到人间来的异端，没有一样是美好的社会主义贡献给人类的，禁都禁不及，遑论发明它们？俄式理想是“面包会有的”，毛式理想是“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朝鲜、古巴式理想都包含着“不食嗟来之食”的志气，只可惜老百姓总是经不起诱惑，理想只能泡汤。正如我们的媒体报道古巴人欢迎手机解禁的话语：“我们盼望这一天已经盼望得太久了。”一点骨气也没有。惟一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造一些“嗟去之食”，让他们的老百姓也面临诱惑呢？若可以做到这一点，“红旗插遍全球”肯定早就实现啦！
（2008.4.10发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