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8）
薛涌先生是受人尊重的学者，每见到他的文章，总是会认真拜读。本期（2008.1.10）《南方周末》D24版刊登了他的新作《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照例认真阅读，读罢颇有收益，然而也有些看法不敢苟同。
中国文化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尽管我们从感情上也许会觉得有点别扭，但事实总是不能否认的。其实，这个论点早就有人主张了，李白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杜甫更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明代文人黄宗曦、李挚、顾炎武更以对儒学作否定性批判而著名。就连李鸿章，也知道：“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否定中国文化的意见出现，及至新文化运动，其宗旨就是批判中国文化，认定它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必须彻底革新，否则就不会自称“新文化”了。
然而薛涌先生说：“我则认为，中国文化的失败，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早已失传的结果。”这就令人费解了，既然“早已失传”，薛先生说的“孔子理想中的政治秩序”又从何而得呢？顾颉刚在《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里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认为孔子其实只是一个任人妆扮的偶像。如今薛涌先生又为我们奉献了一个新的孔子，并且把“中国文化失败”归咎于没能挖掘这个孔子，讲民主的孔子，“穿透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回到孔孟的原点上。”而我以为，中国文化的失败，恰在于对孔子的“圣化”。因为这种“圣化”，必然要窒息其他思想，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也就随之窒息。对应于体制上皇权的至高无上，文化层面也需要树立一个“圣人”，有事没事都可以到“圣人”坟头上刨点土沫来包医百病，这才是中国文化失败的根源所在。崇圣的文化引导人们跪下，“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很明显，就是要消除中国文化中“圣化”内核，使文化“平民化”，真正回归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纵观欧洲文化的历史，在那里，他们偏偏忘记为自己树立一个“圣人”。这个疏忽使得欧洲人失去了与之“保持一致”的核心，于是大家各执一词，这才导致所有人都偏离“正确的航道”，民主恰是如此产生的。一切为发现了真理而欢呼雀跃的文化都会无可避免地归于专制，而崇尚圣化偶像的文化都造就独裁，只有兼容并包、“不生乔木，只生野草”的文化才可能踏上民主之途。就像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说的：“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并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说道，例如清朝人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可惜孔子这把火烧得太旺，且不按规律熄灭，其他人的价值都被“灯下黑”给灭掉了，所以尽管过去了两千多年，人们还得到孔子坟头上刨土。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薛先生也热衷于到孔子坟头上扒拉点东西下来。
中国文化的失败还在于它永不言败，孔子老占着茅坑大活人只能被尿憋死。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恰在于新陈代谢，倘若没有推陈出新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孔子的永恒证明他的子孙都是废物，如果他们真有出息就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少让他们的老祖宗安息，不要劳累了两千五百多年还得代表中国文化四处奔波。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成货真价实的“啃老族”了，连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骨头也啃得津津有味。
我们无妨抄录薛先生以下一大段文字：“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这一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的宣言，竟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宣言：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昏钝，在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鲁迅这样的精英认为他们应该有的思想。在他们获得这种精英们指派的思想以前，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改造国民性’就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自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决不会比知识分子差。”
不敢苟同的是：中国的专制主义早已延续几千年了，它没有什么古代与现代的区分，充其量不过混不下去时就改换表面形式而已。而这种形式的改变也只不过因为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换一种应付方式罢了。张之洞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毛先生说的“人民民主独裁”、“马克思加秦始皇”便是最形象的诠释。它证明，无论怎样地“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文化瓤子里的专制主义是不变的。毛先生曾经骂国民党：“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话极精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文化因素恰在于它骨子里的中国文化因素和表面上的西方民主因素，必然搞不过老毛那种把西方唾弃的专制主义拿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然民主体制在中国连一天也没实现过，又如何断代“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呢？难道要以《阿Q正传》发表之日为界限么？否则是难以将“奠基”的桂冠扣到它头上去的。至少，孙中山1894年建立“兴中会”时所创造的“三民主义”就明确地主张“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了。后来，鉴于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国民党终于成功地在它所盘踞的台湾扬弃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一方面证明它还是崇尚现代化的；另一方面似乎生不逢时。此乃后话。
何况，《阿Q正传》不过只是一部小说，它充其量不过描述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已，担当不了那么伟大的历史重任。阿Q也只是小说里的主角，他身边还有一群配角，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农民中之一部分，至少不包括闹“义和拳”的那部分农民。又不止农民，中国社会其他群体里同样会有阿Q的影子。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并非农民的大小知识分子说过从阿Q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说明“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并不准确，他代表的应该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百姓之大多数。一部小说，能够如此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真实，它就是成功的，它并非《共产党宣言》那样的政论文件，没理由将其推到“奠基”的炉火上烧烤。
中国的问题，恰在于中国人自己的昏钝，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有一句话说：“只有愚劣的统治者，没有愚劣的人民。”窃以为这话说反了，应该是“只有愚劣的人民，才会有愚劣的统治者。”伯恩施坦曾经有一个著名论断：“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普遍的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地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这个论断我们可以照搬过来看待“人民”。
“人民”是什么？一般地推论，它表示统治者之外的所有人，也即芸芸众生吧。这个群体里无疑会是鱼龙混杂的，谁都不可能准确地定义这个群体的禀性，因为它本身就不具有惟一性。那么，对于任何国家，它的人民应该只是国民而已。不同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不同的国民性，其实也只是主流群体的共性而已。薛先生认为“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这话不假，接下去他说：“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自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决不会比知识分子差。”这个说法存在误区：首先，像“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应该属于老百姓中之一部分，他们说的话本身就是老百姓中的一种意见，谁也无权指责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其次，知识分子并不具有“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的权力，恰如我们现在不能指责薛先生“指令”中国文化的失败一样。罗素先生曾经指出过，知识分子受到特殊尊重，并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正因为专制社会知识不普及才使拥有它的人成为“精神贵族”，在民主社会实现权利包括知识权利普及开之后，这种话语特权就会消失。
窃以为应该如此认识：正因为老百姓自身尚无知识乃至“参与公共事务”的渴求，这才造就了“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吧！中国国民性的造成，是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功劳，“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的客观存在，不是鲁迅之类知识分子所造就的。恰恰相反，“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塑造阿Q之类形象为的是改造中国文化而不是改造老百姓的灵魂。任何人的灵魂只能由自我所决定，旁人是改造不了的，即便老毛那等雄才大略，搞文革也只提“触及灵魂”，还不敢妄言“改造灵魂”。因此，鲁迅先生至多可能触及他的读者的灵魂，对于根本不读书或者不读他的书的老百姓而言，鲁迅跟孔子一样等于不存在！所以我认为，鲁迅其实只存在于中国文化里，是旧文化失败和新文化诞生的因素，而不像薛先生所描述的，充当老百姓的交通警。
能有效地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的是体制，任何国家的国民性其体制都是最大的决定因素。美国的知识精英如果没有确立宪政体制，美国的国民性决不会成现在的模样；又如德国和日本，当初的体制造就了那样的国民性，后来的体制又造就了现在的国民性；还有我们自己，海峡两岸具有天壤之别的国民性，体制仍旧是决定因素。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决定体制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们，不管算精英还是算精神贵族。所以，在民主的体制之下，老百姓推举精英；在专制的体制下，老百姓接受精英。
窃以为，薛先生应该指责的是那些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们，而不是像鲁迅那样的离经叛道者。黑格尔曾经指出：“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我们只需将“皇帝”二字换成“权力”，应该还能说明国民性的现状。他接着又指出：“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这句话如果把“才能”换成“关系”，似乎也没有过时，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钻营官场，那情景还跟黑格尔描述的一样，进步在哪里呢？
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失败，是从理性或历史发展的角度评述的。还是那个黑格尔，在评价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纪实》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倘若从现实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失败，只不过又变换了形式。例如，家长制变换成兄长制，虽然它显示出比家长慈祥，但一种体制内的思想仍控制着每一个人，依旧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不仅个人不允许在精神上拥有个性，就连下一级组织也不允许具有个性。历史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坚守朝纲依然成为宗旨。官僚化已经空前强大地掌控了国家经济，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所有的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中国的百姓还是那么冷漠与麻木，他们像看戏一样观看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依然为成功的演员捧场、幸灾乐祸地为那些失败了的演员喝倒彩。只有当哪个角儿在台上栽倒，尤其是那些名角儿，你才能从诸多刻薄的咒语中体会台上台下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只有当孔子又重新被官府所祭奠，我们似乎才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原来古今官府是一脉相承的。（2008.1.18发华知、老三届、天益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