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01）
5月16日，第60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现在已经落幕几天了。自打张艺谋领头闯出国门，《红高粱》获得柏林金熊奖以来，国产影片从欧洲弄回几个大奖，中国的电影人便有些不可一世，自以为弄个洋奖如探囊取物。不久前，张艺谋拿着《满城尽带黄金甲》、冯小刚则拿着《夜宴》去角逐奥斯卡金像奖，双双铩羽而归。及至本届戛纳电影节，姜文扛着部《太阳照样升起》去搏，结果连入围的机会也无；据说还有一部影片，尚未通过国内电影局审查，于是华语片全线落榜戛纳电影节，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的电影、电视，刚改革开放那阵，曾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迎来了新时代。其实属于错觉。文化革命一折腾，举国上下只剩“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全国观众陷于严重的视觉饥渴状态，邓公急于打开局面，管制不是那么严格，张艺谋们恰逢其时，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影评界一个主流意见是，八十年代叫做反思时代，那时的电影也发掘了人性的题材。79年出品的《小花》堪称啼声初试，把以前那些“高大全”挤了挤，也算是那个年代英雄走下神台、草根找回人格与尊严在影视界的反映。个人价值、人性化、人道主义等，皆属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乃至不时惹出些卫道士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至于那时的外国传媒，也跟国内观众一样，从看不见到看得见，新鲜感带来夸赞，也给国人尤其是那些电影人一些挟洋自重的机会。当然，早期张艺谋们的作品所注视的人性，奠定了成功的基础，这是不应怀疑的。
如果说，以“第五代”为标识的中国电影人曾经拍摄过感悟人性的影片，首先算84年的《一个与八个》，并确实打动了观众。但这些自鸣得意的电影人充其量不过随大遛而已，“风波”一过，九十年代又成红色英雄复苏的年代，权力扭曲了受众之观赏面。接下去他们都走向堕落，要么乐此不疲地搞笑，借以赚取上座率填补饥渴的腰包；要么任意扭曲历史，编造一些伪历史剧；要么假借武侠的名义，玩弄声光排场，虚脱得像一尊泥菩萨。总而言之，他们不约而同地拽着自己离开地球，逃避任何现实生活。大约正是回归主流文化吧，当初《红高粱》获奖，原文化部长刘忠德先生便指出：“张艺谋《红高粱》，中国人在酿酒时（往酒里）撒尿，可能有一些人，那是极个别的，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民族。咱们文艺作品应该抓住典型性、有代表性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我认为这就是缺点。”言下之意，只应该歌颂，不应该暴露，哪怕只有一点点。一部影片，偏要扯到“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民族”上去，可见官僚意志的浅薄与骄横，难道像《教父》这样的大片，是为了代表美国或“美利坚民族”才拍摄的么？
中国近代的历史，给文学艺术以近乎无限广阔的素材空间，然而偏偏写不出好作品。我最觉得可笑的是，号称最耀眼的张艺谋冯小刚，竟然有脸面拿《黄金甲》、《夜宴》那样的烂片去奥斯卡竞逐“最佳外语片奖”，简直就没有自知之明，就像屎壳郎炫耀自己的粪球。结果，所竞逐之大奖连提名也无，大约是评委给点面子，提了个“最佳服装”之名，显然提名之时就被塞进字纸篓了，最终啥也不是。倒是名气等于零的美籍华裔导演杨紫烨以抗艾滋病题材《颖州的孩子》获第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那个老张本以为有望竞争一下的“最佳外语片”，被德国一个刚出道的新手用《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夺去了。思想，人性，都被慢待的境地，用鲁迅的话说：“不生乔木，只生野草”。别林斯基说过：“艺术没有思想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不过是一具死尸罢了。”死尸无论披挂多么炫目的黄金甲，还是死尸，即便穿上金缕玉衣也改变不了其禀性！
不光是电影，几乎每一个看电视的人，都在抱怨没东西可看。宣传部管着，电视除了宣传就剩娱乐，我们民族的文化大约就在“咏哥”们打哈哈或赵本山们耍贫嘴之中堕落，堕落，再堕落。如今中国的文艺界，耀眼的明星几乎全都靠出洋相成名，“小品”成了大雅之堂的“正餐”，大概确实符合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当文艺成为“手很黑，脚上有牛屎”的人群的玩具，这个民族的文化想不堕落也难。
我忽然想到，我们几千年的皇历，是否都这样翻过去的？秦始皇焚了书，坑了儒，却被当代大学生认定是“最崇拜的十大伟人”之列；那个被焚了书，被坑了儒的孔夫子，也在这“十大伟人”里（参看：北青网，https://msn.bbs.ynet.com/viewthread.php?tid=4...），不知该算“兼容并包”抑或“相反相成”。仅瞧这“十大伟人”之选择，不能不叹服宣传和教育的威力。例如孙夫人，头戴“国母”凤冠，却充当外国间谍头目，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但凡尚有一丝“体统”，都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却入选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之“十大伟人”，我于是怀疑，这代大学生确也浅薄得可以，大约依旧会“只生野草”，他们的“最崇拜”无疑是当代教育的结晶。隋唐史专家孟宪实教授曾遭遇过一位“博士后”慷慨激昂谴责佛教密宗入侵中原时对汉民族的血腥杀戮，被问及其史料依据从何而得时，这位“博士后”告知说是从金庸的小说里看来的。
电影无疑与电视紧密相连，人们习惯称之为“影视”就足以证明。电视既然成为当代社会第一媒体，那上面又如何呢？CCTV-1正热播《贞观长歌》，编导自我介绍为“描述贞观盛世和谐社会”的作品。略有历史常识都应该知道“玄武门之变”的典故，李世民为了夺取皇位不惜杀兄逼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尽管房玄龄为之涂脂抹粉加以掩饰，依然抹不掉基本事实。更可笑的是，李世民的后代们承袭其衣钵，还在李世民传位时便闹出亲王相争之丑剧来。后世更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皇室相残的闹剧，甚至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也不能免。道德服从于胜者为王，唐王朝堪称肆意涂抹历史之最，史家的无耻风气也始于唐太宗，史书官修即其首创，并延续至今。此前，尽管史书亦有偏颇，但决不似唐史官这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贞观之治”其实不过夺得权力者的吹嘘之作。然而现在却以“和谐”为题，继续颂扬，此类以扭曲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恶劣做法生生不息，除了继续堕落，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历史一旦被宣传所管制，接下去的只能是滑入黑暗。在中国掉进“贞观之治”的蜜缸里不可自拔之时，欧洲正经历空前黑暗的中世纪。然而，欧洲史家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例如艾因哈德所著《查理大帝传》，被后世学者称赞为“提供了丝毫不假的真实情况”。欧洲得以突破黑暗走向光明，仰仗对历史的正视，恰恰相反，“贞观之治”以后的中国则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黑暗之中。现在编造一出唐剧《贞观长歌》，无非吹捧今世也属“贞观之治”一般圣明，马屁文人无良，掩饰“天不变道亦不变”潜藏着的危机，以求一己虚荣之满足。又可以借用席勒的话：“艺术家虽然是他的时代的儿子，但如果他同时是时代的门徒甚至是时代的宠臣，那对他就不幸了。”席勒是德国人，显然不懂中国国情，我们这里，凡门徒或宠臣都很得意，属于特权阶层之列，“不幸”是与他们无关的。
有句名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们拿来当经典论据，我却想，它未必对，例如白裤瑶的“砍牛”，怕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反之，“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恐怕才能成立，例如白裤瑶也在看电视打篮球哩。扫一眼我们的影视作品，谁如果指望它们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怕只是白日梦。如果我们以1949为坐标原点，应不难看出文学艺术在那以前的略显辉煌和以后的日益凋敝。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专制就已经严重压抑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虽然凑合出“四大古典名著”聊以自慰，但那里的思想建树苍白如纸，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至于毛登基以后，明火执仗地高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乃至其他。一切上层建筑都必须为公有制经济基础服务，所谓民族文化，由过去不自觉的奴才文化转变成自觉的奴才文化，这是毛的伟业。歌德说：“文学的衰落表明一个国家的衰落。这两者的衰亡是步调一致的。”似乎有些道理，当举国上下只剩下那些“样板”作之时，国家也濒临“崩溃的边沿”。给宣传部把住命脉，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就成了官僚任意扭曲的盆景。
忽然想起艾青先生1979年2月23日参观广州盆景展览时所作《盆景》一诗，发表于当年《作品》第五期，我抄录下来了，全诗照录如下：
好像都是古代的遗物
这儿的植物成了矿物
主干是青铜，枝桠是铁丝
连叶子也是铜绿的颜色
在古色古香的庭院
冬不受寒，夏不受热
用紫檀和红木的架子
更显示它们地位的突出
其实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
受尽了压制和委屈
生长的每个过程
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
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
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
以不平衡为标准
残缺不全的典型
象一个个佝偻的老人
夸耀的就是怪相畸形
有的挺出了腹部
有的露出了块根
留下几条弯曲的细枝
芝麻大的叶子表示还有青春
象一群饱经战火的伤兵
支撑着一个个残废的生命
但是，所有的花木
都要有自己的天地
根须吸收土壤的营养
枝叶承受雨露阳光
自由伸展发育正常
在天空下心情舒畅
接受大自然的爱抚
散发各自的芬芳
如今却一切都颠倒
少的变老，老的变小
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
标榜养花人的技巧
柔可绕指而加以歪曲
草木无言而横加斧刀
也许这也是一种艺术
却写尽了对自由的讥嘲！
现在翻阅艾老这首诗，你不难捕捉到他当年的感受，我想，那时他一定还有错觉，以为真的获得“第二次解放”，可以自由写作了。（2007.5.1发华夏知青论坛，那时错认戛纳电影节开幕日期为5月6日。现予修改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