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28）
3月25日，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柏林发表了《柏林宣言》，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注视下，欧盟轮值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共同签署了《柏林宣言》。随后，27个成员国领导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合影留念。此举乃是纪念50年前六个欧洲国家签署的《罗马条约》。巴罗佐说：“20世纪的战争让我们变得弱小，一体化将使欧洲重新伟大起来。”当然，我们的新闻报道免不了“艰难出炉”、“前景不容乐观”之类酸溜溜的描述，见惯，也就不怪了。
巴罗佐的话言简意赅，即使只从1840年开始计算，欧洲的战争无论规模还是残酷程度，都不是中国式“落后挨打”可以望其项背的，当我们那些可爱的学者把一切愚昧与落后都推诿到别人身上时，欧洲人自我反思；当我们如获至宝时，欧洲人却把他们发明的那个主义弃之如敝履。《柏林宣言》的制定者大多数系社会党国际成员，然而他们并没有涉及任何主义取得什么胜利，只赞扬了欧盟在民主、和平、法制以及经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要继续维护各成员国独立性和多样性的传统。的确，多元文化共存于“一体化”的旗帜下，欧盟创造了人类不同群体和解共处的范例，绝非任何主义可能做到的，苏东集团当年曾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旗帜，但那个集团里的“无产阶级”却从一开始就不停地争斗，你死我活，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
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进展，无疑给其他地方人类以启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宣告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至少不下50个，一度辉煌得令我们的毛主席豪言不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压倒西风”，等等。然而，灰头土脸却已卸掉了殖民地包袱的西欧，则安心料理自己的事情。1957年《罗马条约》签字以后，欧洲获得史无前例的飞跃发展，推动快速增长的根本因素在于科技创新以及“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上世纪后半叶，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信息、其它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量的2/3以上，那些关于“靠掠夺殖民地发达”的原始说教早已被历史证伪，只有我们的教科书还孜孜不倦罢了。反过来，那些消灭了掠夺、当家做了主人的第三世界国家，又有相当国家选择了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却陷入泥坑，除了血流成河简直一无所获。
这些都是最简单、直观的历史事实，至今仍被复杂的理论所颠覆。但只要撇开那些理论变幻无穷的泡沫，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万变不离其宗”的本意，说来说去不过为了维护“一统天下”罢了，文人们还可以分一杯羹，难免乐此不疲。欧盟的“一体化”跟我们的“一统天下”是格格不入的，《欧盟宪法》遭遇全民公决之否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高无上的是自由表达的民意，而非无孔不入的权力。
不知是否巧合，恰在欧盟即将迎来50华诞前不久，谢韬老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于是惹来许多抨击。尤其是那些带着花岗岩脑袋去撞墙的卫道士们，赶紧去翻历史的垃圾堆，连篇累牍地搬弄些陈词滥调向谢老开炮。我看了几篇文字，什么“裘真”、“武兵”、“奚兆永”之类，比起他们的前辈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关戚”来，水平显然差了不是一截两截，而是“望尘莫及”。读读这些文字，不禁会想起文革时的“大批判”，这些个卫道士们大抵相当于“工农兵评论员”的水平。那么，不客气地说一句，谢老的文章起到了“搅屎棍”的作用，把那些在化粪池底沉淀了许久的乌烟瘴气都搅和出来了。
这是邓公“不讨论文革”之决策留下来的遗产，也是必然。文革是主义藤上结的瓜，清算它势必导致主义之崩溃，危及“一统”，那是万万使不得的。但不能面对历史，企图掩耳盗铃又必然使“四人帮”的徒子徒孙们得以蛰伏，遇到机会就跳出来。把这股臭气污染了环境，全怪罪于谢老，似乎不怎么公平，老先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的文章对于旧时代的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于历史明摆着，那个时代是个污浊的时代，否则就不必改革开放，只管“照过去方针办”就是了；证据的另半段是，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惊世之成就，远不是旧时代可以攀比的。谢老看见了问题，也批判了问题，不幸的是他想给问题找个台阶下，这才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中国只能靠这个“正宗”来解救。
倒霉的是，谢老这个主张本来就“先天不足”，把“民主社会主义”硬说成马主义根本不靠谱，在经济方面，它否认了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政治方面，则否定了国家是政治的暴力工具的理论，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两个方面被否认，马主义的立论基础——唯物史观——也就被否定了，还要自称马主义，小辫子就被人抓住了。跟“四人帮”相比，“民主社会主义”离马主义更远。其实，主张变还是主张不变，这是修正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任何愿意“与时俱进”的皆属修正主义，只有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者，才有资格做马克思主义者。谢老吃亏，在于他本应该把问题聚焦于谁更合理之上，而不应该去争论谁更正宗。
不过，无论谢老还是那些拼命打谢老左脸的家伙，没有一个说得明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啥？社会主义又究竟是啥？马克思只是把历史、政治、经济、伦理搅合成一堆，根本就没有理出“主义”之头绪。这个世界上，对马克思最不尊重的人就是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伙，他们全都在强奸马克思，把自己的私货都说成是马克思先生的“主义”，“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证据仅仅在于，马克思先生根本就不曾承认有过一个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劳什子。1890年9月28日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里就明确介绍了马克思晚年之叹息：“如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46）
我们无妨也来戳一下“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软肋。他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于是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可惜他们漏掉了这句话前面的一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于是我们知道，马、恩原本说的“自由发展”是指“联合体”实现以后的可能性，亦即共产主义建成后的可能性。但要建成，只有一个路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于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断章取义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
马克思先生关于“消灭私有制”以及“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论断与下面的论断形成悖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P32）所以恩格斯才会在晚年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他否定了1848年也即《共产党宣言》里的论点。唯有中国的御用文人善于诡辩，他们称：“‘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与‘两个决不会’（指上引马克思文字）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们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做坚定清醒的共产主义者。”用一组“既不要……又要”便将悖论的两端捆到一起了，反映出一种虔诚教徒不可理喻的僵化。
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本质依然是一种霸道，它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实际上只是一种奴隶主情结在作祟。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主义者跟毛主义者秉性相同，之所以会打起来是因为毛主义者认定前者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中国只许毛主义来救，任何一只公猴子都不允许狂妄地跑来染指本王地盘。所以，说某主义救国，跟设立国教并无实质区别，它甚至还不如“依法治国”来得准确，只可惜所依并非真法，而是王法。回头望去，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依法治国”史，所依之法皆为朝廷制定，官府执行，百姓遵守罢了。
在中国，大抵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体制内游离出来的精英，他们具有独到之慧眼，能看出来那个体制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开始救援行动。这种救援首先提议“开窗户”，于是必然遭到那些哪怕“凿壁偷光”都要坚决反对的毛主义者们攻击。据说，谢老曾被打成“胡风分子”，试想，胡风本人当初就以《时间开始了》轰动全国。结果虽然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那种“搬石头”的痴情要改也难，他们总结教训时只会苦思冥想怎样才能不“砸自己的脚”，却想不起“搬石头”是否错了。
所以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大抵“民主”只是形式，“社会主义”才是实质。可是既然没人能够说明白社会主义的定义，它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属于“三无产品”。那么谁如果相信一个连定义都搞不清楚的“主义”，除了上当，不会有第二个结局。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么？既然90年来几十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没有一个不是灾难制造者，那么还没“检验”够么？毛主席当年说过：“有的人比猪还蠢。猪朝前拱，碰了钉子还晓得回头。中国的顽固分子是死也不晓得回头的。”对不起，今年是猪年，倘若冒犯了“年主”，还请“天蓬大元帅”见谅。
按照字典上的定义，“主义”这个词若与“社会”、“资本”等连用，表示体制；若与“马克思”、“列宁”等连用，则表示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窃以为尚不是本源，依汉字本意，“主”即驾驭者，奴隶主即驾驭奴隶者，君主即驾驭君子也就是文臣武将的人，房主驾驭房子，地主驾驭土地，工厂主驾驭这间厂，等等。驾驭教徒的上帝称为“主”，大约穆斯林认为别的“主”都是假的，只有驾驭他们的才是“真主”。“义”就简单多了，“经典”、“教义”是也。主义其实就是某品牌上帝的教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为上帝的教义，列宁主义就是以列宁为上帝的教义。就算是一种思想体系吧，它也是排他的。也就是说，一旦“主义”起来，就不许别人另搞一套。所以才有“四人帮”的孝子贤孙嚷嚷着要“立法”惩治“汉奸言论”之类，甚至还有直接叫唤要“法办”谢老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社会主义无非排他主义，而所谓资本主义也无非兼容主义，仅此而已。
也许会有人拿资本主义来说事，不过那显示出一种无知。“资本主义”并非人家爹妈给起的名字，而是混混们给人家取的外号。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还没有通行“资本主义”这个称谓，他也没有使用；首先给资本主义赋予含义的是Blanc1850年定义：“资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但这个定义显然行不通，因为它名不副实。马克思只是1867年写《资本论》时才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那时离《宣言》发表已经过去近20年了。又据高放先生考证，最早使用社会主义是1832年圣西门信徒在《地球》杂志的文章，内有：“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随后又有《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先流行起来了。
既然先有“推翻”而后才有“资本主义”，我们能否认为，马克思在《宣言》里信誓旦旦要“用暴力推翻”的尚不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只是为了迎合“推翻”之需要才制造出来的词汇？韦伯的学说把个人主义跟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德国学者舍勒则论断：“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至于国内，别瞧几十年来大批文人慷慨激昂批判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人能给资本主义下一个严谨、准确的定义，他们只知道领导上不喜欢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例如，批判了几十年都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也论证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不料邓公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了，于是文人们又忙不迭地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根据了。
实质是，世上并无所谓资本主义，黄仁宇说：“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那么，“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又是什么？拿任何一种模式去套，都没法套得住的，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日本等体制皆截然不同。归结到最后，只有自由、民主、平等、私有、竞争、市场等等，它们成为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
但若说完全不能区别两种体制也是说不过去的，例如肖枫所著《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客观存在。这种区别除了表现在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之外，还表现在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不同。”（P276）这种说法既有强词夺理之嫌，例如所谓“公有制”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挂着“国家所有”牌号的权力所有制根本谈不上“公有”；所谓“私有制”也不存在，因为奠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它的所有权归全社会股民所有。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实质区别就只剩下两项：政治体制是“一党专制”还是“三权分立”；经济资源是“国家垄断”还是“社会共享”。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历史，不难知道，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科技革命的产物，它的每一个进程都伴随着科技进步的成果，二战后世界GDP总值中，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即占3/4；20世纪，几乎人类的全部科技进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的，人们数得出来的唯一骄傲就是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尽管它的太空技术很快就被美国超越，但毕竟也是社会主义得意过一次的范例。这并不难想像，当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经济资源等都被官僚机构所垄断，又怎能领衔科技进步于世界呢？有人总结说，人类只有两项伟大的发明，其一是科技；其二是法律。这个总结高度精辟，我想它漏了一项，就是文学艺术。窃以为，这三大发明应该算人类文明的基本结构，或曰人间正道。《柏林宣言》关于民主、和平、法制以及经济之说道，并未离开三大发明的范畴，只是没有涉及任何主义的皮毛。
当年，老毛言之凿凿地宣告“一边倒”，说是选择了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邓公也言之凿凿地宣布：“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都是中国式权力傲慢的表现，跟马克思的论断截然不同。马克思是怎样教导的？“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绝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府。”（《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人民出版社版，P530）
尽管马克思这段教导与他两年后在《共产党宣言》里的选择社会形式又形成悖论，但这段话还是比较实在的，似乎那些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是如此办理的，那里的人们并不刻意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并不理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禁止任何形式的“国教”，而只是努力发现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柏林宣言》表达的正是这个宗旨，并非立“民主社会主义”或其它什么主义为“盟教”的。
（2007.3.28发华知、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