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24）
1931年9月18日，民族败类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导致关东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接着又违抗蒋介石、孙科、汪精卫三届内阁的命令，继续放弃锦州、热河，给日本军阀的嚣张气焰火上添油。正是因为有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作诱惑，上海的日军也按捺不住要一显身手，从而导致1932年“1.28事变”发生。同时，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国际社会极其藐视中国。顾维钧等涉外人士普遍感觉到，由于有淞沪抗战，国际上重新评价中国，大有刮目相看之意。因此，淞沪抗战之积极意义不可低估。而长期以来，一种论调是指责老蒋不增援十九路军，第五军开赴淞沪战场明明是老蒋的调遣，却变成张治中的个人行为。至于蒋调遣宪兵六团到上海接十九路军部分防务，不算增援反倒算“阴谋破坏”了。甚至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的《回忆录》里（详见《文史資料選輯》第３７輯Ｐ１—１４，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版）也不乏指责，却讴歌中共对1.28淞沪抗战的支持。事情究竟如何？
中共中央1931年9月22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毫无根据地谎称：“国民党政府事前参与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缴械与投降。”然后命令全党：“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页）随后，于9月30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里宣告：“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同上书，第452页。）几十年的宣传连篇累牍地抨击“攘外必先安内”，却一句不提“不攘外只乱内”的；也不提“武装保卫苏联”的。这两个文件已经正式摆明了中共的态度：抓住日本入侵的机会，加倍努力推翻国民政府。
不止是这些宣言，中共随即开始行动：1931年9月下旬，朱毛红军率先开始攻占会昌、寻邬、安远、石城等县，连续作战四个月，使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军力扩张至30余县境，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任主席；同日，鄂豫皖苏区率先完成红四方面军的组建，张国焘领衔，并立即开始攻势作战，11月10日发起黄安战役，攻打国军第69师驻地黄安县城，激战至12月22日；随即又开始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攻势作战直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以后，6月方结束；12月14日，朱毛红军策反原冯玉祥西北军第26路军，该军在宁都哗变加入红一方面军成为第5军团；1932年1月，贺龙所部第2军团（后称红3军）发动襄北攻势，在夺占多个县、镇之后，20日展开应城县陈家河、龙王集战役。其余各处亦陆续开始攻势作战。12月毛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第一号，命令各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并指挥革命战争，推翻国民政府，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总之，利用“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严峻形势，趁着国民政府忙于对付日本攻势之机，中共不失时机地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武装斗争，发起中共史上首次大规模攻势作战。这使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穷于应付。
在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亦同时受到南北两边的压力。南方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势力，1931年5月28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9月11日粤、桂军阀在汪的督促下开始“北伐”，攻至衡阳城下，因顾祝同军守备森严，粤、桂系内部各怀鬼胎，并未发生激战。蒋采取和平攻势，积极主张与粤方谈判，此线仅处于对峙状态。“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坚决不抵抗，东北军撤退至锦州、热河一线。鉴于日军一面向占领全东北出兵，另一方面以部分兵力向驻守锦州及以南的张学良施压，锦州战事迫在眉睫；而张学良一方面无心抗日，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中央军开赴华北加入对日作战，局势非常严峻。汪精卫则趁机要价，迫使蒋介石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南京政府交给粤方建立孙科内阁。无论蒋、汪，南京政府都极力要求张学良坚守锦州，竭力抵抗日本方面的可能进攻。但张学良顽固坚持“不抵抗主义”，于1932年1月2日下令撤退锦州，甚至退至山海关以内。在此种形势下，汪精卫1月24日在南京对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称：如果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战争之中，必定会立即遭致中共军的乘火打劫。所以，他的施政方针首先“竭力从外交方面活动，以防止日本侵略之扩大”；其次“日本军队无论向中国何处侵扰，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但政府此时不必宣战。”（蒋永敬著《抗战史论》，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5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军事攻势，十九路军立即予以还击，这是执行国民政府早已既定的方针。几十年来不断宣传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是自发行为，甚至蔡廷锴回忆说蒋介石派张静江游说十九路首脑，要他们“忍辱负重”不要抵抗。这其实都是经不起历史资料验证的谎言。早在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呈蒋电报请示：“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次日复电指示：“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0月6日，日本军舰大举驶沪，蒋即电令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恤，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兄（即熊式辉）商妥决定。”（《抗战史论》，第127页。）这些历史资料足以证明，国民政府早就定下抵抗方针，蔡廷锴等人在《文史资料》里的回忆，也承认早在日军开始进攻之前，十九路军就已经作了充分的物资准备与精神动员，倘若国民政府不许抵抗，那么，这类准备与动员也该禁止的。实际上，直至战争打响之后，汪精卫依旧发表《政府对日方针》称：“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革命文献》，三十六辑，第1572页。）
开战伊始，下野的蒋介石立即发表声明支持抗战，并于1月29日恢复军委会常委，负责指挥军事；授权他一面抵抗进犯淞沪的日军，一面开展外交交涉。他立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准张治中领衔，组建第五军开赴淞沪前线。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2月2日，政府确定《全国防卫计划》如下：
（一） 第一防卫区：黄河以北，司令官张学良，徐永昌副之。统率东北军及晋绥各军。
（二） 第二防卫区：黄河长江之间，司令官蒋中正，韩复榘副之。指挥在鲁、豫及苏、皖北部之军队。
（三） 第三防卫区：苏南及浙闽，司令官何应钦，陈铭枢副之。除指挥第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外，并由赣调五师增援淞沪，由湘出二师、粤出一部入赣，监视赣南共军。
（四） 第四防卫区：广东广西，司令官陈济棠，白崇禧副之。统率在粤、桂之军队，并派兵入赣剿共。
（五） 预备区：四川，司令官刘湘，刘文辉副之。令准备五师以上兵力，集中鄂东待令。（见何应钦1932年3月4日在洛阳所作《军事报告》，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速记稿。该报告还介绍了国民政府财政所拨军费数量：1931年11月以前（蒋主政）月支2300余万元；12月（孙科主政）领到1110万元；1932年元月仅领到551万元。载《抗战史论》，第124、127页）
按照上述命令，应该是一个很强硬的抵抗计划，当时上述各区共拥有兵力240万，其中陈诚部曾于1931年11月23日通电全国，请缨北上抗日，“与倭奴决一死战”。（《第九军军长陈诚呈所部请缨抗日上中央电》，《革命文献》第35辑，1268页）陈诚部当时驻扎在江西峡江、吉安、万安三县境内，已奉命准备开赴上海增援抗战。1936年2月4日，就在十九路军与日军激战方才开始后不久，全国各界均竭力声援上海之时，中共红军开始攻打赣州。《彭德怀自述》称：“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彭德怀毕竟直率，毫不掩饰“利用”之立场。事实上，原定开赴上海增援抗日的陈诚、罗卓英部三个师，不得不急援赣州；蒋鼎文兼任师长的第九师当时驻扎在江西上饶，奉命限于2月20日以前抵达淞沪前线增援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然而因赣东北苏区、闽浙赣苏区按照中共指令和“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原则，趁机猛攻。蒋鼎文部只得且战且退，及至摆脱重围已经3月7日，错过了增援的最佳时机。（《抗战史论》，第128页）
然后，赣州久攻不下，只得撤军。中共改变计划，以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逐次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三军团实施之；红一、五两军团，由朱毛率领东征福建。毛在长汀动员部队时没忘记连带日本：“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经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的阴谋是一个打击。”而那时，日寇正在淞沪作战，且不断增兵已经使劣势转为优势，厦门从哪里来的“日寇”？然后，连克武平、长汀、上杭、龙岩，并攻占漳州。然后发布《训令》，指责国军从来不会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从未放松攻打红军，“否则，红军早已直接对日作战了。”而现在红军进攻国军，“正是实际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同时命令：“当红军发展到接近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首先应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动员群众积极参加红军”。（以上参见：《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4页）大约国军正在淞沪战场上“与帝国主义勾结”，接着，红军继续攻占了龙海、长泰、漳浦、云宵、平和、南靖等地。大约这就是真正的对淞沪抗战的支援，趁着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时候。
而各路军阀也不甘自身利益受损。2月2日洛阳计划下达后，蒋介石立即派遣李济琛、陈公博前往张学良处，除详细介绍《全国防卫计划》之外，尚动员张学良打出收复东北旗号，立即开始进攻东北，如此则造成日本首尾难兼顾，减轻淞沪战场日军增兵之压力。并告知：除中央军已准备北上的部队外，宋哲元、商震、庞炳勳、孙魁元等部亦已请缨北上，愿为收复东北之战竭力。然而张学良“王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被追急了便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护地方，拥护中央”来搪塞，不着边际。李、陈口焦舌燥，眼看拖过了时机，只得颓然而返。这样一个毫无良知可言、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祸害最严重的民族败类，几十年来被当作“民族英雄”来讴歌，除了说明这个民族的昏聩之外，不能说明别的。往张学良脸上贴金越多，给中华民族抹黑也就越多。迄今为止，民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只是谋私利的借口，它被浓墨重彩地打扮起来，只不过为了私利的需要，任何高唱民族主义赞歌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心底里只有团伙的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利益的概念！
四川军阀刘湘，在手持汪、蒋亲笔函件、被派去商讨“备五师以上兵力，集中鄂东待命”细则的张笃伦刚到武汉之时，就致电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张笃伦入川即枪毙！令何阻止张入川。而两广部队则按兵不动，愣是不前往江西接替调往淞沪战场的部队防务，直至淞沪战场激战已毕，广东方面才以接管大庾钨矿为条件出兵接防。终极结果就是《全国防卫计划》落空，老蒋无奈，只得急调在河南的胡宗南第一师驰援淞沪，然而这个师却需绕开正四面出击的鄂豫皖苏区，好不容易开到长江边，日军军舰已封锁航道，只得昼伏夜出，化整为零，足足用了二十多天，该师才得以集结南京。若几个方面有任何一项不被中国人自行阻碍，淞沪战场必定是另一种局面。最后，全体中国人齐声咒骂蒋介石，特别是那些阻挠、破坏增援的人们，说他不抵抗，说“蒋介石不顾人民大众越来越强烈的抗战呼声，仍避免调正在‘围剿’红军的作战部队转用于对日作战。”（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版，第124页。）可是，恰恰十九路军本身，就是在1931年底，因日军在上海加紧挑恤才从福建、江西“围剿”红军战场调来抗敌的部队。如果没有国民政府抗日的决心，哪里会有十九路军的壮举？呜呼！历史。（2006.1.24发华知、猫眼、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