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4）
一份文件公布出来，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显然不同于1940年代前半叶中共的文字精神，关于此，南方某报已经有所触及。民主（democrancy）源自古希腊语的两个词根：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s）。雅典人将其赋予多数人的统治，以区别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体以及个人统治的独裁政体。古希腊城邦实行全体公民都参与制定法律的直接民主；柏拉图设计了共和政体，即人民不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或执行，而是选择干这个事情最合适的人选，又称代议制民主。民主原本是个普适性的词汇，即使翻译成中文字面意思也很简单：人民做主。演化成政治词汇，“民”即多数人，“主”即统治，也就成了多数人的统治。这个词汇便成为褒义词，受到一切稍有常识的人们的欢迎，即使从骨子里憎恶民主的人们也不得不奉迎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一版，第304页。）但为了“对付民主”，他们继续弄出来一个诡辩，把它分裂成阶级的民主，本质上是使之相对化，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1883年8月27日《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至此，“对付民主”成了悖论：无产阶级革命既然不能“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不可能组成“多数人的统治”，当然是不能追求民主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难道人数极少的资产阶级就能构建“多数人的统治”？看来，只有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能够利用的“一种手段”才是目的。
列宁在尚未夺取政权、甚至还没指望夺取政权的1912年，在《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里这个“手段”似乎成为目的了，他说：“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53-54页。）然而当他夺得政权之后，1919年《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事情就颠倒了：“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议会、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429页。）对比其1912年的论断，不知那是否属于“奉为至宝”或“向人夸耀”。那年他在“全体居民”的“全体”二字上加了重点号，须知，这就排除了任何阶级的或其他的分类。
阶级的民主实际上否定了民主，因为民主的本意正是列宁所谓“全体居民”做主，何况前面还有“只有”给予的排他性强调。在夺取政权前后的变卦，不仅证明了使民主概念相对化的“手段”，也证明了理论本身的不可确定性。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是“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操作的多数人的统治，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这个阶级内部多数人的统治，连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只能在这个民主范畴之外，归根结底还是少数人的统治。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有精辟的论断：“国家的本质，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列宁1917年也在《国家与革命》里断言：“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于是墨索里尼、希特勒直至萨达姆，都在嚷嚷“民主”，贴着他们自己品牌的“民主”。当民主被阶级的、种族的或其他什么定语包装之后，它就成为一块任人宰割的蛋糕，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切割一块，供自己和自己的亲信们的暴政品尝。其实民主只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为实现多数人意志的政治形态。相对于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而言，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无疑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然而，即使未遭扭曲，民主也是不够的。
我们姑且认定全体居民在“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下产生出“多数人的统治”是合理的，但它不是完全的。例如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审判”就出了问题：“多数人的统治”处死了他，而无论如何，苏格拉底罪不致死。一个因为言论而遭致杀身之祸的恶例，竟然出现在民主体制之下，不管如何辩解，都无法掩饰民主的缺失。还有，无论苏维埃的暴行以及纳粹的残忍，都建立在“多数人的统治”之上，从形式上说，萨达姆那100%的选票，也没有违背“全体居民选出”的原则。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即使实行真正的民主，也是不够的。
不是有人利用希特勒上台来抨击民主制度吗？这个抨击打中了民主的要害，它的并不完善之要害。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这个要害或为之作徒劳的辩解，正因为这个要害的存在，民主才会被纳粹钻了空子；五花八门的专制才会堂而皇之喊着民主的口号。法国革命之民主导致了雅各宾派的恐怖暴政；德意志的民主成为希特勒的战马；伊朗的民主成全了霍梅尼，如今又成全了另一位狂热的极端分子，都应该算典型的事例。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必须同自由站在一起，人们才可能构筑尽可能完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自由才可能填补民主的漏洞。假设自由成为有效的法则，居于少数的犹太人便不至于遭到荼毒，而独裁者也无法稳坐于民主的宝座上。美国人的成功恰在于自由的弘扬，尊重并有效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是他们致胜的法宝，如果美国宪法没有伴随着“权利法案”，很难说希特勒是否会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
外国的故事也许可以少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是影响巨大的，然而它并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德先生、赛先生”，少举了一面“自由”的大旗，尽管我们不敢断定，即使高举自由的旗帜，是否就能撼动专制的基石。列宁1917年2月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里说：“其实，民主是排斥自由的。”这是一种扭曲，为的是使“苏维埃民主”得以恣意践踏自由；希特勒也如法炮制，以“纳粹民主”蹂躏犹太及其同情者的自由。
多数人的统治绝不是多数人的专制，伯特兰.罗素在1918年出版的《政治的理想》一文中向我们解释了这个区别：“民主是人类发明的一套装置――这算得上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对自由的干预。如果整个国家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那么理论上民主将可以保证其中人数较多的那一派的意志得以实行。然而实际上，如果不辅以足够的分权与制衡，单凭民主是做不到这点的。同时，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对一致性的苛求本性，或者仅仅是以阻挠他人为乐的心理，以及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同兴趣和气质所采取的无视态度，都可能导致即使在一些根本与己无关的事情上，多数派也要对那些少数派横加干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多数人的意志可以整体意志的名义表达，也即有政府状态，就已经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也即民主。然而它并没有涉及少数人意志，于是才有借民主以压制少数人意志的扭曲，例如阶级的民主或种族的民主，成为多数人的专制。
罗素在同一文章後面继续说：“多数专制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凡是认为大多数必然代表正确的思想都是不对的。当每一个新问题产生时，大多数的意见总是首先出错。”“任何新问题产生时，大多数人总是被偏见和习惯势力所驱使，从而误入迷途。进步是在少数人在逐渐影响下，通过改变观念和移风易俗才能取得。”“大多数人应克制自己，凡事不是绝对需要一致行动时，就不必以一致行动来强加于人。这一点极端重要。”至此，问题应该比较明白了，只有民主是不够的，无论它是无定语的民主还是什么主义或阶级的民主，或者是“首先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之民主。不管民主的立宪议会、选举原则或者其他的什么，都可以被各式专制移花接木。唯有保障自由的民主，或曰自由基础上的民主，才不至于成为一场滑稽剧。反之，任何离开自由甚至诋毁自由的民主议论，都只不过是以多数专制冒充民主的伪善。亚里士多德早就在其《政治学》里告诫：“在极端平民政体中，处处高举着平民的旗帜，而那里所行使的政策实际上恰恰违反了平民的利益。”民主的缺失在于它没有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有效保护，只有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之同时，也有效地尊重并保护了少数人的权利，这个体制才是完善的。也即，除了民主，还要有自由。否则，民主同样是危险的。
我们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崇尚自由的，但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例如《共产党宣言》里那句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里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旦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那句台词：“面包会有的！”但对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而言，自由是民主的基本前提，国家甚至社会都不如组成它的个人重要。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许诺到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准予个人自由；资产阶级却宣布：“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是产生于国家的繁荣，而是来自个人自由的发展；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幸福；产生于每一男女都有符合个人兴趣并能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工作；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而又充满爱，在感情中消除了因失望而产生嫉妒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产生于生活富于乐趣并在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创作中得以表现出来。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只有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才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乞灵于国家是无法达到这些成就的。”（伯特兰.罗素：《自由之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寄托于遥远梦幻中的自由给提前到现实生活中享用了，与其等待遥不可测的完整自由不如马上接受残缺的自由，你喜欢哪一个？（2005.11.4发华知、百灵、猫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