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0）
老实说，百岁老人巴金辞世，惹出一堆非议，不光有人于心不忍，我也有点。那么，缘故何在？思来想去，结论只能是：“都是长寿惹的祸。”
怎么会呢？其实作为社会人而言，巴金老人至少在新世纪到来时已经消失了；若算得更早的话，十年前当他要求“安乐死”之时，就已经消失了。其实严格地说，巴老比那些同行“大师”要好得多，至少，那些个当初跳得更高、影响更糟的“大师”，例如郭沫若，连个忏悔都没有，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去聆听上帝的裁判，哀荣备至。巴金多活了许多年，惹出来无数非议，其原因如下：首先是如今的人们同十年前相比，思想深度深得多了；其次，如今的自由度以及传播手段也高多了；第三，人们的权利意识已非昔比，说话的欲望大不同前；最后，巴老在那支积了怨的人群里殿后，来不及发泄给他们的怨气都泼在扫尾的头上。于是我说：“都是长寿惹的祸。”假如当初果然了却他的心愿，未必如同今天这般委屈。恰如同鲁迅那篇《立论》里说的：“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我们不能太过责怪巴金老人的文章不够深刻，作家只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水平写作，要说错的话，该说那些给他扣了高帽子的人。但既然这顶戴受用了许久，掀掉顶戴时也难免受些苦，至少还会带掉些许毛发，老人在天之灵就只能担待。巴金老人在当初随大流去落井下石，多少还是留了点情面的，他对胡风的批判文章里，不管怎么看，都不似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老舍、丁玲等人那么歹毒：郭沫若是大声嚷嚷要“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茅盾说：“胡风其人自始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真走狗”；夏衍说胡风是“巧妙地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最阴险的政治上的敌人”；老舍称：“看懂了他的心，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曹禺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走狗”；丁玲称：胡风是“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其余的讨伐连篇累牍，罄竹难书，我们不再列举。然而，所有这些慷慨激昂故作姿态的讨伐者中，并没有谁像巴金老人那样忏悔：“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他们后来基本上难逃被整的命运，得以活下来的立即控诉自己遭遇的迫害，却全然忘却了自己曾经给别人的迫害。
但既然是“大师”级的人物，享受着高干的权力与待遇，如此自我批评是没有深度的。当初，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700余名中国文化名人聚集一堂，26位代表登台发言，只有没多高地位的吕荧教授仗义执言为胡风辩护，结果招致台上台下一片谴责之声并欢呼吕荧教授被当场逮捕。我们无需企盼巴金为胡风申辩，但吕荧教授何辜？不为其申辩也就罢了，中国文联不为文人说话，中国作协不为作家说话，其余的，工、青、妇等等，都一片声地成为党管制自己会员的工具，难道仅为自己“感到恶心”就万事大吉了吗？胡风已于16日在自己家里被捕，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还不到八个月，作为四川省选派的全国人大代表就违宪被捕，可见那部《宪法》之虚伪，以后的践踏就如同家常便饭，而毛泽东践踏法律的言谈，居然也成文人们歌颂的内容。指责巴金也许无可非议，谁让你成他们的头儿呢？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你就不要冒充作家，更不要接受“大师”之恭维。因为这不是巴金与胡风个人之间的恩怨，也非巴金个人的忏悔就可以掩饰体制的根源的。既然是《随想录》而非《个人忏悔录》，“大师”之“随想”就毫无水平可言！而且，当一群文化侏儒在那里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所粉饰的权力就可以放心地践踏真正的文化人，侏儒们则负责遮掩流淌着的鲜血！
只要看看老毛一手制造的“胡风事件”的恶果也就明白许多事理：仅按照《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关内容：“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当年在胡风家乡，即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何况，毛泽东醉翁之意并不在酒，在他亲自捉刀收拾胡风的时候，就准备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后来在《论十大关系》里说：“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紧接着反胡风开展的“肃反”，目标是“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毛钦定打击对象“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数据，这次运动查处了81000名“反革命”，被列为斗争对象的约140万人，刚给胡风落井下石的知识分子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自食其果了。接下去，反右、反右倾、文革，“天天都是好日子”！
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写的短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很深刻的忏悔，言简意赅。然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得改改：“起初他们追杀胡风分子，我不是胡风分子，我帮着追杀；后来他们追杀右派，我不是右派，我帮着追杀；后来他们追杀黑线人物，我不是黑线人物，我还是帮着追杀；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
巴金的忏悔又有些不识时务，恰如同周扬晚年的反思，他们都违背了利益集团的规矩。中国的官文化，维系这个文化本位是极其重要而且心照不宣的。跻身于统治集团的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这个集团的礼仪，决不可以有失体统。巴金的《随想录》已经冒犯了集团的威严，弄得大家都不自在；而“文革博物馆”的提议，更犯了这个集团的大忌。顾准说：“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巩固。”反之，“无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只要触犯了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就不是选拔而是清除，一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远的不说，大臣、将军栽了的数不胜数，就连皇帝老子犯戒也不行，例如光绪，违背了这个“祖制”，一样没好果子吃。如果连副主席、总书记都不能幸免，遑论巴金！于是，巴老旧病重发，给权力一吓，不但“文革博物馆”自觉收回，本非随想的《随想录》也只得收笔。两面不讨好的巴老，只得说自己活着是个累赘。在中国传统的官文化面前，巴金终于败下阵来，然而又没有勇气和精力挣脱这个圈子，毕竟，喝了几十年羊奶长大的人，换成狼奶只会喝垮肠胃。
百岁老人巴金走了，这是曾经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的著名作家，我们当然应该纪念他的业绩，也该为之主张“说真话”而喝彩。但很遗憾，恭维其为“大师”，显然不妥。因为这样的“大师”多了，无益于提高民族文化的水平。在一个话语权不充分的环境之下，评说什么“大师”是无稽之谈，谁知道有多少“大师”早已夭折，又有多少“大师”失语？尼克松当年恭维美国人民：“沉默的大多数！”那么，中国人民是否“沉默的大多数”？倘若硬要评选大师，我第一个推举陈独秀，第二个推举胡适，第三个推举鲁迅。新中国的文人，没有资格冒充什么大师，努力不成侏儒也就不错了！没听林彪怎么说的？“谁也不要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既然如此，何必再费事寻找什么“大师”呢？
（2005.10.20发华知；12.28跟猫眼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