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9-11）
中学时课文里就有《祝福》，读它时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也记不得老师是如何分析它的，唯一的效果就是多了一个攻击别人的词汇：“祥林嫂”。倘若谁说话罗嗦，就送他这顶帽子。只是她这种絮絮叨叨怕至多也就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地步，鲁镇上的人烦了，便不耐烦。那只怪祥林嫂没有做到镇长的位置上去，如果她当了镇长或书记，每日里向鲁镇居民讲述那狼吃孩子的故事，镇上的人便不会不耐烦，反而要说“深受教育”、“大受启发”，每天都有新的心得体会。
说老实话，同情只是理论上的事情，感情上只剩下鄙视的成份，至少，她干嘛不参加红军？看人家吴琼花或曰吴清华，类似的命运却有不同的选择，人家就没有沦落成乞丐，并横尸街头，革命成功了至少也是正处级干部吧！不消多说，鲁镇肯定也是革命成功了的，否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成了空话。害死祥林嫂的封建礼教是被废除了，不知阶级礼教是否建立起来。那个封建礼教跟经济利益搅合到一起，就成了罪恶。她原先的家婆索去了一千七百五十文工钱，还实施绑架，换取八十千财礼，等同于贩卖妇女。所以鲁四老爷愤愤不平：“可恶！”不过经过解释以后便“然而……”了。换成现代话语应该算“但是后面做文章”的。鲁四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必须“然而……”，否则将危及他所宣讲的“理学”尊严。就好像现在那些人，一旦说起文革之类也忍不住“可恶！”但必须“然而……”下去，说明那是前进中的挫折，不影响那个封建礼教之辉煌业绩的。倘不如此，不足以证明阶级礼教执掌权力的合法性。
那么是否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就大逆不道呢？恐怕未必。救助弱者是政府的责任，祥林嫂那时的政府没有尽到救助弱者的责任，所以那是个反动政府，所以理当被推翻。至于像鲁四老爷这样的地主阶级，你指望他发慈悲是违背阶级斗争理论的，所以不可能，因为一旦可能，那就给这个理论抹黑，于是祥林嫂只能冻死饿死，唯有如此，才能证明那理论的正确。但鲁迅似乎立场尚未周正，他给祥林嫂发月薪五百文，而她不到一年的收入也换得十二个鹰洋，还刨去了吃住在内的，今日下岗职工肯定没有这个待遇，恐怕得CEO之类白领的俸禄。不管怎么说，鲁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是根本的错，假如设定这个制度，每个月从她的工钱里扣缴百十文，再另缴医疗保险之类，到老了就有所靠不致冻死或饿死，鲁四老爷也就心安理得了。
那么把祥林嫂害苦了的，既非鲁四老爷，也非原本的家婆，只是帮佣阶级的阶级姐妹柳妈。是她把祥林嫂吓痴呆了的，而且，造成社会舆论歧视祥林嫂的，也是柳妈的说词。倘若追究起民事责任来，柳妈就够赔一壶的。这么一来，说明祥林嫂缺乏法律意识，不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索赔它几十千文，还是不至于冻死饿死。
祥林嫂很痛苦，关键在于她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例如，鲁家要祭奠福神，那些与祭祀有关的器物什么的，她是不能碰的，因为她身上积淀的晦气，于是只有做些粗码的下手活。这导致她的痛苦，才会有“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例如当年的知青。工厂、学校里的事情他们是碰不得的，只能下到乡下去做那些“接受再教育”之类的粗活。看来这些知青们竟然连祥林嫂的自尊也比不上，大都很能适应，不会为那本该自己做却不许做的活计伤神。另外还有，例如我们那所中学原来有位音乐老师欧阳，她的手指很细长，弹钢琴是她的拿手活。可是成为右派以后就没得钢琴给她弹了，贬到预制厂捣制混凝土构件。后来我也被贬到这里改造，这才知道她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当然，那时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所学校。我叹道：“这么难得一副弹钢琴的手指，却成天跟水泥沙子打交道，可惜了。”她笑了：“你以为你在干什么？还不是成天翻模？看见那个拉车的老吴头吗？他可是名牌大学出来的总工程师，修铁路的专家。”
无独有偶，另一位苏大姐也是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同样成为右派以后贬到这里。她们看来都很开朗，说说笑笑至少没有祥林嫂那份忧郁。终于有一天，正在刮平沙地的苏大姐闪躲不及，被捣制槽形板的翻模砸断了腿骨，送进医院去了。过了一个月许，她拖着打了石膏的腿来到预制厂，接受批斗，缘由在于“阶级敌人施苦肉计破坏生产”。鲁四老爷想不出这些道道，那个死脑筋祥林嫂也解不开不甘歧视的疙瘩，于是没良心的鲁四老爷辞了想不通的祥林嫂，导致悲剧发生。而我们那两位老师想得开，熬得起，“再过二十年”终于盼来了“皇恩浩荡”，改正了，又是一项丰功伟业。假如祥林嫂想得开些，熬到鲁四老爷死了，他家少爷值班，也改正，允她触动祭器，皆大欢喜。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的描述：“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气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2005.9.11跟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