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05）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修正主义的。那时，“反修防修”每天都从大大小小的喇叭里灌入人们的耳朵，从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塞进人们的眼帘。调子越唱越高，及至后来，修正主义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直接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更可恶、更危险、更反动了。只是很少有人想过，也许有人想过也不敢声张：打鬼的队伍里居然冒出比鬼还要狰狞的妖魔来，这鬼还能打吗？转过头来瞧打妖魔，已经肯定会打出比妖魔还要可怕的东西出来。长此以往，这世界岂不是越描越黑？还不如干脆一开始就不打鬼，世界反倒会安宁得多。
假如换一个角度想想，打鬼的队伍里出来的真是妖魔吗？我们翻阅旧文字，寻一下妖魔的罪状，首当其冲的是：妖魔之所以成为妖魔，只是它不愿意打鬼了。它发现可以跟鬼“和平共处”，让鬼“和平长入”变成人。于是我们来了好奇心，翻翻故纸堆去探寻个究竟。这一翻就傻了眼：修正主义的鼻祖非恩格斯莫属！原来说的那位伯恩斯坦，居然只是恩格斯先生授权的遗嘱执行人。
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恩格斯发表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526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简称为《导言》；而马克思的文章，我们简称为《斗争》。《导言》发表不久，恩格斯被诊断患有咽喉癌，8月5日在伦敦病逝。孟子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恩格斯一生最后的这篇著作，就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总结。其实也就奠定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
按照中国的官方标准版，注释中介绍说发表前恩格斯曾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坚决要求”作了删节，并称恩格斯本人在给费舍的信中说本文删节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只是恩格斯本人的“复信尚未找到”，于是该结论是依据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件“推断出它的结论”。这个注释很长，不宜全文引用，但很明显，出版者对恩格斯此文是不满意的，既然出版的是未经删节的文字，何必还作如此烦琐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它是恩格斯的本意了，否则，仅此一条注释，就足以毙掉整篇文章。
本来，既然是恩格斯本人亲自作的删节，那就意味着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否则他本人将承担“在原则问题上妥协”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之责。毫无疑问，断章取义是不可取的。但如果一篇文章都可以被误解，那么这文章所指引的道路无异是沼泽中的道路。当你企图穿过沼泽走捷径时，你就必须准备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如果这条道路极难辨认，明智的选择是绕过它走安全之路。这就是本文发表时的纠葛留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运动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个启示。
我们查证1848年至1850年马、恩著作，最重要的就是1848年2月24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它发表前两天的22日，法兰西革命爆发。这两年中，欧洲是多事之秋：3月13日维也纳革命爆发；18日柏林发生街垒战；6月23日巴黎无产者起义；10月6日维也纳市民革命爆发；11月8日普鲁士政变；1849年5月德国部分地方爆发武装起义。而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是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较著名的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我们现在读未删节文本。全文共40个自然段，1-7自然段中，恩格斯介绍了他和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认为，《斗争》是“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其结论“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我们读过的“圣经”认定：“用暴力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主张以和平方式利用普选、民主手段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便没有了，因而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论。但恩格斯在本文却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恰好否定了“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惟一性。而且，恩格斯在本文中进一步把德国无产阶级为和平的普选组织起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视作“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头一个重大贡献”，而此前工人运动的重心法国是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因而“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认定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式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需要说明的是，自1872年开始，伯恩斯坦逐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正是他首先提出把党变成全民党，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的。1888年开始，伯恩斯坦至伦敦并开始与恩格斯的密切交往，1893年被恩格斯指定为他的两个遗嘱执行人之一。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在临终前不久对德国同志的高度赞扬，也就是对伯恩斯坦的赞扬；而且，伯恩斯坦的政治主张早在与恩格斯密切交往之前就已经公开提出，恩格斯也曾于1879年与马克思一道批评过他的主张。那么，到临终前反过来夸赞德国党并给伯恩斯坦予“遗嘱执行人”之授权，绝非一种偶然。恩格斯在本文中继续说到：“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利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恩格斯先生以上结论不是抽象的，他用很大的段落具体描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71年至1895年获得选票的数目，并夸赞为“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还用更多的文字分析论断：“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巷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那么恩格斯又是如何评价他与马克思在1848年及以后提出的许多革命理论的呢？他写道：“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那么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年谱和传记，知道这里指的正是《共产党宣言》，此外他们没有宣布任何别的文件。恩格斯接着检讨说：“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恩格斯随即探讨了“以往的一切革命”，他得出结论：“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恩格斯很有预见性地描述了“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然后互相争斗。他继续诠释道：“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他并且认为“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前苏联和毛时代的历史，果然不幸地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
他更进一步总结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地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我们稍微认真地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国，与恩格斯描述的情况是多么接近。遗憾的是，我们恰恰把恩格斯认定“都是不对的”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捷径，并且还要继续“创造性地发展”它，灾难便是无可避免的了！（以上全部恩格斯论断，均摘自《导言》一文。）
恩格斯去世后，作为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的伯恩斯坦认真地执行了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也即前文所说的《导言》。除此文之外，恩格斯在1890年9月12日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0月27日给康拉德.史密特的信、1894年1月25日给海因兹.施特莱尔根堡的信里，都显示了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方面他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这表明《导言》一文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更不是后来那些卫道士们竭力淡化或扭曲《导言》主题思想的说道。1899年，伯恩斯坦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详细地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三封信，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从而被后人认定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这位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火车司机，从1888年开始就在恩格斯耳提面命之下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以及工会发展状况。1896年开始，他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这些文章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缓和了阶级斗争形势，再企图以革命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只能导致大灾难。1899年3月，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政治、哲学三方面进行修正，建立了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中他毫不讳言：“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其出发点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事实，这些事实迫使我修正我的信仰所依据的观念。”如是，以事实来作为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伯恩斯坦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一书中自我评论说：“我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力图使社会主义理论摆脱轻率的、已被事务的发展证明为错误的概括以及单纯的概念构想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加强这一理论的科学基础，使它更经得起任何反驳。”“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它的主导的基本思想我过去认为，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在应用时还粘附着空想主义思想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
伯恩斯坦的理论发展了《导言》的思想，他发现，马克思作为立论基础的工人阶级贫困化与真实情况恰好相反。《共产党宣言》断言：“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伯恩斯坦则认为：“工人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普遍的赤贫化，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受偏见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他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关于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之一的说教，伯恩斯坦研究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在进行了大量周密的统计研究之后，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生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诸多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早崩溃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提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伯恩斯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因此在专制主义统治着或者还存在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就有夸大的计划，夸大的言论，进退不定的政策，对于颠覆的恐怖和对于镇压的希望。”
伯恩斯坦发扬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首先遭到列宁的反击，1902年列宁写的《怎么办》一书除了抨击伯恩斯坦等各种理论之外，明确地主张工人阶级必须经过灌输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经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才能成功。要保证以上两点得以实施，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职业革命家”就未必出自无产阶级自身，这本身就有悖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模糊了阶级阵线。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领导骨干可以来自其他阶级，而无产阶级内部也会产生反革命派。如此，不但奠定了“大清洗”和其他形式的内部残酷斗争的理论基础，也为“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掌控大权铺平了道路。实质上否定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立论，否定了《共产党宣言》关于“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的论断。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自无产阶级，而全部来自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都成为修正主义者。
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修正主义遭到空前惨败，传统理论获得巨大胜利。而修正主义依然坚持他们的主张，实际上，这次大会相当于传统理论与修正主义的彻底决裂。到今年，历史恰好走过一百年。期间两种思潮的激烈争斗，我们无须详尽地描述。当传统理论的卫道士们激烈地以暴力挑战世界的时候，修正主义者们则默默地和平进取。一个似乎有点滑稽的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即传统理论在节节获胜的进程中总是把主要矛头对着修正主义，乃至于发展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不惜与昔日的头号敌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联手对付自己曾经的靠山。理由仅仅是：他们变修了。曾经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拼搏的领袖，忽然发现这个“解放”其实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曾经自觉自愿充当别人“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并“准备服从和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的导师，终于发现开自己的铺头更合算，于是就为了谁是正宗传人的无聊争斗。
果然不出恩格斯在《导言》中的预料：“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得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曾经无比辉煌甚至跃跃欲试要夺取全世界的苏联，几乎与它靠着阴谋与暴力诞生同样快地轰然倒下。前苏联与东欧的党迅速分解，大部分转入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势力中去，坚持传统主义的人群越来越少。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讨论传统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殊死搏斗历程，我们只需简单地阅读现实，一个永恒的真理是存在的：继承永远没出息。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使挂羊头卖狗肉也同样混不下去。
上个世纪70年代，传统主义曾经无限辉煌：世界上所有迷恋独裁专制的寡头都打出了传统主义的招牌，仅非洲50个独立国家中，就有20个自称“正统社会主义”国家，其中6个更宣称其信奉马克思主义。反观修正主义政党，他们却悄悄扯掉了自己屁股上的商标。甚至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欧盟，可以算修正主义的杰作。几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伯恩斯坦的信徒不是主要政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意大利的左翼民主党，葡萄牙的社会党……，这些个西欧国家执政党或主要反对党，并不供奉祖先的信条，甚至党的组织也不断分分合合。但他们都一无例外地沿袭了老修正主义的精髓：不断地修正不合时宜的章法，努力实现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愿望。
世界将要发展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并且不需要知道，后辈总会比先辈强，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倘若忘记了这一点，守着先辈的遗训还企图调教后辈，结果总是不妙的。如果不信，回头翻翻中国的历史，也应该明白。历史不会以任何人的自吹自擂为原则，它只会走自己的路。修正主义的精粹在于“修正”二字，若想不被历史淘汰，只有一条规则：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修正自己，而不是顺应祖先留下的遗训。（2004.9.20发华知；10.4发流浪史海、猫眼）
观点是可以讨论的，史实不容商量。后新左派说：“本文作者似乎患了失忆症（当然，是选择性的）：首先，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普选制度（卢森堡和考茨基曾经就此进行过争论）；其次，在作者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为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位置。”
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当时”是指什么时间段，但以本文所讨论的恩格斯夸赞的利用普选权而言，不知失忆的是谁。倘若您没功夫拜读恩格斯的著作，那么我再从中摘录一段文字：“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插入一句：恩格斯先生告诉我们，德国1866年实行了普选权。那么，是您正确还是恩格斯正确？），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这种状况被很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到非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于是国家就手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加到了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上述文字都刊载于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恩格斯的文章里，如果您愿意，随时可以查证。我们究竟应该相信恩格斯先生呢？还是相信后新左派？
至于“其次”，我不知道您所指的是“不存在普选制度”还是指的别的什么，如果是其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如果指“不存在普选制度”，那么请认真查对历史文件后再表态。伯恩斯坦先生1912－1918年当选德国国会议员，1919年当选柏林市市政厅的名誉参议，恰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于您所指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著作，本人手头就有，而且拜读过不止一遍。您所引《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文字，我不知您想表达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理解，卢卡奇批判的是“肤浅化”，他指责伯恩斯坦的就是“肤浅化”。而卢卡奇先生深奥的文字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位大银行家的儿子偏偏又是指导“日益贫穷”的无产阶级得解放的“理论家”。倘若号称最先进的阶级竟然全靠没落阶级恩赐给他们领袖和理论家，那么这个阶级的先进性就不复存在了！假如我们客气一些，不说他们受到“欺蒙”的话。
历史是无情的，无论马克思先生、列宁先生还是卢卡奇先生，他们的预言一个也没有变成现实。既然如此，他们也只好呆在圣殿里显灵，接受那些虔诚的“拜灵教”教徒的颂祷。至于现实世界，只会选择真实的方向发展，不会按照任何“圣”书的教义行事。我们讨论历史，也只是寻求一个真实，而不是判定现实是否符合教义。(2004.10.5跟上帖，流浪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