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20）
网上不少议论民族主义的帖子。生长在一个古老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亲和感加上文化熏染的自豪感多少都会产生影响，民族主义总会有市场。而且，越是贫弱之地，民族主义的市场就越广阔，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贫弱导致恐惧，需要民族主义来自我保护。但民族主义是有内涵的，法兰西的民族主义与大中华民族主义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前者的内涵大抵可以用“不自由，毋宁死”来简化描述；而后者的内涵离不开鲁迅定义的“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只有挂着民族主义“羊头”的传统主义。因为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还是热切盼望民族进步的，即使需要舍弃阻碍进步的赘肉。而传统主义则不理会进步与否，即使是烂掉了的阑尾，也决不许碰它一下。
网上也有许多自由主义的议论。莫名其妙地，“中国自由主义精英”成了挖苦之辞。这就有点难于理解。何故？一致认同的褒义词之一就是“解放”，所谓解放无非就是从不自由到自由的换位。毛泽东不是也曾大谈特谈了一回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换吗？何以“自由”二字成为嫌疑最重的敏感词了？倘若再加上“主义”二字，自由就要压倒一切，那简直就大逆不道了。
君不见，毛先生就专门写过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么？拉拉杂杂凑了十一种杂碎，统统归入“自由主义”里去了，他说“还可以举出一些”，继续举下去，大约偷鸡摸狗都属于“自由主义”的成员了。据此，“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十分糟糕，倘若还是“精英”，简直就要成为糊不上墙的稀牛屎！
我们注意到毛选第二卷刊载这篇文字，一个字也没有注释，且不是什么会议上的发言或演讲。这在《毛选》里是不多见的。继续注意下去，它写于1937年9月7日，正是洛川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借故到山西之时。洛川会议对积极抗日还是保存实力发生了分歧，周恩来主张积极抗日不赞成保存实力，故没去南京要饷、弹，却到太原安排八路军配合国军对日作战。张国焘《我的回忆》披露：“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查同日毛致周电，令其力争将红军开往河北西部唐县曲阳等地，勿开往晋北。如此便可避开与日军作战。可是周却指挥八路开赴平型关地区，直至25日为止，毛急电不断，均为“晋东北我军暂时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的指令。然而周终于指挥林彪配合阎军打响了平型关之战。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这篇不明不白的文字与周恩来“自由行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才是这篇文字的要害。
“反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很得人心的，因为纵观中国文化，你难寻自由的踪影。孔夫子之前被范文澜称为“史官文化”，第一个民间的史家兼教育家孔子的学问却也是反对自由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而且，最要紧的是，孔夫子这些训导，一下子就击中要害：掐死的是思想的自由，更不必说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所谓“克己复礼”，无非是要使每个人都自觉地克服“自由化倾向”，一律服从于周礼的模式，那么自由就没有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仅寿命太短，且争鸣声中就不乏舆论一律之调。如旬况便认为争鸣无助于稳定，应禁绝非“礼”之议论；主张“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除秦史以及农耕六艺之外，一律焚书、禁书，但他忽略了禁止思想的自由而只禁止了发表思想的自由。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有破无立，并没有确立举国只许想什么说什么，于是我们可以看见他老人家的种种暴行依旧上了书，甚至赵高的“指鹿为马”也成典故。由于这个要害，到了汉代，虽然没有焚书，却比焚书更严厉。汉武帝施行了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又重用法家酷吏，兴巫蛊之狱，残杀异己远比坑掉460多个儒生更严重，甚至连太子家也未能幸免。这比焚书坑儒既高明又严厉的，世人只得想儒学之所想了。有人把儒称为“教”，其实还要超越，它从此成了“国教”。
于是，中国的思想就萎缩成儒学的诠释，儒学本身是藐视科学的，当思想自由这个唯一的温床被拆毁，科学便被逐出历史的正统，成为民间三教九流之野史。而所有学有所成者，全部都是诠释儒教的高手，不在儒教学说上下足功夫，根本别想当上“公务员”。宋初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直至“程朱理学”问世，孔子的儒学大网织补得天衣无缝，连一点空子也没留，自由的苍蝇休想爬上儒学的鸡蛋，后世就只需按部就班完事。不用说什么自由地思想，连思想都不需要，“照过去方针办”就万事大吉。一切改革苗头，还没冒芽就被掐死，借助文革时的口号：“无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只要他反对XXX，就坚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著名的改革者有王安石、张居正、李贽，下场都不妙。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但老毛读到生命最后一息，至今还是各家出版社的宠儿。那缘故，不仅因为司马光不会索要稿费，更有“毛最爱读”这个卖点，于是众多书便被公费买去，闲置于官员之书架以附庸风雅。
反观西方文化，不仅科学在正史中地位突出，自由也成为口头禅。细小的不说，就在《圣经.旧约.利未记》里，也要“向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宣告自由。”古罗马的立法者塔西佗在《编年史》中就高呼：“自由是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利。”其他先哲，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西塞罗、爱比克泰德、欧里庇得斯等，围绕自由的争论从未休止。当孔子为“克己复礼”得意之时，欧洲的学者在讨论自由的涵义；我们的祖先向专制主义发展时，古希腊人正在发展和探讨民主主义。
从那时开始，自由问题就一直成为西方学者最关注的课题，几乎没有一位学者不曾发表过对于自由的见解，即使黑暗的中世纪也没有中断。翻开西方文化史，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自由”。没有对自由发表见解的，基本无缘文化名人的称号。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承认：“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到萨特，他干脆认定“哲学的唯一信条就是肯定人的自由。”
我们于是发现：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无非两大势力的争执。向往自由并为之拼搏的势力，以及限制自由并阻止其发展的势力。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人类的进步真正体现仅在于自由的普及程度，一、这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二、它是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能力的唯一途径；三、它是人类数千年持续不断探讨出来的思想精华。它根本不可能被一两个“天才”磨破几双皮鞋就彻底否定掉。
西方有如此文化氛围，马克思先生也难得脱离其影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活动。”及至《共产党宣言》，自由成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瞧，说得够明白了吧。马克思先生非但没有否定自由，而且正确地认定自由是发展的基础。只是在整个《宣言》里，他明智地使用“专政手段”把自由架空到遥远的地方去。
及至列宁同志一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就彻底不存在了。他的《国家与革命》，堪称公开否定自由的开山之作：“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当然他还引用了恩格斯致倍倍尔信里的论断：“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列宁进一步认定“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特别在“就是”两字上给予特别的强调。列宁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尽管他还承认“民主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但实质上“指鹿为马”也有了俄国版本。
这种“发展”足以使马克思哭笑不得，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明明写道：“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规定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则，恰恰规定了法律必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如果“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那么马克思先生关于自由受到法律界定的结论就成了屁话，自由也就永远没有了，它从此就被“阶级斗争”或“专政”所取代。倘若列宁的著作都出自马克思笔下，它将会在欧洲的土地上枯萎，根本别指望传播。不过在贫穷落后的俄国，有丰富的专制文化的肥沃土壤，这个取代是行得通的。它不但在俄国成功地实践，而且在所有毫无自由基因的土地上花繁叶茂：上个世纪70年代，黑非洲50个国家里就有20个奉行社会主义；其中更有六个更标榜信奉“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如果稍微记得俄国革命史，便知道独裁的沙皇制度是俄国自由主义者在1917年2月革命中推翻的，那时列宁同志还在瑞士避难，且叹息说：“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快要来到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及至俄国妇女借三八节开始游行，军队乘机起义并获得胜利，欣喜若狂的列宁在德国专制王朝的护送下回到俄国，那个王朝企盼列宁能给俄国的自由主义政权添乱。但列宁使他们始料不及：接下去的十月革命，专制制度击溃了自由主义政权，一种全新的专制模式重新统治俄国。
俄国的自由主义是极其可怜的，他们推翻了专制的沙皇制度不过几个月，果实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篡夺。S.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评价道：“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17世纪绝对君主制理论在20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信徒把国王神圣化，20世纪的现代化信徒则把党神圣化。”“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列宁的贡献，他把马克思那点关于自由的遮羞布彻底扔掉以后，这个由历史理论转化成的政治模式就在愚昧充斥的地方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顾准先生指出：“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只是，这“醒过来”的并非整个中国，只是“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罢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传统专制主义与外来自由主义的血战史，或曰专制对民主的斗争史。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描述：“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这里的“帝国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宣告破产”，也即大清国放弃独裁，准备共和。
但中国传统是强大的，抵抗也是不屈不挠的。既然大清国决心“走向共和”，传统就不会允许它存在，由反对允许外资介入修建铁路，即“保路运动”引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清国“君主立宪”的美梦。不过传统并没有彻底胜利，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都遭到外来的自由主义致命打击。及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统专制主义送来了“洋枪洋炮”，没有根基的“中国自由主义”便开始难以招架，兼之还有“大东亚共荣”式专制的夹攻，失败也就成为注定。
如果我们认真解读《毛选》第四卷最后那六篇雄文，只需把“帝国主义”换成“自由主义”，我们就可以读出传统专制终于战胜外来自由那种由衷的喜悦。并没有强奸老毛的本意，他在起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时，就把自己的胜利一直上溯到1840年――视之为从那时起――所有反抗外来自由主义斗争的延续。在这份碑文里，他唯独撇开的是真正抵抗侵略的抗日战争。
回头望望，沧海茫茫。打从1841年大清皇帝勇敢地向外来自由主义宣战，到1949年外来自由主义彻底失败，证明了中国传统专制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根基雄厚的，忽必烈撼动不了它，皇太极也玩不过它，即使它的不肖子孙都扛起白旗，老祖宗的“阴功”依然无时不在地保佑着它。不是有许多人欢呼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硕果仅存的吗？一个在人类尚属野蛮时代创立的文明，如果它竟然能够完好无缺地延续至今，必定打着野蛮的烙印。在伯特兰.罗素的散文集《真与爱》中，这老头儿告诉我们：“在野蛮人中，不会产生个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感到需要自由；个人的自由问题产生于文明人中间，而且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迫切。”
如果我们不愿意陷在“野蛮人”的泥坑中不肯自拔，请勿继续往自由身上泼各式脏水。记住“无产阶级文学之父”高尔基在《福马.高尔杰耶夫》里的一句话：“人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它的涵义对于人人都是清楚明白而又宝贵的，这个词就是：‘自由’。”为了免除有意无意的误解而把“自由”拉扯进“放任”的泥沼里，我们无妨再借用《杰弗逊致艾萨克.蒂法尼的信》里的一句话：“正当的自由是按照我们的意志而同时又受他人的相等的自由所制约的限度内的不受拘束的行动。”
邓公把改革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革”谁的“命”呢？显然，没有“革”哪个政党、哪个政权的“命”。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误，它应该是“革”传统专制文化的“命”。这个“革命”应该是培育自由的土壤，有了这样的土壤，那就会应了乔治.华盛顿的预言：“自由一旦扎根，就会像植物一样迅速生长。”邓公不是还教导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吗？通观《邓选》，一个几乎随处可见的忧虑就是：“一放就乱”。这是有理由的，理由就在于中国的传统主义仍盘踞着许多人的思想，他们完全不适应自由果实的滋味，也不许别人喜欢这个滋味。
由于自由主义只能在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的时候才会成功，它必将比传统的专制主义更难推行。后者只需要残酷的暴力就足以成功，但暴力是打不出自由主义来的，它至多在摧毁残暴的独裁政权上起作用。极典型的事例就是现今的伊拉克。军事暴力轻易地摧毁了萨达姆政权，但传统专制势力的阴影却更难于清除，他们没有胆量对抗萨达姆暴政，却有勇气戕害向往自由的无辜平民。恰如老毛当年所说：“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联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专制主义者欣喜于伊拉克同类的每一次暴行也就不奇怪。这是否也印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自由主义突破形形色色反自由主义障碍的过程？
我丝毫也不怀疑自由主义会笑到最后，因为不仅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能靠自由来获得，整个世界的未来也只有靠自由才能保障。就像前边提过马克思曾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04.5.20发天涯时空。05.3.29发岁月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