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4~07）
（之一）
大约在1983年前后，（记不准了，具体时间容查证再说。）于修从武汉来信，大意是说武汉的果蔗很畅销，每市斤批发价在二角左右。他和猿猴商量，让我在广西弄一车皮果蔗到武汉，哥们也在商品大潮里拾两个蚌壳。
我当时正忙着厂子的扩建，原来发配到厂子里的工程师们都落实政策走了，俺们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厂子就成了我“称大王”的地方。工艺、设备、土建、电力技术全归我管，虽然月薪只有38.5元，整天忙活，夜里画图，不亦乐乎。
于修这个建议确实使我动心，出去一打听，本地果蔗送到站台每斤0.11元，一个车皮10万斤，刨去每斤平均二分的各项费用，可赚七千块！即使每斤只赚五分钱，那也是五千。三分天下，俺净赚1600以上，顶得俺三年的工资！
于是行动。
一打听，每个车皮至少可以塞11万斤，稍微装好一点就是12万斤，预算收入会超过两千！问题也接着来了，本钱上哪儿找？大约15000元，那时绝不是小数字。好在于修下一封信又来了，不但可以解决一万元现钞，还约定了通电话的办法：他晚上可以到铁路的熟人值班室打铁路电话，约定我接电话，并把我接电话的号码电报告知。
我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画图，电话可以随时接。只是要我出那五千，有点难。我发电报当晚，电讯到底比邮件快，于修的电话就来了。我们讨论了各项细节，他打保票说他做果菜生意的朋友多，绝对亏不了。我也告诉他，世界上没有一个生意不是算着有赚才去做的，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他一再保证后，我答应筹足余款，做一车试试。
次日寻访火车站，那里的计划、调度有好几个熟人。没想到这一去就喜出望外，站调老陈，文革时是俺的铁杆部下，他告诉我，连那五千都不必筹，他帮忙解决。车皮计划要报是来不及的，他给变更落空计划，每个月都会有几十个这样的车皮的。
于修的汇款还没到，老陈就落实了：原来他答应帮一个甘蔗货主解决一个到西安的车皮，那个货主先收一半订金给我弄一车果蔗来。简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修的汇款到达，那位仁兄连甘蔗都进了站台。我又没功夫办具体事，于是干脆交给他一万，什么都由他办好。我把领货小票寄给于修，请老陈和这位老兄吃一餐。却不料席间老陈一口一个“司令”地叫，那位仁兄居然也是我们这一派的，述说了一通我们文革时遭的罪，他死活坚持把饭钱也掏了。
未几，武汉传来好消息，净赚六千多。全部钱寄过来，任务是继续发两车。我已经与这位仁兄成了朋友，两车也顺利运到武汉并马上出手。于修在电话里口沫横飞，社会主义的美景被他描绘得活灵活现，太阳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于修跟着要继续发三车，并乐滋滋地预言：今年最后一批，做完就收兵，马上我们就会成万元户。于是俺每晚都梦见黄粱熟了，那香气简直可以飘几十里！不由得记起毛主席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来。
这回消息来得迟了，好几晚都不见电话铃响。电话终于来了，他那永远快乐的声调全没了，告知我：武汉落实“五讲四美三热爱”，制定的具体措施中有一条，街上吐一口甘蔗渣，罚款五角。于是甘蔗没人要了，只好慢慢来。然后把北大、清华都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他记不清究竟是哪个学校提出这个该死的口号，原先他描绘的武汉人酷爱吃甘蔗的美好春光，一下子就变成“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为了证实他们确实尽了力，而且不是在蒙我，于修建议我亲自到武汉走一趟。
再过两天，恰好路局领导来视察，罗总工程师提议让我跟他一起出去参观一下水泥厂。我马上提议先到黄石华新水泥厂，再下罗总要去的苏州雪浪采石水泥厂。罗总立即答应了，他说正好顺便拜访武汉的朋友。
一到武汉，电话里猿猴的同事说，这家伙近几天失了魂似的，有空就往外跑，这会儿没在厂里。等我和罗总工武汉铁路分局办完一点事情，罗总工应约到朋友处吃饭，我也说去朋友那儿吃饭。分手后就赶过他们厂里，恰好碰见猿猴。告诉我于修约了几个司机朋友，要把那些变质了的甘蔗拉到滠口那边，倒进长江里去，不然仓租费受不了。还告诉我昨晚就开始了，今天搞完。接着苦笑着诉说了他俩如何在街头卖甘蔗，“怕见到熟人，给厂里头知道了不好，老子戴个大草帽，前头拉得低低的。”
屋漏偏逢连阴雨，于修回来垂头丧气，原来他们被环卫部门抓了个正着。“最后一趟就完了，个巴妈儿的，把老子们捉起了，人家说污染长江，连人带车一起要扣。好话说了几汽车，又买烟又请吃饭，好歹通了，只算一车，罚了几十块钱。”
晚饭在六渡桥那里的一家餐馆吃的，招待几位帮了忙的朋友。席间说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发动朋友帮助卖甘蔗的故事，那该死的“汉汾酒”，味道简直差极了，绝对是世界上最差的酒。夜里算账，还好，总的说余款还够还债，没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实属万幸。
从此以后，猿猴再也没有染指生意场上的任何事情，于修和我后来都干脆辞职下海。于修不两年就飞黄腾达，并移民中美洲。四年前破产了，直到目前仍没有翻身。前天来电话：“破产也得有本钱，还记得那次卖甘蔗么？你说的，不为别的，哪怕只赚个经历也是好的。”俺已经破产过两次，现在正准备为第三次破产创造条件。不为别的，哪怕只赚个经历也是好的。
（之二）
这回记得时间，1985年，厂里成立服务公司，俺当了经理。
缘由起于试点民选厂长，尽管俺太有自知之明了，动员各位不要拿俺当猴耍，还是以绝对多数当选。上边肯定通不过，因为文革当过头儿，属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角儿。而且，我心里没有丝毫的不平衡。一个从政的朋友告诉我：上边有精神，据说是老爷子的意旨，当过红卫兵的一代人原则上不能提拔为党棍，只能从事技术或行政业务。所谓年轻化、知识化，不过是绕过这一代人的托词，等老一辈的都退出时，更年轻的已经起来了。相比于那些并没有当过造反头目的人，俺不如他们冤。不过处长是老爹的老同事，文革时也“亮相”到俺们这一派的，又正好风行“服务公司”，照顾情绪让俺当经理。
没多久，原籍拱北的处长来电话，他老弟在珠海联系了一担工程，希望我去一趟。这是一个炸山的工程，据说要把板樟山炸开一个缺口，使拱北与香州连成一片。而我们这个厂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一直在炸山，为铁路道渣提供石料，已经炸平了几座山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都在我这个公司，吃掉这个工程实在是驾轻就熟。
到了珠海，到处都在建房修路，一片施工景象。林处长的老弟在拱北等候着我，我住进拱北邮政宾馆就与他联系，接上头他便带我坐中巴前往前山，依旧是到处修路，不过基本上不塞车，没多久就到了地方。绕进山坡上一个不伦不类的住宅区，说是别墅，太拥挤太俗气；说不是别墅，却又全是独立建筑。
进了屋子，那种进了城的乡巴佬的色彩明显不已，最显眼的就是那座享受着香火的关公瓷像。我确实弄不明白，儒家的忠义之偶像，怎么就变为进城农民的财神了。几个操着潮州口音的人都热情地招呼林先生，介绍过后，我开始为本公司吹牛。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然后说他们代表市政府指挥部的某领导，这个炸山工程许多人抢，但只有他们才能决定。然后约定次日喝早茶，他们把市府的那位干部请出来。临告别他们不无得意地吹嘘：深圳、珠海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潮汕人手里。回拱北的的路上，林先生证实潮汕来的干部确实掌握了中层权力。
分手以后我自己到了关闸附近，到处都是兜售“水货”的人，还有缠着你去买旧西服的。也有不少澳门过来买蔬菜的，顺便带过来一些免税店里买的洋烟、洋酒、洋香皂之类，据说卖掉赚的钱就够他们买回要买的蔬菜、副食。第一次到珠海，瞎走，顺便逛了一些电器商店。感觉有些饿，就进了一间不甚豪华的小饭店，后边大棚里堆码着足够装几卡车的“珠江啤酒”。吃饭的人不多，正吃着走过来一位，问我对菜肴是否满意，接着点了根烟坐我对面。
我问他是否私人开的饭店？他连忙摆手，说是广州珠江啤酒厂在珠海的分销点。然后叹气说现在珠海人不喜欢珠江啤酒，喜欢进口的兰带、生力、嘉士伯什么的。不过这里规定要分配过来批发，八角钱也难卖，只有那些打工崽还喝“珠啤”。等等。这位经理捎带着递过一张名片，欢迎常来关照。闲聊一阵俺就干脆回宾馆看电视，没瞧过香港电视还是有点好奇的。
却不料房间的电话响了，接过知道是林先生到大堂了。未几他带着两个白天见过面的潮州佬，寒暄已毕就直白地问我带了多少钱来？我抱歉地告诉他们，除了差旅费之外，并没有带多少钱。他们很失望，责怪我既然来谈工程，怎么可以不带钱？我说如果需要可以电报通知家里汇过来，电汇是很快的。他们干脆地说，如果没有几万块的见面礼，领导是不会出来喝早茶的。对此我表示不可接受，八字还没一撇就要钱没道理，只有在我们进场后，可以给提成。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其实我已经怀疑这伙人都是骗子，能跟这样的下三烂混在一起的干部，大约只会是“下四烂”。林先生有点抱怨，说他们确实很有能耐。我告诉他林处长没有说要带什么钱，再说，扛几万现金跑那么远也不安全。实话说我也在撒谎。我们公司成立，厂里根本没有给一分钱，只给了报废的山场和一个报废了的土立窑，我们自己开发地下部分的石料，整好土窑烧水泥，卖给湛江地区。厂里的石料和水泥只供铁路内部调拨，是不能卖给地方的。公司刚开业不久，我们根本拿不出哪怕两万块钱。
次日一大早坐船过深圳。无目的地瞎逛了一天，第二天回到广州，已经快晚上10点了。在华南理工读了几年书，广州还是熟悉的。因为住不起高级宾馆，兼之某设计院有一个熟人，便到那附近找了间小旅馆住一张床位。在珠海住单间是为了谈工程摆的谱，花了一百多却白搭，结果非常心疼。现在这间房里有三张床，另两位正在看那台旧电视，香港武打片使他们全神贯注。
我合衣躺下，心不在焉地翻书，心里极不是滋味。虽然是处长叫来的，毕竟花的是本公司的钱，而我们挣钱却不容易。不知何时，那个武打片结束。两位看电视的开始打招呼，接下去的谈话使我明白，他们是广东恩平来的，要珠江啤酒，已经住了三天，还没有搞到货。并告诉我，黑市已经卖到1.1元 /瓶。我马上想起珠海批发部那个经理，刚想告诉他们，话到嘴边留下了，俺得想办法把这次的差旅费挣回来。于是，马上宣称我有熟人管商业，或许可以弄到一两车。他俩立即兴奋起来，围过来递烟，许诺说只要搞到，无论进价多少，都给1.1元/瓶，现金交付，不用开票。这一夜，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次日一早，赶紧到我朋友供职的设计院，利用他的电话，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通了那个经理的电话。没想到他也高兴极了，答应以最低价给我，只要帮他完成销售任务。我乘机说不开票是否可以降一点价钱，他答应得飞快：绝对可以降几分钱，具体数目算完才答复。我接着记下了他们的账号。真没想到，我们一直以为开放的广东，也会有如此荒唐的计划经济的事情。
放下电话便马上赶去东山铁路招待所，只有在那儿我才能跟家里通话。接电话的是我的副经理“龙瞎子”，我把事情大约说了一下，问清楚我们又收了点货款，账户上有三万多元。他知道这个消息也兴奋得跟孩子似的，记下账号等，答应立即叫财务电汇两万元过去。并约定尽快赶过来，最迟明天早晨到达中山，让我今晚住到中山，他有个亲戚在中山汽车站宾馆当经理，找到他可以打折。没有他我是忙不过来的，而且这家伙擅长投机倒把，让他来具体操作。
回到招待所，那两位正眼巴巴地等我。说清楚可能有五六车货以后，他俩也乐不可支。不过很谨慎地宣称必须货到付款，为了证实他们有钱，特地亮出存折来，好家伙，足有十万多元哩！我让他们等着，我还得去办事，明天肯定回来找他们，然后可以交货。这两位说他们还得住几天，然后请我吃午饭。席间我才知道，“珠啤”在他们那儿最畅销，零售卖到1.5元。瞧着两位的殷勤劲，我感到这事有谱。
午饭后我搭中巴到中山，到石歧汽车站宾馆，找到他那位亲戚，他却不让我住。理由是太脏了，于是另寻了一处宾馆，友崽管事，折扣不菲。却不料骚扰电话不断：“先生，要小姐吗？价钱不贵。”我这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小姐”了。偏偏俺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懦夫，只好把电话撂在一边。次日上午龙瞎子到了，马不停蹄赶过珠海。
到银行查，款没到。那个经理必须收钱才肯发货，真没料到龙瞎子是个颇有心计的家伙，他把电汇底单带来了，经理一看就乐了，忙不迭地去找车，装满车就出发。龙瞎子应经理挽留，呆在珠海。其实俺也看得出，他是扣一个人质，以防款不到位。俺跟着押车奔广州，那两个家伙真的在旅馆里望穿秋水。
款货两迄，电话通知后，才知道人家在广州也有账户。存进去，又发货，到底折腾了几次，俺确实记不清了。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电汇过来的两万，原封不动又退了回去，而我们口袋里还有两万多。龙瞎子高兴得不得了，班师回朝也。（2003.6.4发华知）
（之三）
龙瞎子从镇上匆匆赶回来，向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镇供销社接了广东佬一个大订单，正大批收购干姜片。须知，我们这里的生姜颇有名气，鲜姜每斤八分，倘若遇到那些急于出手的主，也许六分就可以成交。至于每斤生姜可以晒出多少干姜片，谁也不知道。
龙瞎子以身作则，自己掏腰包买了十斤生姜，回家动员老婆孩子，切开了晒成姜片，折合干姜片每斤八角左右，供销社收购价每斤1.1元，有赚。于是说干就干，龙瞎子不知从哪儿买回一汽车生姜，报账是六分。汽车和人工都是厂里的，分给全厂职工家属加工，龙瞎子成了大忙人。
从厂里职工家里收回姜片，每斤一元计算，第一批干姜片运到镇上，干姜片已经涨到1.2元了。我们公司还有赚，龙瞎子高兴的一颠一颠的。一下子，这间水泥厂就成了干姜片加工厂。所有职工家属就如同《地道战》、《地雷战》里那些堡垒户似的，有空隙就跑回家，到家就切生姜、晒姜片。
干姜片价格直线上涨，后来一直涨到2元多，当然生姜也水涨船高。职工们也知道行情以后，马上背叛了我们公司，干脆自己单干，自己买姜自己卖干姜片。我们这个服务公司基本没了姜味。
不多久，坏消息传来了：供销社停止收购干姜片。有几户干得最起劲的跑来求我们公司帮忙收购他们做好的干姜片，即使便宜点也行。
龙瞎子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接着他又打探到真实的消息，供销社几座仓库里堆满了干姜片。原来竟然是上了广东佬的当：那几个广东佬跟供销社签了合同，付了订金，而且按时付款提了前几批货。把价格哄抬起来以后，他们又把以前低价提走的货转回头高价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点，便胜利大逃亡了。
据说供销社损失了几十万。至于各家各户卖不出去的，没人知道有多少。
（之四）
公司的小郑、小周，坐火车时认识了邕宁县外贸公司的经理。他俩回来报告的消息是：该公司欲收购河南产的白蒜头，出口法国。如果我们有能耐搞到货，并解决到达广州黄埔港的车皮，可以跟我们签订十个车皮的合同。
经过龙瞎子打探和计算，我们可以净赚十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大生意，本经理亲自出马，跑到邕宁县签订了合同。人家死活不愿意付订金，说是外贸公司没有付订金的先例，但合同上可以签上违约金，两万五千元。
回来就把公司的两个女将小胡、小徐派了差，龙瞎子指引的目标：开封。
没几天她们打电话回来说：符合标准的白蒜头产于江苏丰县，保证直径四公分以上，每头不超过七瓣。价格比开封还便宜。于是批准她们前往。再接到电话时，她们已经跑到山东滕县去了。说是路上遇见滕县果菜公司的李经理，答应帮助收购，而且滕县蒜头比丰县更好，是外贸出口基地。
不过我犯愁了。因为郑州铁路局是我的根据地，原来一起插队的那帮家伙，好几个招工到了铁路运输部门，宙宙已经帮我问过，搞十个广州车皮没问题。那时到广州的车皮，比皇帝的女儿还金贵，滕县属于济南局，俺们啥关系也没有，车皮咋办？
两位女将说，李经理说，既然是出口，他们历来走青岛港，路局内车皮容易搞。我又跑到邕宁，外贸公司说，可以改在青岛交货，那里船期还可以。为了慎重起见，又签订了一个补充合同。不日，样板蒜头寄回来了，一个个跟大胖小子似的，确实漂亮。龙瞎子送去外贸公司封样，据说他们也同声赞叹。
我们付了大半订金，果菜公司负责收购。
一切顺利进行时，外贸公司来了加急电报：因为法国客户原因，蒜头不要了。
赶紧过去讨个说法，人家摆出皇家气派，不予理会。龙瞎子威胁要起诉他们，人家根本不在乎，就连合同上规定的违约金，人家也不愿答理。
滕县那边已经收购了七个车皮的货，立即停止也够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没两天，龙瞎子在中山的亲戚就介绍一位港商，给价比外贸公司还高。唯一增加的要求是，我们要代办出口。这时我才想起来，俺的三姨父转业到青岛外贸公司了，据说还是经理级的人物。这应该没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我奔山东处理，龙瞎子下广东签约。等我到了滕县，龙瞎子已经来电报说合同签了，对方回香港即付25%的定金。剩下的事情就是办理出口手续，于是赶去青岛。好几年不见，姥爷、姥姥见了我简直高兴极了，还说俺那位三姨父是书记，不会有问题。
三姨父过来挺亲热，我一说委托出口的事情他就严肃起来了：你们算是什么公司？怎么也能出口？我解释了老半天，他却不为所动。规矩非常简单，必须外贸公司才有资格跟香港签合同，我们自己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告诉他，在我们那儿什么公司都可以跟香港签合同。他的回答让我永世不忘：“你们那是敌占区，我们这是解放区！都像你们这样乱搞，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完了，别求他。我赶回滕县，那个果菜公司李经理倒是有许多同情心，他答应以他们公司名义帮我们找他们县里的外贸代办出口。于是心上的一颗石头落了下去，只是还没落到地面，更坏的消息来了：跟龙瞎子通电话时，他告诉我们，香港佬也不要货了，那25%的定金压根儿就没付。
天还是有绝人之路的，简直绝透了！
两位女将看见我那副颓丧相，赶紧帮着掉眼泪。恰好李经理过来，瞧着这场景却乐了。这位魁梧英俊的山东大汉说：“别伤心了，我正来跟你们商量，有内蒙的客户来要蒜头，给他们吧。慢慢来，就别指望出口，卖给国内得了，资本主义靠不住。”
于是他帮着给内蒙，给河北，给辽宁，不多时就处理得差不多。剩下大概两三吨，发零担回去，不然差旅费受不了。回去后那些大蒜头足足处理了几个月，总的算起来亏了几乎一万块。直至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从外贸公司讨回了那两万五的违约金。(2003.6.5发华知)
（之五）
从山东返回广西，到郑州的火车上遇见一群广西老乡。他们是几个地方的粮油商，国营、私营都有。领头的那位对我们的两位女士格外殷勤，交谈之后知道他是南宁市粮油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居然与龙瞎子同姓。听说了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之后，奉劝我们专心做粮油生意，“粮油总是要吃掉的，永远卖不完，批量大一样赚钱。”我对他的看法有点认同，于是他表示可以协助我们销售，我们可以协助他们要车皮。这是一个好建议。
到郑州以后，我必须去看望宙宙，龙经理热情地邀请两位女士与他们一起先行，到螺河，那里有我们广西粮油贩子们的基地。我同意后，她俩跟这伙粮油贩子没出站台就上车走了。我到郑州跟着宙宙拜访了几位插友，顺便弄清楚搞车皮的路数。麻烦的是，螺河以下的车皮还要跑武汉分局。
次日到螺河，寻着螺河旅社，这里真的有一个广西佬的地盘，川流不息地往来着广西的粮油贩子，交流信息，互通有无。甚至连厨房都设备齐全，因为北方饭食都吃不惯。主持着这个据点的是玉林人阿劳，这小子连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认识了这一批人，交流了各种粮油食品的采购、运输、销售及付款方式，我返回，小徐因孩子在家不放心，跟我同车返回，留下小胡一个，我发现龙副总特别兴奋。
到了厂里，我和龙瞎子、艾头商量今后的业务方向。艾头是四野南下的干部，刚从厂长位置上离休，在我们公司挂副经理，主持生产那一摊。他俩都支持以粮油贸易为主，龙瞎子还炫耀了一通他在本地粮油行业的关系。
之后，小胡来电话，说龙副总可以从他们的货源中给一车皮黄豆，单价0.43元。龙瞎子当即拍板说可以介绍。我和艾头要求他找一个买主批发掉，我们没有经验，而且零售费时间，资金恐怕支撑不下去。两三天功夫他就找来广东遂溪县一家服务公司的经理，与我们签订了合同，遂溪车站交货，每斤0.49元。龙瞎子算了一下，这一车皮可以赚四千块以上。
但上边要钱，账户上留一万维持生产之外，还可以调三万，不够货款的。电话联系过之后，小胡说可以了，差价让龙副总垫。然后描述了龙副总的殷勤劲，不无得意。小徐在电话里千万交代，提高革命警惕性，这家伙不怀好意。
调过去三万元，没几天车皮就发出了，到站直接抵达遂溪。龙瞎子根据装车的件数，跟遂溪结算了货款，转账之后便交付了领货凭证。龙瞎子刨去费用，算了半天告诉我：除了小胡的差旅费之外，净赚四千七。然后得出结论说，还是这样好，不用费太多周折，赚得干脆利落。
没两天那家服务公司经理找上门来，哭丧着脸要我们下去处理质量问题。我和龙瞎子一起到遂溪，只见他们的货棚里堆积着两批麻袋，经理告诉我们，那边新麻袋装的黄豆，质量没有问题，这边近百旧麻袋装的，质量完全不合格。他叫了两个工人，随意挑了一麻袋出来，打开一看我就傻眼了，里边除黄豆之外，还有许多杂质，甚至还有土疙瘩。该死的河南老乡，玩奸也别玩到俺们头上，真个是萁豆相燃了。
我和龙瞎子商量了一阵，答应他们派工人过筛，把杂质刨掉，我们退回相应货款。龙瞎子呆在旁边看着，我下湛江去结算一笔石料款，次日中午返回，眼前的景象把我吓一跳：筛出来的杂质足可以装一汽车，土疙瘩、碎砖头、混凝土碎块混杂在灰土里，甚至还有一个残缺的水缸底！俺们的贫下中农可真是好样的。
龙瞎子跟对方算过账，五千多斤黄豆抵过这堆杂质，所有费用算在一起，得退给人家两千八。后来查问才知道，因为车皮原来给的是五十吨的，进站也是按此吨位备货的。后来给的是六十吨车皮，临时调来十吨货填补，就这十吨货出的问题。
（之六）
不管怎么说，粮油生意至少没那么大风险，确实比较稳当。公司的进账虽然不显著，但积累还是逐步增加的。家底一厚，头脑就开始发热。
小郑和小周看见小胡经常得到表扬，还有比他们多的奖金，自然很眼馋。于是提出要发运甘蔗。这玩意儿是本地特产，每年一到季节就有大批北方客户来采购，乃至于火车站把战备线用作甘蔗专用站台，每天十几节车皮外运。他俩合伙寻得个陕西三原的客户，由我们代办发运，因为厂里有铁路专用线，不需与别的客户争站台，也属得天独厚。
但是，应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近代谚语，火车站也有服务公司，他们以调车难为由，总是不按时给车皮。而那些甘蔗停在站台上晒太阳，每天都会赊秤头，还要影响观感和质量。我到分局寻过几次，车站自有车站的办法，始终改观不大。于是陕西的客户便被车站服务公司抢过去了。
小郑找我，不如自己发货上去，收入还高。卖一个车皮的甘蔗，收入相当于代办三个车皮。于是我答应他们试试。艾头不甚赞成，理由是“货到地头死”，人生地不熟的肯定搞不掂。见我不当回事，于是“违心地”同意了。其实我的潜意识里，还有扳回一局的成分，上次与于修他们贩运甘蔗亏了，这次赢回来。
小周的亲戚在河南平顶山，也搞服务公司，说好了我们发一车甘蔗，他们负责销售，利润三七开，因为他们出不起钱。合同既然签订，我们就自己发车。俩货特别积极，专门跑到贵县新墟乡寻得一片优质甘蔗，整片包下，据说价格只抵得几分钱一斤。
计划订得十分完美：在春节前二十天左右运到，那边报来的价格达两角三到两角五。而且各单位都要分年货，这玩意儿经济实惠，每年都很受欢迎。甘蔗是农民包砍的，厂里的汽车队负责运输，省了一笔运费。装车那天，厂里热闹非凡，似乎大家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原来发运三原的甘蔗，并没有谁关心过。
火车开出，小周和小郑也奔上旅程。原来打算叫小胡从螺河转过去，他俩坚决不干，大有一比高低的气概。没多久便得到消息，一切平安。但接着就有写波折：在我们的货到达前几天，陆续到达好几个车皮的甘蔗，销售可能有点不顺。我叫他俩赶紧寻单位售出，价格可以低一点，不赔为底线。
又过几天，仍没有打开局面，我感觉不好，兼之春节前也该到郑州、螺河拜访铁路和粮油关系部门，于是亲自北上。到了平顶山，才发现这个城市很分散，颇费了些时间才找到我们那家合作公司。他们派人领着我到了甘蔗所在地，天那，我们那车甘蔗似乎没有动多少。小郑和小周正蜷缩在篷布遮盖的甘蔗一角，钻进去一看，像是个帐篷。
原来他俩为了节约费用，没住旅社，买了处理军被和煤油炉、锅碗，吃住都在甘蔗堆旁。还可以看着甘蔗，省两个顾人看守的费用。天阴冷潮湿，真难为这两个家伙了。询问一下情况，卖出去四万多斤，还有八万多斤，主要是前边来的货多了，多数单位都已经买了那些货。小郑说，好几个单位都后悔，我们的甘蔗质量特别好，但他们已经买了，只能遗憾。而小周那个亲戚的公司，所属单位的头头看见情况不妙，不许他们介入了，盈亏一律我们自理。
正说着，帐篷外有人问：甘蔗咋卖？他俩连忙窜了出去，陪着笑脸跟人家讨价还价。末了，那人蹬着平板三轮拉了四捆甘蔗走了。我出来看，北风吹着丝丝冷雨，正吹洒在篷布上。小郑数着钱，然后告诉说今早到现在，总共卖了不到三百块。我们再分析一下，头几天还卖出去多一些，现在是越卖越难卖了。批零兼顾，也没什么大动静。小周的那位亲戚，私下还到处帮寻买主，听说有个矿还没买年货，但愿能谈成。
我提了些建议，是否到农村集镇去推销，只指望单位恐怕不行。这两个小伙子说，也不成气候，主要是前边来的货太多了。顺手一指，不很远处也有一个甘蔗大棚，似乎那甘蔗比我们还要多。
眼瞧着要到晚饭时候，我建议他俩跟我一起找个饭馆吃饭，他俩都推脱不去，理由是可能会有人来要甘蔗。小周提议：头儿，你也别去了，我们一起吃煤油炉煮的饭吧，也算你体验一下生活。我答应了，不过，我说我是肉食动物，得有肉才行。小周叹道：北方跟我们那儿不一样，下午就难买新鲜菜了。小郑叫那个聘来的小伙计，让他跟着去附近一个熟食店，买点熟食。捎带一瓶酒，今晚跟领导喝二两。
喝着“二锅头”，嚼着酱驴肉，他俩诉说着这一趟的辛苦与艰难，发誓以后永远也不搞“送货上门”的营生了，只想着我们自己这一车，没有查一下发货的运输计划，是最深刻的教训。小周气愤说他那个亲戚单位的头儿，一看见甘蔗多了，就撕毁合同。说要起诉他们，那个头根本不在乎：“在平顶山地头上，俺还怕你们了？”
夜里，我没去找旅馆，三个人挤在帐篷里。外边的北风松一阵紧一阵的，我也说不清是受罪还是一种享受。第二天一早，我离开。到郑州螺河办完事，又回到平顶山，那堆甘蔗似乎少了点，又似乎没有少。小郑告诉我，已经去了五万多斤，接着告诉我，这两天又到了几车，看来情况越来越不妙。
他俩决定春节不回去了，决心要卖掉这批甘蔗。小郑说，千万不能亏本了，要是亏了，以后在公司怎么做人？
春节后，他俩回来了，真的没有亏本，确实难为他俩了。（2003.6.6发华知）
（之七）
常在河边站，不可能永不湿鞋的。在生意场上，受骗不是新闻，不受骗才是新闻。企望永不受骗，恰如上战场却指望不受伤一样。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长期或宏观意义上的生意，而不是短期或具体的生意。
我们在螺河搞的其实都是饲料原料，货源难寻且资金有限。逐渐地在龙副的劝导下转到信阳去搞大米，广西的大米竟然还需要外调，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在信阳发运了一阵大米之后，住在同一个旅社有人找我。谈过才知道他们是珠海斗门县白蕉粮所的，跑到河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们那里越来越多农民以钱代替粮食充抵公粮，现在需要买米顶公粮数，而且当地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大米常常不够供应。计划内调拨的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所以必须自己采购大米。现在头疼的是搞不到广州车皮，据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搞车皮计划有路子特来请求帮助。
其实我们搞广州车皮也挺难，唯独我知道一个路径：火车发运广西贵港，那里有下河线，火车皮可以直接到码头，卸车就直接装船。斗门就在西江边，船可以直接运到斗门卸货。这样车皮就好搞一些，比死等广州车皮容易多了。
没想到他们商量以后提出一个办法：大米差价不是很大，给我们提成加价都不容易处理。而且有了车皮计划未必就能发车，还必须跑武汉调度所请求发车，也是没谱的事情。即使运到广西贵港，也必须找船，协调车船衔接关系。不如这样，干脆给我们20万元，让我们用，在两个月内，我们负责按贵港开船价格计算，每斤标二米0.40元，把20万全部还他们大米。如果是标一米，每斤加五分。
这是一个好机遇，我连犹豫的功夫都没有，立即答应了。因为标二米在信阳收购，每斤0.35元以下，标一米也不超过0.38元。而且这两种米都可以直接从粮所购买，没有质量忧虑。那些市场米价格甚至低到0.25元，但质量必须很费劲，你简直要每一麻袋检查，否则里边碎米率太高还不说，糠纰石砾绝对要你没脾气。只是四川那些粮贩子不在乎，他们调回去的大米基本上都用于酿酒。我们最缺的是流动资金，20万足够四、五个车皮的货，两个月也可以周转两、三次，最后发货我们还有赚。他们要了我们家里的账号，并约定回去可以邮寄签合同。天上不会掉馅饼，权当说说，俺也不太相信他们真的会兑现。
过了没有几天，家里电话问我，收到斗门白蕉粮所电汇的20万元，是干什么的？艾头甚至怀疑是否别人打错款了，叫赶紧给人家退回去。会计见回单上明白地写着我们公司的名字，才来电话询问。天上真的会掉馅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交代家里注意查收邮件，因为还会有合同寄来。结果至今也没有寄合同来。
我们的货款从来就是几万的档次，如今一下子有了二十万，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油然而生，走起路来都脚下生风。原来跟别人谈生意总是战战兢兢的，如今多神气：“你给我组织十个车皮，一次走五个，见货付款！”对方立即会毕恭毕敬地仰望着你，那感觉，真是“味道好极了”。连龙副他们都羡慕不已，一个劲抱怨自己走夜路怎么就没踩中牛屎。
这一得意就忘形，第一单生意就是被骗。到处寻合适的货源也不容易，眼瞧着时间过去却发不出货自己也着急。那天一个信阳劳动局服务公司的熟人来报，西工路那家采购站有货源，标二米0.32元。我和他一起去了，那位姓李的经理称其在息县一个粮所订购了五个车皮的标二米，可以转让给我们，叫价0.32元。他还拿出合同原件，我看见他们进价0.30元，看来合理。我们马上签订合同，虽然有点犹豫，还是付给定金四万元。然后就是拖，再往后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到那个粮所，人家说压根儿没这事。还告诉我他们这是旱地，大米还需调进。不过挺热情地介绍说有芝麻和蚕豆，可以大量供应。
好在俺信阳朋友多，加上介绍人小尹自己也不好意思，很快把李经理家都找到了。软硬兼施的结果是追回一万元。接下去便是打官司，李要求和解，把仓库里的白酒和陈醋以及水果罐头顶账。我坚决不从。小尹帮忙寻得办案法官，喝了两餐拍打胸膛保证我赢。吐着酒气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
我还得赶紧利用这笔资金，眼瞧信阳大米合适的少，那些市场米实在不想要，于是委托小尹负责官司的事，我跑到湖北武昌县城去要货去了。不日回来，小尹带我去找那位法官，他保证很快就判决，一定不叫我吃亏。那天我们和车站的朋友去酒楼吃饭，没想到那个李经理正在里边招待客人，及至酒足饭饱出门时，路过李那间包厢，从开着半边的门里望进去，保证我赢的法官正是李经理招待的客人。
最后，我们终于胜诉了，法官实现了诺言。我们得到了李经理被执行的白酒和陈醋，水果罐头没了。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起诉，免了诉讼费还多得些水果罐头，更别说喝酒的开支了。（2003.6.7发华知）
（之八）
如果说欺骗，除了银行被某些客户欺骗之外，还有银行对客户的欺骗。其实中国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那些所谓银行，对政府而言，不过是金库或钱庄；对客户而言，又不过只是一个当铺。
我们公司是以生产为主的，修复了厂里废弃不用的土立窑，继续向下开采报废了的旧石场。产品基本上卖给湛江，部分水泥供应海南。但这些产品的利润率不高，我们的贸易又因为资金不足也做不了多少。于是财务科长劝我跑银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好路子，我们可以建一座大型石灰窑，利用机务段火车头烧过的煤渣，参和一点煤，少卖点石料，烧出生石灰来粉磨，出生石灰粉。
这个念头当初我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时就产生了。那时工地都要挖一个大坑，把生石灰放水浸泡，发它一两个星期。因为时间短了，发不透，抹灰以后就会爆裂，满墙面会出现一个个小坑，像个麻脸。这种麻脸现象甚至会在几年内陆续发生，很令人头疼。再者，生石灰水化反应之时，大量热能被释放，林则徐当年就是利用这种热能“焚烧”鸦片的，它比现在那种浇汽油焚烧毒品的方法先进多了。不过，这种发过的石灰沙浆的强度也因之下降了许多倍。如果用粉磨生石灰粉就可以同时避免上边两种缺陷。
我们经过计算，生产这种石灰粉，国内尚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跟艾头、龙瞎子商量，他们都十分支持。如果这种石灰粉装袋销售，利润率比水泥高得多！而且开创一个新产品品牌，意义也不小。我向新调来的厂长请示，因为我们需要资金。这位厂长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们东搞西搞，我根本不赞成。随便弄点钱，改善一下职工生活就拉倒。还真想做什么大事了？
龙瞎子跑去银行，求贷款。好话说了许多，更要紧的是他的亲戚里有个银行的官员。不过我们没有固定资产抵押，厂里也不肯担保，难度不小。龙瞎子终于把银行的官员领回来了，他们对我们实现计划的前景毫不怀疑，但手续不具备。我于是讥笑他们：银行的唯一宗旨就是向有把握偿还本金、利息的企业放贷。既然你们也不怀疑我们偿还本金、利息的能力，还要抵押或担保，岂不成当铺了？
终于谈妥了。艾头的夫人是厂里家属队的头，她们办了个小型混凝土砌块厂，利用采石车间的渣粉与水泥车间的破包水泥生产水泥砖。许多年来她们都叫“家属队”，在我的建议下她们领取了“预制厂”的营业执照，并扩建了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生产设施。由她们担保，我们获得一年期信贷15万元。
很快，艾头跑到平乐县买回一台淘汰的球磨机，并依山势建石灰窑。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不料银行来追还贷款，说上级来检查发现我们贷款手续不合规章，“预制厂”不是国有企业，不能担保，要提前追回。钱已经花了大半，设备基本买完，贷款期只开始一个多月，如果不还就要冻结账户。百般无奈之余，只好先把账户上的五万元充还，然后艾头卖掉球磨机等设备，建设中的石灰窑也停下来了，我们自然损失不少。项目便自然泡汤了。
后来买了我们处理设备的老黎，自己开了粉磨石灰厂。不过他比我们聪明，先不建石灰窑，靠买生石灰来生产，后来发达了再扩建，甚至买了大球磨机。如果我们不被提前追还贷款，即使建好石灰窑也无妨。后来生意做久了，见此类上银行当的事也多了。
这次事件被厂里的头儿追究不放。本来如果他同意改由厂子担保也没事，只是我磨破嘴皮他也不干，宁可看着我们损失好几万。后来才知道，缘由是有工人对他提建议，说服务公司生意兴隆，干脆把厂子也并入服务公司算了。这使他的革命警惕性顿时高涨起来，对我们的日常经营也开始横加干预了。
（之九）
做生意时，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便是喝酒，无论什么高档白酒，到我口里只有一个味道：又苦又辣。如此毫无酒欲的我，偏偏颇有酒量。时至今日，来它半斤八两的，依旧开车回家不带出错。
在螺河发运玉米、豆类、麦麸、豆箔之类，不时要请人喝酒，否则难办事。铁路上那些人，喝起酒来还有节制，基本没有喝醉的事情发生。粮油部门的就良莠不齐，有的见好就收，有的则死缠烂打，姓什么都忘了还要缠住你不放。许多喝酒的故事都忘记了，但有两次喝酒是忘不了的。
一次我们去河南沈丘县，探得那个粮仓里有几十吨绿豆。一副志在必得的欲望驱使我们招待粮仓主任一行。缘由在于刚发出过一个车皮，原来向西平县一个粮所定了一车皮玉米，及至快要进站装车时，这个粮所的玉米只有半个车皮的货，而且这个所长要搭上他处理不掉的半车皮绿豆，否则连那半车玉米也不给。绿豆不甚好批发，只能零售，为了保证那个宝贵的车皮计划，也为了得到半车玉米，咬牙答应他了。
这个车皮走回去，我们只能先卸到南宁市粮油公司的仓库里。没想到玉米刚卖完，绿豆突然缺货，价格直线上涨。28吨绿豆，我们进价0.38元/斤，卖价0.65元/斤，半天时间就卖完了，赚了一万多。龙瞎子加急电报告诉我，赶紧去进一车皮。差不多探访遍了，只发现沈丘这里有这些货。
或许我过于急迫的表现给这个酒鬼主任有了把柄，于是他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灌那个“张弓大曲”。他每灌下去一盅，我都得奉陪一盅，龙副总狡猾地避让开了，不过我知道他有胃病，不得不担待些。（捎带说一句，去年他去世了。过去老说胃病，结果死于亚急性肝坏死，同我们的宙宙一样。）
借着酒劲，主任不断将军：“你还想要这绿豆么？绿豆解酒，一车皮绿豆够解一辈子酒啦。”为了这车皮绿豆，俺只好舍命陪“君子”了，直喝得天昏地暗。却不料俺忽视了，他是个好胜之徒，如果你不倒下，他会更来劲。我耐不住那小盅子慢慢来，一急就拿起玻璃杯，一瓶酒刚好倒满三杯，对着他喊酒话：“不是说‘感情深一口闷’吗？来，俺俩一对一杯，干了！”他也吼道：“干了，痛快！俺就喜欢你这豪爽性子。”大家都干了，剩下一杯一分为二，也干了。
后来回到房间，我只有在卫生间不出来的份，吐得场光稻尽，然后睡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其他的事情全不记得了，龙副总告诉我，我和那个主任，每人平均喝了一斤半以上。事后我懊恼不已，酒醉的感觉丝毫不亚于大病一场，脑袋又疼又胀，五脏六腑全乱了套。何苦来着，不就是那一车绿豆吗？凭什么要去玩命？
看来，那位主任肯定也不省人事。次日上午，龙副到他们粮仓，他没来。下午我和龙副一起再去，他还没来。直到第三天上午，他到了，我们签订了合同。后来他到螺河，俺们又喝了一次，不过这次他规矩得很，不到三两。
后来我和龙副去到赤峰地区，一个粮站的雷经理与龙副是同行兼老熟人。这个龙副告诉雷：“这次我给你带了个能喝的，你们肯定能对上。”我在龙副背后擂了一拳，他大喊大叫一阵便说起了故事：原来他并没有胃病，但是没有酒量。插队招工时，听说他被公社一个副书记的亲戚顶掉了，一急起来就到处找关系，硬喝了几餐，从此落下胃病。雷是个很开朗的人，说说笑笑毫无遮拦。自称是蒙族人，我奇怪地问：蒙族还有雷姓？他说蒙族不止雷姓，别的姓还有。
待到办完事，约定明天签合同，晚上他要请我们吃烤全羊。驱车跑了一阵，到了一个蒙古包组成的饭店里。雷告诉我，这个烤全羊是用干牛粪烧火烤的，绝对正宗。说罢据说是按蒙族的规矩，撕了一只羊腿给我，尽管我自称“肉食动物”，这么一条羊腿还是望而生畏。他说必须这样，吃多少算多少，有刀子，慢慢割就是了。一切都正常进行，雷也是插过队的，大家说起插队时的故事，无论悲喜，都是过眼云烟。
雷用蒙语说了些什么，没多会儿就进来两位蒙族姑娘，还有她们的伴奏乐师。送了哈达，接着唱蒙语的敬酒歌，用银碗敬酒。蒙古人不像河南人那么小肚鸡肠，不用小盅子嘬，而是用银碗哈。继续下去雷就逐步升级了，上来的是号称“塞北茅台”的“集宁老窖”。两个唱过歌的蒙族姑娘一人递过一碗，龙副死活不肯接，蒙族姑娘说了一大堆话，我笑了：“幸亏没有一部‘内蒙宪法’，要是有，龙副今天非下大狱不可。”雷哈哈大笑，他那几个副手也跟着笑。没料到雷突然说：“老龙有胃病，‘内蒙宪法’对他实行特赦。而且也是老朋友了，不需要太客气。不过老龙今天已经宣战，由新朋友上！”接着他接过龙副没接的酒，一饮而尽，俺也只得奉陪。
就这么碗来碗去的，龙副劝了几次也无效。我一说少喝点，他们马上就搬出“内蒙宪法”，什么看不起了，什么民族团结了，什么汉族老大哥得给面子了，等等。喝了一阵就是舌头硬了的那个腔调，俺其实不过强撑着应付，那“集宁大曲”连又苦又辣都不见了。唯一清醒之时，就是明白他拿明天签字的事来要挟。我真想说不签就拉倒算了，可是也明白他这是醉话，也不想真的白跑。及至最后，雷叫换碗，换上来的碗，没装半斤也装了四两。雷宣布：“老龙表现不好，老哥真够朋友，这碗干了！明天你们公司那两车玉米，每斤下调两分钱，按内部调拨价算账。老龙的就算了。”俺硬着头皮干了那碗酒，既不苦又不辣也不烧心，只想吐出去。
我怎么回宾馆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彻底失去记忆。次日发现，左手食指和中指各鼓起一个大水泡，那是香烟夹在指间烧的，连疼痛感都没有了。不过，正如雷说的，老蒙喝醉了，说话也算数。他真的把我们的两车玉米定了0.12元/斤。龙副那五个车皮，每斤0.14元/斤。这是豪饮的回报。（2003.6.7发华知）
（之十）
我们这个服务公司开办一年多以后，账面资产已经达到120万元。其中，生产部分贡献了大约一半，贸易部分也贡献了一半。因为我们必须发给厂里职工奖金，有一两个月甚至超过厂里的工资部分，口碑越来越好。但因此来自厂里班子的微词也越来越多，特别要命的是那个干脆把厂子合并进服务公司的“幽默”议论。
有一天厂里财务科长小许悄悄告诉我，厂长向铁路局纪检告了我的状，说我在外边跑，吃了许多回扣。我当时就有点手脚冰凉的感觉，因为我们采购都是掏钱出去的，每一批货都要抠门似地讨价还价，为的只是一两分钱。而且后来因为质量保证问题，基本上都是找国有粮食部门要货，何来回扣？我仔细想了许久，无论五金交电还是粮油，我们决无“吃回扣”的可能。再者，我们这几个人甚至厂里的青工，直至今日见面都叫我大哥的，谁会告状呢？为了融洽跟厂里的关系，厂长刚调来我就聘他那没工作的老婆做出纳，简直是教了许久才得以应付的，何以他如此不给面子？不过，屁股上既然没有屎，俺也不怕。
终于有一天，厂里的书记找我谈话，宣布服务公司除了生产这一块继续进行之外，别的生意一律不许做了。我感到很突然，于是提出要求：还有些预付货款必须要回来，另外也得跟上边的合作单位打个招呼，至少得感谢人家的帮助。但书记不许。接着他问了斗门那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合同都没签，凭什么汇20万来？我解释了许久，并说，此事已经圆满结束，人家也没有意见，不应该有问题。他只是狐疑地望着我，皮笑肉不笑。
过了一阵，还是这个书记，一口一个老弟地叫，让我出去跑一趟。然后表扬我遵守纪律，没有发现我有何违反纪律的行为。这下我就更糊涂了，问道：让我到哪里去？他说，信阳饲料公司那笔两万八千元没有追回来，必须去追。这是我们预付的鸡饲料款，原来订合同要两车皮，发了一车皮后，我们销售情况良好，每斤优惠价0.12元给我们的，我们卖到0.25元。本来继续发一车完全没问题，结果厂里命令不许再发，我就给电报让停发了，余款按照命令叫打厂里的账户。
我宣布，我决不去，如果要去，我必须到螺河等地，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他笑咪咪地同意了。没想到这一去我就怒发三千丈。首先是信阳饲料公司，王经理等告诉我：你们那里来外调，硬要我们提供给你回扣的事情。TMD，我们本地饲料批发就一角四，俺们看你投缘，照顾老乡，给你们一角二，还给回扣？他娘的，你们是共产党老子就不是共产党啦？你们铁路是国营老子粮食局就是私人的？会计已经出去给你们汇款了，老子把她叫回来，不汇！合同规定两车皮，老子执行合同，你们必须要补够钱俺就交货，不然这钱就在这放烂去。俺骂了一通大街那俩熊货不敢吭气。最后俺告诉他们：想要钱就把老钱叫过来，他不来你们就别要，执行合同！
到螺河，粮油转运站也被外调，不过那里没有我们的尾款，说说就走了。蔡站长还告诉我：那些外调的说你已经抓起来了。其他几个单位都被外调过，所以他们一见我就格外热情，好几个粮食部门都说，那帮外调的家伙确实说我已经被抓起来了。所有我原打算招待人家的，都被人家抢着付账了，都说你又没法报销，吃你的于心不忍。老实说，我确实被感动得厉害，几次眼泪都差点掉下来。特别是饲料公司王经理，愣叫财务支付现金让我带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回去交发票给他们，娘的，幸苦了这么久，情当安慰费算俅。”于是叹息了一通，干公家活真没劲，看你，那么辛苦结果弄出个专案组来外调。你说，这算啥？
龙副已经从小胡那里得了些风闻，后来又接受过外调，现在一见我，顿时百感交集。他叹息说：我们都看着你们怎样辛苦的，特别是你，夜晚钻上火车下武汉，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白天跑分局调度所办事，连夜又站火车回来。吃也不舍得吃，花也不舍得花，一装车就干通宵，自己补麻袋。TMD，我们都佩服。不过，我们发那么多货，都同你们一样就累死了。最后，他有点兔死狐悲：“妈的，谁知道呢？也许哪天我也会跟你一样遭遇。”
在这些安慰和同情的鼓励下，俺也横下心了，与其如此，不如不干。在阿劳处喝酒，我发誓回去就辞职，实在没意思了。阿劳几个高兴得乱喊，支持我辞职。叫我辞职就过来一起干，保证比打阿爷工舒服。
既然心态已经如此，我相信王经理那番劝，干脆下广州、深圳、珠海跑一趟，再去斗门告别一下。没料到深圳、珠海没有边境证去不了，于是转斗门。一到斗门，白蕉粮管所的几位都高兴起来，他们都以为我被抓了。郭主任告诉说，那帮外调的简直没有脑，我们打20万给你，难道还要给你回扣？这个天恐怕都要倒转过来。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连合同都没有就打款，我告诉他们，因为信得过。结果他们跑到粮食局告了我一状，害得我写检查。真没意思。我赶紧道歉，是我连累了你们。他说你道歉个屁，又不是你干的。还告诉我，那些家伙要粮管所写收据，退回来的20万没有给收据，财务不好处理。我给个屁！老子打款过去你们也没给收据，凭什么退回来我要打收据？
他这一席话倒提醒我了，为了回去免得麻烦，我请他们帮个忙，给个证明说那件事已经两清。否则我跑过来他们不给充账我就要自己买单。郭主任一口应承，让我自己写，他们盖章。我说那字迹会看出来，郭说可以拿去打字。于是照办。
回到厂里，果然这个证明发挥了作用。书记批准报销费用了，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他们确实不会给报的。接着我打报告要求辞职，他们不批准，于是我自己走了。回南宁家中，到处物色新饭碗。后来厂里要开除我，也懒得理会，所谓无欲则刚，已经死心塌地自己谋生，谁管你是开除还是批准辞职。却不料局里物资处没批准他们开除我的请示，原来我的哥们升处长了，他比我大两岁，文革前上了大学，赶上了机会。
然后俺在南宁市寻了个单位，改写请调报告，这是谭处长叫的，说是给厂里一个台阶，也好把户口和人事档案转走。没料到厂里调离结算时，赚的钱都拉倒，说是群众的功劳；亏的数都算账，那是我的罪过。特别是那次大蒜头生意，两万五没有追回来，也没有起诉，是渎职行为，要赔50%。我回头就走，俺不调动了，户口也不要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还是那位处长从中协调，最后动员俺赔了两千五，顺利调动，人事关系和户口一起转了。
天地有时很小。回到南宁，有天陪妻子逛街，没想到她在街上遇见一个一起插队又一起招工的“友女”，还在邕宁县人民医院当护士长。她们谈话间便说起丈夫来，我猛然听见她说她丈夫是邕宁外贸副主任，于是问他的姓名，就这么巧，正是那位跟我们签合同的经理。于是说起那个故事，这位护士长知道我的遭遇便很同情，宣布回家一定教训她丈夫。
未几，她高兴地告诉我妻子，邕宁外贸公司把两万五千违约金赔付了。结果我追问厂里，我赔的两千五该退给我了吧。答曰，进了账的钱，没法退出来。而且，当初忘记收取我的教育费用，已经充抵了。
一切祸害的起源是，谁让你喧宾夺主呢？在武大郎的饭店里，个头哪怕只高一点，你就会倒霉的。不过，这一段也没白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着不过是个过程，赚了个经历也非常好。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做生意，继续赚经历。（完。2003.6.7发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