漓江
榕水流，漓水流，
流到木龙古渡头，
叠彩点点愁。
思悠悠，忆悠悠，
忆到入梦方始休，
残月挂西楼。
一 遥远的梦
小时候，我家住在省委宣传部大院里。院子很大，长了许多龙眼树和杨桃树。每到夏天，树上结出果实累累。我看得眼馋，却爬不上去，找了根竹竿来打，有时能打下来几个。多数时候连竹竿都够不着，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龙眼和杨桃流口水。到我能爬树的时候，大院里的果树有专人看管了，我只能远远地望着树上的龙眼和杨桃，心里干痒干痒，傻瞪眼。
大院里陆陆续续搬进来新的人家，我终于有了伴了。比我大几岁的伙伴，爬树掏鸟窝，我羡慕地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他们还爬到宣传部的三楼，站在那个平顶上，朝着天上挥手。我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那个楼顶上去，跟他们一样，看看底下的世界。终于有一天，大楼通往楼顶的天窗敞开着，一个梯子搭在那里，周围没有一个人。我大起胆子爬上梯子，爬出天窗口，上到楼顶，走到边沿坐下来，两只脚悬吊在半空中。
我望着院子里的大树。以前它们很高，我爬不上去，如今它们在脚下变矮了。远处有个池塘，塘里有几只鸭子在戏水，塘边是一片芭蕉树。我想起了再小些时候的一个梦。
再小些时候，我常常抓着母亲的手入睡。母亲做恶梦，母亲梦中发出的尖叫也飘进了我的梦里。有天夜里，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飘来一片乌云，母亲被卷入云里，往一个湖的方向飘去。我跟着追到湖边，乌云消失，只留下一潭碧绿的湖水和伸出湖面的几个石塔。我想哭，却哭不出。一觉惊醒，母亲就在身边。我抓着母亲的手，呆呆地回想梦中的湖和石塔。
我一直寻找梦中的湖，不知道它在哪里。梦中的湖比眼下的池塘大了很多。十多年后，趁着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机会，游山玩水到了杭州，我才知道梦中的那地方叫三潭映月。
我常常缠着母亲问，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母亲开玩笑说，我是捡来的。我问母亲哪里捡的，母亲说，大马路上捡的。长大后我才知道，解放前，我的父母是中共桂林地下党员，那时桂林是广西省省会。1949年11月桂林解放，父亲摇身一变，从桂林市松坡中学教师变成了桂林市军管会文教组负责人。这让当时在松坡中学当校长的外祖父跌破了眼镜。外祖父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参加过北伐和平江暴动，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代理书记，三十年代江西根据地肃反AB团时受到迫害，从此脱离了共产党。外祖父想不到他的女儿和女婿走了他年轻时的路。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桂林解放时，面临大学毕业的母亲和父亲结婚了。婚后不久，省会南迁，母亲便和父亲一起调到省城省委宣传部工作。第二年秋天，母亲生下了我。
我快两岁时，母亲生下妹妹，妹妹的小手也要抓妈妈的手。妈妈忙不过来，家里请了保姆，我们叫她姑姑。父母每天上班，姑姑买菜做饭，并且照料我们。我在家闷得慌，经常跟着姑姑去菜市里买菜。有一次，走到菜市里，我没拽紧姑姑的衣角，跟姑姑跟丢了。四处张望，找不到姑姑，我一个人来到大街上，不知道怎样回家，兜来兜去。一位叔叔看见了我，把我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叔叔问我家住哪儿，我答不上来。
姑姑也发现我跟丢了，四处寻找，又急又怕，赶紧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责怪姑姑，她把父亲叫回家，又叫来几个同事，一起上街去找。街上没找到，一个一个派出所打电话去询问，都没有消息。到了晚上，终于有一个派出所给了答复，说有一个丢失的男孩。母亲急忙赶到派出所。那就是我。我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呼呼大睡，手里没有抓住妈妈的手，抓住的却是警察叔叔给的糖。
妹妹出生那阵子，我们住在桃源路一个旧院子里，青砖瓦房，有个天井，几户人家共住。望着屋檐上三五成群唧唧喳喳的麻雀，我总想抓一只玩。麻雀落地觅食，我追过去，麻雀立即飞走，跳回屋檐上，唧唧喳喳望着我，好像发出一阵嘲笑。院里有一位奎哥，会用弹弓打麻雀，我求他帮我抓一只。奎哥掏出弹弓朝屋檐一射，麻雀惊慌逃散。奎哥便得意地告诉我他打中了，我问打中的麻雀落在哪里，他说掉在了瓦背上。我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看不见瓦背上的麻雀，奎哥哈哈大笑。我记得桃源路附近还有个叫葛家园的地方，园里长满梨树。每年春天，白色梨花开满一园。到了夏天，梨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馋得我直流口水。夏天多雷雨，大风吹来，会吹落许多梨子。雷雨过后，我钻进篱笆，晃来晃去捡拾落地的梨子。
妹妹快两岁时，母亲生下弟弟。六只小手妈妈抓不过来，我只能自己玩。积木玩厌了，我把家里的牙膏从洗脸架前挤到大门口，在地上胡乱地拼凑图案。我还把盐和白糖混在一起，调制我的美味佳淆。夏天去玩沙子，我把凉鞋埋在沙堆里，然后光着脚丫回家。姑姑常常打我的手心，让我领她去沙堆里找我的凉鞋。
弟弟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搬进了省委宣传部这个大院。那时，省委宣传部里住着很多单身汉，成了家的没有几个，有小孩的很少，我成了单身汉们的开心对象。叔叔阿姨们经常在路上拦住我，弯着腰，口袋里掏出糖和饼干：
“毛虫，你过来，问你几个问题。”
我走过去，傻傻地望着糖和饼干。
“毛虫，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爬上三楼。”
“不对，再想想。”
“我最喜欢拿弹弓打麻雀。”
“还是不对。上次你怎么说来着？”
“我最喜欢谈恋爱！”
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一把糖果全都揣在我的兜里。
记忆里还有个谭叔叔，很喜欢我，经常抱我去他的宿舍，除了糖和饼干，还让我尝他的炼乳和鱼肝油。谭叔叔有肺结核，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肺结核。一次发烧咳嗽被父母送进医院，打针吃药，两天后烧退了。多年后知青招工体检，X光片显示肺部有钙化点，这才知道小时候我得过肺结核。
“那是谁家的小孩？危险，赶紧下来！”
我看风景的省委宣传部三层大楼座落在显眼的地方。我在楼顶边上坐着，两脚悬空胡思乱想，正在惬意之际，被下面的人发现，把下面的人吓坏了。下面的人一声高喊，我从遐想中惊醒。我收起脚退回来，从天窗爬下梯子，顺着原路溜走了。回到家后，母亲板着脸，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五岁那年我上保育院了，星期一去星期六回。“明天就是礼拜六，爸爸来接小朋友”。那时我学会了这首歌。保育院里长着几棵木棉树，初夏时节，木棉花开一树火红。保育院里还有许多桉树，每当桉树花谢，落下许多小锥壳，我跟伙伴一起把它们用线串起来，做成一条条项链送给同班的小女孩。保育院还有许多春芽树，到了夏天，知了一个劲在树梢上欢唱。唱着唱着，有时就从树上掉下来，成了我们手中的宝贝。
保育院里还有个田阿姨，田阿姨教我们唱歌做游戏，给我们讲故事。那时中苏友好，抗美援朝之后天空飘彩霞。
我在保育院里犯了几次错误。一次，一个苏联代表团来省城访问，联欢时保育院出了一个节目，节目里我和几个小朋友拿着铃盘跳新疆舞。跳着跳着，我突然觉得脖子痒痒的，好像钻进个小虫。我歪了歪脖子挠痒，场上的人笑起来，这一笑我脖子更痒了。我又歪了歪脖子，场上顿时笑声一片。节目结束后，田阿姨把我叫到她跟前狠狠训了我一顿，说我不认真，出风头，给保育院丢脸。
我另一个错误更严重。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放大镜，在太阳下把放大镜对着一张纸，一会儿纸燃烧起来。周末回到家里，我从父亲书桌上也找来一个放大镜，把纸点燃起来。我不敢把父亲的放大镜拿去保育院，于是想到火柴，不巧家里的火柴盒空了。父亲正在午睡，想了想，我悄悄从父亲口袋里拿了两毛钱，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盒火柴，剩下的钱买了糖。
回到保育院，我把糖分给了同学。下课后我到草地上用火柴把纸点上，还找些干树枝让火烧得旺旺的。第二天我又去老地方，火烧得正旺，田阿姨出现了。田阿姨板起脸，问我火柴哪来的。我经不起盘问，一五一十兜了出来。田阿姨认为我的错误严重，竟然从父亲口袋掏钱，形同于偷。田阿姨报告了院长，院长通知了家长。周末回到家，我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我在保育院也有春风得意的时刻。保育院美术老师教小朋友用橡皮泥捏小猫小狗，我轻车熟驾，常常得到老师表扬。老师还让我们画画，太阳月亮河流湖泊，草地树木房子小红花小人儿。有一回，老师要大家画树。树枝画好后，我不知道怎样画树叶，只好胡乱涂鸦，在树枝上画上一根根长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美术老师大为欣赏，把画送去了幼儿画展，竟然得了奖。
二 初到桂林
我七岁上天桃路小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广播里开始播放“社会主义好”，宣传部一些叔叔阿姨被打成右派，不久干部开始下放。父亲下放到桂林地区庙头公社，母亲也随之调到桂林师范当校长。第一次从省城坐火车到桂林，长长的火车在铁路上轰隆轰隆飞奔，窗外的树木和田野一幌而过，途中还钻山洞，火车汽笛偶尔一声长鸣。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下放。后来到了八十年代我才知道，母亲因为社会关系复杂，说话做事直率，脾气急躁，57年在宣传部差点划成右派。幸亏父亲脾气好人缘好，上下左右园场，母亲才过了关。就这样，我在天桃路小学板凳还没坐热，就转学到了桂师附小(后来的榕湖路小学)。我升二年级时，妹妹提前一年上学，也进了桂师附小。
初到桂林，一切都很新鲜。我们住在九岗岭的桂师宿舍，院子里有很多柚子树和桑树。我常去摘桑果桑叶，还养了几条蚕，看着蚕不停吃着桑叶，长大后吐丝做茧，把自己包在茧里，最后变成飞蛾破茧而出，撒下许多蚕子。那一年冬天结了冰，柚子树上每片叶子都有冰，晶莹透亮满树玲珑。我第一次看到结冰，把冰从树叶上剥下来打冰仗，把露天盆子里的冰穿个洞用绳子拎着满院跑，看着它溶化，甭提多高兴。
父亲在农村，一个月就回来一两次，母亲也忙，家里一切靠姑姑照料。弟弟上幼儿园，我和妹妹上小学。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们每人一毛钱，让我们自己去过早。我有时在路口的包子铺买两个糖包子，有时在古南门买一团糯米饭。那糯米饭真香，中间夹了绿豆蓉，我三口两口就下了肚，吃完了还想吃。逢到跟弟弟一起，弟弟会把他那份分一些给我。和妹妹一起时，她一点一点地舔着，可以吃半小时，让我直咽口水。让她分点给我，她从来不给。有一次我央求了半天，她终于从糯米饭里抠出来两颗绿豆给了我。
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经过一个塘，塘里停着竹排。放学后回家的路上，我曾经偷偷去划竹排。北风在空中呼叫，水浪拍打着竹排，我把竹排划到塘中心再划回来。有一天塘边聚了不少人，上前一看，一个小孩穿着裤叉躺在塘边没了气，说是划竹排掉下水里淹死了。人们议论纷纷，说淹死的人会找替死鬼，这一下把我吓得再也不敢去划竹排了。
有一天广播里报导，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天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东风压倒西风，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到了晚上，各家各户都聚到院子里仰望星空，这比咱们的温总理仰望星空早了五十年。终于有人发现一颗星星似乎在移动，有人说那就是人造卫星。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开始了，宣传画和标语铺天盖地：1070万吨钢，赶上英国佬，气死美国佬! 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社会主义好”，还有赶英超美战歌：
五年计划干三年
苦战三年看头年
赶上那个英国要不了十五年
嘿哟嘿哟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
小城跟跟全国一样，处处砌起了土高炉。一天，师范学校的高音喇叭亢奋报喜：土高炉炼出铁了!赶上英国佬，气死美国佬！社会主义就是好！我跑去看，土高炉炉口处有一堆黑乎乎的毛铁正冒着热气。
还记得那时除四害的情景：家家户户装老鼠夹放老鼠药；晚饭后，独秀峰上拉响警报，全市统一时间室内室外点燃六六六粉熏蚊子；学校和街道人手一个苍蝇拍比赛打苍蝇，打死的苍蝇收集到火柴盒里拿到学校和街道去点数；更有趣的是放鞭炮赶麻雀，大白天全城一片鞭炮声，人们在竹竿上绑上烂布片一边挥舞一边吆喝，麻雀在空中四处逃窜，飞不动的麻雀从空中扑腾着翅膀掉下来。
我喜欢到处蹿，经常去隐山玩。九岗岭离隐山很近，隐山有老君六洞，山脚下有尼姑庵和藕塘荷叶，风景优美。老君洞黑幽幽的，老君石像前经常香火缈绕透着神秘。放学后，我常常和同院子的一位伙伴去爬隐山。伙伴比我大几岁，老爸是付校长。他说，隐山多鬼，这里每一块怪石，每一棵枯树都会变成鬼，晚上鬼会来敲门。
我听着害怕，问有没有办法不让鬼来，伙伴说，办法有，用铜钱镇鬼。他当即把一枚铜钱压在碎瓦片下，让我闭上眼睛，然后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会，他让我睁开眼睛。掀开瓦片一看，铜钱不翼而飞，瓦片下压着一片树叶。伙伴说：鬼已被镇住变成树叶。他还说，一枚铜钱只能镇一个鬼，隐山鬼很多，要经常镇，不断镇，如果不镇住，鬼还会来。他从兜掏出一枚铜钱说，这是他最后一枚，再也没有了，不过，铜钱可以花钱买，一枚五分钱。
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为了不让鬼敲门，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从每天的早点钱里省下五分钱，给他去换铜钱镇鬼。我怕鬼一直怕到小学三年级。
三 民生路小学
1958年，广西改成自治区。下放桂林一年多后，父亲调到区教育厅任高教处长，母亲也调到南宁地区教育局，我们一家又回到南宁。我在桂师附小板凳刚坐热，又转学到南宁共和路小学。不久，共和路小学改成民生路小学。
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又馋又贪玩，有时逃学一个人去逛商店和菜市。街上有很多小人书摊，一分钱看一本，我常常去光顾。一天，我把口袋里的零钱花光后，突然灵机一动，何不自己也摆个小人书摊，赚了钱，可以买新书，还可以买各种东西吃。说干就干，我把早点钱省下来，还动员弟弟和妹妹一起凑钱。两个月后，我买了二十多本新的小人书，加上家里原来的，有五六十本，我的小人书地摊在百货大楼前开张了。
百货大楼是什么地方？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不到半天功夫，我口袋里多了八毛钱，数钱时别提多高兴。正得意的时候，父亲板着脸出现在跟前。同院子的大人看见我逃学摆地摊，向我父亲告了状。这下可不妙，我只好乖乖地跟着父亲回了家。后面的事就不用多说了，我的屁股被鸡毛掸打出几道红印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逃学了。
从59年起，广西各地开始上演彩调剧刘三姐，父母带我去看了很多场演出。彩调剧刘三姐里三位秀才的歌词很有趣，像是在说当今的盛世中国：
桃花开放三月天
李花开放白绵绵
官府出门我开道
风流名士天下传
……
中了状元头戴冠
大红锦袍身上穿
莫公享福肚皮大
见了皇上背朝天
…
读小学时我学算术从不费劲，初学汉语拼音和写生字却费了一番功夫。玻坡摸佛得特呢勒，先是老式拼音后来又改成新式拼音。语文老师每次教十个生字，做作业每个生字要写十遍，还常常听写默写。为了尽快完成作业，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字拆开写，每次在不同的方格里写同一笔划。写单人旁，先画十撇，再画十竖，这样一个字十遍很快就写完。我的流水作业法让我多出了许多玩的时间，却使得我的字无形无体。
共和路小学有个柳校长，柳校长教书几十年了。在他六十大寿时，学校举行了歌咏会，歌唱园丁辛勤培育祖国的花朵，庆祝老校长六十寿辰。柳校长有个孙女和我同班，园园的脸，坐在我的前排，我坐教室最后一排。那时我小学四年级，各门课的成绩开始在班上排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时她经常回头，起初我没在意。到了后来，她用手支着头整节课呆呆地望着我。我很尴尬，她的成绩也由此急骤下降。我让她别回头望，她说她就喜欢那样。我说那你别望我，她说就要望，你管不着!
我没有向老师告状的习惯，气极了却无可奈何。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下课后到了教室外面，我拾起两块碎瓦片朝她扔去，有一块打在她身上。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破口大骂。她去老师那儿告状，老师狠狠地批评我，把她调到了教室前排。几个星期后，她转学走了，从此再没见过面。想来惭愧，我那时情窦未开，把个活脱脱的柳姐姐给赶跑了。
到了五年级，我的成绩已是班上第一，在学校也名列前矛。我每次作业非常认真，仿宋体一笔一划恭恭整整。我的算术作业和考试每次都100分，语文也90分以上。算术老师和语文老师对我大加赞赏，班主任把我提为班长和少先队中队长，给我戴上了两条杠的豆腐块。一次，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来省城视查，我的平时作业和各科考试成绩逞到了部长面前。部长夸了几句，于是我成了市优秀少年。
学校领导和班主任高兴之下，要提拔我当少先队大队长，领队参加六一游行。我不知犯了什么混，死活不干，班主任气坏了，骂我不识抬举，我的豆腐块就这样两杠到顶。如今回想起当年班主任气得脸色铁青的样子，我心里感到内疚。
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从来没见过祖父和外祖父。听母亲说，我的祖父是农民，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父亲年轻时，祖父勒紧裤腰带供父亲读书上学。父亲三十年代末考上广州中山大学，从那里毕业并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祖父从来没离开过农村，屡次和村里别的女人私通，祖母只能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流。
小学三年级时，母亲把外婆从长沙接来南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55年外公去世，外婆跟了舅舅。不久舅舅打成反革命被发配贵州，外婆去长沙跟了姨妈，姨父那时已病逝。57年姨妈和两个表哥打成右派，姨妈在长沙七中就地监督改造，大表哥从北京林学院下放青海劳改，二表哥下放平江劳动教养，那时他还是初中学生。三表哥已过继给南昌的表叔，四表弟年龄尚幼尚读小学，没有划右派，姨妈一家日子艰难。
我第一次见到外婆，外婆扎着小脚，吐着烟圈，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走路一步一挪。母亲每个月给外婆十块零花钱，外婆除了买烟还常常买些零食。外婆患有高血压，她信佛，手里常常拿着一串念珠，嘴唇微微抖动念叨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那时常常趁外婆不在翻箱倒柜偷拿外婆的零食吃。一天我放学回家，正想去看看外婆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却发现外婆口吐白沫倒在地下。我告诉姑姑，姑姑找到母亲，母亲赶紧把外婆送进医院。医生说外婆中风脑溢血，没救了。母亲哭了一场，买了一口薄木棺材，把外婆葬在凤凰岭坟场。
小学五年级时，教育厅宿舍从原来市人委大院旁搬到新民路和建政路十字路口附近，十字路口斜对面是区人委礼堂和区人委大院，里面有许多果树，还有个大鱼塘。教育厅宿舍跟区物资局统计局等几个单位的宿舍在一起，东边隔着篱笆是区检查院的鱼塘和检查院大院。
那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粮食定量28斤，食油二两，全国各地又唱起了南泥湾。城里人吃不饱，很多人吃木薯充饥。木薯有毒，必须清水漂毒后才能吃，不少人中毒死亡。乡下人就更惨了，很多人活活饿死。全国农村都在饿死人，我的祖父在那时去世。祖父去世后，父亲把祖母从湖南农村接到南宁。祖母也是一双小脚，一身黑色的补巴衣服。祖母皮包骨头，脸侠深陷，一脸的忧虑。
祖母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家里呆着没事干，很不习惯。那时城里人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两肉。为了能吃上些肉，父亲处里的干部凑份子买来一头小猪让祖母喂养。我有时跑去看祖母剁红薯藤煮猪食，撒上几把糠在猪食里。那年头连糠都成了宝贝东西，用粮食喂猪想都别想。小猪刚买来时十多斤重，养了大半年后，也只长到六七十斤，瘦得像祖母一样，皮包骨头。眼看这猪不长了，只好把它杀了，每家分了几斤肉和一些下水。祖母住了一年后，害怕老死他乡，执意回了湖南，一年后去世。
60年那时母亲在南宁地区工作，经常下乡，一星期回来一次。母亲每次带回几个鸭蛋，偶尔也带回半斤猪肉，鸭蛋两块钱一个，猪肉二十块钱一斤。炒鸭蛋很香，可母亲很少动筷子，让给父亲和我们几兄妹。母亲患上了肝炎和浮肿，用手指在手臂上掐一下一个窝坑，窝坑半天才消失。母亲因病调到了离家很近的南宁二中当校长，一年后调到南宁市教育局任付局长。
记得那时父亲带我在宿舍旁的小土坡上开菜地种红薯玉米木薯和牛皮菜，学校也组织学生到近郊种红薯和木薯，还在校园里摆起一排排水缸养小球澡，说是小球澡营养胜过奶粉。为了填肚子，机关组织干部们去刨野菜挖美人蕉根木瓜树芯，那真是饥饿年代。尽管饥饿，大人们总是让孩子们尽量吃饱，院子里的孩子们仍旧上学放学。
隔壁检察院鱼塘里养了许多非洲鲫，我看着心痒痒。一天雷雨过后池塘涨水，很多鱼穿过篱笆游到这边洼地里。我喜出望外，立即和几个伙伴一起去捞，一下就捞了半脸盆。从那以后我们上了瘾，每逢大雨暴雨都去捞鱼。天不下雨时捞不着鱼，我们想出了法子：把缝衣针在媒油灯上烤红弯成鱼钩，把线搓成细绳做钓鱼线，把高粱扫把剪一小截做浮子，再找一根细竹子当杆子，就可以钓鱼了。我们挖蚯蚓做鱼饵，把鱼塘边篱笆的缝隙弄大，把鱼饵甩过去。非洲鲫容易咬钩，缝衣针很锋利，只要浮子一动，立即往回一扯，缝衣针立即刺入鱼的嘴巴，一条比巴掌大的鱼就钓了上来。半小时左右，就可以钓上七八条。
偷钓的鱼不敢让家里知道，我们把鱼拿到菜市卖，卖上几块钱，然后买菠萝蜜龙眼芒果分享。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62年到63年情况好了些。白天我们常常爬上墙头比赛触摸裸露的路灯开关，手臂嗖地麻一下再缩回来。晚上我们分成两拨玩官兵抓贼游戏，有时爬到五层楼顶上，躺在楼顶上数天上的星星。八月盛夏我们打着赤膊去青山佛子岭摘桃金娘。还有用蚂蚱钩青蛙，打弹弓仗。一天晚上，我们大院和隔壁检察院的孩子们在马路上开仗，不知谁射出的石头无意间打中了一对过路男女，那男的气急败坏追了过来。我逃跑慢了，被他抓住。他抽了我两耳光，然后拎着我的耳朵上门告状。父亲赔了许多不是。那人走后，父亲用鸡毛掸狠狠抽了我一顿。屁股上的印子正火辣辣的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伙伴告诉姑姑，那人在街上打了我。姑姑立即气愤填膺：你怎么不早说，打了小孩还来告状，我要知道他的单位，我上他单位告状去！
有一阵子，我迷上了矿石收音机。我买了漆包线，把它绕成线圈，还有云母可变电容器，矿石检波器，耳机。耳机很贵，几块钱一付，倾尽了我兜里所有的钱。我还跑去拆房子的地方捡旧电线用来做蛛网天线。经过一番折腾，耳机里终于传来广播电台的歌声。我常常听着广播电台以一曲良宵结束晚间播音。
小学五六年级，我开始阅读各种杂乱书籍，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三国聊斋红楼梦初刻拍案惊奇苦菜花三家巷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教育诗不是单靠面包，读得我云里雾里。我常常把父亲书柜里的书偷偷拿出去跟院子里的朋友和其他同学交换阅读。有一阵子我喜爱上集邮，成天往邮局和集邮市场跑，和同学朋友交换各种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弄了几本厚厚的集邮册。我还常常翻墙钻洞混入区人委礼堂看各种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冰山上的来客流浪者之歌，看完后学着哼哼：啊…到处流浪…
我家住在教育厅宿舍四楼，三楼住着吴家。吴家四姐弟，父母广东人，大姐上高中住校，扎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人很漂亮；二姐跟我小学同年级，扎着两根小辫子，一双大眼睛像冰山上的来客中小古兰丹姆，二姐下面两个弟弟。我与吴家二姐抬头不见低头见，心里渐渐喜欢上她。我盼着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能娶她为妻。
尽管那时很顽皮，做作业的时候我始终认认真真，成绩名列前茅。1963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南宁二中，当了班上数学科代表。我在二中读了一年，同学老师刚刚熟悉，父亲调任广西师范学院付院长，母亲调任广西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我也跟着转学到了附中。
记得离开南宁的那天清早，我们一家坐三轮车去火车站，吴家二姐和她弟弟在路边送别。我在三轮车上偷偷看了她一眼，赶紧又回过头来。完了，我没有机会娶她为妻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哎…因为花儿不属于我，它开在记忆之中。
五 附中
六十年代，广西师范学院附属实验中学是全区重点，也是桂林市数一数二的中学。
附中位于宝积山下，校园像个三角形与宝积山连成一体。宝积山与叠彩的四望山对峙，其名最早源于明正德年间镌刻于山麓的篆体“宝积山”三字。宝积山上奇石累累，似无数珍珠宝石堆跺在一起。北宋前，桂林城池北门建在宝积与四望山间，山上筑有城墙，“城壁峻悄，皆斩崖火之”，有“铁封云锁“之誉。元代在山上建武侯祠，通称孔明台，故此宝积山也被称作孔明台。校园外，老人山坐在华景塘西边仰首问天，南面不远处，独秀峰尤如南天一柱平地拔起。
我进南宁二中时，外语学的是俄语，那时我的俄语单词记得很牢。转学到附中后，俄语老师让我当了俄语科代表。班上的数学科代表是我后来的朋友W君，外号杂毛狼，我另一篇文章有他的故事。
刚到附中时，我很留念在南宁渡过的快乐光荫，常常觉得南宁的月亮比桂林圆。渐渐地，王城里的梧桐榕树和桂花冲淡了我对南宁的怀念，我喜欢上漓江的烟雨和宝积山下的朗朗读书声。
桂林很美，漓江从市里穿过。漓江源于兴安湘漓分派，由北往南婉然而下，途中榕水汇入，而后穿过灵川县境，流到桂林木龙古渡。古渡旁叠彩群峰挺立，倒映江中。江的东面，七星岩群峰散布。离开木龙古渡，江水缓缓，经伏波山，象鼻山，穿山，流向阳朔。每逢桃花春雨，江上薄雾渺绕，仿佛奇峰幽境。唐代诗人韩愈游桂林，留下了“山为碧玉簪，江作紫罗带”的诗句；六十年代陈毅到桂林，发出“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的感叹。话虽这么说，当官的没有一个不想往省城跑，往北京跑。
在附中，一位来实习的语文老师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南方人，个子不高，斯斯文文，说话时拼命把汉语拼音咬准。可是没多久，他被调走了。听说他实习期间谈恋爱与女方发生了关系，被人打了小报告。他走后，班上很多同学想念他。我至今还记得他领着我们朗颂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
唯闻女叹息。
…
吴家姐姐的大眼睛被木兰诗模糊了，十四岁的青春开始悸动，我暗中恋上了班上一位女同学。她瓜子脸，前额飘着刘海，一笑脸上两小酒窝。她的性格活泼，经常和同座的男同学（班长）调笑打闹。班长个子高，很英俊。开始我只觉得她很美，后来成了朝思暮想，心中的暗恋却不敢表露半分。我坐在后排，目睹班长扭她的脸蛋，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醋意。我性格腼腆，越是喜欢她，越不敢盯著看她。每当目光相对，我赶紧扭头别处，深怕眼光会暴露内心的秘密。
十四岁的暗恋逐渐退热，十五岁的青春继续悸动。在义务劳动中，我喜欢上隔壁班一位瓜子脸蛋瘦小个子的女同学。每当她推着小车经过，仿佛象三月的桃花在雾中出现。我甚至渴望去义务劳动了，为的是能在工地上看她一眼。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一直把这段思念埋在心里。后来我才知道：她父亲是桂林步兵学校付校长。文革初期她参了军，从此再没见面。
班上男同学里刮起一股无线电狂风，我深卷其中。我订了一本少年无线电杂志，放学后有事没事就往交电器材门市部和二极站跑，四处寻找廉价处理的电子管中频放大器电阻电容还有喇叭，自己动手安装交流五灯和六灯超外式差收音机。交流变压器难弄到，我买来矽钢片和漆包线自己绕。我常常与其他同学交换电子管和电阻电容，互借电烙铁万用表绕线机等工具，交流心得体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火红的年代渐渐来临。63年学雷锋的高潮过去了，在附中，学生们开始学王杰，学麦贤得，学解放军。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也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开始了，劳动竟赛开始了。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植树造林，支援秋收双抢，修水渠，挑塘泥。挑一天塘泥下来，那个累，第二天上课都打磕睡。累归累，还得咬紧牙关，学习英雄。
从65年开始，学校里就不断组织学习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学生可以不上课，考试可以交白卷，要搞教育改革，贯彻党的阶级路线。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我一心只想学好数理化，将来上一流大学。我喜欢打乒乓球，更喜欢踢足球，是校足球队的后卫。我在班上和年级里成绩拔尖。我知道如何证明三点共线，九点共圆，但搞不懂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是什么道理，只觉得它对成绩好出身不好的人极不公平，心里对他们很同情。
我刚来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Z女士，她的脸永远是腓红色。听说之前她上体育课时从双杠上摔下来右手骨折，然后坚持用左手写字，被班主任树为学习标兵，入了团并当上团支部书记。我不喜欢她那爱表现的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跟我妹妹成了朋友，跑到我家里来。同学中传出流言蜚语，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跟妹妹说让她别来，妹妹说她的朋友，我管不着。我很气愤却无法发作，每次她来，我拔腿就走。
那时，我家住师院南区，南区里有许多法国梧桐玉兰树桂花树和冬青树。春天里梧桐翠绿，夏天里玉兰郁香，秋天里桂花满树，冬天里北风呼啸，只有冬青树依然郁郁葱葱。
忘不了金秋季节的一夜，我望着一轮明月心有感叹：喜欢的人没来，不喜欢的人来了。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月亮上要真有嫦娥和玉兔该多好，这星空中要真有牛郎织女该多好……我在胡思乱想中堕入梦乡。恍惚中，一位白衣女子缓缓走到我跟前，似曾相识却又不认识。我忍不住本能的冲动，一把把她抱住。她毫不推拒，倾刻间沧海桑田巫山云雨，金风玉露一相逢。猛然惊醒，却原来是南柯一梦。
团组织开始发展团员了。我没想过入团，一是觉得团章里写的那些条条要求太高，我无法做到；二是入团要经常汇报思想，我不喜欢汇报思想。也许因为我母亲是附中党支部书记，也许由于我的学习优秀，班主任让班上一名团支委找我谈话，让我递交入团申请。回想起小学时的班主任让我领队参加少先队六一游行，我拒绝，惹得班主任动了怒。这一次我不敢故技重演，还是顺水推舟吧。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不久，在班主任授意下，我被选为班团支部书记。
66年5月。梧桐花开，花絮飞扬，空气里充满了春天的潮湿气息。此时，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早已开始，北京对邓拓吴含廖沫沙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受到猛烈批判，学校里的政治学习越来越多。刚开始，报纸上称为学术讨论。不久，学术讨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彭罗陆杨倒台，人们开始躁动不安，暴风雨即将来临。
66年6月3日。空气还是那么潮湿闷热，枝枝花和茉莉正在盛开。上午学校正常上课。下午两点，附中全体教师学生集队去听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传达。当我随队来到师范学院大礼堂，大礼堂外朱红色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走近一看，矛头全指我父亲：“ＸＸＸ要把这场学术讨论引向何方？”“深入批判ＸＸ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傻了眼。顿时，全班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那时，我不满十六岁。
六 文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困难时想你有力量，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想念毛泽东？1966年，毛泽东来了。
师范学院第一批大字报矛头直指我父亲，父亲靠边站，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一劫。紧接着，大字报的矛头转向院长和党委书记。时任师范学院院长和夫人是当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夫人六四年病逝。大字报气势汹汹地指责他为黑帮分子，并质问他与陆定一成仿吾的关系。
继师范学院大字报后，附中也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我母亲。母亲沉不住气，公布了一名写大字报教师的历史档案，引起了教师们的愤怒。省市派出的工作组很快进驻了师院和附中，师院院长停职反省，我母亲也停职反省。
工作组进校不久，北京串联学生接踵而至。紧接着，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为十六条。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断言：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决定宣布：要放手发动群众。
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天机不可泄露。
革命风暴变幻无常。工作组刚代表党处分了一些院校领导，很快又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手，从各学校灰溜溜撤出。学校停课闹革命，人们开始在校园里辩论，在大街上辨论，冲出校门，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天晚上，被停职反省的师院院长服了安眠药撒手而去。他留下四个孩子，老大65年刚刚上大学，老么刚上小学。往日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一下子成了没爹没娘的黑帮子女。两个月后，院长的尸体又被两派挖了起来，开肠破肚进行化验，为的是验证院长是否是自杀，是否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我母亲在附中停职反省后，我眼看着母亲被批斗，革命派逼着我与父母划清界限。母亲承认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拒不认罪。随着全市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来，革命群众将这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挂牌游街示众，母亲也在其中。之后，母亲每星期被罚扫学校厕所，直到后来两派武斗，把我母亲遗忘。
父亲也少不了被批斗。有一次在批斗中他被砖头砸在腰部，回家后擦了两星期云香精。父亲写检讨时拼命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检讨一份接着一份，交检讨前每次都让我帮他抄写，每次又都因为检讨通不过而重写。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在北京天安门检阅首都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受毛主席接见，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之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从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独裁者的气派胜过希特勒和斯大林。
全国各地党政部门瘫痪，群众分成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势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振天动地的口号声中，两派起初是磨擦，后来发展成武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两派冲突不断升级，双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初始抢占据点，高音喇叭对骂；而后抢枪，文攻武卫，夷平对方。文革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生命化为灰烟。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夺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67年2月，几位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桌子，谭震林后悔跟老毛闹革命。
67年7月20日，武汉保守派百万雄师包围东湖宾馆，抓了中央文革代表王力，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百万雄师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予取缔。
文革期间，毛泽东通过其夫人江青和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号施令，挑动群众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江青很坦率：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要整谁，只需要动一个小指头；毛泽东一代天骄，他说不须放屁，全国上下诚惶诚恐，没有人敢放屁。毛泽东深得帝王之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跟着毛泽东的人，最后一个个灰飞烟灭。
文革初期，我因父母饱受白眼，家里被抄了几次。我也曾经想念毛泽东，大串联我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起初，我对于两派你争我斗作壁上观，后来因为被造反派打了，我卷了进去。姑姑那时去工厂当了工人，我让姑姑在厂里帮我用锉刀做了一把匕首防身。我爬过火车，抢过枪，可是我从不去抄家，从不批判老师和同学。小城陷入一片枪炮声后，父母不敢乱说乱动，姑姑带着弟妹去南宁避难，我留在桂林。后来朋友丧命，我因此拿着半自动上了前线，所幸没有与对方交火，故事细节记于“往事如烟”和“他们在文革中死去”一文。
文革中我干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偷枪。附中保守派势单力薄，如胡传魁所唱，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七三布告发布后，两派脱离接触从前线后撤。我和高一年级的王保长从西山前线下来临时住在劳动路五一饭店，同房还有高一年级的徐瞎子。我们隔壁房住着造纸厂武装民兵乔老爷，乔老爷是复员军人。看着他手里透着烤蓝的56式冲锋枪，我们三人都心痒痒。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把枪偷过来。一天，趁着乔老爷去洗澡，眼瞅着四周无人，我摸进他房里，用衣服把枪包着偷了出来，枪很快被一位老师转移它处。
一刻钟后乔老爷洗澡回来，发现枪没了。他带来一伙人气势汹汹把我们堵在室内，要搜查我们的住处。王保长掀开手榴弹盖子毫不示弱：你敢过来我就拉手榴弹！穿鞋的怕赤脚的，乔老爷有老婆孩子，只好悻然离去。今天回想起来，乔老爷也许应该感谢我们。他的枪没了，就用不着去打打杀杀了。
我偷了那支冲锋枪，却一天也没背过它。几天后，我交出了我的半自动，爬火车去南宁找避难的姑姑和弟妹。姑姑和弟妹平安无事，我在南宁呆了一阵子又回到桂林。此时，桂林市820行动已结束，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掌了权。军管会下令上交武器。武器上缴前，我从一位军分区子弟手里接过那支冲锋枪，朝天猛抠了一梭子。
1968年底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成立了革委会。红太阳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轻轻一脚，把我们这些中学生全踢下了农村。
七 插队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大雪复盖了整个桂北地区，大地一片白茫茫。在冰天雪地中，中学生们告别了父母，去地区各县插队。我和同班C君W君P君以及初二班的H君一同落户到兴安县湘漓公社麦源大队犁头嘴生产队。
湘漓公社以湘漓分派闻名。出兴安县城不远有一条古秦堤，把发源于兴安莫川山里的一条小河溪在此一分为二，七分入湘江，三分入漓江，湘江北去，漓水南流，这就是湘江和漓江的源头。当年江西红军五次反围剿败北，长征路过桂北兴安龙胜再到贵州。谁也没想到当年溃逃的这支农民起义军，十多年后竟然夺取了全国政权。
从湘漓分派沿着大路走七里路再左拐进小路，就到了犁头嘴。犁头嘴村本姓张，只有不多的几户外姓，如今又来了我们这几名外姓人。全村约三十户人家中，只有两三户是地主富农。过去学校里忆苦思甜老说刘文彩周扒皮的故事，可这几户地主富农平时一声不啃，干农活实实在在，怎么看都看不出阶级敌人那凶残的的样子来。
听村支书说，麦源大队从解放前到到如今都缺水没源。成立人民公社那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没源改成了麦源。麦源大队地处丘陵，山坡上原来长满灌木和树丛。1958年大炼钢铁，在山窝里建起土高炉砍树炼铁，山丘成了如今这光秃秃的样子。村子旁有个小山包形状像犁头，犁嘴朝着村落，犁头嘴由此得名。
下农村前，我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天天跟杂毛狼混在一起。口袋里有点钱，就跑去买香烟分着抽，从八分一盒的经济到五毛一盒的牡丹。香烟完了，就卷杂毛狼爸爸的板烟丝。我们相互恶作剧，把鞭炮塞进香烟里，递给他人，抽着抽着，鞭炮一声爆炸，上当者狼狈不堪，其余人哈哈大笑。晚上，我们常常跑去街上甜品店每人来碗甜酒汤圆，在街上逛上一阵然后各回各家。
从下乡前到下乡后，我们不断交换各种禁书和读物：当代英雄，我的大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船长与大尉，死魂灵，茶花女，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人间喜剧，红与黑，阴谋与爱情，浮士德，尼伯龙根之歌，北海集，牛氓，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罗密欧与朱丽叶，失乐园，神曲，十日谈，密茨凯维芝诗选，朗费罗诗选，飘，欲望三部曲，荒野的呼唤…
文革前和文革中班上Z女士经常跑来我家，同学中已经流言蜚语。此刻朋友们拿我开心，说什么“邱比特之箭”，“危难见真情”。“人人都说咱俩好”，难道她是我的朱丽叶？突然间我感到有些对不起她，胡思乱想头脑一热，我违背初衷，决定跟她交朋友。插队时，杂毛狼掉到了米缸里，在龙禾大队，Z女士在象形村。犁头嘴穷，口粮400斤，一个工两毛八，象形村富，口粮800斤，一个工九毛钱。青黄不接时，我们村几个知青经常去杂毛狼那儿蹭饭，偶尔也去象形村蹭饭。
犁头嘴村里有些活蹦乱跳的小青年：永安，伍三婆，老实仔，老火仔，老莲仔，黄炮鬼。初来咋到，我们不懂农活，出工时跟在永安老实仔老火仔后面，插秧耘田铲田埂杀虫割禾打谷子，很快我们成了朋友。逢着他们去山塘水洼放水抓泥鳅和黄鳝，我们也趁机去捞几条小打牙祭。夏天晚上，老实仔老火仔常来借我们的手电筒去抓田鸡(青蛙)，有时我们也跟着去。立夏耘完田后禾苗转青，接着防虫杀虫，那时使用巨毒农药1059和1605。农民们怕农药巨毒，便宜了我们几个知青。我们戴上口罩，背上喷雾器，上午四筒药水，下午四筒药水，一天的工分轻轻松松到手。
农村煮饭烧柴，我们不得不去几十里之外的莫川山里砍柴。每次去砍柴，我们借来队里的胶轮车，带上午饭，走二十里公路，到莫川地界后把车停在山下小河旁，那就是湘江和漓江的源头。脱下草鞋过河后再爬七八里山路，才能砍到茅草和灌木。砍上一两个时辰，再砍根藤条把柴分成两捆勒紧，插在扁担两头，然后下山。遇到下雨，下山时连爬带滚。下山后把柴一起装在车上用绳捆好，然后拉车回村。有一次，我们去砍柴的半路上下雨，到了莫川过河时山洪突然暴发，洪水把P君一下子冲出去十几米远。幸好我们都会游泳，P君自由式狗爬式一起上，拼命挣扎着，被急流冲到转弯浅滩处，岸上的人抛根绳子把他拉了上来。所幸有惊无险，P君没有成为光荣的知青烈士。
老莲仔和黄炮鬼是一对姐妹，老莲仔十七岁，黄炮鬼十五岁，姐姐开朗，妹妹泼辣，是犁头嘴的两朵花。都说红薯养人，姐妹俩吃多了红薯，皮肤滑溜透亮。十五十七的妹仔，正是芳华之年。生产队出工时，姐妹俩一前一后，跟其他人打打闹闹，一路欢声一路笑。挑猪粪和草皮时，扁担在她们肩上一擅一擅，姐妹俩一只小手扶着扁担，另一只小手一摆一摆，身体前凸后翘，让人目不转睛。
农村人说话随意，男的口粗，妹仔也一样口粗，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肆无忌惮。公共场合里男的不敢扒女的裤子，女的可是敢把男的裤子给扒下来。一次，老实仔不知如何惹了妇女同志，妇女姐妹们把他掀翻在地扒去了外裤。永安想救老实仔，妇女们迎上来接着要扒永安的裤子，吓得永安落荒而逃。
城里来的知青尽管细皮嫩肉，很快也学会了跟妇女姐妹们打闹。C君语言幽默，经常与老莲仔相互调笑挖苦，你一句无常鬼我一句鲢拐子地玩笑；黄炮鬼过去自称是W君的师傅，如今W君插秧耘田铲田埂铲草皮打谷子挑担子都已成为好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炮鬼常常跟在W君后面打靶鬼打靶鬼地骂骂咧咧，满脸春风，一对大眼睛火辣辣地望着W君。看得出来，黄炮鬼十分喜欢W君，老莲仔也很喜欢C君。
我很喜欢老莲仔和黄炮鬼，更是羡慕W君和C君，他们竟然不废吹灰之力得了红颜知己。想想Z女士，经常装模作样，让我没有任何冲动。犁头嘴穷，400斤口粮折合大米280斤，饭都吃不饱，天天饿肚子。难道要这样过一辈子不成？我不甘心。媒油灯下，我自学带下乡的文革前高中课本，立体几何，平面三角，代数，物理，化学，时不时还复习俄语，心里想着回城。
插队快两年了，工厂开始招工：邮电部桂兴村，兴安县化肥厂，地区钢铁厂。桂新村是军工厂，招去的都是老红军老革命的后代。C君的父亲在地区钢铁厂财务科，C君第一个离开犁头嘴，进了地区钢铁厂。县化肥厂招工，公社和大队推荐了我。刚接到通知我欣喜若狂，可是很快就泄了气。去了化肥厂，说不定这辈子都成了兴安人，不去，那是不服从贫下中农的推荐，不服从组织安排，后果难料。左思右想，我突然间来了勇气，决定孤注一掷。我跑到公社跟公社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不去化肥厂，我要回桂林。
我的举动扰乱了县知青工作的一池秋水。县知青办和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秘书牙痒痒地传话：化肥厂你不去，你就给我在犁头嘴呆一辈子！
听着这些话，我尤如当头一棒。两三天后，我还没清醒过来，Z女士来到犁头嘴，给我留下一封信，然后匆匆离去。信中说：“…自己酿的苦酒，自己终须喝下。…为了你的前途，从今往后，我们仍然是朋友，但绝不超过同学和朋友的界限。… ”
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更遇顶头风。我一气之下，即刻把信连同有她的所有相片付之一炬。我心里冷笑：幸好，我本来就不喜欢你，幸好，我没有搂过你亲过你。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如今我彻底解脱。
冷静下来后，我寻思着如何摆脱困境。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红太阳的话光芒万丈，一句顶一万句，俺也来个斗私批修。化肥厂招工满员后，我到了公社，极其诚恳地检查了自己不服从组织分配，没有接受好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严重错误。我一本正经地表示：从今往后，我坚决做到一颗红心，两种打算，时刻听从党招唤，一生听从党安排。
恍若隔世。经历了一段万念俱灰的日子，幸运之神终于光顾，父母当年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的一位同事调到湘漓公社当党委书记。几个月后，桂林机床厂到兴安县招工，他力排众议，我进了桂林机床厂。
八 机床厂轶事
桂林机床厂原是广西第三监狱，70年代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工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铣床和钻床，产品销往国内和第三世界。机床厂位于鹦鹉路边老人山下，有八个车间两千多人，从翻沙锻造机加工工具到总装机修热处理大件，后来又增加了轴承车间。
刚进厂时，工厂厂区戒备森严，围墙上有铁丝网，门口解放军站岗。每天清早，剃着光头身穿狱服的劳改犯排队来到工厂大门口，卡嚓一声立正报告，哨兵一声么喝：滚！犯人们低着头进入厂区，悄然无声到各车间上班。
我来之前，机床厂已从广西各地招了大批新工人，以玉林地区人数最多。新工人大部份是复员军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将取代原来的劳改犯人。
我们这批新工人进厂后集训了两星期，然后分往各连。那时工厂按军队建制分成连排班，就连住宿也以连排班为单位，车间为连。我分到工具车间当电工，住在红楼。我的师傅是复员军人兼党员，比我早半年到机床厂，师傅的师傅是一名劳改犯。我从未听见我的师傅称他的师傅为师傅。我不管那一套，任何比我早进厂的人我都称师傅。听见我称劳改犯为师傅，我师傅常常皱起眉头。
那年头，工厂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天天高播抓革命促生产，车间三天两头政治学习，工人们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工厂明文规定学徒工不准谈恋爱。工具车间有个玉林来的年轻人，不断给广播站投稿，很快入了党，调厂部办公室当秘书。一天晚上，厂革委会臧付主任突然从家里返回办公室取文件，发现门反锁了。臧付主任担心小偷，竟然不顾身体肥胖爬上窗台往里瞧。这一瞧不得了，这位老兄正和对象在沙发上亲热。臧付主任勃然大怒，第二天立即把他从厂部踢回车间，延期转正，女方被一撸到底，发回原籍。
我们这些学徒工除了上班，还要参加民兵训练和厂区巡逻。一天夜里空气沉闷，看样子要下大雨。我和一位荔普县来的小老弟背着半自动巡逻，发现池塘边有动静。走近一看，池塘边大头鱼黑乎乎的一片正在浮头翻肚皮。我高兴坏了，用刺刀去挑，可是刺刀一捅一个滑，挑不上来。我立即回到宿舍拿来洗脸盆和提桶，脱去鞋子跳下塘里，一刻钟功夫捞了满满一盆鱼。第二天，红楼里锅铲瓢盆奏新乐，间间宿舍飘鱼香。
和我同一批到工具车间的有一位贺县高中毕业的秀才，姓邹名永强，开的是C620车床，师傅李月光是复员军人，党员，车间排长。在黑板报上，他给全车间露了一手：
桂林机床厂
徒弟邹永强
师父李月光
同开一台床
共坐凳一张
…
老人山头云欲立
老人山下开机器
车刀削铁如卷席
夹头滚滚三花七
…
不知谁把前两句改成了“师傅邹永强，徒弟李月光”。车间全体工人捧腹大笑。从此，全车间称他为三花七。
三花七生性开朗，夸下海口，二两一个的馒头能吃八个。我不信。一天下中班后，我从食堂打来八个馒头端到他面前。
风卷残云，三花七很快吞下四个馒头；第五第六个，速度大不如前；第七个馒头如刺在喉；第八个馒头，他开始翻白眼。尽管他翻白眼，第八个馒头还是下了肚，我输了。那一夜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哼哼哈哈，隔壁房我在床上碾转不安提心掉胆，生怕他出事。还好，到了后半夜，他哇的一下，八个馒头全吐了出来。
工具车间有个曹师傅，外号曹光板。曹光板在部队是广西军区文工团手风琴手，如今是车间党支委，机床厂业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曹光板蹋鼻子柿饼脸，常常吹嘘自己是全省业余手风琴第一块牌子。他追遍了车间和厂宣传队的漂亮女工，却每每碰得一鼻子灰。“老子今年二十八，老婆难寻没办法。”曹队长怀才不遇，为革命做了贡献，全机床厂竟然没有一个女工愿意为曹队长做贡献，这太不公平！曹队长向厂里诉苦，感动了领导。最后组织出面，做通了厂宣传队月琴手的工作，俩人结为伉俪，那是后话。
从文革到插队，我一直学拉二胡。如今当学徒工住集体宿舍，每天清早出操跑步，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业余时间除了看书打扑克，我常常拿把破二胡杀鸡杀鸭自得其乐。
厂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曹光板听见我拉二胡，把我要到厂宣传队。我不愿去，却又不得不去。有一阵子，宣传队排演革命交响乐沙家浜，大号小号长笛拉管大提琴小提琴萨克斯打击乐，也还有点气派。
厂劳资科有个付科长陈明春，不知何故从北京下放到桂林。陈明春四十出头，未婚，他自告奋勇抓厂宣传队。陈明春恃才傲物风流惆怅，在宣传队高谈阔论，和女演员说说笑笑，邀女演员去木龙古渡游泳。曹队长此时还打光棍，立即醋意大发。曹队长常常顶撞陈明春，到厂部告他的状。曹队长还拉上一帮人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听了一笑了之。我学徒工一个，笨蛋才参与你们之间的钩心斗角。
那年头工厂规章制度很严厉，迟到早退打考勤扣工资，多次旷工除名。翻沙车间一名青年工人旷工数次，被陈明春开除。该工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陈明春和几位女工来到木龙古渡正准备游泳，他一拳把陈明春打到江里。陈明春的脊椎撞在水中的岩石上。可怜风流俊才子，从此半身不遂人。这名工人被判刑七年，弄了个两败俱伤，毁了一辈子。
厂宣传队让我大开眼界。阿庆嫂舞台上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舞台下在女工宿舍晚上不敢出门上厕所，把尿尿在洗脸盆里；郭建光舞台上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舞台下不男不女嗲声嗲气，最后成了同性恋；刁小三舞台上抢完包裹还抢人，舞台下被抢的人真成了他老婆；刁德一既演戏又吹小号，油嘴滑舌几个笑话迷住县委书记的千金，闪电雷霆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在机床厂宣传队呆了两年后坚决退了出来，我始终不习惯那里的争风吃醋。我深知道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一门心思学好技术。每次机床电器故障，我抢着到现场。进厂不到一年，技术方面我超过了师傅。再往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只好问师傅的师傅。我找来电工原理和电机学书籍阅读，向厂技术科电工技术员和机修车间电工班师傅请教，把车间各种机床的电气线路绘制成一本电路图，很快我对机床电气维修轻车熟驾，车间主任对我刮目相看。
九 深渊
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比我早一两批进厂的学徒工快转正了，一转眼我进厂也快二年，开始老油条。
工厂里除了少数人成了家，大部份人都没结婚没对象，青年人开始蠢蠢欲动，眼睛轱碌轱碌往异性身上转。
工具车间有几名年轻的桂林女工，她们都比我早进厂，我称她们J师傅，Z师傅，X师傅，P师傅。J师傅开铣床，Z师傅X师傅开车床，P师傅开螺纹磨床。进厂第一年，我一门心思学技术，羞于和她们说话，如今突然发现，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特别是P师傅，俏丽活泼，笑起来声音像一串串银玲，被誉为机床厂一支花。
在工具车间，最累的是车工，每天八小时都站着；最吊儿郎当的是电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电工三班倒。我老呆在电工房里，有时不是滋味。看书看腻味了，只好出去走走，机床边转转。我跑去学开车床，学磨车刀。觉得乏味了，又去钳台锉工件，学铲燕子花。一帮钳工下班后常常把自行车带进车间摆弄，我也三天两头洗链条，校钢圈，调煞制，换润滑油，我的自行车骑起来轻快如风。
热处理车间有许多报废的热电偶，外壳为不锈钢管。我捡回来，和钳工们一起把它们锯开锤平沙轮打磨，然后细锉碾磨，做成一支支漂亮的钩针。
学徒工十九块五，二级工三十七块五，买个日光台灯七八块钱，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我自己做日光台灯。我用报废的继电器铁芯和漆包线绕镇流器，用滑石做灯座，去尧山挖奇形怪装的灌木树根做灯架，灯座灯架刷上光漆，再用铝片做灯罩，喷上油漆，一个工艺品日光台灯就成了，比买来的漂亮十分。
一天夜里我上大夜班。电工房里一觉醒来，我走进车间，平南县来的H师傅正在开外园磨床，P师傅在一旁跟她聊着。我从来没有在大夜班近距离与P师傅面对面，心里一怔。就像大卫.科波菲尔遇见朵拉，我没有朝前看，也没有朝后看，一头栽进了爱情的深渊。
我讪搭搭地走上前去，不敢直接与P师傅说话，只与H师傅聊，久不久偷偷看上P师傅一眼。
第二天，我从家里拿来几个蜜桔。夜班时，我眼睛盯着外园磨床，P师傅终于又出现了。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把蜜桔递给她们。P师傅静静地站着，H师傅叽里呱拉，要我帮她做钩针，做这做那，我一一从命，她乐得合不拢嘴。从那时起，我天天盼望着上大夜班，盼望着能看见P师傅。
倒班了，P师傅回车间恒温室上白班。白天众目睽睽，我不敢接近她。一两个月里，我失魂落魄茶饭不思。有几次下班后，在她回家的路上，我远远跟在她后面，想跟她说话却不敢上前。终于有一次，我豁出去追上了她。
“P师傅，你家住哪？我想去你家。”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说不，我立即离去，决不回头。
“来吧。”
她似乎有心地看了我一眼。
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从那以后，每逢星期天我都悄悄去她家。我离转正还有一年，不敢让人知道。P师傅家住松坡中学，父亲是老师，当年我的外公也在松坡中学，也许这就是缘份。我为她做钩针和台灯，把我能找到的诗歌和小说一本又一本借给她阅读。她对我过去的事似乎很清楚，却从不主动问我，留待我自己一五一十地向她坦白。
73年3月，我去爬尧山。尧山烟雨朦胧，山谷里溪水淙淙，布谷鸟欢唱，杜鹃花满山遍野火红一片。我爬上山顶，眼前山麓伸往远方，脚下飘着浮云，自由的微风迎面吹拂。下山的路上，我采了一大束杜鹃花送到她家。花束红艳似火，这是我的情我的爱，盛开的鲜花是如此美丽，但愿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我和P师傅相好，瞒过了车间所有的人，却瞒不过另一些人。一天，Z女士的好友Q女士突然出现了。
Q女士是我附中同班同学，当年戴着红领巾给西哈努克亲王献花出了名。64年她演草原英雄小姐妹，文革期间去了广西军区文工团。尽管同班，之前我们从未交往。她身穿绿军装突然在工具车间出现，给我带来一袋柠檬李，还约我到她家去。我很吃惊，整个车间也沸沸扬扬，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知她此次前来是何意，慢慢地我才知道，她想说项依刘，让我与Z女士重归于好。此时，Z女士进了桂林齿轮厂检验科，正在争取入党。
几乎是同一段时间里，妹妹在家里向母亲告状，说我在厂里谈恋爱，不求上进。同学间各种流言蜚语再次袭来。父亲说我胸无大志，母亲盘问我，劝我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如履薄冰。有一两个月，我不敢去P师傅家。可越没见面，越日思夜念。
我试图审判自己：我喜新厌旧，我违背誓言，我卑劣堕落，没有资格去爱别人，也没有资格被别人爱。我仿佛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十分痛苦，变得沉默寡言。我想到死。
如何去死？这又是一个难题。触高压电？从叠彩山往下跳？服安眠药？溺水而亡？只有溺水来得自然。
一天夜里，我在紫洲岸边脱下外衣，独自向江心游去。到了江心，我手脚不动仰面朝天等着下沉，可是沉不下去。我试着呛了两口水，没有用。唉，忘了带块石头拴在脖子上，否则一切痛苦都可以结束。
回到宿舍，我在床上翻来复去。眼前似梦，往事如烟，心有所爱，隐痛难言，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惊动了整栋红楼。室友掀开我的床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做了一场梦。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母亲再次盘问。我哭着说，我拿定了主意，即便把所有人都得罪，我非她莫娶。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眼泪洗去了我心中的痛苦和犹豫。我铁了心，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不管他们那一套！只要她和我俩情相悦，即便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往下跳！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头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我再次踏进P师傅家门，把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她默默听着我倾诉，说了一句：你真傻。
我猜不透这三个字的意思。也许，她想说的是：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十 上大学
人生南北多歧路，
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亡朝复暮，
江风吹倒前朝树。
中国的政治风云变换无常。1971年10月一个周末，我回到家里。母亲来到我房间，悄悄问我：你猜猜，上面出了什么事？我想了想说，林彪出事了。林彪刚倒台时，我有几分高兴。不久，厂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文件，其中有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写道：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说到很多人心里，我改变了对林彪的看法。林彪事件给了毛泽东致命一击，红太阳从此一厥不振。
1972年，中国开始全国范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和“大学生”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却被毛泽东移花接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一直想上大学，文革打碎了我的梦想。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关牛棚，下放改造。百无一用是书生，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一度也觉得知识无用。如今大学招生，我上大学的念想开始死灰复燃。可是，工农兵大学生需要两年以上实践经验，需要层层推荐。我进厂不到两年，学徒工没转正，非党员，厂里党员和复员军人多如牛毛，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报名。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74年初，我顺利转正，我和P师傅终于可以一同骑自行车坦然穿越工厂的大门了，没想到这招来了一些人的妒忌。那年头提倡晚婚，男二八女二五，我们还是无法结婚。我们俩个二级工，拿不到结婚证，也分不到住房。要改变处境，只有上大学。
74年招生，工具车间分到一名上大学的名额，我立即报了名。此时，工具车间原车间主任已调走，新来的车间主任刚上任。推荐程序先是班组提名，然后车间党支部讨论上报厂部。我们车间九个班组，七个提了我的名，我满以为这下上大学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不曾想到车间党支部讨论时，党支委曹光板列举了我三大罪状：用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拉选票；拒绝参加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走白专道路。我的师傅居然也落井下石，说我跟劳改犯划不清界限，上大夜班在电工房关起门睡觉。党支部否决了班组提名，决定把该名额让给其它车间。这事立即在厂里沸沸扬扬。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消息传到我耳里，我气愤填膺。我到车间找曹光板，没找着。也幸亏没找着，否则他的鼻子会更塌。我在厂大门口拦住军代表，当时的革委会付主任，机床厂第二把手。我愤慨陈言。我说：我进厂已近四年，车间工人们都了解我，选票就这么好拉？我在厂业余宣传队两年，抓革命，也得促生产，搞好本职工作吧？说我白专，机床厂电工理论和技术考试我成绩第一，不学技术怎能又红又专？
军代表一言不发，一直听着我把话说完。两天后，我接到厂部通知，调我到厂计量室搞热工仪表修理。我收拾好个人物品，带上我绘制的车间机床电气线路图，离开了工具车间。
几天后，工具车间新车间主任突然板着脸来到计量室。
“我命令你，立即回车间上班！”
“厂部调我到计量室，车间难道没接到调令？”
“行，我去找厂部，让他们收回调令。”
半小时后，他又来了。这一次，他没有提调令之事，让我把机床电气线路图交出来。我想告诉他，这本图是我绘制的。转念一想，他初来咋到，我和他没有个人冲突，于是把图纸给了他。事后我才知道，车间一台机床电器出了故障，我那师傅两天没修好，推诿说线路图被我拿走了，他急得两头跳，可怜的车间主任。
我调到计量室时，正值桂林市计量所组织各厂矿热工计量人员去外地参观学习。我跟着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经万县穿三峡到武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十天后回到厂里，我立即接手热工仪表工作。
机床厂热处理车间经常出废品。经过检查我发现，问题出在热电偶使用和仪表校对上。热电偶由铂镍合金形成两个电极，受热后产生微弱电势，电势大小与温度高低有准线性关系。这一微弱电势经差动放大器放大后转为温度读数，由此可以控制淬火炉温度。热电偶在高温下容易腐蚀损坏，通常用瓷管或不锈钢管做保护套。那时，热处理车间除了几个技术员外，其余都是新工人。许多热电偶的不锈钢保护套管腐蚀穿洞了，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此外，控制温度的差动放大器没有定期校对，造成温度控制失误，大批淬火工件报废。
找到原因后，我采取了措施，热处理车间的废品率很快降到了规定标准以下。
1975年，我再次报名上大学。招生的学校有清华大学金相分析专业，武汉大学文科专业，还有广西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当了四年电工和近一年仪表工后，我选择了广西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这一次，我得到厂计量室和热处理车间共同推荐，通过了厂部评审。
从66年文革伊始到69年插队，从71年进厂到75年离厂，千辛万苦，我终于上了大学。可是没想到几年后，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就像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一样受社会歧视，一戴十年。
有人说要感谢毛泽东，他让工农兵有机会上大学。有人说要感谢邓小平，他让年轻人有机会考大学有机会出国。
感谢毛泽东？感谢邓小平？
我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