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重要的庆典上，当我们向国家、政党和军队表示致敬的时候，应该孰先孰后？

一种观点认为，文革以来一直就是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当然应该首先向党表示致敬。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话要讲清楚，既然“领导一切”，那么就要对“一切”的后果负责任。好的后果自然不在话下，一定是领导有方；坏的后果说起来虽然难堪，但一定要负领导责任，而且最好自己主动承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这一切，党领导自然是有功。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自然是“改革开放”。在我们表示致敬之前，有些话先要讲清楚。

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前三十年里实行的制度和政策都有问题。什么问题？不断地搞阶级斗争，破坏了生产力，搞乱了生产关系。结果是触目惊心的，一言难尽。在这里仅举两例。一是1959-1962三年间我国人口增长少了四千万左右（这是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49-1965年历人口数据做的计算结果，当然不全是饿死的）。作为对比，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死亡和受伤)总数为三千五百万人。和平年间，三年时间饿死的人数，竟超过了惨烈的八年抗战！二是1966-1976十年间的浩劫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文革十年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那年代在上海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六十元。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那么，谁应该对这十年浩劫负责呢？自然是“领导一切”。我们都还记得，文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么，“领导一切”是怎么负责的呢？我们被告之：“向前看，粗线条”。结果呢，毛泽东的画像至今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遗体还被保留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堂里，供人瞻仰。前不久还有人称文革是“艰难的探索”。上个月我和夫人在德国新天鹅堡遇见一对来自上海的退休夫妻，男的62岁（1960年时3岁），他说1959-1962三年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看来“向前看，粗线条”的策略很成功：对历史，对这“一切”，人们眼前已经一片模糊了。再过一些年，所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死光了，灾难就真的成了“艰难的探索”，十年浩劫这笔账全都赖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党对自己的严重失误（或犯罪）应该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吗？须知犯罪是按照行为后果来判断的，即使没有犯罪动机，过失犯罪依然是犯罪，何况十年浩劫的动因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为什么要“开放”？因为前三十年实行的还是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我们甚至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领导一切”不顾老百姓的困苦，慷慨地提供大量外援。后来知道，许多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超我国人民的水平。1958年，“领导一切”还号召我们在十五年之内超英赶美，真是“捏鼻头做梦”（沪语）。文革结束以后，打开国门一看，人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长期以来都被欺骗了，欧美先进国家不说，在我们身边就有亚洲的四小龙！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后三十年改弦更张了，拆除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否定了前三十年，在农村和城市都开放了单干承包，允许发展私营企业，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放弃了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政策。正是这些否定，才有了后来的进步和发展。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组织了一批老干部去考察西欧各国。考察进行得很认真、仔细。回国以后大家表示在西欧各国所见所闻颇为意外，印象极其深刻。其中以王震的感想最为典型。他说：“在这些国家已经看不到三大差别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大意）。王老讲的三大差别是指城乡、工农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从这讲话可以看出，这批老干部能够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地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方面都能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讲话的后半截并不符合事实,但是可以理解这批老干部的心情：要他们承认自己终身追求、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乌托邦，实在过于残酷。从此，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许多共产党人，坚持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只要有机会放手干，就能干出奇迹。为此，我们当然要向共产党人致敬。既要感谢他们已经做了的大量工作，还要感谢他们不再做许多以往一直在做的蠢事。但是，历史上的阴影仍然像乌云一样压在人们的心头，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人们就会担心：还没有彻底清算过的过去，会不会改头换面地再从头来一遍？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想起在德国达豪集中营看见的一条留言：“当所有人都忘记历史悲剧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一切还会再发生！”。是这样吗？看看我党的历史就知道了。
所以，为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我们愿意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我们希望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本党的利益之上（这里承认了共产党的私利。按照重庆谈判时周恩来的发言，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还希望他把保国和保民放在保党之上（这里再一次地承认了共产党的私利），坚持真改革、真开放。只有赢得人心，才能保住党。同时我们今后还应该看清和记住“一切”。

国家的内涵则比政党丰富得多。每当我们想起中国，我们眼前浮现出来的是位处东亚的一片广袤国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高山大川、沃土草场，沙漠冰川。还有五千年的文明（其中三千年有文字记载），包括文献典章，绘画雕刻，精美无比的工艺品。当然还有五十六个民族，以及各自的风土人情，饮食服饰。国家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园，既是物质的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毫无疑问，这其中有许多是一个政党无法领导的。有趣的是，说起这个“党”字，在中文里却是个贬意词，例如：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君子群而不党, 比而不周。但是现代政党则不然，他是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或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其利益。我们希望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具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党”字的消极意义。从前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今的党章则添加了“三个代表”，把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先进生产力）也代表进去了。共产党已经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政党了。但是无论怎么改，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政党只是国家的一部分。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国庆七十周年庆典据说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庆典。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用右手行军礼（前次检阅时用的是左手，不知这是军队礼仪规定，还是最高领导人率性而为）。检阅完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后，停车，在检阅车上原地左转，对三面旗帜行注目礼，三面旗帜的顺序（从左至右）是：党旗、国旗、军旗。后来阅兵式开始时，人们看到，走在最前面的三面旗帜的顺序（从前往后）依次是党旗、国旗、军旗。

党旗在国旗前面！

对此，CND上吴鑫岩认为是僭越，有人在讨论纳粹美学，网上还有人提起了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 显然，党旗走在国旗前面是违反国旗法的,而且是明知故犯。这让我想起一句列宁语录，送给当今的马列主义者：“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毫无疑问，党旗的这一步，正是这“真理也会变成谬误”的一小步！

党在国之上，人在党之上。对此，人们究竟是应该庆幸，还是担忧？

钱定榕
2019年10月7日 于硅谷
[又闻，有记者问特朗普：“（北京的阅兵）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东风-41吗？”
特朗普答道：“不！是毛泽东回来了”。]
本文发表于华夏文摘，短链接为 https://hx.ciaos.org/?p=174888 发表后略有修改。

上星期日（9/27）上午登山活动时，大家议论起一周前登山以后在JEAN家里吃LINH做的粉条，又是众口一致地赞赏。我因为和MARK参加了Contra Costa Hills Club 组织的在Silver Lake  附近为期一周的登山活动，错过了那次粉条宴，正在惋惜，于是就有人安慰说以后还可以再组织一次。M女士积极赞同，并且说可以在她家举办。理由一则是地方大，二则是（自从儿子搬出以后）她一个人住，很久都没有做过饭，厨房很空。

M女士的两次讲话，两件小事，令我很感慨。有了好吃的东西立刻想到儿子，做饭也是为了儿子，自己的饮食就可以随便将就对付。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心，都是时刻想着孩子，一切为了孩子。

但是，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有许多东西总要等到失去了以后才懂得可贵。一般人(当然包括我)年轻时并不懂得父母的关爱，不习惯父母的管束，所思所想多是自己，少有父母。难怪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借跛道人之口说道：“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好了歌”之一）。不过，冷静地想，年轻人也有需要我们体谅的地方。求学的时代不说，学业繁忙，心无旁骛。就算到了寒暑假，经济拮据的同学还是无法回家。记得大一下学期某天和几个同学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聊天，一位外地同学就不无伤感地说：“我这一进大学，就永远地离开我的家了！”。可见想家想念父母的年轻人还是有不少。等到毕业了，有了工作，又还需要熟悉业务，积累经验，充实和提高自己。此外还有自己的社交圈，业余的爱好。算下来，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留给父母亲了。我当年工作以后就住在集体宿舍，周末没事才回家，心里想的还只是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年纪及长，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曾经下决心每星期日下午回去看妈妈，晚饭以后回自己的家，但过了两年就不能坚持了，后来改为星期六下班后回去陪妈妈吃晚饭。不是没想到，而是分身乏术！等到儿女长成，我们也人到中年了。此时的父母亲已经垂垂老矣！我有位朋友老张是上海宝山县罗店人，离家三十年，年年回去陪伴父母过春节。有年回来以后对我说：“老钱，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有机会叫爸爸、妈妈，这也是人生的幸运啊”。老张无疑是位很重感情的人，听了他的话让我百感交集。首先，奉劝所有还有机会叫爸爸、妈妈的人，要珍惜眼前的人生的幸福，多开口叫几声爸爸、妈妈，这样的机会过一天就少一天了。同时，也想到我的终身遗憾: 我在二十八岁时就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

      那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的一个寒冷彻骨的的夜晚。爸爸正在弥留之际，我扑在他枕头上，从小到大的情景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意识到亲爱的爸爸正在离我而去。小时候少不更事，看爸爸是严父，怕他；长大了感激他的培养，看爸爸是慈父，爱他敬他。我不断地深情地叫爸爸，但爸爸已经不能讲话了，只见成串的眼泪从他眼里涌出，滴在了枕头上。这是爸爸在和我们诀别，生离死别啊! 不久，吓得手足无措的弟弟也来了，还请来了一位年长的世交李建章先生，我们一同站在床前为爸爸送终。爸爸像叹气一样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收拾爸爸的遗物，又见成串的眼泪在地板上滴成一滩，这是弟弟在和爸爸诀别。由于“红卫兵”的干扰，姐姐隔天才从北京赶到，从火车站直奔医院，一进病房，看见爸爸的病床已经空了，又是成串悲痛欲绝而又无可奈何的眼泪在地板上滴成一滩。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年代，生离死别之际有的只是眼泪。爸爸“史无前例” 地走了，还不到六十岁。他何罪之有？仅仅因为他是教授。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告诉了我一件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大约一年半以前，“文化革命”初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上海高校同时“自发”地刮起了斗鬼风。就我在复旦大学所见，简直是不可思议地疯狂。学生们用课桌在室外拼接成了一个高台。然后把“反动学术权威”逐个抓上台，不少人是刚从家里抓来的，还穿着汗衫睡裤，刚一押上台，先有个学生把一大碗墨汁迎面泼在脸上和身上，接着又有个学生把一大碗浆糊泼上去，一个个老教授立刻变得不人不鬼，然后在每人头上带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反动学术权威XXX”，台下的学生则高呼口号；这样“斗”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在校园里游街示众；甚至责令“牛鬼蛇神”在地下爬行。爬得慢或者爬不动的立刻就被拳打脚踢。有位老教授（不知是生物系还是化学系的）爬不动了，被认为是“装死”，挨了几脚以后就瘫痪在地，此后无论怎么拳打脚踢都不起来。再一看，死了！当晚我回到宿舍，临睡前在我们教工第八宿舍三号楼旁边的公共浴室洗澡，突然跌跌闯闯冲进来一个人，浑身上下全是墨汁浆糊，一边洗，一边大口出气，不时嘴里还发出哧哧呼呼的声音，等他洗干净了我才认出是物理系光学教研组的毛老师，单身，瘦高个，有腿疾，平时带一副深色玳瑁边的眼镜。第二天清晨人们出门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躺在第八宿舍三号楼东侧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他是深夜从三楼跳下来的，跳以前还用水果刀在脖子上扎了一刀，确保死亡。一个平时温文尔雅、善待学生的书生，要有怎样的羞辱才能使他痛下决心用这样惨烈的方式以求解脱啊！离开人世前，他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整齐的衣裳。于是我想到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保留了自己的尊严，从此永远地摆脱了“红太阳”的荼毒。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爸爸，只是一闪念，我就不敢再想下去了。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红司令”的怂恿下，天下的红卫兵也一般“红”，那天晚上上海各高校的疯狂大同小异。周末回家见到爸爸，他很冷静地告诉我，那天晚上学校里有“很激烈的行动”，我说上海各校都一样。多年后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爸爸也经受了同样的奇耻大辱，但回家时很镇静，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闭口不谈自己的遭遇，只和妈妈商量一件事：要不要立刻宣布和子女们脱离亲子关系，以免影响子女们的前途。听了妈妈的叙述，我内心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有的震撼。我不知道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有多么野蛮猖狂，但是那天晚上以及清晨我在复旦校园所看到的情景，已经超过了我对人类文明的认识极限。爸爸受到那样野蛮可怕的羞辱，但想到的却是我们姐弟的前途，多么了不起的父爱啊，我怎么会等到失去了以后才知道呢！  

      此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都不能接受爸爸不在了这个事实。有好几次我在梦中看见爸爸像往常一样迎面含笑而来，于是习惯性地叫了一声“爸爸”，立刻就醒了。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梦中的场景从此不再，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了。一想到我和爸爸从此天人永隔，成串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滴在枕头上，然后睁开眼睛等天亮，实在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啊。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想起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一位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军人，胜利后回到家乡时只剩下孤身一人。他的家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们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很有数学才能的儿子在战争中成长为炮兵大尉，胜利以后走在柏林大街上被一名残存的纳粹狙击手打死。每当夜晚想起失去的妻子儿女时，他的眼泪湿透了枕头。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悲痛也只能留到夜深人静时。感谢我在集体宿舍的室友们，他们从不揭发我在睡梦中叫爸爸。现在，我已经有了安宁的生活条件，还经常想起我的终身劳碌、担惊受怕的父母，但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也是人生的遗憾啊! 但愿所有的为人之子都不要过早地经历这样的遗憾。索科洛夫的遭遇是侵略者造成的，侵略者为此已经付出了代价，受到了惩罚。可是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浩劫的那个“领袖”，还依然被高高在上地供着；由他发动的“文革”还被“宜粗不宜细”地变相地保护着。是我们的民族没有出息，缺乏反思的能力吗，当然不是。这种能力会被永远地压制下去吗？当然也不是。很多人担心，当那样的日子来临时会引起动荡，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1991年底“老大哥”那里发生过动荡吗？事实就是明证，战斗的民族本是不乏男子汉的，可是谁会挺身而出，去捍卫一个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过期货呢？

      当然，做父母的抚养教育子女并不是贪图日后的回报，这种付出是无私的，出于天性。不仅人类，连动物都一样，幼兽一经长成，就离开母兽，不知所终。这也是地球上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因。但是人不同于动物，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在这一点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有明显不同。例如，在世界各地的旅游点都可以看到一家三代出行的印度家庭，就是明显的例子。我始终认为，一个懂得孝道的人决不至于会太坏。因为这个人至少懂得报答，另外他的行为也有所约束。这样的人在我周围的朋友和熟人中就有不少。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不孝的人往往存有戒心。一个成年人还记挂父母，难为情吗? 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一年陈毅元帅视察某守岛部队，问一位战士想不想家，战士回答：“为人民服务，不想家！” 陈毅听了正言厉色地对这位战士说，不错，你们在海岛辛苦执勤，生活条件这么艰难，人民感谢你们。但是，你若真的连爸爸、妈妈都不想，那么什么是人民呢？（大意）。所以怀念家人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知恩图报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各人了。有的时候同一个家庭的子女，表现都会有很大不同，这就只好归究于天性厚薄了。

      讲了这么多，还是希望所有的为人之子，包括M女士的儿子，像老张讲的那样，珍惜人生的幸运，不要等到失去了以后才懂得可贵。

钱定榕

2015年10月3日于加州， 发表于华夏文摘2015/10/17(短链接为 https://hx.ciaos.org/?p=116279)。2015年12月修改。

錢定榕于加州

发表于世界周刊1221期(8/12/2007)。 本文略有改动。

    世界周刊1334期”回声”栏，有两篇文章谈两岸国庆，看了以后我有话想说: 大陆的国庆阅兵有一事令人深为感动，同时又令人深思。

阅兵日清晨，升旗小队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手捧五星红旗，跨过一百六十九步来到旗杆，然后升旗。这一百六十九步代表的是从１８４０年到２００９年的一百六十九年。

这样的升旗仪式表明，我们的今天是一百六十九年来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奋斗才得来的。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百六十九年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所以令人感动。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理解这次庆典的主题是什么。

但是仔细一想，还有美中不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明，这里纪念的人民英雄，要上溯到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五星红旗是１９４９年才有的，和历史上的历次王朝更迭一样，他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政权（或政府）。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在这之前，举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八年抗战时举的也是青天白日旗。日寇投降，在密苏里舰上的受降仪式上挂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在这一百六十九步里，有三十七步（１９１２－１９４９）我们举的是青天白日旗。此后的六十年里，我们不但是一国两制，而且是一国两旗，中国人举的是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再往前，还有七十二年（１８４０－１９１２）是满清封建王朝，民间和政府反抗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举的是龙旗，它代表的还是中国。

这样看来，为尊重历史，走完这一百六十九步后，是不是应该升三面旗？依我看，这样做不仅能赢得海峡两岸的人心，还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因为我们懂得内外有别，懂得自己的尊严．

钱定榕

此文发表于＂世界周刊＂133５期”回声”栏（１０／１８－１０／２４，２００９）。略有修改。

我第一次听到到混声四部无伴奏合唱”等你到天明”是十六年前(1994年)，青青合唱团在Santa Clara大学礼堂(Louis B. Mayer Theater) 举办的年度演出会上。那优美的旋律和丰富多彩的和声令我激动不已，此后多日仍余音绕樑，深感在异国他乡聆听这样的乡音美曲，实在是难得的幸运。 后来，我给青青合唱团的指挥张智真先生写了封信， 张先生很快给我回信并寄来了乐谱， 一看到作者是王洛宾， 我对这歌又多了一分喜爱。有了歌谱，从此这首歌就就像一首印尼民歌所说，“从眼睛里到心怀”。

两年前在Jessie家唱歌, 邓尔惕[1]老师教我们唱”等你到天明”，最近又再唱这首歌。邓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但教你嘴唱， 而且教你心唱；不但教你发声的共鸣，而且启发你感情的共鸣。为此，他在教歌时经常夹杂些场景描述，人物心理分析，让我们得益匪浅，唱歌成了一种艺术的享受。我在这享受的同时，禁不住又有一番胡思乱想，联想到了其它的事和人。

每当唱起这首歌时，我都很同情那位痴情等待约会女友的小伙子，抱怨那位不守时的姑娘，甚至想给这首歌加个副题：“由于迟到而惹出来的麻烦”。我甚至申明，如果我是那小伙子，就算是国色天香，我也不会一夜等到天亮。可是再一想，又不那么简单了。假如那位姑娘每次赴约都很守时，甚至提前到达，小伙子自然决无麻烦，而且从此姑娘和小伙子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一辈子“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麻烦来了，哪里来这样沁人肺腑的歌声？我们知道，歌曲是作曲家创作的，只有从作曲家心灵里才能流淌出来如此优美的旋律，所以小伙子的麻烦其实就是作曲家的麻烦。作曲家，广义地说艺术家是很辛苦的，他们工作的时候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他们的工作就是燃烧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们的作品感人。邓老师常说，他在揣摩歌曲的时侯，常常感动得一边弹琴一边流泪，这就是艺术家的特点：自己不激动怎么感动别人？

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工作的时候忌讳任何主观臆断，必须理智地应用客观规律和逻辑。硅谷合唱团的指挥李明扬先生在排练“黄河大合唱”时要求大家理解歌词的意境，并把这种理解呈现在表情上，千万不要永远保持“硅谷工程师的表情”。李先生本人也是硅谷工程师，所以他这句话是很传神的。我刚才提到的副题“由于迟到而惹出来的麻烦”，恐怕也是出自类似的思维。

艺术家是感性的，主观的，同一题材，他们作品往往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因人而异；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却是理性的，客观的，同一问题，只要不超出已有的知识范围，他们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人而异。当然还有一类人，是政客。他们能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来蛊惑人心，让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种人心里没有客观规律和逻辑，甚至道德，只有利益和利害；他们既不感性也不理性，有的只是算计。他们和我们相去甚远，在这里按下不表。还有其它各类的人，也不在再一一涉及。

正因为艺术家是感性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又和时代密切相关。挣脱了中世纪的桎梏以后首先在意大利出现的文艺复兴时期里，出了多少伟大的文艺作品和人才！所以伟大的历史时期必然产生伟大的文艺作品。反之亦然，伟大的作品也只出现在伟大的历史时期里，妆点伟大的历史时期。不要感叹没有杰出的人才，春暖了自然花开。寒冬里当然可以在温室里培养鲜花，但哪里比得了烂漫山花！烟火再美也比不了夜空里灿烂的群星。盛世不是靠阅兵和形象工程撑出来的，盛世是和煦的春风，是普照大地、一视同仁的温暖阳光，是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的雨露。任何时代都不乏天才，关键是要有让天才成长的环境，气候。

艺术家用自己的感情来工作，所以每当他们经历感情上的巨大冲击时，就有好的作品产生；同样的经历在他们心里掀起的感情的波涛，又远远大于常人。苦难能摧毁大多数人，但坚强的人从苦难中体察和看清了人世间的一切，把苦难升华成精神财富，从而催生出伟大的精神作品。莫扎特（Mozart）有许多优美的作品是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写出来的，听了让人感慨不已！他表达的不是哀怨，而是对幸福的憧憬和不屈不铙的奋斗精神。或者用傅雷先生的话来说：“在尘世中历尽苦难的莫扎特，他的音乐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 讲得多好，是他的灵魂！两耳失聪对作曲家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被誉为斗士和雄狮的贝多芬（Beethoven）不服命运的摆布，仍然写出了辉煌的第九交响乐。天才的作曲家门德尔松（Mendelssohn）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家庭，被喻为十九世纪的莫扎特。两人的作品都是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但还是有所不同。有人甚至说，如果门德尔松家庭不富有，他或许会有更优秀的作品。肖邦（Chopin）是又一个例子，他成年以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可他怎么也忘不了自己苦难的祖国波兰，于是绵绵无尽的乡愁催生了感人至深的作品，被人称为钢琴诗人。钢琴家傅聪先生甚至说，肖邦的作品里有唐诗的意境。无锡的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生前活得像个乞丐，但在他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里，表达的是对人生的感悟，不是哀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访华的西方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小泽征儿在访华期间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时，据说感动得眼泪流满双颊。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39年, 年轻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民歌并拍摄记录片，邂逅了一位藏族姑娘卓玛，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聪明的姑娘察觉了，但她冷静地看到两人的差异，认为不可能共同生活。分手的时候王洛宾和姑娘各自骑在马上，肩并肩默默无语地走着，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痴情的王洛宾鼓起勇气想要开口说了。姑娘看着王洛宾，微微一笑，这还要说吗，然后举起鞭子在王洛宾身上轻轻地抽了一鞭，策马而去。这是一段那个时代典型的浪漫恋情，除了那一鞭子和回眸一笑，没有一言一语。挨了鞭子的王洛宾一动不动，眼看姑娘远去的身影，直到那马背上的火红裙子消失在茫茫草原的尽头。谁也不知道王洛宾当时想些什么，他的惆怅有多深，但不久以后就有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此，那位姑娘以及王洛宾对她的思念，全都永远地留在了那首歌里，没有惆怅。卓玛姑娘如果还在世，应已垂垂老矣；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那轻轻的一鞭子，抽出了一首传世之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一般人认为，作曲家往往短寿。我任意查了十五位中外的作曲家的生卒年份并计算了寿命，结果如下：F. Schubert (1797-1828, 享年31岁), W. Mozart (1756-1791, 享年35岁), J. Mendelssohn (1809-1847, 享年38岁), F. Chopin (1810-1849, 享年 39岁), G. Gershwin (1989-1937, 享年39岁), 冼星海（1905-1945，享年40岁），J. Straus (1827-1870, 享年 43岁), R. Schumann (1810-1856, 享年46岁), 施光南（1940-1990，享年50岁）, P. Tchaikovsky (1840-1890, 享年50岁), M. Glinka (1804-1857, 享年 53岁), L. Beethoven (1770-1827, 享年57岁), D. Shostakovich (1906-1975, 享年 69岁), 王洛宾（1913-1996，享年83岁），C. Saint-Saens (1835-1921, 享年86岁)。由此可见，三分之二的人寿命在五十或五十以下，六人(40%) 的寿命在四十或四十以下,  其中又以Schubert 最短,  三十刚出头。看来作曲家往往短寿的结论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大概和他们创作的辛苦和投入有关。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指挥家和演奏家却都比较长寿，八十以上，九十多岁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指挥家A. Toscanini（1867-1957，享年90岁），钢琴家V. Horowitz（1903-1989，享年86岁）84岁还在台上演出，钢琴家A. Rubinstein（1887-1982，享年95岁）89岁还在台上演出。同是音乐家，寿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人们普遍认为演奏家尤其是指挥家工作时适量的体力活动对健康很有益，更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工作时的美好心情。

一天我外出散步，一阵风吹过，飘来邻居家BBQ的烤肉香，突然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把优美的旋律比作肉香，那么当我们闻到这诱人的香味并陶醉在其中的时候，产生这香味的肉，也就是作曲家，已经把自己烤焦了！他们怎么会长寿呢？那么，指挥家和演奏家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厨师。尽管厨师的工作也很辛苦，但少有不胖的。为什么？人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被食物的香气薰肥的！指挥家和演奏家把作曲家优美动人的旋律和和声作为精神营养传递给我们，和我们分享，既滋养了人们，也滋养了他们自己，他们是得益最多的人，他们自然长寿。

让我们向艺术家致敬，感谢他们创造和传播人类美好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天才我们无法企及，但他们不对命运低头，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但愿我这俗人的比喻不至于亵渎了神圣。

【1】    邓尔惕：前上海乐团无伴奏合唱团指挥，词曲创作组成员，艺术室常务付主任，已退休。

钱定榕  2010年6月于加州

2014年9月24日发表于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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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得到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9年间中国总人口的数据 （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年北京）。现将1949-1964的十五年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摘录如下：
年代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总人口（万） 54167 55196 56300 57482 58796 60266 61465 62828 64653 65994
出生率(‰） 36 37 37.8 37 37 37.97 32.6 31.9 34.03 29.22

年代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人口（万） 67207 66207 65859 67295 69172 70499
出生率(‰） 24.78 20.86 18.02 37.01 43.37 39.14

首先要说明“总人口”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们知道，由于不断地死亡和新生，人口不是常数，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一样。在这不断减少和不断增加过程中，如果新增加的人口多于减少了的人口，总人口就增加；反之总人口就减少。下图是根据上表作出的1949-1964年间的历年总人口图。图中的菱形点（蓝色）代表1949-1959年间的总人口，三角形点（黄色）代表1959-1964年间的总人口。
其次要说明在正常情况下“总人口”是逐年递增的，连起来是一根接近平滑的曲线，所以根据往年的总人口数，可以推测下几年的总人口数。下图中的方块形点（红色）代表由1949-1959年间的总人口数推测的1959-1964年间的总人口数。
从上面的表和图可以看出以下事实：
1．1949-1959年间的总人口数增长接近是线性的。
2. 1962-1964年间的总人口增长也接近是线性的，增长率非常接近1949-1959年间的总人口的增长率。
3. 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连续两年下降。
4. 由于前两年总人口接连下降，1962年的总人口虽已有所增长，但还是几乎等于1959年，换句话说，1959-1962三年之内总人口几乎没有增加。
下面我们来计算1960和1961这两年中总人口减少了多少。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表中的总人口略作调整：1959年的总人口不变，1960年的总人口加上2200万，1961年的总人口在此基础上再加上1500万，然后把1962年以后每年实际总人口都加上3700万（2200万+1500万=3700万），把这样调整以后的1959-1964年间的总人口称为应有总人口数，用方块形点（红色）代表，放到上图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调整以后的1959-1964年间的应有总人口数是1959-1964年间的总人口数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如果顺其自然，1949-1964年间的实际总人口数本应该是一根连续的接近平滑的自然增长线，上图中的菱形点（蓝色）本应一直延续到1964年。以上计算表明，1960年的总人口减少了2200万，1961年又再减少1500万。两年间的总人口总计减少了3700万人。
但是，严格地说，总人口数增长不是线性的，因为人口基数每年在增长，以上的估算过于简单。因此，我们采用略为复杂一点的数学（厄米多项式）来拟合1949-1959年间的实际总人口数的正常自然增长，然后外推到1964年。结果我们得到下图中的黑线，可以看出它更符合该期间内的实际总人口数的正常自然增长趋势。然后，我们把1960-1962三年的实际总人口添加上一定的数目，使它们都落在黑线上，成为应有总人口数（下图中的方块形点，红色）。由于外推的年代不远，结果应该相当可靠。这添加的数目就是失去了的总人口数。这添加的总人口数在1960-1962三年分别为2500万、1900万和100万。换句话说， 这三年间总人口数的减少总共为4500万（2500万+1900万+100万=4500万）。这个数目应该比先前的估算数目（3700万）更为精确。
可是，严格地说，这样计算还不够精确，因为没有考虑出生率的变 化。总人口数的减少无非两个原因：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下降。在本文开头的表中我们看到，1960, 1961这两年的出生率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3.92‰ （24.78-20.86=3.92）和 2.84 ‰ （18.02-20.86=2.84）。修正了这两年的出生率下降以后，1960-1962三年总人口数的减少分别为2236万，1711万和 100万，总共减少4048万（见下图）。顺便指出，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经历过大灾难后人口出生率会显著增加，例如 1962-1964年的出生率就明显高于往年，这现象再次印证了此前曾有过大灾难。

气象资料表明，1959-1962三年间并无全国性的严重自然灾害，甚至可以说略好于平常年景。那么，为什么在此期间的总人口数偏离了自然增长趋势？显然是因为有人为的干扰。笔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做过许多各种不同的数学拟合，但从未感受过像这次拟合时的沉重，因为数字后面是消失了的生命。他们大多数是农民，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能有幸逃过这一劫，只是因为我们出生的时间和居住地点不同。这些可怜的同胞们生时默默无闻，大量消失了也默默无闻，不仅对他们的死因无人负责，而且连死了多少都没有个准确的数字！我们这些过来人有责任不让这段悲惨的历史淹没在遗忘中，这就是笔者做此拟合的动机。

钱定榕
2010年7月

团员们一上 台，首先给我的印象是“成熟了”。二十年前的青青合唱团以青年居多，现在的团员有不少看来已经步入中年了，我这里说的是男声部；不是我故意讨好女声部的团 员，从台下看，盛装之下，她们看上去像是一朵朵鲜花，确实很难判断年龄。指挥张智真先生似乎没怎么变，要说有变，也是变得沉稳了（请张先生不要误会，沉稳 二字决不是从被绑带固定的左臂而得来的印象）。听说，二十年前的青青合唱团每周日在斯坦福大学排练，还经常有户外活动，共同的爱好成就了好几对（四对？） 团员夫妻。如今，这几对音乐夫妇的下一代恐怕都已经长成了。听青青合唱团的尹彦女士说，有的团员唱到退休了还在唱。可见青青合唱团和音乐的魅力。当然，自 然的规律无人可以阻挡，但是在情感上，许多团员看上去还是那样年轻、健康、积极向上，似乎还是在“等你到天明”！优美的和声听了让人愉悦，动人的故事知道 了给人温暖，禁不住替他（她）们祝福。演唱会既是个人的表演，也是演员抒发情怀并和听众的交流的场合，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美” 字。这就是我对这台节目的印象。

一个人在解决了温饱以后的追求，最能反映出个人的修养和情操。记得93年夏天，在旧金山有一场露天音乐 会，参加演出的华人合唱团居然有十几个！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众所周知，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重地，人才济济，但是竞争剧烈，生活不易。湾区众多的华人合 唱团就是湾区华人高科技人才的精神家园，正如青青合唱团节目单中“演出的话”所说，对生活的热爱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一年到头乐此不疲。在合唱团里，只有每 个人都按照指挥的要求唱好自己的声部，才会有和声，这就是合唱的美妙之处：人人努力追求的是集体合作的效果，并从中的到和谐的享受。但是合唱的和谐是由不 同的声部构成的，音阶和旋律都不同，由有规律的不同而构成和谐，很有意思（当然还是有它的物理基础的）。奇怪的是，中国的音乐春秋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比 文艺复兴时期早了几乎两千年，中国的古曲旋律很优美，绵延不绝，像行云流水，但是始终没有发展出和声。是乐器的原因吗，不像，湖北出土的楚编钟的声音就非 常美，几个编钟一齐敲，就是极好的和声。原因是不是和中国人讲究大一统，尊崇绝对的皇权心理有关？扯远了，言归正传。我喜欢合唱，因为声音和声部的和谐起 源于心灵的共鸣，合唱就是团员们心灵的沟通、默契的过程。青青合唱团延续33年了还乐此不疲就是明证。当大厅里响起丰富绚丽的和声时，一切世俗的东西都从 团员们的身上不见了! 这是何等美好的境界。

我知道一位老兄，他在大陆经过多年的打拼，发财致富了。这本是好事，可是这个原先烟酒不沾 的人却变成了成天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前些年发现患了肺癌，几年来全家人帮他在全国各地访医求药，也包括国外的名医，可是最终还是难逃宿命。对此，这位朋友 的家人非常懊丧地说，早知道他在发财以后追求的只是口腹的享受，还不如当年不发财。真是后悔啊。

是的，在青青合唱团（以及青羽合唱团和其 它的合唱团），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生活的热爱。这让我想起另一种境界。1989年的夏天，那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以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国务院发言 人”袁木先生在一次全国转播的电视上总结教训时说，“这些年放松了思想教育，有人还唱什么‘让世界充满爱’。” 他的言论让我又一次震惊。这次电视节目有几亿人看过，相信一定还有人记得。当时我很想问袁木先生及其同志，他们希望这个世界充满什么，但我没有这样的勇 气。不过我知道，要靠武力打天下和治天下，当然不能让世界充满爱，没有仇恨怎么下得了手！但是以力而服天下并且长治久安的先例，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人心是无法力服的。去年我在湾区知音合唱团的年度演唱会上听到合唱贝多芬的欢乐颂，不由得内心一阵感动发热，在现场听几十个人发自内心的歌声，给人的那种 感受是任何音响系统都无法达到的。我们合唱团的指挥邱德中先生告诉我，台大合唱团也唱过欢乐颂，可惜我错过了。感动之余，我想，袁木先生一定也听过欢乐 颂，不知这首歌能不能在他的内心里激起一点人性的涟漪。生活中的袁木先生及其同志自然不缺爱，但是博爱呢？他们的感情是在你死我活地打天下的过程中形成 的，但是治天下呢，是不是应该换一种境界？古人说，“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为政者当然都想“久天下”，但 他们是否想过“爱天下”？袁先生及其同志的情操和青青合唱团、青羽合唱团、知音合唱团、台大合唱团以及其它的合唱团的团员们相比，何止是天上地下！

青 青合唱团的这台节目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歌曲，特别是民歌，青羽合唱团的节目里也有不少中外民歌，这让我尤其喜欢。世界广大，人生短暂，听这些歌就好像在历史 的长河里到世界各地神游，多么难得。93年夏天的那场露天音乐会后，我对我的老板Ted Yang (男高音)说，我们海外华人在这里能够兼得中西文化的精华，是我们的幸运。他说他有同感。相信其它合唱团的朋友也都有同感。

青青合唱团员对生活的热爱源出于什么？我小时候听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写在脸上的苦字：你的眉毛是草字头，下面的两个眼睛是一横，中间的鼻子是一竖，再下面 是个口（嘴巴）。这当然是一种人生观，但不是青青团员的人生观，要不怎么会对唱歌一年到头乐此不疲。能在硅谷站住脚而且发展的人都是坚强的人，这就是坚强 人的人生观，也正是有这样的人生观，才会奋斗，才会成功。由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品陶冶出来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乐观向上、充满爱心的，就像青青合唱团和其它 合唱团的朋友们。

有两个小问题。青青演唱会上我坐在中间偏后，似乎觉得大合唱的声音听起来比小合唱的声音饱满，声部也听得清楚些。这可能 是音响设置的问题。还有， “我等你到天明”原是流行在新疆塔城一带的哈萨克民歌，哈萨克名为《哈尔哈什》（意为“亲爱的”），1939年王洛宾在甘肃民乐县记录了这首歌，编写了歌 词，成了“等你到天明”。王洛宾曾被军统逮捕入狱，也蹲过解放军的大狱，政治上长期被管制，生活极度困难。他的名字被从许多作品中删去，或改为XX民歌， 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希望下次演唱这首歌时，在节目单上能看到他的大名。
钱定榕 2015年1月8日于加州

首先应该肯定你勤于读书，勤于思考，比之那些穷得只剩下钱、醉生梦死的人更有希望。看了你的两篇文章，《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和《梦碎美利坚》，有很明显的感觉: 你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例如你说：“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相信自己的双手，勇敢、自信地面对世界，从心理上做好当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准备。” 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是相信的问题，用词不当。一般而言，我想你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一是对国家和民族要有自信，二是要相信政府。但是看到你接着说“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这就明白了，你讲的相信不是自信的意思，于是一般而言的两个可能就变成一个可能：相信政府。又如，你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一文的付题是“如果你也骂过这个国家，就请斗胆进来看看”。但是通篇都看不到有哪一句是骂国家的，人们骂的是政府失职。又如你说：“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 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很明显，在这里国家和政府是同义词。可见我的猜测是不错的。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中国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地方，几千年来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对国家我们只有爱。而政府按理应该是人民选择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对政府我们要做的是严加看管。怎么管？宪法就是用来看管政府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发生的？就是有一个组织和个人拥有了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反了宪法第五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称为是一场浩劫。又如，宪法第二十九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8964 那场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被用来对付人民。所以爱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用宪法来看管好我们的政府（当然也包括政党）。大家知道，政府做错了事危害最大，最应该防范。

你说“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 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说得好。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地指出，这六十年包括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搞成什么样，请问问你的外公，以及任何不幸赶上了那个时代的人。你不知道前三十年的事，这不怪你；很奇怪，除了过来人，现在谁都不清楚了。也许有人巴不得我们都忘了。但像你这样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应该不难弄清真相。在看《台湾史》和《欧洲史》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在那前三十年里，四川省发生了什么，天府之国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你说得对，“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墙”，那么请你先在自己的家乡筑起这段防火墙。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还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吗？准确地说，巨变应该是后三十年的事，因为我们的体制变了，开始变得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这样笼统地说 “六十年”，明显地是想要掩盖前三十年里的严重错误，为什么你会看不出来呢。看来你的防火墙还要继续完善才行。你说得对，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所以只要一松绑，社会经济就像脱缰的马一样高速前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无论跟自身比，还是在全球范围来看，政府都交出了成绩不凡的答卷。这证明，我们改革以后的政治体制是优秀的（我在这里没有“更”字），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那么，为什么“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 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呢，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还落后于人们的期待。例如，三年多前一夜成名的草根歌星朱之文是山东单县人，就在他成名的一年前，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近乎于疼死；无力让母亲上过一段好日子，成了朱之文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寒冬腊月里，他的第一个孩子因医院拒收是在田野草堆里生产的；他牙疼，竟要等老婆买头发才有钱医治；他在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而我国义务教育是九年。这一切看得令人心碎的事实都是因为穷！而且这是在最近这几年的事。请你调查一下，还有没有比山东单县更穷的地方。看了这些地方，你的心情一定和“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周小平坐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里一直想着这些事”时很不一样。同时你也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民众对政府在分配发展成果时严重地向权贵倾斜不满（如果你有胆量，请你调查一下高干们的待遇以及红二代官二代令人惊讶的财富和地位）。如果朱之文的老乡知道我们的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每年高达几千亿，他们能接受吗。“恶骂”还算是很理智的了，中国政府并没有蒙受“不白之冤”。我小时候妈妈替我做衣服时，往往要求裁缝将布料裁得宽大一些，以便过两年以后再放大。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就要跟着改。你二十岁了，如果还要你穿十五岁时的衣服，还穿得下吗；如果硬要穿会是什么结果，一定是衣服被你撑破。你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享受到的是至今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后呢？我欣赏你这句话：“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还有，请把上面那句话里的两个“更”字拿去，因为这不是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心态。世界各民族都有值得彼此互相学习的地方和长处。你这段话的最后还说到信仰，从行文来看，你说的是政治体制和民族和种族的两个“更优秀”。 很抱歉，对此我不能苟同。刚才讲过，我们的政治体制曾经严重地背离法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希望的，后三十年的事实就是例子。希望就在于它能改，不继续改就没有希望了。今后还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鉴于你常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我想再强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政府是我们雇佣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它只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义务，没有要求我们信仰它的权力。政府做了好事，我们可以表扬或赞扬，但决不应当歌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要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革，才有希望，为此我们要一刻不停地督促政府。政府的事做得不好而挨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也是我们从前三十年得来的代价巨大的教训！“信仰”用在这里不妥。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每当听到或看到有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我都为这些人愧对祖先而感到羞愧。例如，时下许多摩登人物讲话，时不时夹几个简单的常用英语单词（发音就别提了）。这当然是一种炫耀，但是中国人忘记了中国话，这应该是难为情，脸红的事呀，怎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呢。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描写的，这像是夹在牙缝里的肉屑，向人表明，我的日子过得好，有肉吃。最令人感到羞愧是当年江泽民总书记训斥香港记者的那次讲话，批评他（她）们“naive, too simple”（天真，头脑简单的意思），中国人和中国人讲话，又不是中文里没有的冷僻的词语，身为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有必要这样卖弄吗？真是不伦不类。所以，爱国还应包括认真爱护自己的语言，讲纯正的汉语。见报道，现任总书记走到你们面前，亲切 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这“正能量”也是时下许多摩登语言之一，我也忍不住要讲几句。语言当然要随时代而发展，但是不能失去其准确性。能量是个科学名词，按定义，它表示一种状态，要改变一个系统的能量状态就必须对系统做功，或者由系统对外做功。能量是个标量，没有正、负之分。比如炸药，内含化学能，炸药爆炸释放的化学能做功的结果，可以是开山筑路，也可以是毁屋断桥。前者做的是建设性的功，后者做的是破坏性的功。什么叫“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我不懂。你编一本字典，汪精卫和孙中山都可以看、都可以用，但他们做的事却绝然不同。请问这本字典具有什么能量，是正还是负？这也难怪，现任总书记是1998－2002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博士，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隔行了。他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据说在农村就手不释卷。我查了一下，仅2000－2002年间他就担任过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五个职务，还再要读千里之外的北京清华大学的在职研究生，他的精力和毅力实在是不可思议地过人！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和什么人讲的无关。说到这里，想起了又一个时髦用语：文革时的“红色电波”。当时的广播用的是中波无线电波，而红色电波理应是红光(光也是电磁波)，为了政治的目的，不知哪位秀才想出了红色电波一词。于是许多喜讯和最高指示都是由“红色电波”传来的。不伦不类！科学从来就是不讲时髦的。也许，总书记希望你的作品能做建设性的功，但是对谁做建设性的功呢？当然应该是对国家，而不是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为什么？因为前三十年里我们已经有了沉痛的教训，无论如何伟大的组织和个人，一旦缺少了人民的监督，就会出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局面，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许多传统荡然无存。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个人：姚文元和戚本禹，他们就是为最高领导人而写作的，这个领导人犯了错误，他们也就翻船了。这两个人，尤其是戚本禹，还是有文才的，可是他们的文章，除了供批判，谁也不屑看。

爱国不仅要爱护自己的语言，还要保守祖先留下的国土。沙俄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土地大约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历来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宣布过要放弃一切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虽然收回这些国土不容易，但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至少可以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毛时代对此暧昧不清，据说，江泽民主席签字承认了。有没有这事呢，你敢不敢查？按理这样的大事，每个中国人都有权知道。

看来，我和你在理解爱国的涵义上还有所不同。

你说：“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 前半句我同意，就我在上海的体验而言，现在的市场繁荣和精神开放，是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我有两点体会。一是许多基层的机关、医院、公交和商店，办事还是很规范的，有时还很有人性。老年人坐车，偶尔还有人让座。总之，愈是基层愈有人情味。二是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不了，是因为执行的人不想改: 管的事情愈多，规章愈含糊不清，经手人获利的空间也就愈大。如果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转变成了服务，许多人就会失去巨大的利益。这三十年的进步，政府、执政党当然有头功；但是这三十年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也和政府、执政党有关。像薄熙来和周永康这样的人难道不该骂吗；不仅该骂，政府和执政党还要对老百姓作出交代，他们怎么会爬到如此高位的。对你上面讲的后半句我有保留，什么叫“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我们将来要称霸吗？这可不是我们的国策。恕我直言，联系到前面的两个“更”字和你现在这句话，我似乎感到有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跟你讲的大国风范相去甚远。

你在文章里还讲了许多美国的问题，用意可以理解。很多人反驳你，也不是全无道理。例如，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西海岸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中西部、东部我都到过，开车二十多万英哩，很少遇到收费的高速公路，决不是你说的“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路面也不是“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我有一辆车已经开了十九万英哩，换了两次轮胎，还在走，没有毁。我不知道中国的省道质量如何，但是苏州附近以及从苏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就很好。又如，我的房子的财产税率是1.5%而不是2.5%，由于房价上涨，计税房价虽然每年调整，但仍比市场价低很多。没有物业费和社区管理费用。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例如自然环境、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但我既不打算一一列举，也不打算反驳你。为什么，因为美国比中国还要大一点，今年的人口是3.2亿，各地的法规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本地的状况并不能拿来说明“美国如何”。你以后说到“美国如何”时是否也应慎重，请考虑。

那么有没有办法知道“美国如何”呢，当然有办法。讲之前先说两件事。第一，有两家餐馆，长期以来，一家顾客盈门，另一家门可罗雀。你不用进去吃，就可以判断出哪家餐馆价廉物美。进一步，你还可以继续了解为什么另一家门可罗雀却不关门，很可能它有自己特殊的顾客群，例如偏好特殊菜肴的富人们。第二，人（甚至包括动物）都爱惜自己的后代，为此甚至可以牺牲自己。这也是警察用来撬开疑犯嘴巴的有效办法，很不人道但屡试不爽，这是我从王立军案看到的。说完这两件事，请你看一看，我们国内有钱和有权的人把子女往哪里送。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富，有的贵，有的既富且贵）的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排除盲目性和偶然性，一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送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就是那家顾客盈门的餐馆。每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被人称为欧美留学生家长会，党代会又何尚不是如此。就数量而言，这话言过其实；就性质而言，这话值得深思。别的人不说，看看我党历代的总书记或“核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谁不把自己的后代往美国送？送往美国去做什么，大概是读书。所以，美国的大学被我们的总书记或“核心”们认为比中国的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以后就不要再争论了。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的博士学位是在费城的DREXEL大学电机系取得的，该校在全美国大学排行第95位，电机系所在的工学院在全美国大学研究院中排行第63位。看上去很奇怪，江绵恒要是想在美国求学，为什么不去排行靠前一点的大学，他缺钱吗，当然不是，DREXEL大学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菲，在高温超导材料和半导体物理方面（江绵恒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并非处于领先地位。由此看来，他去美国的真实目的和那里的大学学术水平无关。那是为什么呢，我不想乱猜，但是“你懂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送往英国（你的观点不被认同：“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由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介绍，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哈罗公学，表现不错。这就像是前面说的那家门可罗雀、针对富人的餐馆。2005年底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不料入学后因为成绩差被休学一年(为此曾有三名中国外交人员去找到学院院长Andrew Graham博士希望取消这一决定，因为该决定“将会给他的父亲和祖父造成难堪”，但这要求被拒绝了，院长不吃这一套)。休学期间薄瓜瓜住在兰道夫旅馆的一间豪华套房里。两年后，因為成績差，薄瓜瓜又被牛津大学勸退，后来轉學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显然，薄瓜瓜出国也不是为求“学”的。还有李鹏先生的千金李小琳小姐，虽然很努力，读书总是有点困难，却在李鹏先生当教委主任期间被“选送”到美国进修（不必修课拿学分和文凭），回国以后高调大谈“知识改变命运”却不知在别人听来就是“权力改变命运”。不是为了求学问，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可见我党的高官甚至“核心”都不能免俗。尽管你说：“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却没有一个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在行动上认同你的观点。对此，你是否有点泄气呢。但无论你怎么想，千万不要和爱国联系起来。他们的孩子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给他们世界眼光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北朝鲜，也要把接班人金正恩送到瑞士去培养。你所期待的将来“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是要由这些人来领导的，不到西方去混混，将来如何担此重任？当然，这些人中一定有认真求学的，例如总设计师的公子邓质方，口碑就不错。无论心里面怎么想，实际上怎么做，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是不会公开像你说的那样讲的：“国外的科学家最棒，中国的笨得要死”。

但是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仅仅因为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高就敢把接班人漂洋过海地送过去吗？这些家长可不是等闲之辈，在他们看来，孩子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乎党国未来的大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家长们一定仔细了解过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一定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就像前面提到的三名可爱的中国外交人员，他们就很愿意做这种事；为了党国未来的大事，甚至驻外使馆都责无旁贷。除了大学的学术水平（假定家长们在意此事），起码还有三件事情家长们一定会认真了解。一是社会风气，孩子要是学坏了，例如学会吸毒，成了个小混混，玩世不恭，回来怎么服众，怎么立足社会，将来又怎么接班？二是安全问题，孩子会不会遇到你所描述的那些不测，例如被人用枪打死或打伤(美国有3亿支枪！)，或者出车祸(美国有2.5亿辆车在行驶)，或像王小波的弟弟一样，在街头被人刺死，再不然遇到警察粗暴执法。如果被人绑票了，更不得了，美国可是无奇不有的呀。也有可能在地上没事，一上天就遇到“波音空难”。孩子单身在外，到餐馆去吃饭会不会吃到地沟油、瘦肉精，等等，不一而足。三是自然环境，冷、热、风雪、干旱、空气、水质、传染病，等等。真是儿行千里母操心啊。很可能，你在文章里所讲的一切美国的问题，他们无一不知，早就权衡过了，甚至还包括一些你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事，例如，金钱的问题：如何转移、保管和保密，护照（国籍）问题，房产购买和转移问题，遗产继承问题，如何配合国内裸官的问题。在考虑了这一切以后，成千上万的家长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的宝贝疙瘩送到了美国。多年后，有的回国，对于大佬的子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供他们发展；多数留下了，留在他们的上一代发誓不能照搬制度的国家（有的上一代退休以后也移民过来了，这些人有的还领取美国政府的老人津贴，但他们对这个社会一分税都没有交过，一辈子里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好处都占全了）。他们的选择从不张扬，但是深思熟虑。不知你对此怎么看，你所说的美国（包括西方国家）的那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操心也不怕？建议你今后写文章数落美国时也要学学他们，深思熟虑，免得一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尾巴，遭人怨恨。到时候你一个农村孩子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环境问题，还是老方法，先看看那些大佬们， 他们住在哪里，房屋的结构，饮水源在哪里。还有，你最好了解一下特供，哪些东西是特供的，特供的东西是如何生产的，生产的工艺和原材料和市场上的产品有何不同；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哪里，那里的土质、灌溉用水、肥料和种子，等等。这些信息比官方的公告更能说明环境问题的真相。现在已经不是物质短缺的时代，一般而言，环境问题愈严重，特供就愈丰富。一事当先，大佬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等到哪一天特供取消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记得文革的时候，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张春桥、姚文员以下上海滩上风头最健的人物，人称徐老三。这位徐老三在上海东征西伐，一副横扫资产阶级，开创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派头。四人帮垮台以后，有次上海转播对他的批判会。有件小事让我大吃一惊，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像2007年的一个下午，你偶然读到了一个关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报道以及王小东老师那本书以后的感觉一样。批判会有人揭发，徐景贤看病时总要医生开进口药。徐景贤辩解说：“我只是告诉医生，我以前吃的维生素C是进口的。”这么明显的暗示谁会听不懂呢。看上去那么左、那么革命的人，原来心里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哪怕是普通的维生素C，也是崇拜的。后来还知道，江青对美国电影情有独钟，电影制片厂特意为她译制。政治暴发户王洪文不学无术，只喜欢德国奔驰车，因为“喇叭声音好听”。“四个伟大”喜欢听京戏，但是许多剧目因涉嫌“四旧”，早被禁止了。于是只好把原来已被打倒了的演员招回，以政治任务为名，要求他（她）们重新录音（录像？）。“四个伟大”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华侨，“四个伟大”不信任苏联老大哥培养的医生。从此，我和你一样，“就越觉清醒”了。我看到，不少人表面上和骨子里是两样的，而且常常是表面上愈左，骨子里就愈右。所以从此我对大佬们的态度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听其言观其行，决不崇拜。但是我不像你那样想：“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不像你那么自信：“它应该不会错”。我只是觉得我成熟一些了，清醒一些了，但是这个世界太复杂，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认识，我还会犯错。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改的就改，不必和美国比。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面“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我们就改，只要不毁我们的车就好；美国人的车毁不毁，关我们何事。高速公路该不该收费，只要能说服老百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口里成天说美国不怎么样，却事事拿美国参照，是不是还有点不自信? 许多在美的华人觉得，只要不涉及领导权，中国事情越改越像美国了。

看见你写：“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 我想起了薄熙来在你们家乡“唱红打黑”的所作所为，对他的那一套，不仅四川的百姓，就连政治局里的赞扬声就不少，恐怕现在还有。可是你看看他对薄瓜瓜的培养，再看看他和谷开来、海伍德、王立军这些人的恩怨情仇，你还看得出一丝 “红岩”里革命者的气息吗。时代变了，道德品质也要变吗？这样的人掌权，是不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忧心忡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呼吁了近二十年还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连个楼梯响都听不见。据说，曾经在高层（党中央委员会？）表决过，但通不过。如果此事当真，那就说明官场中还有一大批薄熙来，但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机制阻止这样的人爬升。人们辛辛苦苦打下了粮食，可是看管粮仓的却是老鼠。你是不是觉得这事更让人忧心忡忡。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裸官，有多少国家财产已经被这些人转移到了国外。俗话说当兵的熊熊一个，当官的熊熊一窝。一旦国家有事，掌握导弹发射电钮的人想到自己在美国的产业、存款和家人，或者想到为谁流血牺牲，他还按得下去吗？用钱买来的将军们肯效命疆场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吗？你觉得这可怕吗？有这么多让人忧心忡忡的事，从未见你为之呐喊过，只见你感叹“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就社会效果而言，一百个公知鼓吹的效果比不上一个像薄熙来那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件丑闻或罪行对人心的打击。你说：“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这是偶然的吗？公知当然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的败类！

看来，我和你不仅对爱国的涵义理解不同，在如何爱国上也和你不一样。

你宣称“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我非常赞赏。但是在你的文章里，“国家”、“政府”、“政党”常常混为一谈。你当然还可以选择和政府或政党站在一起，他们做了有利于国家的事，我们当然应该赞赏、支持；但是请你清醒地看到，它们是会犯错误的。讲这话反动吗? 不反动，倒是会让某些人感到尴尬。但这是从前三十年得出来的惨痛教训。

你还说“我有责任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也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坚定地走下去。真相有时是不容易看明白的，只要不带偏见，有一点错误也不要紧。我就一点也不在乎你说“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还有“美国摆摊证数量是固定的，你想摆摊需要排号，你若无证摆摊，美国警察有权当场将你击毙”。美国这么大一块地方，什么事没有？但是，有时真相会被人为地故意掩盖，寻找真相不仅困难，有时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希望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只要你是真正和国家站在一起，就会有很多人支持你，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记得英国的前王妃戴安娜因车祸去世以后，伦敦市的民众在白金汉宫前摆放了许多花篮和悼念卡片。但始终不见女皇露面。一星期以后，有人在白金汉宫前举了一块牌子，上书一行大字：“让我们看看你有多悲伤!”（Show us your grieve! 语气相当严厉）, 女皇第二天就出来了，仔细地看了悼念卡，整理花篮的飘带，还放了一朵玫瑰花。

你有没有勇气写封公开信给中南海的执政者：“让我们80后看看，你们有多爱我们的国家！”并且要求他们的回答。共产党的官员不应该比女皇更矜持吧。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出正确的行动表明我真爱这个国家。

2014-10-27 于旧金山湾区

1948年，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不仅丢了东北，华北也变得岌岌可危。不仅如此，连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控制若干大城市及连接各城市的铁路沿线。更有甚者，战争费用创造出了巨额预算赤字，国库空虚，而投机客却借机操纵市场，引起通货膨胀，从中图利，大发横财。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不断飙升。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对许多中国老百姓来说，当前的头号大敌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弄得民不聊生的飞涨的物价。对此，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赶快收拾人心! ”　

看来，若要扭转颓势，非有大决心和断然措施不可。终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政府决心在上海滩展开了整顿经济行动。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稳定物价，赢得人心；二是推行“币制改革”，为内战筹集资金。1948年８月２０日，蒋公子经国被蒋介石派往上海进行整顿。年少气盛的蒋经国对党国腐败早已是深恶痛绝，他率领了身边的一批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精英，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三百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据说有一百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一千多匹战马紧随其后，再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队伍沿路高喊 “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 （以八月十九日的物价为准，一律限价，不得涨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声势可谓浩大。几天后，蒋经国两次率领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他还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此外，他还在上海贴出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为此他在上海街头设立了检举箱，老百姓可以把密报消息直接投进街头检举箱。

老百姓觉得，由”太子“出头来整顿，这个市场也许会有一线希望，通货膨胀的势头多少会被抑制一点，个个引颈相盼。不久，“太子”果然不负众望，以金融投机罪处决了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又下令逮捕了杜维屏（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的三公子），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对此，百姓议论纷纷，认为老蒋和“太子”这回是动了真格了。在蒋经国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物价果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守住了“八一九防线”（以八月十九日为准的限价），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对此，舆论已是一片赞扬之声。与此同时，“币制改革”也在严厉地推行，市民们只得按照要求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在随后一个多月里，又有多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等人，因舞弊勒索和囤积居奇等罪行，也都被公审枪决。我听说，有一次在四川北路抓住了银元犯，就地枪决，急得银元犯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对此，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他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不久就碰到真老虎了。

杜维屏被逮，杜月笙哪里会善罢甘休？但他隐忍不发，等待时机。“太子”不是号召检举吗? 时机到了，于是他向蒋经国透露，自己掌握“四大家族”以及若干华北军事将领在上海从事经济犯罪的证据。蒋经国得知后立即向父亲报告。蒋介石即刻发电报给杜月笙:“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杜月笙接电后，心里有了底，立即拜会蒋经国，交给他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其中就有扬子发展公司。这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是孔令侃 (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蒋经国的表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横行在上海滩上的“大老虎”。九月底，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沪上的工商业代表开会，重申“打虎”宗旨。与会的杜月笙见时机成熟，起身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杜月笙言简意赅，言罢落座，全场鸦雀无声，目光齐聚在蒋经国身上。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他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而且还把全体到会的人都拉到自己一边。小蒋当即朗声回应：“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事后蒋经国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自金圆券改革以来，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孔令侃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得知扬子公司被查后，大吃一惊，立即赶到上海，乘中秋节日，把这姨表兄弟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也以国之大业开导这位玩世不恭的小表弟，但孔令侃听不进，俩人大吵一场。最后，孔令侃指着蒋经国大喊：“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孔公子这一声威胁，让宋美龄听了顿时脸色发白,手脚发抖,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事还还惊动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来这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谁都不干净，而且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若是孔公子发了疯，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情急之下，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大公子把令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
　　“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孔公子的威胁复述了一遍，话毕把一份刚收到的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我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 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原来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锏”面前，老蒋和小蒋只得妥协，“打虎行动”只好就此收手。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交罚金600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月笙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法院终审判刑杜维屏六个月，杜象征性地交了一点罚金，以罚代刑，放人了事。至此，历时仅仅七十天的上海的“打虎行动”以失败告终。

对这段往事，后人不胜惋惜。实事求是地讲，蒋经国的确有些“励治图新”精神，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早年在苏俄的经历使他对平民百姓的艰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同情。就在“打虎行动”期间，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据说，有位部属到他住所进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但是，决心再大，也终究绕不过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可是这又谈何容易！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据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记载，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从10月起，上海物价再度飞涨。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同时，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11月5日，蒋经国回到上海，召集亲信话别，痛哭流涕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就知道。将来各位应维持纪律，照顾好自己。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一起工作。”私底下，他对自己的幕僚沉痛地说: “我是尽孝不能尽忠, 忠孝不能两全啊!”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收场了。

今天看来，蒋经国“打老虎”的初衷还是好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其铁面无私的表现甚至令人敬佩。然而，事情很清楚，真要打老虎，就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其实，当权在位的人，哪个不在利益集团？就算个别人还有一点良心，但他管得住自己，却管不住自己的家族、子女、和亲友，这利益的诱惑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锐意改革的人终究还是绕不过情面，也斗不过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是社会变革的死敌，它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之上，其成员早已丧失了起码的为人的道德准则，他们对社会的伤害就像癌细胞之于健康的人体，不到把人折磨到油尽灯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集团甚至比人体内的癌细胞更可怕：癌细胞和人体共存亡，而利益集团在窃取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的同时，就已经把钱财和家属都转移到国外了，时刻一到就开溜，那管国内洪水滔天！历史是一面镜子，66年前的往事告诉我们，在一个以人治为主，看重人情而且缺乏法制的社会里“打老虎”，如果不改革法制，对自己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对老百姓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

从此，国民政府贪腐之风愈刮愈烈，人心涣散，直至结束在大陆的统治。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多数人去了欧美各国，在那里他们早已置备了产业，积存了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少数人去了香港，只有很少数人跟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

闹剧闭幕，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是满目疮痍!

2014年8月，加州硅谷

博物馆离我们下榻的旅馆 Best Western不远。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我们从旅馆出发，看着地图步行约半小时就到了。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座落在街角上，楼层很高，看上去给人的印象远不止四层楼；大楼的外墙是石头的，呈深灰色，给人一种神秘而又坚固的感觉。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先是德国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总部，后是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国社）党总部，战后成了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秘密警察总部。历史有时很有幽默感，同一个建筑物，打来打去，几易其主，其功能却一直不变。

我们从大门拾级而上，迎面看到两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版，宽近两米，高约三米多。左边的花岗岩石版是黑色的，版的上面有一个箭十字标帜，下面是文字说明：纪念纳粹恐怖殉难者 (NYILAS TERROR，A áldozatainak EMLÉKÉRE)。右边的花岗岩石版是红色的，版的上面有一个五角星标帜，下面的文字说明是：纪念共产主义恐怖殉难者(KOMMUNISTA TERROR，A áldozatainak EMLÉKÉRE)。开宗明义，两块花岗岩石版就交代了博物馆的内容。

图一  博物馆的门厅（花岗岩石版上的反光呈现大门的镜像）

走进博物馆看到，这是一个口字型的建筑物，每一层的四周一圈都是房间，中间是个从上到下的天井。在底楼，天井里赫然放着一辆苏制T-34坦克，它是在1956年十月开进布达佩斯市的。发生在那年的那次事件被称为匈牙利事件，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东欧剧变（1989-1990）后又被称为人民起义，匈牙利革命。紧挨着坦克的一面墙有三层楼高，从上到下贴满了照片，男女老少都有，全都是殉难者的照片。我问一位馆员，这些照片上的人都死于何时，他说死于箭十字党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我心里一惊：他们把这两个党相提并论了！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还从来没有把共产党和法西斯放在一起过。

图二   天井里的苏制T-34坦克和墙上殉难者的照片

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匈牙利的独裁者是查拉悉(Szálasi)，他在1935年建立的匈牙利国社党以箭十字为标帜，很像纳粹的铁十字，又称箭十字党，是一个仿照德国国社（纳粹）党建立的法西斯政党。仅在二次大战的最后半年内，他们就公开地处决了一万五千人（不少是犹太人），还将八万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半年中就杀害了全国百分之一的人口，其疯狂和残忍可见一斑。二楼有档案室，每个房间都存列着满墙满架的卷宗，从天花版一直排到地板。我取了几卷，打开一看都是空的，显然原始档案并不在此，但在有一卷里看到一份人事档案摘要，是用英文填写的，想必是给游客观看的样板；在这份人事档案上盖了一个红色的印章: “Executed (已处决)”。八个字母就了结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似乎觉得，生命在这里就像纸一样轻；站在那里，我好像置身坟场！

图三  档案室

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和东欧苏占区内的国家都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权的政府，听命于大家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有一间陈列室，里面堆积如山地放满了砖头般大小的块状物，从地板码到天花板，参观者只能在迷宫一样的夹缝里走，块状物上面刻有文字和数字，没有码块状物的墙面上画着一些肥猪。馆员告诉我们，前匈牙利每个村庄都要向苏联缴纳牛油，刻在块状物上的文字和数字就是村名和该村缴纳的牛油数量。墙面上画的肥猪则是向苏联缴纳的猪肉。

图四    刻在块状物上的文字和数字就是村名和该村缴纳的牛油数量

三、四楼是办公室，不开放。地下室是刑房和刑具，在去地下室的楼梯上我遇到那位馆员，他告诉我，如果看到穿和他一样制服的人，不要拍照；但若无人，尽管拍照。显然他鼓励我们拍照。看到的刑具比较简单，没有电影里常见的老虎凳，烙铁，插指甲签等。行刑室里有绞架，这简单的几根木柱和一根绳子圈不知道残酷地夺走了多少生命，想到在这里被行刑的人死前的恐怖和痛苦，即便是站在门边往里看一眼，也感到毛骨耸然。

一楼的陈列室里，有许多照片和实物，多数都是关于1956年十月的那次事件。照片有学生游行，群众集会，街头暴乱，挖去了正中的五角星的匈牙利三色国旗（如今的匈牙利国旗仍然是原来的三色旗，但已没有了五角星），还有群众和苏军对抗场面。照片和遗物给人一种既凄凉又悲壮的感觉。

图五   挖去了正中的五角星的匈牙利三色国旗，图下方是死者的照片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大学生和群众近二十万人举行和平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苏联干政。当晚，市内响起了枪声，引发了骚乱和武装暴动。苏联曾两次出兵干预。第一次出兵未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苏军撤离。局势失控以后，中共的态度改变，力促苏联再次出兵占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境，周恩来甚至乘坐苏军坦克来到战火纷飞的布达佩斯街头观察形势。事件终于被平息。历时十三天的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经济损失约相当于匈牙利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事件发生后，党员纷纷退党，匈共人数由87.1万骤降至不到3.8万（95.6%的党员退党，只剩下4.4%的党员在党）。全副武装的苏军的死亡人数也达七百余人，可见抗争之剧烈。匈共领导人纳吉由于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右倾分子，遭到苏军劫持，被软禁在罗马尼亚，次年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由匈牙利司法部判处死刑。从此匈牙利政权回到了以卡达尔（Kádár）为首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共产党人”手中。可是他的“坚持”时间并不长，到1989年，他的党和他自己的生命（因病）都走到了尽头。不幸的是，有人认为他生前的作为“不配躺在这圣洁的墓地”，几年后被人掘墓弃尸。卡达尔为官清廉，平易近人，人称“卡达尔大叔”，但他却没有给国家带来稳定发展，身后还遭此不测，这对匈牙利、对他本人，都是一幕悲剧。现在，帷幕早已经降下来了，但留下来的思索还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图六  中国总理在布达佩斯街头乘坦克帮匈牙利维稳

匈牙利事件不是孤立的，前有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后有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最终，大家长轰然倒塌，“大家庭”从此也就树倒猢狲散，只剩下几个单干户了。回想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近百年的实践，牺牲无数，其过程实在是可歌可泣而又发人深省的。让我们客观地看一看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被告之，匈牙利事件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唆下，使得合法的游行请愿变成了武装动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同时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但凡有起码的思考能力，而又宁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都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一个实行一党专政，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严密控制，所有的媒体和宣传工具都掌握在党的手里，与外界几乎隔离的地方，人们从小就被当局无微不至地灌输以官方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神奇势力能在一夜间，在诺大的布达佩斯市，将二十万之众的大学生和群众（多数是有文化的）动员起来走上街头，并使匈共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简直是天方夜谭！合理的结论只能是：说这种话，实际上就等于是承认自己不得人心、失职和无能。政治家的机灵往往非常人所能比，但为何说出这种不合逻辑的话呢，其实在他们这也是出于无奈：骗得了多少人就骗多少，瞒得了多久就瞒多久。无情的是，自称的唯物主义者往往在根本上却是唯心的。

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三十三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边（北京）发生的那场令世界震惊的悲惨事件。两次事件的过程不尽相同，但都以悲剧收场。最令人吃惊的是，事后有关当局对事件的说法仍然和三十三年前一样：起因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唆”，以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同时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毫无长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竟然在电视上说发生这次事件是因为这些年放松了思想教育，国外资产阶级思想侵入的结果。接着，他极其反感地说，居然有人唱什么“让世界充满爱”！此人让我第一次领教到某些共产党人的丑恶，从形象到内心的极度丑恶！ 有句话叫做“理屈词穷”，从前在和国民党内斗时那样有能耐的共产党人如今怎么会沦落到了如此“词穷”的地步呢？因为他们“理屈”呀！

我们看到，前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些“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不稳定，一有风吹草动就出事，全靠苏军的坦克在“维稳”。 为什么？学理工科的人都知道，一个稳定的系统必定是处于总能量最低的状态（社会成本最低)，要使它偏离稳定状态（不稳定）必定要有外力做功(要费劲)；而一旦外力撤除，系统就自动回归稳定状态（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例如，埃及的金字塔，上小下大，重心低低的，接近大地，所以几千年都不倒。但如果把它颠倒过来，上大下小，重心高高的，远离大地，那它一刻也离不开“维稳”，要靠强固的支撑。一旦支持不住，它就轰然倒塌。所以，但凡说到“维稳” ，就等于承认“不稳”。世界上百年以上的建筑多的是，只听说要维修，没听说过要“维稳”， 稳定性是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在建成以后。所以凡是需要“维稳” 的建筑都靠不住，同理，凡是需要“维稳” 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定是在根本结构上出了问题；果不其然，到了1990年就全都寿终正寝了。从“大家庭”成员的兴衰史中可以看到，无论当初革命奋斗牺牲如何惨烈，只要革命成功以后的现实背离了初衷，老百姓又会以同样的坚定另行决择；不是革命成果得而复失，而是人民的重新选择。人民有权这样做。看来，中国老百姓还是非常厚道的。所以，与其努力“维稳” ，还不如下决心解决“不稳”，这才是功在千秋的德政。

一边看一边想，时间过得不知不觉，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我们往出口处走去，不料又遇到那位馆员。他问我观感如何，我告以心情沉重，他理解地点了点头，然后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此上班。我问他为何要离开此地，他说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加之新工作待遇好。于是我祝他新工作愉快，彼此告别。告别以后，我还真希望，有一天“恐怖博物馆”关门大吉，“恐怖”一词也将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但是，为了那一天的到来，现在不仅需要“恐怖博物馆”，而且还需要其它的博物馆，例如“文革博物馆”。

来到了外面才知道，阴沉沉的天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说不清是天气影响了我们的情绪，还是我们的情绪影响了天气，雨点仿佛是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的人的眼泪，淋在身上点点滴滴都透着彻骨的寒气。我们站在街边候车站的顶蓬底下，回过头去再看了一眼这座大楼，发现楼顶上有很宽的屋檐，几乎是水平安置的。站在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屋檐上刻着的标帜和文字是“箭十字恐怖”（纳粹恐怖）和“五角星恐怖”（共产主义恐怖）。再仔细一看，“恐怖”（TERROR）是对着天上刻的，只有从空中往下看字母才是顺的。难道这是在向上苍控诉这一黑一红的两个恐怖？难道这点点的雨滴是老天为人间的不幸而洒落的眼泪？

图七   恐怖博物馆屋檐上朝天刻着的标帜和文字是“箭十字恐怖”和“五角星恐怖”

对博物馆的这最后一瞥，那无声的控诉，留给我们，也给所有到访者无法磨灭的印象。对于被匈牙利人民视为“恐怖”而抛弃了的一切，我想一定会有不少我的同胞们不能接受，但是，我要说，人民是有选择权的，请尊重匈牙利人的选择吧。

离开了博物馆，刚才看到和想到的一切还在我脑里萦绕。突然，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篇从我心里涌了出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气壮山河！它为我们今天看到和想到的一切做了最好的注解。

殷鉴不远啊。

钱定榕

2011-10-4 于加州旧金山湾区，2014-10-1修改。

本文已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世界日报” 的”世界周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