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晨曦登山队在结束了例行的星期日上午的登山活动以后，由BEN和KAY推荐，许多队员相约去了HAYWARD市某海鲜BUFFET饭馆吃午饭。进门一看，这家饭馆果然名不虚传，各色海鲜和菜肴既丰富又诱人。大家爬山一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入座以后即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桌上就堆满了战果: 大堆的蟹壳和贝壳。一阵风卷残云之后，众人这才有了闲暇聊天，评论菜肴，听下来几乎是众口一致地称讚价廉物美。这时，M女士说，下次打算带儿子来。
上星期日（9/27）上午登山活动时，大家议论起一周前登山以后在JEAN家里吃LINH做的粉条，又是众口一致地赞赏。我因为和MARK参加了Contra Costa Hills Club 组织的在Silver Lake 附近为期一周的登山活动，错过了那次粉条宴，正在惋惜，于是就有人安慰说以后还可以再组织一次。M女士积极赞同，并且说可以在她家举办。理由一则是地方大，二则是（自从儿子搬出以后）她一个人住，很久都没有做过饭，厨房很空。
M女士的两次讲话，两件小事，令我很感慨。有了好吃的东西立刻想到儿子，做饭也是为了儿子，自己的饮食就可以随便将就对付。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心，都是时刻想着孩子，一切为了孩子。
但是，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有许多东西总要等到失去了以后才懂得可贵。一般人(当然包括我)年轻时并不懂得父母的关爱，不习惯父母的管束，所思所想多是自己，少有父母。难怪曹雪芹在紅樓夢里借跛道人之口说道：“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好了歌”之一）。不过，冷静地想，年轻人也有需要我们体谅的地方。求学的时代不说，学业繁忙，心无旁骛。就算到了寒暑假，经济拮据的同学还是无法回家。记得大一下学期某天和几个同学晚饭后在校园里散步聊天，一位外地同学就不无伤感地说：“我这一进大学，就永远地离开我的家了！”。可见想家想念父母的年轻人还是有不少。等到毕业了，有了工作，又还需要熟悉业务，积累经验，充实和提高自己。此外还有自己的社交圈，业余的爱好。算下来，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留给父母亲了。我当年工作以后就住在集体宿舍，周末没事才回家，心里想的还只是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年纪及长，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曾经下决心每星期日下午回去看妈妈，晚饭以后回自己的家，但过了两年就不能坚持了，后来改为星期六下班后回去陪妈妈吃晚饭。不是没想到，而是分身乏术！等到儿女长成，我们也人到中年了。此时的父母亲已经垂垂老矣！我有位朋友老张是上海宝山县罗店人，离家三十年，年年回去陪伴父母过春节。有年回来以后对我说：“老钱，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有机会叫爸爸、妈妈，这也是人生的幸运啊”。老张无疑是位很重感情的人，听了他的话让我百感交集。首先，奉劝所有还有机会叫爸爸、妈妈的人，要珍惜眼前的人生的幸福，多开口叫几声爸爸、妈妈，这样的机会过一天就少一天了。同时，也想到我的终身遗憾: 我在二十八岁时就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
那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的一个寒冷彻骨的的夜晚。爸爸正在弥留之际，我扑在他枕头上，从小到大的情景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意识到亲爱的爸爸正在离我而去。小时候少不更事，看爸爸是严父，怕他；长大了感激他的培养，看爸爸是慈父，爱他敬他。我不断地深情地叫爸爸，但爸爸已经不能讲话了，只见成串的眼泪从他眼里涌出，滴在了枕头上。这是爸爸在和我们诀别，生离死别啊! 不久，吓得手足无措的弟弟也来了，还请来了一位年长的世交李建章先生，我们一同站在床前为爸爸送终。爸爸像叹气一样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收拾爸爸的遗物，又见成串的眼泪在地板上滴成一滩，这是弟弟在和爸爸诀别。由于“红卫兵”的干扰，姐姐隔天才从北京赶到，从火车站直奔医院，一进病房，看见爸爸的病床已经空了，又是成串悲痛欲绝而又无可奈何的眼泪在地板上滴成一滩。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年代，生离死别之际有的只是眼泪。爸爸“史无前例” 地走了，还不到六十岁。他何罪之有？仅仅因为他是教授。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告诉了我一件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大约一年半以前，“文化革命”初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上海高校同时“自发”地刮起了斗鬼风。就我在复旦大学所见，简直是不可思议地疯狂。学生们用课桌在室外拼接成了一个高台。然后把“反动学术权威”逐个抓上台，不少人是刚从家里抓来的，还穿着汗衫睡裤，刚一押上台，先有个学生把一大碗墨汁迎面泼在脸上和身上，接着又有个学生把一大碗浆糊泼上去，一个个老教授立刻变得不人不鬼，然后在每人头上带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反动学术权威XXX”，台下的学生则高呼口号；这样“斗”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在校园里游街示众；甚至责令“牛鬼蛇神”在地下爬行。爬得慢或者爬不动的立刻就被拳打脚踢。有位老教授（不知是生物系还是化学系的）爬不动了，被认为是“装死”，挨了几脚以后就瘫痪在地，此后无论怎么拳打脚踢都不起来。再一看，死了！当晚我回到宿舍，临睡前在我们教工第八宿舍三号楼旁边的公共浴室洗澡，突然跌跌闯闯冲进来一个人，浑身上下全是墨汁浆糊，一边洗，一边大口出气，不时嘴里还发出哧哧呼呼的声音，等他洗干净了我才认出是物理系光学教研组的毛老师，单身，瘦高个，有腿疾，平时带一副深色玳瑁边的眼镜。第二天清晨人们出门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躺在第八宿舍三号楼东侧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他是深夜从三楼跳下来的，跳以前还用水果刀在脖子上扎了一刀，确保死亡。一个平时温文尔雅、善待学生的书生，要有怎样的羞辱才能使他痛下决心用这样惨烈的方式以求解脱啊！离开人世前，他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了整齐的衣裳。于是我想到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保留了自己的尊严，从此永远地摆脱了“红太阳”的荼毒。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爸爸，只是一闪念，我就不敢再想下去了。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红司令”的怂恿下，天下的红卫兵也一般“红”，那天晚上上海各高校的疯狂大同小异。周末回家见到爸爸，他很冷静地告诉我，那天晚上学校里有“很激烈的行动”，我说上海各校都一样。多年后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爸爸也经受了同样的奇耻大辱，但回家时很镇静，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闭口不谈自己的遭遇，只和妈妈商量一件事：要不要立刻宣布和子女们脱离亲子关系，以免影响子女们的前途。听了妈妈的叙述，我内心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有的震撼。我不知道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有多么野蛮猖狂，但是那天晚上以及清晨我在复旦校园所看到的情景，已经超过了我对人类文明的认识极限。爸爸受到那样野蛮可怕的羞辱，但想到的却是我们姐弟的前途，多么了不起的父爱啊，我怎么会等到失去了以后才知道呢！
此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都不能接受爸爸不在了这个事实。有好几次我在梦中看见爸爸像往常一样迎面含笑而来，于是习惯性地叫了一声“爸爸”，立刻就醒了。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梦中的场景从此不再，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叫爸爸的机会了。一想到我和爸爸从此天人永隔，成串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滴在枕头上，然后睁开眼睛等天亮，实在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啊。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想起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索科洛夫，一位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军人，胜利后回到家乡时只剩下孤身一人。他的家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们粉身碎骨，尸骨无存；很有数学才能的儿子在战争中成长为炮兵大尉，胜利以后走在柏林大街上被一名残存的纳粹狙击手打死。每当夜晚想起失去的妻子儿女时，他的眼泪湿透了枕头。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悲痛也只能留到夜深人静时。感谢我在集体宿舍的室友们，他们从不揭发我在睡梦中叫爸爸。现在，我已经有了安宁的生活条件，还经常想起我的终身劳碌、担惊受怕的父母，但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也是人生的遗憾啊! 但愿所有的为人之子都不要过早地经历这样的遗憾。索科洛夫的遭遇是侵略者造成的，侵略者为此已经付出了代价，受到了惩罚。可是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浩劫的那个“领袖”，还依然被高高在上地供着；由他发动的“文革”还被“宜粗不宜细”地变相地保护着。是我们的民族没有出息，缺乏反思的能力吗，当然不是。这种能力会被永远地压制下去吗？当然也不是。很多人担心，当那样的日子来临时会引起动荡，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1991年底“老大哥”那里发生过动荡吗？事实就是明证，战斗的民族本是不乏男子汉的，可是谁会挺身而出，去捍卫一个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过期货呢？
当然，做父母的抚养教育子女并不是贪图日后的回报，这种付出是无私的，出于天性。不仅人类，连动物都一样，幼兽一经长成，就离开母兽，不知所终。这也是地球上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因。但是人不同于动物，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在这一点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有明显不同。例如，在世界各地的旅游点都可以看到一家三代出行的印度家庭，就是明显的例子。我始终认为，一个懂得孝道的人决不至于会太坏。因为这个人至少懂得报答，另外他的行为也有所约束。这样的人在我周围的朋友和熟人中就有不少。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对不孝的人往往存有戒心。一个成年人还记挂父母，难为情吗? 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一年陈毅元帅视察某守岛部队，问一位战士想不想家，战士回答：“为人民服务，不想家！” 陈毅听了正言厉色地对这位战士说，不错，你们在海岛辛苦执勤，生活条件这么艰难，人民感谢你们。但是，你若真的连爸爸、妈妈都不想，那么什么是人民呢？（大意）。所以怀念家人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知恩图报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各人了。有的时候同一个家庭的子女，表现都会有很大不同，这就只好归究于天性厚薄了。
讲了这么多，还是希望所有的为人之子，包括M女士的儿子，像老张讲的那样，珍惜人生的幸运，不要等到失去了以后才懂得可贵。
钱定榕
2015年10月3日于加州， 发表于华夏文摘2015/10/17(短链接为 https://hx.ciaos.org/?p=116279)。2015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