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学员每月休假几天，大家轮流。第一次休假，工宣队长在全体大会上警告大家:“回家以后不要让外滩的香风给吹昏了头”。对此大家都很不以为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员为正付主任)不就在外滩吗，要是跟他较真的话，这句话还有政治问题。但我们是来改造的，听不进也要听，这样的训话在文化革命期间也是司空见惯了的。可是也有胆大的，例如我班一位出身工人家庭的学员（计算所）在小组会上就公开地反问：“上海究竟是谁的天下？”。“作业班长”一听赶快出来为工宣队长打圆场，只见他先是崭钉截铁地说：“第一次党代会、一月革命都在上海，中央文革有三位成员都是从上海去的，而且上海工人的人数占全国第一，上海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天下”，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还有阶级斗争，外滩吹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香风”。大家听了都很佩服，还是计算中心的人脑子快，一席话两边都摆平了。我趁机调侃了一句：“我家在沪西，中间隔了工人阶级的上海，外滩的香风吹不过去。”光机所和原子核所的学员们听了更高兴，因为他们住在嘉定！等大家都讲完了，植物生理所一位老上海若有所思地讲了一句：“上钢三厂好像就在黄浦江边”。大家听了九双眼睛你看我，我看你，不解其意。突然有人想起说：“工宣队长就是上钢三厂的”，于是大家哈哈大笑。“作业班长”赶紧趁机宣布散会。也不知他是如何向指导员汇报的，这次会议以后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其实，到了七一年，文化革命已经搞了五年了，人们厌倦了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斗争，又无法正常地工作，加之住房和供应都愈来愈紧张，看不到前途也看不到希望。除了两种人，多数人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两种人一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例如中央文革和各级造反派；二是糊涂虫，像工宣队员这类人，无论什么人得势了都没有好果子留给他们；“红卫兵小将”们为领袖冲杀了一阵以后，不就被赶到“广阔的天地”去了吗？我们干校学员来自不同单位，同单位的人也来自不同部门，干校一结束，各走各的，谁也翻不了谁的舊账，所以有人在干校显得比较“放肆”。

干校地处海边，连里每晚都要派人值夜班，每班三人，大约每月轮值一次。每当值班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星空、旷野、无边的大海和辽阔的海滩再加上隐约可闻的昆虫鸣叫声以及阵阵沉重深远的海涛声，总让人感到大自然的深邃、广阔、伟大和神秘，让人敬畏和叹服大自然。可是有一个人在他的一首词中写道:“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人真的是非同寻常。人类历史上虽然曾经有过想要主宰世界的狂人，但是结局似乎都不值得羡慕。看来，对世界、对大自然还是要敬畏一些才好。值夜班的人要自己做一顿半夜饭，这时我们排门口的大水缸就起作用了。干校在堤坝内的那条内河里养了不少鱼，我们偶尔抓到鱼就养在这水缸里。到值夜班时，有兴致的人就拿这水缸里的鱼炖汤，还有垂手可得的新鲜瓜果，我至今还记得，其味鲜美无比！

每期干校学员还要到附近的生产队去插队“三同”（吃、住、劳动）一个月。我和“作业班长”去的那家有夫妻俩，一个五岁的男孩及男主人十六岁的弟弟。插队期间我们支付饭钱，干活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每天收工以后，女主人烧火男主人煮饭，弟弟还要去打猪草。饭是米和燕麦混煮的，煮开以后再加入燕麦。新鲜的茭白或茄子洗净切片后加点酱油就是菜，偶尔炒点野菜或蚕豆。饭后由弟弟洗碗，洗碗水用来拌猪食。一周以后，生产队长提醒大家，干校同志是出了饭钱的，要有点菜。于是男主人到供销社买了一条黄鱼招待我们。女主人已有五个月身孕，五岁的孩子也需要营养，我和班长都埋头吃白饭。女主人见此不过意，过了几天，悄悄下河去摸螺蛳招待我们。我对女主人说，以后千万别再下河了，太危险。她笑着说，种田人无所谓的，常常是到了临产的那天还在田里干活（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我说，你们常年都这么过，我们只过一个月，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你要是为招待我们出了事，我们会非常不过意的。她见我是真心的，以后也就不再去了。上海近郊的农村，尤其是靠海的地方，应该还算是比较富裕的，日子尚且如此，真不知道边远地区的农村过的是什么日子!

一天下小雨，收工回来时烟雨朦胧之中看见男主人的弟弟在河边割草，芦苇在微风中摆动，水面上漂着几只随风飘动起落的鸭子。眼见那种静谧和谐的景象，耳里不由得响起比才的“卡门间奏曲”（由长笛吹奏），似乎正是为此时此景而作。旋即又觉得不合适，别人的日子过得如此艰难，我却如此悠闲，这种悠闲让我有一种负罪感。插队结束后我在班里谈到这次感想，得到大家赞许。但是，领袖不应该有负罪感吗？农民把他抬进了中南海，他却长期让农民处于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状态，甚至饿死几千万人（我有专文计算过）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

我排某位女士（生化所，四川人）在队长家插队。队长的儿子十来岁，很顽皮，成天拖着鼻涕，但也很聪明。我教孩子们唱歌，他总是学得最快，嗓音好而且发音准，节奏感也不错。如果有机会培养，说不定会有前途。可惜他是农民的儿子，许多机会天生就没有他的份。队长家吃得较好些，常用野地里挖的荠菜烧豆腐，偶尔还有肉。有一天吃肉，这孩子吃了一块又一块，队长见了对他瞪眼，孩子立刻知趣地从自己碗里夹了一块肉到干校同志的碗里。这位女士后来在班里“斗私批修”时讲道，她看见那块肉上有浓鼻涕。孩子省下自己碗里的肉给她，是真诚的，也是下了大决心的。她不忍拂逆天真的孩子的好意，但是有生以来从未吃过鼻涕，真是难哪！插队的目的原是再教育，但是看到农村的真实生活以后，有些我们内心的感受不能公开讲，更不能让领袖满意。例如，老乡告诉我们，合作化以前，这里的港湾河汊到处都可以抓鱼虾，现在不准抓也没有了。我们问到哪里去了？答曰：“让猫（沪语毛、猫同音）吃脱了”！老乡还告诉我们，“大跃进”时许多粮食都没有收上来，烂在地里，后来日子之艰难，超过解放前。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本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重点之一，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虽然家家墙上都贴有领袖的画像，但言谈之中却少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些都是大家在干校畅谈收获时不敢讲的部分，平时也不敢多想。

插队归来已经秋凉了，大家的体力都已经适应了农活，新鲜的瓜果蔬菜和新米饭大大地改善了伙食。多数男学员每天去干活都光着膀子，穿条短裤，戴个破草帽，再戴个垫肩，浑身晒得黝黑，从早到晚有说有笑，都说干校就是“干干笑笑”。我们什么都不想，日子就这么过。就是“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平淡以对。只有一件事大家想不通，为什么要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那里可是有大量的“恶毒攻击”言论呀（有的还不无道理）。对此，连能言善辩的“作业班长”也抓头挠腮了。公开讲是“想不通”，内心里大家都有一本帐，我只记得那个纪要里的两句话：“没有一股政治力量可以和他共事始终”，“封建社会主义”。

大家开会时都“义愤填膺”，散会了照样“干干笑笑”。说真的，谁在台上对我们重要吗？就算林彪“抢班夺权”成功了，我们的日子也不见得就会好过，他家的那只“老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外号）就非善类。无论“1”是谁，我们始终只是后面众多的“0”中之一。当然，还有的“0”在争自己排在前后的地位，但在我看来，排在前面的和排在后面的一样都是“0”。我实在想不通，林彪仗着赫赫战功，从庐山会议到文革一路拍马屁向上爬，无人可出其右，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这个政治还有什么搞头；身在贼船的人别无选择，尚可理解，学自然科学的人，何苦要赶这时髦？一次开小组会，我流露一点想法：林彪要抢班夺权成功了，我们改造得再好，打的粮食那怕填满杭州湾，也没有用。还有句话保留在心里：谁在台上我们的日子都一样。老L 似乎听出了什么:“听老钱讲话，好像还有更多的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知我者，老L也！

日子已经过了大半年，回家的时候快到了。伙房开始打鱼杀猪，团部开始准备结业典礼。过了几天，吃到了美味的熏鱼和可口的粉蒸肉，接下来就是隆重的结业典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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