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业典礼如期举行，好像是在某学校的操场。在专门搭建的主席台上，像模像样地坐了一干领导: 军宣队长、工宣队长和百忙之中“亲自”从市里由小汽车送来的三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队第三办公室）某领导（恕我不恭，忘了大名），等等。 男学员们一反平日出工时的常态，穿着洗干净了的衣服，早几天就互相理发，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女学员们个个从头到脚收拾得整整齐齐。各排先在自己宿舍门口 集合，然后由连长带领，齐步前进。学员们手持红宝书，一路高唱革命歌曲，进入会场。人人都自带小板凳，进入指定位置以后，只听连长一声令下，队伍霎时就矮 了一截，原来大家都坐在小板凳上了。那天真是天公作美，一早就“东方红，太阳升”了，虽已是十二月，坐在操场却不冷，阳光底下个个都感觉到从里到外暖洋 洋。各个连的歌声嘹亮，此起彼伏。连队之间还彼此拉歌，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结业了，回家了，台下的人想的是妻儿老小和缝补浆洗，台上的人一脸严肃想 的当然是领袖的革命路线。尽管台上台下想的不全一样，但大家都高兴，台上台下还真是热气腾腾济济一堂。

身上晒得暖烘烘，我有点昏昏欲睡，飘飘然之中想起久违了的“五七指示”。说也奇怪，身在五七干校，却很少想到“五七指示”。不是不想，而是想不通。 就拿那几位一本正经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物来说吧，工宣队长学过农吗？军宣队长学过工吗？至于那位刚从小汽车里钻出来的三办领导，他学过军吗？我们刚进大学 就开始队列训练，还学了小口径步枪射击，和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射击，而且都实弹打靶及格；五年大学年年下乡，还常在学校的建筑工地当小工；在研究所，简单 零件都自己动手做，也下过厂。可以说工、农、兵都领教过了。我儿时的同学里，那些唸完初中或高中后就去了工厂的，几年一过竟跻身于我们的领导阶级！多读了 几年书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原罪? 真是形而上学。进大学那年我们班里的同学大多十八岁，还有十六岁的，还在玩蟋蟀。我们从小就是由少先队到共青团喊着领袖万岁一路过来的，进了大学听说要改 造世界观，莫明其妙: 我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怎么就要改造了？从解放到文革十七年，大学毕业生超过三百万，都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却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说得 通吗! 据说有一条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领袖干什么去了，他不该负责任吗? 那一届又一届的党代会、中央全会又是干什么的？好像点心师傅把一团生面团压扁了，扔进油锅炸成了油饼，然后又说这团面原本是应该蒸成馒头的，要改造。但是 晚了，无论再怎么挤压煎熬都无法把知识分子改造得令领袖满意。例如，无论怎么改造，也没有人会相信领袖所说六亿人每人炼几斤钢我国钢产量就可以超过美国。 不仅知识分子，只要是对现代工业有一点最基本的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所以，想不通就只好不想。

领袖给我们规划了的美好蓝图——“五七指示”，浪漫至极，有点像伊甸园。可是伊甸园里没有领袖时刻惦记的资产阶级(说也奇怪，领袖从来不提封建残 余，就像他看不见自己下巴上的痣；连林立果都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讲到了体制内的封建残余)。再说，社会分工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一支部队，一个抗日 根据地，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一个步兵战士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掌握多种步兵武器以及土工作业、爆破技术，但是你不能要求一个步 兵战士，“以步兵为主，兼学海军、空军和潜艇技术”。九个月学农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只是一个短时期，但还要学工学军，更要命的是“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 样一来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剩下来用于自己的专业？每个人的知识经验都有局限性，知识分子到了农村固然显得愚蠢无知；但是说六亿人每人炼几斤钢我国钢产量就 可以超过美国，是不是也同样显得愚蠢无知? 再说，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居然相信亩产数万斤粮，这怎么讲? 说愚蠢或无知都不重要，残酷现实是它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还不够，他还要继续反右倾，坚持“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我在干校虽然“执行”了九个月，却一点也不见“加深”。平时每次学习，一开 始“作业班长”总要用他那略带苏北口音的男高音给大家唸一遍“五七指示”。然后大家照例煞有介事地讲一番认识体会，接着还是照例会有人说领袖的指示实现的 那一天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那一天，再然后大家再次照例称是。至于这共产主义哪一天到来，谁也说不清。大跃进那年领袖倒是说过几句话的（钢产量五年超过 美国是有可能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了），但那是担心粮食多了吃不完，头脑发热时说的，况且领袖此后绝口不提那事了。如果有谁硬要“哪壶不开提 哪壶”，那麻烦可就大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可是大有人在! 张志新知道吗？可能，这些话不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之中，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们出自“金口”，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另出一本 “毛选补遗”或“金口补遗”以保存这些有待证实的真理。毛选编纂委员会如果认为此议可行，或者索性把在山沟沟里的时候的“玉言”及新华日报上的雄文一同收 入，这无疑将是一大历史贡献。这个“五七指示”既然和共产主义差不多，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不想又何妨？

平心而论，九个月的干校锻炼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到生产队插队了解到的农村实情，比过去下乡参加三抢更真实具体，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甚至可以说是喜欢干校的。可惜这是毛泽东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无论什么人和事，只要领袖不喜欢，随时都可以戴上“资产阶级”这顶 大帽子。

就在我满脑子胡思乱想时，一阵掌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抬头看，只见主席台上一个人站起身来了。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