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时常使人念及的人，往往都有其独到之处。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位很独特的人物。这位与毛泽东同庚的跨世纪的文化名人，一生梗介如石，命途多舛；其人其事，不无启迪。
自求自学
梁出身于世代诗礼仕宦人家，祖上三代都是进士。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相比，他未上过大学，也没留过洋，只有中学学历，大部分学问都是靠自学得来的。这种自学并不是为了谋衣食求温饱，而是建立在一种自求的基础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自得”。求什么？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他始终心系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人生问题的探求，使他潜心佛典，深研人生要义。于一九一六年年仅二十三岁时，写出《究元决疑论》，引起很大反响。蔡元培先生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推荐他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对社会问题，梁漱溟在中学时代就很热心。倾向于维新变法，还参加了同盟会，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始终是他人生中两个交汇的圆圈，从来没有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自求，是源于主动自觉，而非强迫或者环境的驱使。这就使他能够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去做，而且一生都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实在是一种很幸运又不可多得的人生境遇。自学，是说学问由自己钻研得来，方能切实受用。世上所有的学问如果不和自身打成一片，到头来只能是水中月，镜里花，派不上真用场。师承是宝贵的，却也有限；自学是无底的，所以无限。师承的，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学问技能，而应该是理念和方法。自学的，应当是不同的学派思想，纳江河，汇百川，自成一统。
五四运动时期，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胡适，陈独秀等人主张抛弃论。顽固守旧的辜鸿铭则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对任何改革，持沿袭论。还有些人以梁启超为首的，则主张调和论，认为中西文化应该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梁漱溟通过研究，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论，也就是在旧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并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释东方文化，还大胆提出，“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引发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方向，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第一人。
梁漱溟的自求自学的风范，比起那些“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文人学者，实在是高明了许多，更不要说当下那些轻佻的无行文人了。好用心思，喜欢问题，这是梁漱溟治学之路的两大特点，也是他每每敢于坚持己见的根本原因。读书的多少与学问的高低，并不一定是正比例的关系。能看出问题，真诚求解，形成主见，说自己的话，此乃真学问。梁对自己有一个甚为有趣的定义，既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
做边缘人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做官，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做官的人不少，想做官的人更多。梁漱溟是一位颇有资格和条件做官，却选择了终身不做官的人。其风骨由此可见。他选择的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所做出的抉择一一做边缘人。这是一件被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去身体力行的事情。一生关注社会问题，涉足政治，入朝为官，应是情理中的事。念及此，梁公的无官瘾，弃爵位，就显得更为可贵了。
梁漱溟与毛泽东不仅同庚，而且同过事。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北大哲学系当教授，另一个是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执教北大的岁月里，梁时常造访杨怀中（毛泽东的岳父）教授府上。为客人开门者，常常是一位个子很高操外地口音的青年。多年以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梁二人探研抗日大计，两次彻夜长谈。毛曾对梁说，我们十几年前就认识了。梁一时不解，直到毛提起杨家开门之事，梁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就是当年那个操湖南口音的青年毛泽东。有此历史渊源，加之同盟会元老，中国文化名人，毛在建国后曾三次力邀梁入幕府，均遭婉拒。相比之下，那些急切切地要当新权贵的文人学者们，热辣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亮出了“我们永远跟着您”的横幅标语。孰高孰低，孰贵孰贱，世人自有公论，历史当有记载。
梁为什么不做官，坚持做边缘人？这恐怕不是骨气或秉性所能解释得了的。骨气秉性的后面是理念，是操守。孔夫子曾说：“三年学，不至于（ｇｕ３），不易得也。”意思是说，学了三年，还没有做官的打算，这很难得。梁漱溟读了一辈子的书，活了九十五岁，始终没有做官，这就更难得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新中国成立，梁都有机会出来做官，很多人也希望他出来做官，包括高层头面人物，但是他就是不做。知识分子的一个底线就是要讲真话，道实情，前提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入朝为官，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营营苟苟，讲不讲真话，恐怕就由不得他了。那些当了院长将军，住进了王府侯门的人，到头来都是搞不了什么学问了，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制造自己和他人的悲剧。想想不亦悲乎？
独对天下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梁漱溟常常喜欢唱独角戏，而且是唱了一辈子。一个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理念，是需要勇气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人云亦云，不同流合污，更是可贵。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敢于犯上直谏，独对天下，更是需要令人钦佩的真知灼见，道德操守。早在延安时代，梁漱溟就曾与毛泽东激烈争执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个要革命，另一个要改良；一个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圭臬，另一个要以伦理代政治搞“乡村建设”。共产党执掌政权后，还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攸关性命的严峻考验。梁不仅说真话，而且不是背后说，是把真话说到了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革命成功后，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故有“九天九地”之说。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引起了一片声讨。毛泽东斥之为孔孟之徒施仁政，以笔杀人。换了别人，只恐怕早已跪地求饶了。梁不仅不求饶，而且还当着党政军高级干部的面，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让他把话说完。这岂止是直谏，简直是廷争了。
经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已是司空见惯。梁漱溟固然沉默了许多，但没有失语。在一九七零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就明确提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应该把任何人凌驾于宪法之上，更不能把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这本来是民主国家中的常识，却在当时引来了大会小会的批判。当时有没有人持和梁相同的观点？肯定会有。有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没有！这就是梁公的独对天下，这就是梁公的铮铮铁骨。所以他敢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公是对的，真理是在他这个敢于独对天下的少数人的手里。
千人诺诺，一人谔谔，这是梁公一生中常有的情境。不顾个人荣辱得失，为百姓计，为天下计，敢于犯颜直谏乃至廷争，至大至刚，光明坦荡。如今，时代已步入纷繁，圣贤英雄的岁月，早已逝去，梁公漱溟亦是不世出了。好在梁公的书还在，他的思想，理念，操守当可昭示后人，薪尽火传。虽不是人人心向往之，却也足以使世人瞻之在前。这也许就是梁公于今，于我们的启示罢。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 cm050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