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像大海里的一粒沙，不知海浪把你抛向哪里。但无论身在何处，哪怕在海角天涯， 只要父母在，你就知道有一个家在那里等着你，有人在时时刻刻关注、牵挂着你。这是许多海外游子的切身体会。
10月22日是父亲的忌日， 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每当我注视父亲的遗像，就想起慈爱的父亲的点点滴滴。 像大多数人一样，父亲不是高官、富贾、名流，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一介平民。但是，一想起父亲对子女们的辛苦付出、悉心养育、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心潮就难以平复。
（1）
父亲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只上过小学，可能还没有毕业，但那几年的学习对父亲的影响明显是深刻的。直到老年，父亲还能够背诵出三字经、名贤集等。父亲的字写得很好，在70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用特大号毛笔蘸水在楼旁的甬道上面写字，十分漂亮。我们兄妹都认为父亲的字比我们的字要好得多。
父亲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好好学习，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文化知识。由于父亲的鼓励，文革结束后大学重新招生时，我参加了高考。父亲不能在学习上给我具体的帮助，但他的支持鼓励给予了我很大的动力。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能看出父亲十分高兴。
起初父亲在农村务农，后来与他的三哥， 也就是我的三伯，来北京工作。他们的工作是批发炒花生。将花生炒熟后，装进麻袋，用自行车载着一、二百斤重的花生给商店及小商贩送货。
年轻时在农村的时候，父亲与四个要好的朋友成了结拜兄弟。父亲年纪最大，是大哥。后来那几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而父亲为了照顾家庭没有参加。后来那几个兄弟都成为基层干部，父亲还是一个工人。父亲的一位结拜兄弟告诉我，他对父亲没有出来工作感到惋惜。他认为，如果父亲参加工作，由于有一定的文化，会有更好的前程。但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些，从未认为他的人生道路走错了。我想，父亲一定认为作为一个男子，对父母的义务，对妻子的义务、对孩子的义务要比其他考虑更重要吧。
父亲很少与我们交流社会、政治问题。与他人交往也是同样，避免谈政治。我想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父亲与我说过的两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在共产党军队包围北京城的时候，为躲避战乱，父亲决定从北京回乡村老家。由于许多道路都封锁了，不许通行，只能绕道四处寻觅能通过的道路。一路上兵荒马乱，只有300多里的路走了十多天。
第二件事是朝鲜战争的时候，北京动员年轻人报名参军。如不报名，则每天晚上集中起来训话。“真狠劲呲儿人呀”，这是父亲的原话。干部们使尽各种办法，要人们报名。还好，没有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抓壮丁。不过，许多人参军也不是那么“志愿”，可能很像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上山下乡吧。
关于年轻时候的事，母亲与我谈的多一些。如抗战时期人们跑反的苦难，内战期间共产党军队攻打徐水县城时伤亡的惨烈、土改时斗争地主富农的残酷、人民公社成立时的暴力。这些，父亲也应该同样经历过或听说过。我想这是父亲不谈政治、不谈过去的原因吧。他深知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都有可能给个人、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2）
那是父亲挑水的背影。春天护城河的水位很低，从水面到岸上的斜坡长而陡。父亲提着水桶走下斜坡，装满水， 提着桶吃力的爬到岸上，然后把另一只桶也装满水，提到岸上，用扁担挑着水桶到种地的地方。
种地的地方在紧邻外文印刷厂家属宿舍西侧的一个大坑里。大坑约有六、七米深，一里方圆。坑里是荒芜的黄土地。夏天大雨过后，坑坑洼洼的地方就会存下积水，成为孩子们戏水的地方。1960年，全国大饥荒，北京许多家庭粮食也不够吃。 父亲在靠近宿舍的地方，利用晚上和周日开垦了一块土地，一部分在斜坡上，一部分在坑里，大约有20乘30米见方，陆陆续续种了不少农作物。向日葵和蓖麻，是政府鼓励种的油料，成熟后拿去卖给商店。还种了粮食与蔬菜，如小麦、玉米、地瓜、黄瓜、胡萝卜等。
父亲曾在农村务农，种田很有经验，所以农作物长得很好，我记得麦子收了几十斤。 在那饥荒的年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父亲种的粮食和蔬菜补贴了家用，才使我们避免了饥饿。这些作物需要浇水，但我们不能用自来水，因为整座宿舍楼30多个家庭使用同一个水表，用自来水浇地，邻居们会有意见。 父亲就到广安门附近的护城河里去挑水。从宿舍到护城河，有一里多地, 而且还有上下坡。春播的时候，需要用很多水，要挑许多趟。 父亲担着沉重的水桶，走不多远，就需要换肩。虽说肩膀上垫着毛巾，还是被扁担压得红肿。我永远记得满头大汗的父亲挑着沉重的水桶的背影。
忘不了父亲自行车后架上摞得高高的工作服。 1964年，北京市大批工人”下放“，妈妈也丢失了工作，全家就只有父亲一份收入。父亲参加工作的时间比较晚，是三级工，收入不高，每月工资只有45元人民币。 而我们家共七口人，爸爸、妈妈、奶奶，加上哥哥、妹妹、弟弟和我，在整个宿舍楼里，按人均收入，可能我家是最低的。没有办法，父母亲就想方设法找活干，增加收入。有一个时期，每个星期六下班后，父亲骑车回家，自行车的后架上就堆满了围裙和工作服。这是印刷工人们穿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服，拿到家中清洗。
爸爸妈妈在星期六晚上洗工作服到很晚，星期日还要劳动一整天。工作服通常都很脏，沾满了油墨，不容易洗干净，有时候需要先用火碱水来浸泡，用棕刷刷。冬天天气很冷，洗干净之后要架在火炉上烤。由于要洗的工作服很多，烤一会儿就要晾到户外去，给后面洗的衣服腾地方。户外的冷风会把衣服吹干一些，但大部分情况都是还没等干彻底，就冻成了硬梆梆的冰衣。然后拿到屋里， 在火炉上烤软了之后之后再晾到户外。很多时候要反复烤、晾多次，工作服才能干。那时我们年纪小，但也要帮助爸爸、妈妈，如做最后的涮洗、火烤、晾晒。爸爸妈妈在周日劳动到很晚，要把所有的工作服晾干、叠好才能结束。
星期一早上，爸爸把洗干净折叠好的工作服摞在自行车后架上，带到工厂去。我记得洗一件工作服的报酬是一角五分，一件围裙是一角。全家忙一个周末，大约能挣到六、七元钱。这对我家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对于父亲来说，这意味着每一个星期都要工作七天，周六、周日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父亲在印刷厂工作，那时候可能工厂的机器不多，在大尺寸纸张上印刷之后，需要用手工将印好的大张纸折成书本的尺寸。也就是把大张纸对折，在对折处用竹板压平，然后再对折，再用竹板压平，直到折成书本的尺寸，行话叫“折页子”。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家庭收入，或兼而有之，工厂把印好的大张印刷品运到宿舍楼，让工人家属做折页子的工作， 实行计件工资制。母亲参加了这项工作，领回印刷品在家中折页子。只要有任何空闲时间，父亲总是要帮助母亲，与母亲一起做。这样，干的活就多一些，收入也就多一些。
为了生活，母亲做过许多拿到家里做的活，如绣花、纺羊毛、糊纸袋、拆旧军帽等，大部分活是又脏又累报酬又低。为了母亲和家庭，无论干什么活，父亲只要有机会，都会与母亲一起做，以帮助母亲，增加收入。由于父母的辛勤付出，尽管家中的收入低，可我从没有感觉到我的生活与我周围的孩子们有多大的差别。
忘不了父亲想方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宿舍楼是工字型楼，据说是苏联人帮助设计的。本来是作为单身集体宿舍，后来改为家属宿舍。没有厨房，就腾出一小间住房，做为厨房，每三、四个家庭公用。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不在厨房里做饭，把煤炉搬进自己屋去，用以取暖。厨房空了出来，父亲就用砖头在里面搭了个兔窝，买了几只小兔养着。我们每天到宿舍楼边的大坑旁拔野草和野菜，拿回家喂兔子。兔子长大之后，可以卖掉，也可以吃兔肉。那时厨房的玻璃窗都是破的，有一次，早晨起来发现有的兔子被咬死了，想来一定是夜里黄鼠狼干的。那时我们住在二层楼，那黄鼠狼能从二层楼窗户爬进去，也够有本事的。不过我们吃了一顿美美的兔肉。
后来我们搬到了宿舍楼的第一层。在窗户外面父亲用铁丝网圈了一个小圈儿，用砖头垒了个鸡窝，养了几只小鸡。我们每天放学后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小鸡赶到宿舍楼西侧的大坑边，让它们自由活动，在地里找虫子和可吃的植物，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与宿舍里的小朋友一起疯跑，玩儿各种各样我们自己创造的游戏，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小鸡长大一些后，十分好斗。一个很刺激的游戏就是看斗鸡，用自己家的鸡与别人家的鸡掐架，孩子们在一旁助威。后来，母鸡开始下蛋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只凤头鸡，浑身上下雪白，头顶上一簇突出的茸毛，每天下一只蛋，连续20多天，才停一次。这些鸡蛋，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3）
其实，父亲是有一些爱好的。在我们兄妹参加了工作，家庭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父亲曾经种花、养鸟、打太极拳、练习书法等。而在年轻些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把自己的所有爱好隐藏起来，拼尽全力为全家的生计奔波。
忘不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歌声。夏天晚上天气很热，屋里热得呆不住，各家各户都在宿舍楼北边的空场里乘凉，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躺在席子上。我们躺在席子上，看着满天的繁星，听着爸爸妈妈唱歌。妈妈哼的是过去河北农村中流行的小调，爸爸唱得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吧。我记得父亲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歌唱二郎山》，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歌词，“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 。父亲的嗓音很好，低沉圆润，很有磁性。不知多少次，伴着习习凉风与爸爸、妈妈的低声哼唱，我坠入梦乡。而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睡在自己的床上。
忘不了爸爸带我们在小公园里嬉戏的温馨画面。我们小学门前有一个公园，公园虽小，却是我们这些小学生的乐园。那是我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到周末，爸爸就带我们去小公园。有时候爸爸教哥哥在公园小路上骑自行车，我和妹妹在旁边玩儿。有时候爸爸带我们在公园里散步，观赏植物。那是一个春天，公园里的树绿了，花开了。有一种黄色的小花，素静、秀丽，我很喜欢，就掐下一些带花的枝条拿回家养在瓶子里。那时候不知道花的名字，现在回想，应该是迎春花吧。
忘不了父亲给我送文艺演出票。父亲在外文印刷厂做排字工人，由于是“外文”印刷厂，那时北京与外文有关的书籍、杂志等都由该厂承印。一些外国国家元首或外宾来中国访问的时候，经常由国家领导人或部门负责人陪同观看文艺团体的演出，这些文艺团体当时都是在国内顶尖的。很多时候剧场的入场券都是由外文印刷厂制作的。为了搞好关系，负责入场券的外文局总是要送给印刷厂有关工人一些演出票。由于父亲负责入场券印刷前的排字，所以经常能得到赠票。父亲知道孩子们对这些文艺演出有兴趣，总是把票让给我们，而自己看得很少。
这些演出大都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或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举行。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父亲给我送演出票。那是在79或者80年吧，那时我正在上大学，住校。父亲从海淀区老虎庙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位于宣武区的北京财贸学院给我送票。我清楚的记得，节目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剑》，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演出。我觉得故事情节，节目编排、演员舞技都很好。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剧目后来从没被宣传过，也没公演过，就悄悄没有了任何声息。我估计是某个看过这部剧的大人物不满意，或通不过某审查机构的审查，给枪毙掉了。父亲知道我喜欢看舞蹈演出，跑那么远给我送票，而我却除了知道父亲喜欢听京剧之外，对父亲是否爱好其的他文艺节目一无所知。
（4）
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有父亲的扶持、教诲、鼓励。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爸爸看我写作业，对我说，“绣”字写错了，绞丝旁下面不是一个横，而应该是三个点。第二天，我到学校后，请教老师。老师告诉我，这个是简笔字，而有三个点的绞丝旁是繁体字，我们应该学习简体字。回家后，我告诉了父亲。从那以后，父亲就不再检查我的作业，只是鼓励我要好好学习。
小学就要毕业的时候，北京外语学院附校招生， 我们小学得到两张报名表，学校希望我能够报名，参加考试。这不是统一的升学考试，而是在统一的升学考试之前，去外语附校参加额外的入学考试。我很犹豫，不想报名，是父亲鼓励我报名的。无论是笔试，还是后面的面试，都是父亲陪我去的。
文革结束后大学开始招生，我想参加高考，但却信心不足。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文革停课，我的文化水平只达到了初中一年级，底子薄。在外语学院附校就读的时候，我在法语班，重点课程是法语，从没有上过物理、化学课，也不着重历史、地理课。无论报名文科或理科，都有一定困难。是在父亲热情鼓励之下我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下来，还不错，分数超过录取成绩分数线不少。检查身体后，又进行面试。这是由于我报的志愿，一个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法语专业（记得那年北京外语学院没有招生），另一个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这两个专业都需要面试。遗憾的是，那时根本不知道面试之前应有所准备，结果两个面试都没有通过。 第二年是否继续参加高考，我很犹豫。又是父亲的鼓励使我参加了七八级的高考，上了大学。我知道，如果不上大学，我的思想、生活会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也不会有令我满意的人生经历。
我成家后，没有自己的住房，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大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工作忙，后来我出国，不能照顾家里，都是父母帮助妻子带孩子。小女儿出生时，我们在美国，父母亲就来到美国帮助我们。那时，我在尼亚加拉瀑布旁的彩虹购物中心租了一个柜台，给游人照相、做人像徽章。一到周末，游人多，生意忙，父亲就与我一起去，帮助照相。有时候雇员请假，我又没有时间，就早晨把父亲送去那里，晚上再接父亲回家，白天父亲就一个人在购物中心工作。父亲很负责任，虽说只会少量英语单词，但加上手势比划，也能与顾客交流。由于对工作热情，每天招揽的顾客不少。一位邻居铺位的老板告诉我，他很欣赏父亲的工作热情，希望父亲能为他工作。
由于语言障碍，生活不大习惯，加之挂念在中国的孩子们，父母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年半，就回国了。
其实父亲对在美国的生活是有所喜爱的。他向我表示过希望能再次到美国看看，我也十分希望这样，但是遭到母亲和家人们的强烈反对。那时母亲才告诉我，在那次由美回国时，可能是由于离开我们，情绪波动，父亲在飞机上心脏病发作了，是由医护人员抬下飞机的，所以大家都不同意父亲再次长途飞行。
我很后悔，父母亲在美国的时候，没能带他们去更多的地方看看。那时候条件差，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自由，还总想着以后有的是机会，未能想到这是父母来美的唯一一次。
90年代中期，我回中国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秋季大女儿希望回美国上学，妻子偕大女儿回美，我和小女儿则留在北京，与父母亲住在一起。那时小女儿上北海幼儿园，我们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距离北海幼儿园很远。每个星期一早上都是由父亲带着女儿，换乘几次公交车，将女儿送到北海幼儿园。到周五或周六的晚上，如果我不能按时下班，还需要父亲把女儿接回家。 有时候，等公交车要等很长时间，车上还很挤，带着孩子，不容易上下车。我希望父亲能够打车接送女儿，但是父亲为了节省，基本没有打过车。
（5）
父亲十分勤劳，眼中有活，总是在做各种事情，很少坐下来休息。年轻时，家中收入低，买不起家俱，家里的桌子、椅子、柜子、床都是父亲自己做的。父亲不是木匠，但做出的家俱像模像样。 退休后住的楼房前面有个院子，父亲养了十几盆花儿，摆在窗外，在院子的西墙根开了一个花坛，在南边栅栏旁种了桔子树。 培殖、浇水、修剪，每日乐此不疲，从来不把劳动当作负担。直到8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自己提着水桶上下楼梯，给花儿浇水。
父亲退休后，开始学习太极拳，一招一式，我觉得功夫很到家。到美国探亲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看到父亲打太极拳，我也有了兴趣。向父亲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总是觉得欠火候，不像父亲一招一式流畅自然。
父亲喜欢走路，退休后经常到玉渊潭去遛弯儿。 有时候出去很长时间，让母亲着急。有一天，天已经很黑了，气温很低，父亲还没有回家。 我到外面去找父亲。远远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可能是由于冷吧，他走路很敏捷，像一个年轻人。走近一看，原来是父亲。 那时父亲已年过80。后来父亲记忆力减退，不能去玉渊潭了，就在家附近散步。有两次不记得家在哪里了。弟弟买了定位器，挂在父亲脖子上，这样就能够随时知道父亲在哪里。 除了有数的几次心脏发病，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 直到老年都是耳聪目明。 80多岁的时候，穿针引线都不用戴眼镜，比我的视力好得多。
每年回国探亲，我都能看到父亲拿着大扫帚清扫楼前的甬道。这些工作本来应该是传达室的工人做的。看到父亲年纪大了，我劝父亲不要做这种太劳累的事，但是父亲总是回答说不累。 在父亲去世的那年春天，我回京，看到父亲还在清扫甬道，那时父亲已经88岁了。
父亲做事有条有理，东西摆放得井然有序。虽说早年家里生活不富裕，但是父亲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我的妻子拿我与父亲比，总是说我不像父亲，批评我邋遢，干活不利落， 放东西丢三拉四。
（6）
自从我离京赴美，父母就关心起美国的一切，每日必定要看新闻联播，特别注重美国的各种事件。如有美国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报道，父母亲总是担心我们，要尽快与我们联系后才放心，这使我对“儿行千里（父）母担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父母亲一生经历了太多，战乱、贫寒、饥饿、运动。无论经历了什么，不变的，是对子女的爱。 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享乐、爱好、事业，而是把希望放在儿女身上，忧儿女之忧，乐儿女之乐。这些可能是现代人不推崇的。父母把自己的一切给了儿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的终生遗憾，就是长期客居他乡，没能多陪陪父母亲，没能报答父母的恩情于万一。
让我略感安慰的是，父亲的晚年身体健康、经济宽裕、生活安定。在父母身边的儿女、儿媳、女婿，个个孝顺，对老人体贴关怀，使父亲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刘和刚演唱的歌曲《父亲》唱出了我心底对父亲的思念：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 /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 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听听你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 凝望你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 /有老有小，你手里捧着孝顺 /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我的老父亲!
——以此纪念我慈爱的父亲！
2021.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