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篇 （1968-1979）
王杰，李志端和我被指定到克什克腾旗报到，旗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扬俊岭告诉我们：旗革委会已经决定，所有分到克旗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到基层劳动锻炼。学林的有两个林场可供选择，一个是大局子林场，另一个是桦木构林场。还是在赤峰的时候，我就听说克旗林业局有个汽车检修厂，厂子虽然不大，可是窗户眼里吹喇叭——名（鸣）声在外，不少赤峰市的汽车都开到那儿去大修，所以我和王杰铁了心要去那里，而且亲自到厂子里去看过。我们找到扬俊岭说明来意，他起初不同意，并拿革委会的决定压我们：他无权私自改变旗领导的决定，并说你们学林的就应该去林场。我一听这里有机可乘，就说我们是林学院的毕业生不假，可我们是学理工的，采伐运输是我们的专业，汽车是木材运输的主要工具，我们在大学里就学过汽车发动机这门课，所以去汽车检修厂正是专业对口，如果我们要是林学系的毕业生，想不让我们去大局子我们还不愿意呢，杨俊岭被我们说服了。我和王杰从检修厂借了辆手推车，把行李从招待所推到厂里报了到。李志端去了宁城县老家的农机修造厂，李荣章留在昭盟汽车运输公司。
克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当然现在高速公路早已通车，有三，四个小时开车就能到赤峰，可是68年我们从赤峰出发坐长途汽车要走两天才能到，头一天要住宿林西县，第二天翻越大坝梁，出热水镇，过红光公社才能到达经棚。听旗林业局李德宣的儿子小刚子说，他赶过趟子，即徒步把羊群从克旗赶到赤峰市肉联厂，途中要走40 天，那时一只羊才8块钱，可是一张羊皮也卖8块，所以落个嘴巴子抹石灰——白吃。
从68年秋天开始，全内蒙都在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克旗虽然与锡林郭勒盟搭边，地形却是山区占了绝大部分面积，只有三个公社因地势较平坦属于牧区。我所在的经棚镇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汉族，所以基本上没有内人党可抓，于是只好大抓国民党。那时全国都得学习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的经验，叫一竿子插到底，即取消全部二级单位，诸如什么畜牧局、农业局、教育局等统统都没有了，克旗林业局当然也不例外，只剩了一个会计和贾春祥留守，其余的人都下放了。有个叫孙承才的下放到大局子林场，在全林业系统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他在那儿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几十个国民党员，其中就有一个人名叫胡景祥的，是我的大师兄。我进厂时小胡已经跟修汽车发动机的老师傅关廷贵学了三年徒，他原先在大局子林场，是给伐倒木打枝的工人。68 年那年他24岁，我给他算了算，他 5 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看来这事十分荒唐可笑，可那时人们都深信不疑。
检修厂的业务负责人胡尚信，说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因为他老家就是北京的。他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是老运动员，哪次运动来了也跑不了他，这回当然更不例外。大概为了羞辱这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同时显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也未可知，反正这帮阶级敌人的后背上都绷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胡尚信的那块布上写着“国民党副官”，还真让人猜不透他究竟是师级的还是团级的，其实他连个排级都够不上，是个中士，副班级；胡景祥的那块上写着“国民党员”，还有从树和也是国民党员，他跟小胡年龄相仿，同样来自大局子，当时的大局子林场号称国民党的黑窝子。
胡景祥老家是林西县的，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林西县还出过一个当代花木兰式的女英雄郭俊卿，她女扮男装参了军，还立了功，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林西和克旗都是老解放区，解放军在当地扩兵很厉害，见年轻人就抓，这是铁匠师傅赵发亲口给我讲的故事，他老家是青山公社的，离经棚40里地。小胡早年丧母，与他瘸腿的父亲相依为命，别看他老爸腿不好使，可是个有手艺的修鞋匠。小胡曾对我说过他只所以去了大局子，是因为几年前克旗林场招工，他铁了心要去林场当工人，可他老父亲死活不让他走，说：“你走了我咋办？我连水也吃不上呀，你真要走，我就去死！再说你现在连毡疙瘩上底子的活也会做了，你在咱林西呆着还能把你饿死咋的？”毡疙瘩上底是修鞋手艺中最难的活，而且毡疙瘩要想穿得时间长，就非得缝上一块皮底子不可，因为它是羊毛赶成的，不耐磨。小胡最终还是去了大局子，几天后有人稍来口信：你老爹上吊死了！他回林西把老人发送了之后，又回到林场。几年后场领导看他干活肯下力气，又老实巴交，就把他推荐到汽车检修厂，那时厂子刚刚成立，在系统内招徒工。胡景祥这人确实厚道，甚至一根筋到了憨的程度，不怨人们都说他是气死爹的手。
有一天胡景祥问我：“小赵，你说这引擎拆开了就是一堆铁，把它们撺在一起，为啥就能转起来呢？”这问题真是令我感叹不已，都三年了，连发动机的原理都没搞明白，这徒是咋学的呀。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详细讲解四冲程发动机的活塞，活塞环，曲轴，连杆，汽门，凸轮轴等元件的功能，还特别强调了点火正时的重要性：若是凸轮轴与曲轴上的一对齿轮不对号入座，你说啥也着不了车。我看他依然是似懂非懂的样子，就问他：“关师傅没给你讲过吗？”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唉，摊上个保守的师傅，有啥法子呢。”
自打小胡被打成国民党之后就不让他修车了，每天在厂子里干些零活，诸如筛煤面子什么的，再就是检查交待，这样就使我有机会单独跟关师傅一起干活了。关师傅是解放前在北京他叔叔开的修车行里学徒，他干修车这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经验丰富，活儿干得漂亮。汽车司机们都乐意让他来修车，因为经他手修的发动机从来没有返过工，而且正常运转的时间也长。可他就有一样：不爱说话。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修车的全过程，他也绝不会把你支开。这一下我明白了：小胡之所以三年都没有掌握独立操作的技能，就在于它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他连小学都没毕业就当了掌鞋匠，对于汽车这样的复杂机械，他的接受能力确实有限。我跟关师傅学修车的体会告诉我：他一点儿也不保守，只是教徒弟的方法让不入门的人难以学到真本事；但是对于在理论上已完全明白发动机原理的我来说，所缺少的正是实际操作经验，而关师傅恰恰能够把修车的各个细节和经验，明白无误地展示在我的眼前。才一年的工夫，我就能单独修车了，这让关师傅“保守”的传言不攻自破。我想这大概也是后来为什么在我挨整最困难的时候，关师傅能够仗义执言的原因。回想起文革曾给我造成了那么多的精神折磨，唯独能跟关师傅学徒这个造化，是值得我终生庆幸的事。
林业局有个叫大陈的汽车司机在车入厂要大修的时候，放出话来： 我的车就得让小赵给我修，他就是把甩子（活塞）给装到缸体外边，我也没埋怨。那时厂子里修引擎的有两个组，一个是以关师傅为首的，他过年回老家了，还没回来；另一个是以苗清雨为首的，以修柴油机为主。其实大陈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信不过苗清雨的修车技术。没想到这句话就把苗得罪了，他不能把大陈怎么样，就拿我来开刀出气，同时瞄着胡尚信，可谓一箭双雕， 因为胡到底把大陈的车给我修了。在后来开我的批判会的时候，苗清雨阴阳怪气的说：把甩子装到缸体外边也没埋怨，这是啥意思啊，这不是阶级斗争是啥？言外之意，这发动机就该让贫下中农来修，让反革命的儿子修了就是反革命夺权。我无语，那话又不是出自我的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行，苗那一方人多势众，非得让我承认这没须有的罪名。
就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关师傅探亲回来了，他虽然没有在会上公开为我辩护，可是他在底下到处跟人说：大陈知道我很快就要回来了，他让小赵给他修车，无非就是想先占个窝。大陈也在厂子里散布同样的话，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有技术，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只有你平时就尊重别人，在你遇到困难时，别人才会伸出援手。关师傅是我唯一见到在文革期间无论什么场合从来都没发过一次言的人，他有句名言：我一个臭临时工，说话还不顶放个屁呢，我有啥可说的！那时候经常晚饭后学中央文件，然后是讨论发言，当会议冷场的时候，主持人就会说，咱也别凉水沏茶–生泡，豆干饭–生焖了，咱从我这儿开始发言，轮着往下来，都发过言了，咱就散会，明天还要上班呢。可就是这样，当轮到关师傅那儿时，他也是没事儿似的愣着，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谁拿他也没办法，他是中农成份。
当关师傅学徒的时候，在中国跑的车只有美国造，诸如福特（Ford），雪弗兰（Cheverolet）和通用（General Motor）。他嘴里常说的很多汽车零件诸如引擎（Enjing），恰节（Charger，发电机调节器），瓦洛（Valve，汽门）等都是英语的音译。他管游标卡尺叫千分尺，来美国后我才明白这游标卡尺上最小的单位“1”，正是一英寸的千分之一；还知道了为什么解放车活塞直径的尺寸是101.6毫米，因为这正好是4英寸的缘故。当年苏联从福特汽车厂买走了一条弃之不用的生产线，造出了吉尔-150型汽车，再后来苏联又帮助我们在长春建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才有了“国产的”解放牌，而解放牌用的正是吉尔-150的全套图纸和技术，而这活塞的尺寸却始终没变，还是4 英寸。小日本偷了美国人用流水线来生产汽车的革命性技术，当今日产汽车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他们曾经偷师过的美国，可中国呢？直到今天还是批量生产不出自己的汽车来，真是令人汗颜。
这话一说到汽车就没完，现在接茬说我这位大师兄的事儿。随着深挖内人党的阴风越刮越紧，国民党和走资派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他们都被集中到一起睡大炕，晚上要接受批斗写检查材料，不许回家，吃饭由家里人送来，挖肃小组的人天天就是琢磨着怎么整人，让他们交待子虚乌有的事。胡景祥白天在厂子里干活，晚上要交待国民党给他布置过什么活动，以及还发展过谁。可怜我这位师兄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国民党员的，连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说不出来，自然就被说成是顽抗到底，不老实交待，紧接着就给他上了刑罚：先是低头弯腰双手向后高举，做喷气式，同时逼他紧靠烧得通红的大炉子，不大一会儿从他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就把砖地湿了一片，胡师兄上来了犟脾气，问他啥都回答不知道，那宁死不屈的劲头与渣滓洞里的许云峰还真有一比。这一下可把挖肃小组的人惹恼了，于是用汽车门上的胶皮压条朝他两侧的软肋稍子猛抽不止。
克旗这地方乃是老解放区，土改时就有给阶级敌人上刑罚的优良传统。林业局郭文峰的地主老丈人就是土改时被捆在马背后活活拖死的，郭的媳妇挖肃时只好以装疯卖傻来躲避灾祸；汽车司机萨斯愣的老婆是地主成分，忆苦思甜时又说过错话：最苦的时候莫过于60年吃不饱的年头。听说老婆要挨斗，萨师傅在月黑人静的时候把家搬到了牧区，他把家安到了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批斗会在那儿开不起来。
受了刑的胡师兄，再也不堪受此欺凌，趁着天色未明，逃出了囚禁他的地方，但很快被人发现，他在前面跑，眼看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他一纵身就跳了井。好在他命不该绝，被人们七手八脚地捞了上来。胡景祥平反后，呼市工业学校毕业的庞庆东还拿他跳井这件事取笑他：“小胡，听说你跳井的时候是坐着小筐下去的，是真的吗？”胡师兄看了看他，一言不发，冷笑一声走开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为了能让老鹰抓到猎物，猎人会用“熬鹰”的办法：即长时间的逗弄它，不让它闭眼睡觉，从而使老鹰的性格变得凶残无比，见到野物就抓。“熬鹰”这一招在挖肃的时候就用到了林业局头号走资派陈局长的身上，挖肃小组的人分成三班倒，连续一个星期不让老人睡觉。最后老局长躺在炕上张大了嘴直倒气，鼻涕眼泪一起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小女儿扑到他的腿上哭喊着叫“爸爸，爸爸，”他的老伴从背后把他扶起来，用手在他的前胸从上往下捋，希望能让老头子喘气能容易一点儿，她边流眼泪边叫着：“老陈，老陈……”这是我亲眼见的又一幕。
到69年的夏季，挖内人党的运动终于烟消云散了。就象内蒙林学院运动初期挨整的学生，后来成了造反派，反过手来再整当初整过他们的人一样，克旗林业局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又一幕：刚烈的胡师兄，在开平反会的时候突然间抡起板凳就往赵发的头上砸去，若不是及时被人拦住，说不定就要出人命，因为用胶条抽他的那个人就是赵发。被孙承才打成国民党的刘占春刚好跟他住邻居，孙承才仗着自己是贫农出身，没有向老刘道歉过，终于有一天，老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跟孙承才动了手。因为老刘心里明白：孙承才在林业系统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由于两个当家的扭打到了一起，老婆孩子们也都跟着一起上，老娘们儿互扯头发，孩子们在地上滚成了一堆，邻居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两家分开，但双方仍然是骂声不绝于耳。老刘十七岁的女儿指着孙承才的鼻子痛骂“孙承才我操你八辈祖宗，你老姑奶奶我跟你没完！”孙假装没听见，一边擦着流血的鼻子，一边指着老刘威胁道：“刘占春你等着，你这是阶级报复，你有历史问题！”老刘穿着戴樑背心，一根樑扯断了，他用一只手往上拉住那根断了的樑子，一手指着孙承才：“我有问题我早向组织交待了，没象你这个杂碎孙子似的干了那么多缺德事，你诬赖你这个爹，你他娘的不得好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另一幕。我想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现场，一定会受感动：“多么好的人民啊，我不是早就说过：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检修厂的会计张彦明有一天对我说：“小赵，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这个人是小学老师，要说长相嘛，咱们这嘎哒（东北话：地方）还找不出那样的人来。”我还以为她有落雁沉鱼之貌呢，见面一看也就是一般人。不过后来细想，张会计也没说错，人跟人本来就不一样嘛。
她姓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啥成份？”我说我没定过成份，可我爸的成份是官僚资本家兼地主。她没听懂，又说：“啥？你再说一遍。”后来我才得知，她家庭出身富农，想找个家庭成份好的，将来有了后代，不至于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可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太差了。后来又听李德宣儿子小三子说：他的同学巴图住校，偶然地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也在学校的集体户口上，她已经29岁了。这跟她说的年龄有不小的差距，后来就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跟她吹了。
小三子后来成了一名货车司机，这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就对汽车着迷有关。文革时期在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汽车司机。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就是：汽车轱辘那么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确实如此，因为一旦成了司机，首先行动上就有了自由，早出晚归听其所便，避免了早晨天天读，晚上天天开会学习的紧箍咒，那时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不参加政治学习的。其次出车有补助，在工人平均工资34块5毛的基础上至少能翻一番。还有就是干点儿私活也方便，有时领导或他们的亲戚为了坐个便宜车，或是捎点儿紧俏商品，也有不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有个笑话司机们都听说过：有人要给一个大姑娘介绍对象，姑娘问：他是干啥的呀，回答：是个县长。她把头一摇回答：那俺可不干，前两天有人给俺提的亲是个开汽车的，俺都没答应呢。不过那时的县长们事实上确实也都很清廉。
就象许多年轻人都喜欢开车一样，我也不例外，只要有机会，那怕是在厂子院里，也要开车转上一圈，特别是刚入厂要大修的车，司机把钥匙一交就回家了，于是机会就来了。6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对王杰说：王安国的车今天刚入厂，我有钥匙，想不想去趟红光公社？王杰说：好哇，走！同寝室北京林学院的张凤林和来玩的小三子也要跟着去，水房正好有一锅热水，本是准备第二天早上给职工洗脸用的，我们给车加上热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厂门，直往北面开去，尽管天上飘着雪花，管它呢，机会难得，一路上我们三个人轮着开，算是都过了把开车的瘾。这时雪越下越大，小三子一门儿央及（请求）：“给我开一会儿，给我开一会儿。”虽然他还是个才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也不好冷落了他，再说也快到经棚了，离厂大概不到三里地。我们让小三子坐在了司机的位置上，谁知还不到5分钟，他就闯了大祸，王杰打那以后一辈子都不再摸方向盘。
驾驶室内坐着四个人，而且都穿着皮袄，小三子想打方向盘都费劲，再加上风挡玻璃上都挂了霜根本就看不清路面，而且雪下得越来越大，就在拐弯的时候，只听得“嘎嘣”一声巨响，车再也开不动了。我们赶紧跳下车来，趴到地下一看，完了，车的右前轮掉进了排水沟里，卡住了。而当时车所处的位置就在旗革委会的大门口，如果不想办法在天亮之前把车开回去，那麻烦可就大了：林业汽车检修厂的大学生们偷着把待修的车开出厂外，而且掉到沟里出不来的丑闻，立马就得传遍全旗，别忘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可全都是臭老九哇！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马上意识到：这车一时半会儿是动不了了，先得把水给放了，否则时间一长，缸体内的水上冻后就会把铁铸的缸体涨裂，因为那时还没听说过防冻液。所以冬天一来，司机们最不可忘记的就是停车放水，甚至在首都北京的公交车总站，你也会看到“停车放水”的大字霓虹灯在闪烁。紧接着就是想办法把车轮垫高：用千斤顶把车的前横梁支起来，然后用木板垫在车轮底下。出事的地方离厂子还有不到二里地，这么远的距离，要是用人去肩扛木板来，太费劲了。我马上又想到厂里还有一台待修的美式吉普车，为啥不用它来拉木板呢，于是赶紧跑回厂内，给吉普车加上水，到车间装上地沟板子开回现场。谁知祸不单行，就这在紧关夹要的时候，液压千斤顶却不好用了：不管你怎么使劲压，它就是不能把车顶起来。我琢磨大概是因为天气冷的缘故，液压油凝固了，怎么办？我马上又想到那一锅热水。开着吉普车，拉上千斤顶，风凤火火地赶回厂子，把它放到大锅里泡上大约10分钟，然后用皮袄包上，再返回出事地点，还真灵，千斤顶终于把车支起来了！我们趁着车轮逐渐抬起的时候，把木板垫下去。可是因为沟太深，垫一次尚不够高，车轮的大半还是在沟里面，因为千斤顶的行程有限。我们只有把千斤顶按下去，准备重新再往高顶，谁知道那该死的千斤顶又不工作了，都是因为天气太冷，也就是5分钟的功夫，液压油又冻硬了。没办法，我只好再把它拉回厂子，放到大水锅里泡上一会儿，回到现场接着往上顶。就这样往返了4、5趟，眼看着车轮终于从沟里升起来，跟地面一平，可以开了。
但是我当时心里确实没把握，因为我们开车的技术都是二把刀，如果车轮再次掉回沟里，那么无论如何天亮之前车是开不回厂子了。为了万无一失起见，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胡尚信。我开着吉普车到了胡的家，那时天还没亮，我站在窗户底下喊：胡师傅，我们把王安国的车开到沟里去了，请你帮忙把它给开出来。胡一听说车在雪地里窝了一宿，马上就问我：车放水了吗？我说放了，又问我这吉普车停好多日子了，开之前加水了吗？我说加了，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当时还是汽车修理部的主管，对进厂待修的车都要负责任。
在车发动之前胡对我说，离厂子这么近，不用加水了。到底是老师傅，有经验，要不然冰天雪地的，叫我上哪儿去找热水去？车终于在天微明时回到厂里，折腾了一宿，踏着地上的碎琼乱玉，忽然有两句诗涌上心头：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豪情满怀谈不上，但是遇到紧急情况能想办法对付，力求结局圆满，则是我毕生的信念。不过话说回来，偷着开车并闯了祸，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没啥值得吹嘘的，咱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我要是皇上，一定会下罪己诏：天下无罪，罪在朕躬。
偷着开车这事并没有完。终于有一天刘成阁书记说：这件事损害了厂子的声誉，而且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吉普车的缸体冻裂漏水了！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因为我知道那车是旗公安局的，而我父亲当时还被群众专政着，说我是有意识的向无产阶级专政报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当时就懵了，心想我放了水了呀，怎么回事呢？就在这关键时刻，胡尚信的一句话把我救出了火坑。他说：“吉普车的缸体原来就漏水，这是司机刘子厚亲口对我说的，不信可以去调查。”刘成阁一听这话，立马就闭了气，说：散会！
我当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可同时也看到苗清雨冲我冷笑。这位苗师傅可不是凡人，他是集工农兵于一身。那年头一说工农兵就意味着谁也惹不起：贫农出身，当过兵，转业后又成了工人，当年这个群体可是未婚姑娘们的首选人物呀。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那年我从热河省参了兵，一直打到了海南岛，虽然没啥战功，可是把老蒋撵到了台湾的功劳也有我一份！就是这个苗清雨，在整胡尚信和我的时候，是出谋划策的军师。此话并非空穴来风，几年后我已在赤峰市水泥厂车队工作，在那儿又见到了王安国，他说当年苗清雨就鼓捣：“到旗革委会去告呀，就说检修厂的业务主管让大学生们拿你入厂大修的车练车，耽误抓革命，促生产。”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苗清雨早就恺涎业务主管的位置，他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取胡尚信而代之。王安国是富农成份，跟胡是多年的铁哥们儿，我常听到他管胡尚信叫“胡伤心”，还调侃他：“胡师傅，这些日子又伤心了没有？”胡尚信的爱人叫许雅琴，是六个孩子的母亲，王安国有时也当着胡的面跟他妻子逗西拉（开玩笑）：“压亲（雅琴），压亲，越压越亲！”许雅琴红着脸说：“你们都听听王师傅说啥呢。”所以当苗清雨给王安国出坏主意的时候，王不为所动，他说：车既然已经入厂了，该咋着就咋着，我管那闲事呢。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在我偷开车的事情上，苗没有得逞，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拿我的家庭成份大作文章的由来，他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厂党支部的委员。
直到大学毕业，我嘴里从未说过一个脏字，脏话骂人不是我们家的传统。男孩子总免不了惹大人生气，我妈生我气的时候顶多说一句：“小申你该死呀！”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到了克旗之后，和农村来的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了了六年，终于练就了一身听脏话脸不红，说脏话心不跳的硬功夫，而性关系则是永恒的话题。那年头讲究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跟关师傅学到了真本事之外，别的能想起来的大都是黄段子，连打更的老李头，也忘不了拿这些大学生们开涮。有一天我到锅炉房打开水，听到他念了一段顺口溜：小媳妇盘腿多自在，胸前（我）多着肉两块，左边奶举人，右边奶秀才。其潜台词是：有学问的人都是她的儿子。钣金车间的崔文斌则常拿大学生们都是光棍来插科打诨：他先假装病人咳嗽两声，接着学着老娘们嗓音说：先生你快给俺们孩子看看是啥病啊，先生说：不用看，不用瞧，你们孩子是色痨，（又学女人）哎吆，俺们孩子可还没娶媳妇哪！抖包袱就在先生最后这一句：掳管儿、砍椽子(即手淫)也不轻巧！他有流口水的毛病，一边讪笑，一边赶紧用嘴唇把就要滴下来的口水吸回去。张喜林就笑话他哈拉子流星。
俗话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有几次亲眼见到了发生在这个交通闭赛偏远山区里的事，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纯朴”。事情的参与者百分之百都是贫下中农。在此郑重声明：本人绝无侮辱贫下中农之意。那时修造厂和家属院之间也没有院墙，所以家属们有时会到厂子里来找小鸡。有一天孙承才的媳妇问几个聚在职工宿舍走廊门口的年轻工人，看到她家的小鸡没有，这几个人一听说找小鸡，立马眉开眼笑地说：嗨嗨，你咋不早说呢，你要找的小鸡儿都在我们这儿哪，一边说着一边联推带搡地把她弄进了单身宿舍。三四个大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把她仰面朝天地抬到了炕上，临时工张树林把她压倒身子下边，嘴里一边说：“脚蹬炕沿，手把窗台，屁股蛋子煽起来”，一边用身体上下煽动，把她砸得嘭嘭响，（当然，双方都穿着衣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孙承才的女人一点儿也不恼怒，他大概是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除了嘴里不停地骂我操你们祖宗之外，面部表情始终嬉笑的，看来她对这种玩笑方式很受用。张树林对我说：孙承才的媳妇最正经，从来没给她老当家的戴过绿帽子，而且这种女人识闹（懂得那是玩笑），要不然他也不敢，还说：大街上走的风流女，炕头上坐的养汉精，越识闹的女人越正经。
别看克旗农机厂是个旗县级的小厂，可是它的口碑很好，很多外地的汽车， 甚至赤峰的也到这儿来修。由于人手不够，经常把一些简单活儿包给家属们去干，比如说车架钢梁的手工除锈就是其中之一。底盘组的朱常贵听说出纳员李俊岭吃奶的孩子感冒了，当他走过李的媳妇身边的时候，假装关怀地问：咱孩子的病好点了不？别看这个“咱”字，那意思可就不一样了，她当然不傻，一边用砂纸蹭铁锈，头也不抬的说：你玩儿蛋去！朱师傅边走边说：玩儿蛋？那咱俩一块儿玩该有多好呢。我看到那些家属老娘们都抿着嘴笑，但不知道她们在悄悄地商量些什么。不大一会儿，趁朱常贵躺在车底下干活的时候，李俊岭媳妇，再加上崔陆章和宋长武媳妇突然把朱从车底下拖出来，身材高大的宋媳妇高举着一个解放车的避震器（足有20多斤重），喝令朱老实点儿，要不然就给他开瓢，而就在同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李俊岭媳妇解开怀，手掐着硕大的白乳房，开始往朱常贵的脸上喷挤乳汁，周围的家属们则开怀大笑，这场喜剧直到朱师傅给李的媳妇单膝下跪告饶才结束，引擎组的蔡师傅还在一旁敲锣边：说是刚刚看了一出现代版的三娘教子。事儿还不算完，第二天李俊岭见了朱常贵还调侃：怎么着？听说你昨天还跟孩子争嘴吃？朱常贵讪讪地回答：狗奶白流。在文革期间弥漫着狗血白流的恐怖气氛中，老百姓还是有他们传统的娱乐方式，它能够使人开怀大笑，即便是暂时的。所以，至今我对赵本山的演出都很欣赏，因为那儿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说它趣味低俗的人都是阳春白雪，压根儿就没跟底层老百姓接触过。
当今70岁往上的人，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最高指示肯定都不生疏，73 年的夏天，我跟焦永江、从树和、胡景祥、北京林学院的杨平宇和内蒙农机校的鄂尔敦仓，一起到离厂子50里地的崔家营子挖战备山洞，还有农机局看大门的老崔头，他的任务是给我们做饭。六十多岁的老崔头长得跟京剧里的窦尔敦很像，声若洪钟，可能是因为一辈子打光棍的缘故，他经常把“老腚赛老枣，外边皱皱（音：抽）里头好”和“老腚赛干姜，越捣越香”这两句话挂在嘴上。崔家营子有个老太太，年纪和老崔头相仿，是他的远房亲戚，刚开始见面时也互相问候，唠点儿家常，可是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就没啥正经话了，老太太管老崔头叫老王八蛋操的，因为他常说：“等那天有空我给你按（音：俺）上，这两天忙，没功夫”，一边说着腰还往前忽悠着。我们住的房子和老太太的隔河相望，那是条干河套，只有下雨的时候才有水流。这俩老人只要一见面，要是不隔着河互相调侃谩骂一阵子，仿佛这一天的日子就过得没意思，就像电影小说里的一对情人隔着河对唱情歌一样。
修造厂的战备山洞设在一山坡上，同时开了两个洞口，先是往山里挖，然后两头对接打通。前一拨的只开了两个洞口，然后换了我们这拨接着干，挖到一定深度后，准备对接时难题出来了：由于在洞里很难识别方向，你说往左挖，他说往右，结果两头越挖离得越远。按距离量下来，早就该接上了，可是双方谁也听不见对方挥镐刨土的声音。这时我有个解决方案在心里逐渐成熟：用在林学院上测量课和在南水泉实习时所学到的知识，自制了指南针，再加一把三棱比例尺和皮卷尺，用三根木棍支起一个简易平板仪，结果就能把所挖山洞的轨迹画出来。接下来，每天早上这拨人的头头焦永江都让我指明挖掘方向，没多久双方就隐约地听到了对方刨土的咚咚声，随着响声越来越强，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敬意也越来越高，这使我从受批判的屈辱沉重心理压力中逐渐走了出来，从而使我明确了今后人生的目标：能别人之所不能，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别人的尊重，我的经历确实证明: 中外莫不如此，直到今天。
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由谁来修理发动机都被视为是贫下中农的特权。以张喜林为首的几个原汽车检修厂的青年工人说，：看看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们，成份最好的也就是个中农，剩下的不是富农、牧主就是他娘的资本家，可就是这些人却在修引擎，让俺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去打杂！结果原来修理发动机特棒的农牧学院农机系毕业生，牧主宝音满都夫去了柴油机组，富农崔旺留在底盘组，我这个官僚资本家兼地主则去了钣金组。还是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借此机会我又学会了汽割，汽焊，电焊，手工制烟筒，弯头，炉子，火铲，水桶，快壶等等和钣金工下料，回家探亲路过北京还专门买了钣金下料的书，借着它的帮助，我设计并制造了修造厂的铸造车间化铁炉，还自制了一台蜗轮式减速器安装在升降机上，并且成了该车间的技术员。
平心而论，鈑金工修理工分属两不同的工种，无所谓那一行的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看起来干钣金无非就是敲敲打打，其实不然，钣金工玩的是手艺，它的每一个产品几乎都不一样，这里就给人以机会来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而修理工作则是配件的更换占大多数，要求的是准确和熟练，当然在故障判断上要求有丰富的经验为基础。钣金车间的宋长武是从赤峰市小五金厂调来的，他确实有手艺，单靠一把锤子就能把坑坑洼洼的解放车前轮挡泥板平整地和新的一样，因此他的工资也全厂最高，他有个外号叫九十六，那是他每月领到的工资数，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三倍。他和引擎组的关师傅见了面就互相调侃，他管关师傅叫臭抹油的，而关则以臭打茶壶的来回敬。
干钣金这行看似低人一等，其实也有它易于为人的机会。冬天一到，几乎求你做烟筒、火铲、炉勾子的人就不断，我经常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给个人干诸如焊自行车架等等的私活，所以尽管厂领导拿我父亲的事整我，可我跟工人们的人缘都不错，他们没有因为我是现行反革命的儿子而歧视我。
那时还有个最高指示叫工业学大庆，大搞技术革新和革命。修造厂有浩浩荡荡十几个人去外地参观学习，其中不少是刚就业的知识青年，（我自然是除外）回来之后就要上马搞鼠笼式电动机。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制造一台冲床，以便在矽钢片上冲孔。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条件下，我用切割钢板然后焊接的办法制成冲床底座，利用回转变直线运动的原理制作主轴，燕尾槽垂直导向，再加齿轮定位机构终于把冲床搞出来了。通过在修造厂六年时间的磨炼，掌握了电焊、气割和车床、铣床以及牛头刨床的使用方法，我带着设计兼制造于一身的技术和大修汽车的能力走向未来，这些后来在美国都用上了。
有一天我在钣金车间给昭盟建筑公司的司机郎师傅焊汽车水箱，他问我：“小赵有对象了没，要是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她爸也是我们公司的，就住在我们房后，他托我给他女儿找个对象，你要有这意思呢，等那天回赤峰带你去他家看看，她是个知识青年，街道和学校天天动员她下乡，她家成份不好（富农），怕下去就抽不上来了，结了婚就可以不用下乡了”。我父亲那时还在群专被关着，前途未卜，呼市的女朋友跟我吹了，我跟克旗的女老师也没谈成，心想就我这个条件的，有人愿意嫁给我就不错了，所以尽管她没有工作，我也认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有媳妇了，在此之前我俩谁也不认识谁，比起今天上“非诚勿扰”去相亲来省事多了。一年之后，我的女儿在克旗出生。
媳妇回娘家之后就再没回来，她不喜欢克旗哪个地方。正好我也早想离开那个给我造成太多伤心记忆的克什克腾旗，所以经常去旗劳动局找主管孙占先，说想调往赤峰，他是从林业局调过去的，原来就认识，能说上话。无奈那时干部调动冻结，但是工人例外。正巧赤峰汽车大修厂转业兵西日莫想调回克旗老家，我一分钱的礼也没给他送，档案就转到了赤峰市劳动局，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是干部了，因为只有工人才能对调。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老孙对我的帮助，一是为他的清廉，更是为他的敢作敢为，拿一个大学生跟工人对调是违反政策的，看来好人哪儿都有。
档案到了赤峰，并不意味着我就在赤峰工作了，首先赤峰汽车大修厂就不要我，把档案退给了劳动局。我岳父出手相助，想把我调到盟建筑公司，也遭拒绝，市劳动局的主管刘牛，又把档案送往动力机厂和其他好几个单位，都没成，我就像个麻风病人一样，人见人躲。实在没办法了，刘牛对我说：看来得把你的档案退回去了，找不到接收单位啊。我一听心急如火，连忙说，您先别退，给我几天时间，让我自己想想办法看。于是我开始了真正的毛遂自荐，逢单位就说我会大修汽车，一连好几天，急得我觉都睡不着。要说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真有现代版的真实。就在我象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得时候，在大街上居然碰见了鲍喜田，他是治沙62级的毕业生，一听说我的尴尬处境，他说太巧了，我们赤峰水泥厂车队正缺修理工呢，你等我的信儿吧。
鲍喜田在水泥厂车队储运科做统计，储运科长王金环一听就同意，去市劳动局把档案拿来送到人事科，科长老任也没意见，签字之后就送给管人事的副书记石文秀，等待最后批准，可是到他那儿就卡住了，一连好几天都没信儿。就在等信儿的期间，鲍喜田积极活动，首先得让车队的司机们认识我，我俩约好时间，让我在鲍请司机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假装去串门，然后再跟司机们约好一起去矿山拉石灰石。有个叫何万龙的司机在半道上说他左边的轮胎撒气了，问我：赵师傅能不能帮他把轮胎换上。我心里明白：这是在考验我呢，因为解放车左边的轮胎螺栓是反扣，若是当正扣螺栓去松它，只会越拧越紧。当这些司机们看到我干净利索地把轮胎换上之后，嘴上不说，可是脸上原来轻蔑的表情变得有点儿将信将疑了。也难怪水泥厂的工人们都瞧不起大学生们，他们刚从学校毕业就分到那儿，什么技术也没有，说好听一点儿是“水手”，说难听一点儿就是“雀（音：巧）子屎”，看来为水泥厂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们争点儿气没有技术还真不行。
终于有一天，鲍喜田告诉我，行了，来报到吧。原来迟迟不能上班的原因是石书记也想把档案退回去，鲍喜田急了，就直接去找书记王峰，王书记是抗日干部，战争年代右腿膝盖受了伤，不能回弯，工人背地里都管他叫瘸书记。这位操着一口山东话的抗日老英雄，听了鲍喜田的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拍板：”老石不签字，我签字，一个学生，能有啥大问题呀，家庭是家庭，个人是个人嘛。”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在感激鲍喜田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侠仗义；感谢市劳动局刘牛不畏风险，对一个现行反革命犯子女的鼎力相助；感叹我又碰上了好人，一个刚正不阿，凛凛正气浑然于胸的老革命干部。
有这么多好人帮忙，我当然要给他们长脸，好在水泥厂车队的第一炮就打响了。司机夏合义开的一辆跃进牌两吨半货车到了大修期，在我去之前他已联系好了送赤峰汽车修理厂。但我已向储运科的王科长打了保票：从今往后，咱们汽车大修不出厂。我看出夏师傅的面部表情有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又不能违背领导的意图，同时也不好驳鲍喜田的面子，只好把车钥匙给了我。我知道他有个叫“夏大喇叭”的外号，如果我在修车上“打了脸”，全厂立马会都知道。因为这辆车之前已经在厂内由一位老钳工张师傅大修过，结果发动机和底盘毛病都不少，所以这次才要送修， 鲍喜田背地里告诉我，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包括电工王庆云后来也据实相告：厂子里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好我，一是因为水泥厂有七、八个大学生，各顶个都是“水手”（能干的叫硬手），更何况我是从旗县来的。
对修这台车，我成竹在胸。在克旗林业局汽车检修厂时我就不止一次地修过同一类型的车，积累了不少经验，没有失败记录。何况这次事关紧要，万万马虎不得。那年我三十岁，年轻体壮，精力旺盛，在修车过程中，我发现老张师傅虽然经验丰富，然而他从未修过汽车，所以有些活儿干得不地道，比如：手工刮研粗燥，所以造成轴瓦使用寿命短；不知道油槽有特殊的方法来密封而造成持续漏油，所以夏合义每天都要给发动机添加机油；尤其不应该的是：曲轴后端有一盘轴承忘记安装，造成变速箱动力输入轴一端失去支撑，故而在离合变速的时候发生诸多问题。在我修车的时候，王庆云始终相伴在旁，一来大概是想看看我究竟会不会修车，二来是想借机学点儿技术，他原来在制成车间的工作就是每天搬大石头往粉碎机里扔，三班倒，又苦又累，水泥厂的工人都盼着能学点儿技术，好早日脱离苦海。有他向水泥厂的其他人做义务宣传，我有修车的真本事不胫而走。
车修好之后，有人问“夏大喇叭，车修的咋样啊？”他的回答就俩字：“还行”。鲍喜田的爱人肖景淑在技术科当描图员，是北京财经学院毕业的，也到车队修理车间来传信儿，她问我：听说有个从克旗来的人技术不错，是真的吗？说完我俩都开心地笑了。从那以后，不单是车队的人，连水泥厂其他车间的工人都管我叫“赵师傅”。文革期间 ，“师傅”这个称号，只有受尊敬的劳动人民才配享有，身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们连想都别想。后来又从别的车间调来几个工人跟我学徒，其中有个叫貟新瑞的小伙子，心灵手巧，有一天我们俩出去试车，他开着车，因为没有驾照，所以直奔水泥厂的后山而去，那儿是土路，一般没人管。可是他运气不好，偏偏就碰上了车辆监理所的车，不用说，无证驾驶，车被扣了。我俩只好步行返回，路上我看到小貟忧心忡忡，大概是担心又要被遣送回烧成车间去抡大板铁锨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该怎么办的主意。回到厂里，我领着他直接走进了王书记的办公室，对着这位全厂最高领导人说：王书记，我犯了错误，我开车出去试车，碰上了车管所的监理，车让他们给扣了。（我那时也没有驾照），他的回答就这么简单：“告诉你们王科长去要回来”，除此之外甚至连一句批评教育的话都没有。
还有一次，小貟在地沟里用焊枪烘烤变形的排气管时，因为没有注意到地上有洒下的汽油，结果起了火，我在里屋休息室听到他惊呼：“着火啦！”，当机立断，扯起床上的一块毛毡就扑到了火上，（那时水泥厂还没有灭火器），结果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因为火苗的正上方就是汽车的油箱。多年之后，我已不在水泥厂工作，但是有一次坐火车去北京，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找不到空位，只好站在那儿。没想到离我不远的小貟看到了我，非要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不可，而他硬是在地下坐了一宿，尽管他那时已经是烧成车间的主任了，手下管着几十号人。后来我离开车队，他成了修理组的大拿，他还带出来一个叫王树增的徒弟，接了他的班，这都是后话了。
在我去水泥厂车队之前，车只要出了毛病，统统送外面修理，自从我去了之后，真正做到了大修不出厂，包括钣金和喷漆都不求人，全活计。而且外单位的车也来找我修，例如地震局的武师傅和建委王师傅的京吉普就是二例；甚至连部队的车坏了也来找我，原来在克旗农机修造厂当过军宣队长的罗指导员，听说我调到了赤峰水泥厂，也找上门来了。那时正是跟苏修关系紧张的时候，克旗又是反修前哨，只要是部队的车，啥话也别罗嗦，赶紧修。再加上储运科的王金环也是从部队转业的，跟罗指导员原来就认识，修完就走，连钱都不要。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还是挺有人缘的，连整过我的人也来求我，别忘了我父亲那时还在伊克昭盟牛栏沟劳改煤矿下煤窑呢。
76年的9月26日，是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否要对有杀、关、管的子女要严加控制也未可知，反正车队的修理工作不再由我负责了，改由集工农兵于一身的朱谦担任。再加上那年涨工资，没有我的份，那时我已调到烧成车间，不在车队，书记高井龙说：赵师傅虽然符合涨工资的三项基本条件：技术高，贡献大，劳动态度端正，可是你的工资已经很高了（54元），所以这次涨工资就不再考虑了。我呆坐在那儿，无话可说，可是心里有一个念头：赵爷我不伺候了！
章詒和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往事并不如烟”。自打毛太祖一登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没得过烟抽，要虚心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说教，相信与我同龄的老同学们都会没齿不忘。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我问心无愧地说：在水泥厂的五年当中，是工人从我这个知识分子这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不是相反！要说我真的啥也没学到吗？也不尽然，车队有个司机名叫赵福山，常模仿他小时候听到拉洋片的唱词：卖豆腐脑的他就怕咣盪，唱小戏的他就怕倒了嗓，开窑子她就怕长大疮！二姑娘拉了一泡屎，种了二十亩的好高粱；二姑娘撒了一泡尿，淹了三府十八县，山西的老西子都喝汤！十八个裁缝做鞋底，十八个裁缝纳鞋帮，哎吆我的娘，怎么还是有点儿挤得慌？二丫头哎你就将就点儿吧，好年天收，娘再给你做一双！还有就是司机夏大胡子讲的陈年旧事：赤峰街最有钱的老地主志栋，在二道街盖了全赤峰唯一的一座二层楼，他的壮阳秘方除了嘬人奶之外，就是舔大姑娘的盘。如果有人看到此处叹曰：真没料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经受了十几年的工农教育之后，竟然变得如此下流！谢谢您的夸奖，这就是我的本意：常年跟低俗的人群混在一起，难得高雅。如果有一天在中国又出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建议年青人拿我的经历来说事：“看看这个大学生在工人堆里呆了十几年，整个儿变成了个臭流氓，谁想接受再教育谁自个儿去，别来忽悠我！”
79年秋，邓小平二次复出，要求知识分子归队，我在林业局朱文华的帮助下，开始往林研所调动。他是林业63-2班的，和我同届，巧的是他也在水泥厂工作过，我猜想他在那儿的经历一定不愉快，因为他说水泥厂不是好人呆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调到林研所的过程还算顺利，尽管那时我的父亲还是个被镇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是这次我又碰上了好人：林研所的所长傅晶，富农成分，南京林学院的早期毕业生，文革时被赤峰农校的学生扇耳光打聋了一只耳朵。尽管书记吴忆东不同意要我，可傅所长据理力争说：全国要在84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周总理亲口说的，咱们林业机械也不应该拖后腿，所里只有一个东北林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贾君兰是搞林机的，又是个女同志，多年来也没有开展业务，所以我主张调进来。
从79年进入林研所，到93年来美国，在那儿前后13年，（其中有一年在加大戴维斯分校）我只用八个字来表述傅所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