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篇 （1961-1968）
在我的记忆里，高中三年有两年半的时间都是在一个“饿”字当中熬过来的。那时我特别羡慕能在家里用餐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在家吃过早饭后再到学校来上课，而我从来就没这个福气，从小学到高中，始终都是在父母亲工作单位的食堂起伙。因为早晨有早自习，在我必须到校的时候，食堂的开饭时间还没到，不开门，所以我只好在前一天晚饭时买一个干粮带上，作为第二天的早餐，没水没菜的干噎。有时晚上复习功课睡得晚，肚子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就提前把早点当夜宵了，第二天一上午就只好饿肚子。就因此，当看到有的同学在课间10分钟拿出馒头来吃时，馋得真是偷偷地咽唾沬。
长年的吃不饱，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也就顾不得了，只要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通通的往嘴里塞。那时副食品公司的人会推着车子到家属院里卖酱油、醋什么的，有时也会卖黄酱，不要粮票，刚巧让我碰上了，赶紧卖了一大碗，又弄了些胡罗贝缨子剁碎了跟黄酱煮在一起，装满一罐头瓶子，放在课桌里。二中的课桌是带盖的，课间10 分钟的时候，我把头顶在课桌盖子上，从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超短筷子，开始享受咸死人不偿命的绿色食品，不怨那黄酱不要粮票，原来是粮库的土粮食做的，吃到嘴里就是一股土腥气，而且牙碜的要命，根本就合不上牙。
有个叫孟繁斌的同学外号叫“埃达”，是俄文“这是”的谐音。我真是服了他居然有老牛倒嚼的特异功能：即时不时地从胃里冒出点东西来，然后细嚼一番，又咕咚一声咽回去。因为那时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放到嘴里俎嚼就是天大的幸福。直到有一天他吐在了教室里，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胃病。
六一年我和林川渝去昭君坟帮食堂拉草喂马，路上居然发了个意外之财：拣到不知是谁掉在路边两只带毛的猪耳朵。我们俩一人一只，拿到家里把毛拔净，切成细丝，加上一颗圆白菜炖了一锅，一家四口美美的吃了一餐。这件事直到52年后的2013年，林川渝和我在呼和浩特的同学聚会上，谈及此事，仍然是津津乐道的趣事。
六二年我在二中的食堂起伙，被分在10人一组，但都不是同班同学的组里。为了能多喝上一口粥，我把田忌赛马的运筹学用到了早饭上。滚烫的粥是装在一只洋铁桶里刚从食堂打回来，为了实现多喝一点粥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是要抢先到先手，先往碗里盛大半碗，第二步就是发扬一不怕烫，二不要面子的真功夫，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喝下去，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要一边转动碗，一边用筷子搅合，使粥能够凉得快一些，等这碗喝完了，桶里还会剩下少许，立马再盛第二碗，这回就不着急了，慢慢地喝，好好地享受，同时尽量低头不看只喝了一碗，而没喝上第二碗的仇恨目光。当然谁也不傻，为了杜绝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再次发生，以后分饭时由值日生专门掌勺，使每人得到的都差不多，我这个运筹学的小伎俩也就无疾而终。可是我吃饭狼吞虎咽的毛病却一辈子都改不了，我爱人总说我吃饭都没个正型，吃那么快干啥，也没人跟你抢，我说这都是党教导的好结果，这叫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班里有几个同学来自郊区的农村，他们会从家里带几个白白胖胖的土豆作为夜宵，来打发饥肠辘辘的晚上，那宝贵的珍馐可舍不得煮着吃，那样的话就无法好好享受了，得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贴在宿舍的铁炉子上，等这片烤熟了，用小刀把它戗下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同时再把另一片贴上，一个土豆得吃半个小时，而烧烤土豆时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则弥漫在整个寝室里，把我这个没有土豆的人馋得要死。
有个插班生叫范新晨的来自包头，听说是市委书记范毅的儿子。这位范爷可非等闲之辈，他没有土豆可是有辙：装病不上课，躺在床上不起来。等同学们都上课去了，他会把不属于他的土豆毫不客气地吃掉，等同学发现土豆少了，大声喊叫有人偷了他的山药蛋，膘肥体壮的新臣少爷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我吃了”，来自农村的孩子大多胆小怕事，想打架也不是对手，只好吃哑巴亏。
没多久范少爷就再也不见了，听说他父亲把他弄回包头去了。原因是他这个宝贝儿子到电影宫旁的百货商店偷东西被人们发现，这个范儿到底是将门之后，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急中生智，迅速脱下两只翻毛皮鞋作武器，抡的风车儿一般，不让想抓他的人靠近，可惜那皮鞋毕竟不是黑旋风李逵的两把板斧，范爷终究还是没能跑脱。我直到现在也想不通，一个堂堂市委书记的儿子，怎么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还是在五中念初中的时候，我就跳过集体舞“采茶春歌”，到了二中后，时常有为了庆祝节日而举办的文艺表演会。我们班表演了“快乐的勒索”舞。说实在的，我对音乐和舞蹈都十分喜爱，可惜当年的舞伴当中，已有三人作古，他（她）们分别是刘泽民，李春梅和王淑华，每当想到与当年生龙活虎，如花似玉的舞伴们已然是阴阳永隔，除了感叹人生苦短之外，也只好唏嘘了。
居中的姑娘焦丽华是文艺班长，四位女生从左至右分别是李春梅，赵秀芬，王淑华和王利民，男的则是刘泽民，我，乌和生和朴钟富。
就是因为喜欢唱歌，我在六三年的高考中还占了便宜，因为那年的高考作文题之一就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对此歌中的三段歌词我记得滚瓜烂熟，不像我的入团介绍人秦瑞芳那样，她把国际歌错记成国歌了，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作为该文的开头，下了考场之后，我们俩谈到了作文，一听到她这样说，我的心不由得猛然一沉，我知道语文老师曾经再三地嘱咐：作文最怕文不对题，也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题目对了，文章即使作得再烂，多少也能得点分，否则一分没有，作文可是占40分呀。我不得不告诉她：“你的作文跑题了”，当时她的脸就白了，果不其然，她没有考上大学。尽管我这辈子也没能混入团内，但是至今我对她还是心存感激，她的好心我领了。
直到50年后，2013年见到了大学时的团支部书记赵钟友，问他为甚么我就是入不了团，他告诉我：“实话实说，就是因为你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跟我多年来所想的原因一样。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居然也会被大学录取，实在是祖上有德，生逢其时。比我低一届的采运64级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是富农成份的，65级的则连一个也没有。“不能为阶级敌人培养接班人”的潜规则，尽管未曾公开过，却已经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中付诸施实。六零年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学校基本不强调出身，政治活动也不太多，即使有，无非也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及其一切反动派什么的，所以高中时期，在知识方面打了个好底子，这让我终身受用。
我和王淑华有过一段朦胧的恋情，所谓朦胧，是因为我从未牵过她的手，甚至连一次电影也没有一起看过，更甭提接吻和别的了。六三年那年我十九岁，记得有一次我和王淑华一起复习政治体题准备高考时，她忽然说起她来例假的事，那是她的初潮。她那吞吞吐吐的语言，羞红的脸庞，不由得我不怦然心动。高中毕业后，她决定去白狼林场当工人，高三四班有不少同学到火车站为她送行，列车缓缓地移动了，大家挥手送别，她站在车厢门口，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我，好像在说：申哥,我先走一步,在白狼林场等你……
66年初她从白狼林场给我寄来一封信，那时我们依然以兄妹相称。信中说要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并说组织上要了解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因为白狼林场位处边境地区,是反修前哨,对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都要搞清楚，我以实相告，没料到那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她那时正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当时则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时候，她是工人出身，很显然要是跟我组成一个家庭的话，那她的前程也就完了，因此，我完全理解她的选择。王淑华退休时已经是白狼林场的书记，她爱人是场长，由此看来也是一个蛮成功的人生结局，我由衷地祝愿她在天国幸福。
内蒙古林学院于1958年在扎兰屯建校，后来迁址到呼和浩特。63年我入学时，教学主楼尚未完工，脚手架杆把整个大楼都围了起来，我们在一楼上课，楼上各种施工的噪音不绝于耳，坐在大教室后排的人想听清老师讲什么都很难。不过我至今都在庆幸自己选对了理工科这个专业，特别是有些基础课诸如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图等，让我受用终生。64年到农牧业机械厂实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操作车床，这车工的技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我的饭碗。
又是可惜好景不长：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们没有办法再集中精力于读书。首先是动员报告，接着就是向党交心，说是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即不管有什么错误思想，只要主动交待了，肯定是既往不咎。实际上全是骗人的鬼话，对此我有切身体会，言而无信是那个时代当权者的一贯做法。从延安整风开始，到57年反右，到社教，到文革，不知有多少人轻信上当，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命丧黄泉。毫无疑问，社教时期每天下午的政治运动挤占了学习的时间，但更多的是给我造成了许多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不管我是多么虔诚地写检查，终究还是过不了关，也就是被“挂”了起来，正如诗人聂绀弩所说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以我当年才20岁，解放时才5岁的年轻人来说，怎么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无非是看我的社会关系操蛋，柿子专拣软的捏而已。
物极必反是千古哲理。当年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张举，刘洪安，张耀天，格日勒，王树林，以及森工系的政治辅导员焦兴亚，林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刘国相，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尝到了被整的滋味，甚至是皮肉之苦，原因就在于他们过去的职业就是专门整学生，一旦有机会，被整的人自然而然的就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治其人之身”了。88年林学院三十年校庆，焦兴亚拉着我的手说：“赵哲申对不起，文革的时候我整过你，我向你赔礼道歉”，当时使我深受感动。2015年同学会重回林学院，焦兴亚又一次公开向我赔礼道歉，感动之余，我以鲁迅的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致谢。听王树林老师说，这是焦老师的传统节目：凡是有毕业班的聚会，他一定会向他在文革时整过的同学道歉，历经将近三十年而不辍。其实焦老师的“幡然悔悟，弃旧图新”早已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每年到各地接收新生，他都会给报考林学院学生的家长们打招呼：只要上了分数线，他一定会帮忙。李荣章的儿子就是在焦老师的关照下，从林学院毕业后分回了赤峰。
谢天谢地，自打毛主席他老人家驾崩之后，特别是自胡耀邦执政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才开始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那些专门以整人为生的人，高层的如中宣部长周扬，低层的如森工系的焦兴亚，都对过去整人的作为惭愧，焦老师后来作到治沙系的系主任，一反过去整人的做法，有不少人去找他帮忙，他都尽力而为。自相残杀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劣根性之一，而毛泽东则把这个窝里斗的传统又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到了我今天这个年纪，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来自境外最恶毒，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就是马列主义。尽管它曾经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鬼主意（义）给中国带来过无穷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我已身为人父，告诉我在读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们：“政治课可以不及格”的原因。
64年的社教，最终以揪出郑思明反革命小集团收场。郑是采运62-2班的，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49年在绥远跟随傅作义的部下董其武归顺了共产党。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毕业于金陵大学农林系，是甘肃省农林厅的工程师，57年被打成右派，成了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的犯人，后来活活地饿死在那里。傅作义虽然得了个水利部长的职位，可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保不了，更遑论保护他的旧部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杭后旗陕坝中学拍的，时为2013年10月。
古铜色的雕像乃傅作义将军。 他在绥远（今内蒙）创建了两所奋斗中学，一所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是我的母校；另一所在杭锦后旗陕坝， 是刘子才，赵钟友，徐风仙，李福庆的母校。
郑思明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首犯，主要是因为口无遮拦所致。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后代，本来应该夹起尾巴做人才是，可他这个人太老实,太轻信了，说了一些对社会主义不理解的话，本以为交待了就没事了，谁知上了一个大当。随之而来的残酷斗争自然而然地跟他的反动军官父亲挂上了钩，因为老子反动，儿子则必然是浑蛋无疑，与他的父亲是不是起义人员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那时血统论是致被批判者于死地的杀手锏，也是被大多数人所顶礼膜拜的革命理论。
祸从口出的结果居然也落到了张维善的的头上，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张是林业63级的，与我同届。他之所以也成了该集团的要员，就完全是因为他太狂妄了，仗着老爸是内蒙军区的官儿，口出狂言，目空一切，特别是说出了有关军队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犯了大忌，结果吃了大亏。要说仅仅是因为言论反动，毕竟属于思想认识的范畴，还不至于进监狱，顶多也就是劳动改造而已。郑思明之所进了监狱，就是因为在批判他的过程中，有人居然揭发他曾经拿枪指向了墙上的毛主席像，这还得了！那时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谁敢对他老人家有半点儿不敬，十有八九这小命就保不住了。
直到三年后的1967年，公安部门也分成了两派，其中呼三司观点的人到林学院来，谈及郑思明的事。说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郑尚不构成判刑的资格，可监狱是有错抓没错放的衙门，他们就想让林学院派人到公安厅去接手这个案子，我毛遂自荐。
郑思明关在公安厅四处的看守所内，听管理人员说，郑曾经有过越狱逃跑的行为，没跑成，所以给他戴上了脚镣子。他凭着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敢和满腔的悲愤，硬是戴着脚镣在牢房内走“8”字，坚持数年而从不间断。管理人员在提审郑思明时，让我也坐在审讯者旁边的椅子上，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的做法真是不规范，因为我还没听说过让无关人员参与提审犯人的先例，大概只有在文革时期才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看到郑思明那苍白的面孔，瘦弱的身躯，我的心里充满着怜悯与同情。我告诉他我是内林红旗派来重新审查他的案子的，让他耐心等待，不要再做出任何意外的事情来。从他脸上毫无变化的表情看来，好像我说的事跟他没有关系似的，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他的神经在受到极大的刺激之后，已经有别于常人的思维了。
过了几天，郑思明同班的女同学孙怡也来了，我们仔细地查看了郑的全部案卷，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拿枪瞄主席像这一条，其他都是上纲上线的罪名罗织。记得我对孙怡说过：咱们要抓主要矛盾，只要能把这个问题搞清，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决定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并邀请公安四处的人参加。揭发郑拿枪瞄主席像的李海林复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场景：那是在排练抗美援越活报剧的时候，郑思明拿着木制的道具枪，往教室前方的墙上比划，并非材料所揭发的那样直接瞄准主席像。当时公安厅四处的人对这一点询问的非常仔细，最后认定揭发者本人李海林不能确定：郑思明是有意识的拿枪朝主席像瞄准；他只不过是往教室前方挂主席像的方向摆弄道具枪而已。
郑思明从监狱出来了，他说想见见齐振荣，问他几个问题。齐是当年的党委办公室主任，郑思明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我当时还真担心郑思明会做出什么暴力行为来，因为我看到他用拳头攥紧一枝圆珠笔，两眼死死的盯着齐振荣，齐的表情也很紧张。所以我故意坐在他和齐振荣之间。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郑所提的问题也不着边际，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郑的思维已经不正常。齐振荣走后，乔风兰来了，她和郑思明原是同班同学，据说他们原来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批判郑的大会上，乔有过发言。我看出乔风兰有意恢复与郑思明的关系，但郑的表情始终冷淡。听孙怡说，毕业分配后，她曾经专门去看望过郑思明，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能力。又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就这样毁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特别时兴让受批判者的亲人或好友去揭发批判，亲情在统治者的眼里，连狗屁都不如。比如反右斗争时，章罗联盟的罗隆基，就遭到了他女朋友浦熙修的揭发批判，仿佛只有在大义灭亲之后，才能表现出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但不幸的是，揭发大右派的人，自己也逃脱不了成为右派的悲惨命运，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受到批判”一文中，曾经嘲笑过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在数不清的“大义灭亲”血淋淋的故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卖母求荣”的张红兵，当年17岁的他，与父亲一起向军宣队揭发母亲方忠谋，说她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因为母亲在家里说毛批判刘少奇和彭德怀是错误的。结果方忠谋被枪毙于安徽桐城固镇县，时间是1970年4月11日。
通过共同努力为郑思明案子平反这件事，我对孙怡有非常好的印象，她不仅模样端庄秀丽，字写得也漂亮，而且非常富有正义感，我常常幻想着何时才能抱得美人归。有一天晚饭后，她忽然约我谈话，我不由得心跳加速，以为会有幸福从天而降，谁知她告诉我的是：她已经和王恩桓交了朋友，我只好激流勇退。
66年年的早春，我们去带岭实习，那时小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所以后来一唱起样板戏“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来，就想起了带岭。通过实习使我初步了解了木材从采伐到储木场的生产流程，令人难忘的是临别带岭时，我们班和63-1 班共同给林场职工举办的文娱晚会，我们班八男四女演出了“游击队舞”，白月珍，刘子才他们几个人在幕后引亢高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舞蹈的结束是以一群游击队员的塑像为造型，在一束红光的照耀下，游击队长（由我扮演）高举驳壳枪，其他有跪姿射击的，有卧倒抛手榴弹的，一个女游击队员（乔风兰扮演）站在贺宝珠和张铁宝的大腿上，手臂英姿飒爽地挥向前方。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再来一个”的叫好声经久不息。 五一劳动节，我们采运63-2班的学生从带岭实习归来，路过北京，在天门广场合影留念。
回到呼和浩特没多久，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就升级了，《五.一六》通知一下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万万没有料到，我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全都在66至76年的文革10年中死于非命，我自己也亲口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过的那样：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详见“痛说反革命家史”一文，在此不赘述。
有人这样评价文革，当然是见仁见智：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统统革了命，对灵魂和天理也是一场“革命”，真善美颠覆，道德沉沦，良知泯灭。恻隐之心、丑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被鄙视，被唾弃，不知耻、不知愧、不知恩的人大行其道。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着。
但是67年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那一年实兴全国步行大串联，有好长一段时间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班里虽然也分成两派，但没有到势同水火的地步，林学院内从未发生过大型武斗，我们采运63-2班仍然都在内林红旗八连的名义下，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中央文件，除了有几个人不参加之外。由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以对自己的前途也不再担心，加上父亲也在他的工作单位平了反，所以那时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革命歌曲来，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我对毛主席由崇拜到唾弃，有个过程。
那时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我和段光伟，张杰到了呼市铁路局车辆检修段去串连，那儿的造反派组织叫“火车头”。一整个夏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摆弄车床，因为那个车工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经常在上班的时候照个面，然后就不见了，正好给了我单独操作车床的机会，我喜欢车零件，它给我一种成就感。记得有一次我和李映斗到朱必文老师那儿聊天，当我问道朱老师的爱人是做什么工作时，朱回答说她是个车工。我脱口而出：“我喜欢车工”，李映斗还笑我。
在“火车头”串连期间，我与一位内蒙师范学校的女生相识，并有过一段恋情，到毕业分配时我们在感情上已是难舍难分。可是由于我的父亲又被打成反革命并进了“群专”，在她父母亲的极力反对下，她提出与我分手，我除了面对现实外，没有别的选择。67年底“群众专政总指挥部’在呼市成立，那时抓捕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进“群专”比进餐馆还容易，而且一旦进去了就与家人永无再见的机会，我父亲就是68年1月被群专的。
我们采运63-2班的同学都有情有义，男的忠厚，女的贤淑。在我父亲被群专之后，班里没有任何一位同学对我另眼相看，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不像 1班那样，造反派不但行凶打人，而且仗着自己有权，不给对立派的头头毕业分配。我能有缘份与这些贤达之士为伍，实在是三生有幸。文革时两派严重对立，在刺刀见红拼死博杀的事件于全国屡见不鲜的大环境下，我们采运63-2班的两派竟然可以相安无事，身为八连连长的张杰，对此功不可没，有左面这张照片为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毕业50 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乐意年年相聚的由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是内林红旗外围组织的成员，因为家庭成分高，无资格加入红卫兵。可是我对红旗的成员，特别是65级的那些打人的暴力行为，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身体力行者。有一件事我觉得红旗做的也忒缺德：周美琳未婚先孕，已经快要临盆了，想要把孩子生在结婚之后，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是内林红旗的头头就是不给开介绍信，所以也就无法领到结婚证。按说包生格和周美琳也都是内林红旗的老成员了，不知为什么该组织要这样对待自己人，大概是对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三条：“不许调戏妇女们”的一种惩罚吧。其实带头破坏这一条的领军人物，莫过于毛泽东他老人家自己。也难怪，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个个都有这口瘾：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后宫粉黛三千不止，却偏要他的子弟兵们男女分营，即使是夫妻，亦无例外，违令者斩。
本来我们都是六七届的学生，可是文革期间全国没有一个大学生在那一年毕业，全都留校闹革命了。不过也好，67年末到68年初，上边又号召“复课闹革命”，在这期间，我们補上了专业课诸如牵引机械，内燃机原理，这门课对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还有林区道路设计等，所以我在林学院整整呆了五年。
采运63-2班最精彩感人的一幕，莫过于在毕业分配时的谦让精神。分配名额下达后，谁要去那个盟，谁要去军垦，都是自愿报名，竟然没有脸红脖子粗的争执；有三对准新娘、准新郎豪无疑问地都分配在一起。当剩下一个“农民”的名额时，赵本仁自报奋勇了，其实他也没去种地，他成了一名农场的汽车司机，69年我回呼市探亲时，还帮他修过解放车。李荣章，李志端，王杰和我去了昭乌达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