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篇 （1949-1953）
我大约从四岁起记事，1948年底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那隆隆的炮声只要一响，妈妈除了赶紧把大门揷上之外，别的也没有什么招数了，好像大门只要关好，炮弹就不会落到家里来似的。那时特别羡慕邻居家有个防空洞，那家人很有钱，是从山西来的，我妈说我一岁那年拉肚子，一天竟然拉了四十多次，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听说大烟（鸦片）灰能止泻，就到这个邻居家去说，孩子就要不行了，能不能想办法给弄点儿大烟灰，救救孩子。没想到这位老西子说：要别的不好说，这大烟灰嚒，哦这儿倒是有现成的。我妈拿了这灵丹妙药，千恩万谢的回到家后，立马用凉开水泻开给我灌了下去。嘿，要说这偏方能治大病，还果不其然，一点儿也不拉了，可是紧接着我就开始发高烧，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这回我妈可没辙了，心想药倒是好药，可能是剂量大了点儿，因为她把半勺子大烟灰都给我灌下去了。反正能想的辙都想了，是死是活就看他自己的命吧，谁知我命不该死，高烧过后能哭了，也知道撞怀吃奶，我妈在喂奶的时候忽然发现:坏了，孩子怎么成了鸡胸脯了？男孩子长大了总要脱光膀子的，这鸡胸脯太难看了，不行，得给他弄平了，于是等我睡着之后把我脸朝下放在床上，这办法还真灵，我的胸脯基本是给压平了，可是鼻子也就随着压扁了，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我妈的同事总拿我的鼻子开玩笑，说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这扁平鼻子就是被垃圾箱盖儿压过的证据。
（这是我一岁时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扁平鼻子）
拜托国军华北总司令傅作义悲天悯人的福，才使得北平城内的200万老百姓免予生灵涂炭。这位抗日名将率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宣布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进了城，进城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军，因为紧接在后面的就是淮海战役，对于士兵数量的要求，正如汉朝的开国元勋韩信所说的那样：多多欲善耳。于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双双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参军倒是容易，可是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处理却让爸妈犯了愁。我亲奶奶是我爷爷的第二任妻子，她死的早，还是在我出生几年前就因得肺结核去世了，我爷爷又说了个晚老伴，后奶奶给我生了个姑姑，比我大两岁，，还有个叔叔，比我小一岁。我妈自打结婚之后在婆家就被当成老妈子使唤，除了伺候公婆，小姑子，小叔子，饭要单做之外，还要伺候一个常年卧床的大伯子——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得的也是肺结核，那年头管肺结核叫肺痨，老百姓都说：肝痨气鼓噎，阎王打头贴，因为专治肺结核的药雷米封尚未问世，只要得了肺痨，医生的给开的唯一处方就是卧床休息，我爸那时也得了这个病，可他就是不听医生的话，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这种天生的反叛性格倒是让他活了下来，而我那位大爷却因为吐血越来越厉害，终于两年后死在了床上。除此之外，我妈还要照顾自己一家四口，和我的一个亲姑姑，她那时还是个中学生。可以想象，伺候这么一大家子十口人，我妈就是千手观音，也难以遂后婆婆的心愿，所以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家政系的富家小姐，只要不高兴了，就煽我妈的耳光子，这还不算，爷爷还训斥我妈：你以后要是再惹你妈（我后奶奶）生气，不光她打你，我也要打你！
妈妈那时常常以泪洗面，所以一听说解放军招人，立马就跟爸爸说要参军，没想到爸说他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了，因为父亲跟爷爷不合，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的后妈，对前妻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地不喜欢，特别是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后奶奶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爷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爷爷还在汪精卫政府作事的时候，父亲还是个中学生，因为受地下党的影响，看过不少诸如论持久战抗日的小册子，在日记里曾写过：为有一个当汉奸的父亲而感到羞耻。谁知日记让爷爷看到了，他勃然大怒，命令父亲当着全家人以及亲戚和仆人的面，跪在地上自打耳光。从那以后，父子二人就结下了樑子，至死都没解开，直到解放后爷爷给父亲信的开头还写着：逆子瑞政。我爷爷这个人也真是的，本来是想朝父亲要钱治白内障，结果钱一分也没要着，还惹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再写信说:你这个逆子是要打落水狗吗？父亲回敬说，你不是现在才落水的，早在日本人一投降的时候你就是落水狗了！父亲自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老运动员，没有一次能逃脱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爷爷当过汪精卫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因此长期以来心里就憋着一股火，再加上自奶奶死后多年受的那些气，父子感情早已荡然无存，从那以后父子俩就绝了交，那是1961年的事。
还有一件事，又把爷爷气了个半死：那是1943年的事，原因是父亲和母亲回老家探亲，在邢台火车站被警察扣留了，因为在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父亲的皮箱里有反满抗日的小册子，多亏爷爷是邢台县的名人，在警察局里花钱托人把他们赎了出来，那时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也就是说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因为抗日坐过牢房，看来我这抗日情节还是胎里带的。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要参军，让亲爷爷后奶奶照顾我和弟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被送到山东省长山（后改名邹平）县曹家庄姥姥的四口人之家，姥姥是小脚，姥爷半身不遂，走道时拄个枣木棍子，右腿往前迈一步，左腿只能往前拖半步。家里的主劳动力就是舅母（山东叫妗子），她是解放脚，既小时候缠过脚，后来放开了，带着个吃奶的孩子。舅舅在济南更生布店当伙计，常年不在家,姥姥和姥爷实在没有能力同时接纳我和弟弟。
赶巧我爸的姨和姨父去北京串亲戚，他们两口子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我妈就说：把小酉(我弟弟的小名)送给你们吧，弟弟一听就放声大哭，老两口却乐的嘴也闭不上，凭空得了个4岁的大胖小子。后来弟弟就改姓霍，名字也从喆酉改成大酉。我的原名叫喆申，是爷爷给起的，我属猴，弟弟属鸡，申猴酉鸡，喆是聪明的意思。那是1949年春天的事，我妈我爸如果不是在文革中双双死去，应该算离休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前参军的。
我从小就有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只要别人夸我：小申这孩子真有出息，真听话，这么小就离开爹妈，一点儿也不哭不闹。我就会装出很高兴的样子来，其实我在姥姥家的四年当中，没有一天是不想爸妈的，悲伤的心情始终就没断过，于是我就借题发挥，经常因为屁大点儿的小事而放声大哭，而且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用嚎啕大哭来缓解心中的忧伤。
上面这张照片中右边的是我妈，中间的是姥姥，她身前的是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姥姥右手边的两个中年妇女分别是大姨和二姨，大姨没孩子，照片中的三个孩子都是我表姨姥姥的，她在姥姥的左手边。当我到姥姥家时，表姐已经不在家了，她已在周村市的缝纫厂做工。本来市税务局公开招工，她考上了，可是却因为没有一条替换的内裤而没去成，因为姥爷是地主，土改时被净身出户，表姐那时已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税务局要求新员工集中培训，而我表姐在家时需要换内裤，总是在夜间脱下来，洗净后晾上，天亮前不管干不干都得穿在身上，因她只有一条内裤。显然，如果要参加培训，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她就没有脱光了身子洗内裤的环境。就这样，一条内裤改变了我表姐的一生。这是我84年回老家时，表姐亲口对我说的故事。
我六岁开始上学，学校就是我姥爷家土改之前的住的四合院，五间正房，还有东，西，南厢房各三间，院子很宽敞，下课后30多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也不觉得挤得慌。姥姥一家四口就住在西边的跨院里，有三间正房和三间东厢房筒子屋，中间没有隔断。我跟姥姥，老爷住正房，妗子和表弟长海住在筒子屋里。没想到抗美援朝一开始，城里号召资本家们捐钱买飞机，农村就又打起了地主们的主意。还记得小时候唱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我姥爷被命令限期交出三石粮食和五令大扇席，姥爷早已是惊弓之鸟，因为山东是老解放区，他明白到期交不上会是什么结果在等着他，为了保命，没粮食就只好跟亲戚们借，他拄着棍子，拖着一次只能迈半步的腿，天不亮就出了门，有时回来的早，有时天黑了才回来，总算把粮食凑齐了。至今我还记得到交粮食的年那一天，来了几个背枪的民兵，把斗放在院子里，从屋里把麻袋扛出来往斗里面倒粮食，因为倒的猛，不少粮食就洒在了斗外面的地上，结果量到最后，当然不够三石，我姥姥赶紧拿着簸萁，到邻居老孙家借了一簸萁粮食回来，凑够了数。民兵们临走时，把地上的粮食也都收起来拿走了，我看到姥姥和姥爷都吓得面如土色，什么话都没敢说。
明朝的贪官们用“淋尖踢斛”的办法坑害百姓，具体做法是：百姓在交纳粮食的时候，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我亲眼见到了现代版的“淋尖踢斛”。
当姥爷家被从四合院撵到跨院的时候，我还在北京，所以我对土改时所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我始终错误地把这次亲眼见到的场景当成了土改，对姥姥家四口人却只有三亩七分地，人均不到一亩而被划成地主这件事，始终大惑不解。这就是为什么64年社教运动中号召向党交心时，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我把它写在日记里，文革时日记被偷看，这一条就成了“为土改中被斗被分的地主份子喊冤叫屈”的罪证。直到66年，我妈才向我说明白：我在姥姥家看到的事叫土改复查，那三亩七分地是土改后剩下的。直到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内定为反动学生，只能静等运动后期的处理了。88年参加林学院校庆30周年，见到了当年的政治辅导员焦兴亚，他拉着我的手说：赵哲申对不起，我整过你，我向你道歉。所以我很有把握：偷看日记的始作俑者，就是焦兴亚。扯远了，现在接茬说姥姥家的事。
谁知祸不单行，跟姥爷同村有个名叫尹兆旭的，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多少年都没音讯，人们以为他早死了，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死个人根本都不算啥，没想到他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云南的老婆，回到村里没房子住。虽然是给国民党军队服过务的人，可他是个贫农，于是姥爷又摊上祸事了：有一天早晨，家里突然进来几个背枪的民兵，命令我姥爷和姥姥立马搬到东屋去，说你们这房子分给尹兆旭住了，屋里的东西都不许动。姥姥和姥爷只好乖乖地到东屋里去等，不大一会儿，民兵把一卷行李扔到了东屋的地上，姥姥打开行李一看，没有我的被子，就把我揽在怀里，压低了嗓门说：去要你的被子，就说你妈是解放军。我就跑到北屋里，看到有两个民兵正在炕上拾掇东西，为了给自己壮胆，就放大了嗓门儿喊：把我的被子给我，那是我妈给我买的，她是解放军！其中有个长着斜眼的民兵问：哪床是你的呀？我说：就是有小人儿的那个，他把那床被面上有百子图的给了我，我抱着它回到了东屋，姥姥啥话也没说就把我搂在怀里，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我的头上。（就是这床被子，我一直盖到大学毕业后七零年结婚的时候）后来我姥爷的妹妹来走亲戚，姥姥在跟她唠家常的时候，还说过小申这孩子有虎口夺食的胆量。
东屋本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没有炕，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睡在土地上，等到了秋天，姥姥在墙角用土坯垒起了炕沿，当中填上秫秸，上面盖上一层干黄豆叶，最上面再铺上一床黑牛毛毡子，我们才有了睡觉的炕，可是没有褥子，每天晚上脱光腚睡觉时，我总埋怨那毡子扎得慌，因为小孩子的皮肉都嫩。姥姥却总是说，扎点儿好，要是后脊梁痒痒，在上面蹭几下就行，不用叫别人给你挠了。在我的记忆当中，姥姥一天到晚总是在忙，从来没有闲呆着的时候，除非是到了晚上，抽上一袋旱烟之后，用热水烫了脚，在煤油灯底下用小刀子修脚。
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小脚女人只能用脚后跟走路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因为脚跟底下不几天就长出了厚厚的茧子，不用刀子把它削掉，就疼得没法走路，三寸金莲，说着好听，可那脚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年舅姥爷得重病快不行了，姥姥去伺候他，舅姥爷的家在院上村，离曹家庄大约有三里地，这三里的往返，对姥姥来说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还难。因为她要在路旁的庄稼地边上走，那地是耪过的，比较松软，走在上面脚跟就不会太疼，可是让耪地的人看见了就不让，大声喊叫：你这个老太太咋就放着大道偏不走，跑到俺的地里头来啦？确实，在她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一个的深坑。她只好回到路上来，脚实在疼得不行了，就坐在路边上歇会儿，三里路走了大半天，回到家坐在炕上就哭，姥爷问她咋的了，她回答说是想念刚刚死去的哥哥。
为解决小脚女人的走路难问题，山东人用独轮车。女人坐在一边，为使车子保持平衡，在另一边放一块大石头配重。推车的壮汉技术娴熟，没听说有翻车的。可姥姥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没钱雇独轮车，只好走。
姥姥出嫁时娘家穷，连梳头油都买不起，化三个铜钱买了二两酒抹在头上，感觉上总比抹凉水强点儿，毕竟是花钱买的嘛。民国初年姥爷年轻力壮，也肯动脑筋，农闲的时候到河北省邢台县买了布匹，用独轮车推回来卖，他扶车把，舅舅在车前边拴根绳子，褡在肩膀上拽。姥姥给他们爷儿俩做的牛鼻子崭鞋，鞋帮和鞋底都用细麻绳密密麻麻地纳上，特别经穿；烙好掺了盐的锅焙带在身上，这种饼就是在三伏天十天半个月也坏不了，因为是有咸味的，吃的时候也不用就菜，喝点凉水就行。晚上住店的时候，爷儿俩就往布上喷水，然后一人拉紧布的一头，相距大约有两三米那么远，面对面地使劲往后拽，因为湿布是可以抻长的。白天就到各村去卖，还得会吆喝：看看咱这布哇，那是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经踢又经踹，经拉又经拽，你要是扯一丈呢，俺就白送你一尺！就这样，姥爷从两间破草房，一亩山坡地起家，到土改前有了共20间房的两处院子，还有位于曹家庄和刘家桥之间的20多亩平地，另外还有十几亩山坡地，舅舅也不种地了，在济南一家布店当伙计。姥爷雇了同村的尹兆有做长工，农忙的时候再雇几个短工。这个尹兆有土改后分到了原是姥爷家的地，可是他仍然不忘老东家的旧情，到该播种的时候，他仍然会来帮姥爷把种子播上。因为家里没人能扶耧。（耧是牲口拉的播种专用工具）
姥姥没有名子，那时候女人都不时兴有名子，她娘家姓孟，婆家姓刘，她就叫刘孟氏，一天书也没念过，不识字。可是她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全部美德：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她婆婆活到84岁，老的时候已双目失明，她喂老人吃喝，端屎端尿，多少年如一日。有一天门口来了个要饭吃的老太太，手里拿根打狗棍，姥姥在屋里听到有人喊：大爷大娘啊，行行好吧，给点儿吃的吧，就拿了两张煎饼往门口走，姥姥从来都不空手打发要饭的。我也跟出来了，谁知两个老太太一见面，都惊呆了，那个要饭的老人面部表情十分尴尬，煎饼也没要，扭头就要走，让姥姥从后面抓住衣裳，硬是给拽到屋里来了。姥爷见了她，也是惊讶的不得了，忙说：这不是表姐吗，咋成这样啦？老太太撩起破大襟边擦眼泪边讲家里的事。原来她是姥姥的远房亲戚，不知道这儿是姥姥现在的家，要是知道，说啥也不会到会这儿来要饭。本来也是殷实人家，土改后啥都没了，饿得没办法，说是要去走亲戚，其实是偷着出来要饭的，还不敢在近处要，怕被熟人认出来。姥姥赶紧就去赶面条，饭后又给拿了一摞煎饼和一些粮食，姥姥还要留她在家多住俩天，她说啥也不，拄着棍子，颤颤巍巍地走了，六十多年过去，她那散乱的白发髻和衣衫褴褛的背影，仿佛还在眼前。
舅舅叫刘修德，名字是花钱请算卦先生给起的，除了修德之外，还有一个叫达九的号，是从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过三江 的横批：货达九州 上选来的。我二姨常拿他的号开玩笑：刘打酒，你咋不打醋啊？舅舅很少回家，有时在除草的季节会回来帮妗子耪地，他是买卖人，手上没有老茧，几天下来，手上总有几个血泡。他是包办婚姻，本来相中了本村姓沈的姑娘，可是请算卦先生看命相，说沈姑娘是火命，舅舅是水命，水火不容；所以才改娶了妗子，因为妗子是木命，松柏木，常流水，命相合。可是妗子个儿小，连一米五都不到，还是解放脚，拿她跟沈姑娘一比，就好像东施比西施。尽管舅舅一万个不愿意，可是父命难违。我敢说舅舅的婚姻是不幸的，否则不会连过大年都不回家。另外还有：舅舅是卖布的，表姐都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连一条换洗的内裤都没有，舅舅这个当爹的难辞其咎，所以我对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结果都不看好。 但是舅舅在退休的时候，还没忘了让他的小儿子长河接班，把他的农村户口改成了城市户口，又在曹家庄西头盖了三间瓦房，和妗子一起颐养天年，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生结局了。
和舅舅比起来，大姨的晚年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84年我回山东老家，从周村下车往曹家庄的方向走，就路过东旺庄，那儿就是大姨的婆家。走进我童年时住过的院子，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院是荒草，两间歪斜的西厢房就是大姨的家，外屋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几个破烂锅碗瓢盆放在地上，从里屋的炕上甚至能看到蓝天！我问大姨：下雨怎么办，她说拿个盆接着，我又说那冬天不冷吗，她回答过一天算一天吧，等天冷时再说，好在这会儿是夏天。我又问院子里那棵杏树呢？童年时期那满树金黄的甜杏，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大姨说早就砍倒卖了，还有家具啥的，值钱的都卖了。又说现在最难的是吃水，你大姨夫年老体衰，挑不动水了，（我大姨是小脚，见照片）吃水全靠大姨夫的侄子，有时他几天都不来一趟……我听着鼻酸，离开时给她留了一点钱和全国粮票。大姨送我到村西头，临别时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看到眼泪在她的眼圈里转动，嘴角往下一抽一抽的，我实在怕她会当我的面嚎啕大哭，就慢慢的把手抽出来，强装笑容地说：大姨您快回去吧，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都走出好远了，回头看看，大姨还在用袖口擦泪。我一边抹眼泪一边感慨：用什么来形容农村的孤寡老人的日子呢：挣扎，绝望，还是煎熬？30年过去了，大姨早已作古，虽然她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我还是认为她早点儿死了好，死了比活着少受罪。
大姨的婆家家离姥姥家五里地，她二十四岁才出嫁，在当时来说已经太晚了，小伙子找不到，只好嫁了一个刚死了媳妇的大姨父。由于姥姥家的生活很差，常年吃的是高粱面窝头就咸菜，因此我长得很瘦弱，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骨瘦如柴。高粱米大多用来做牲口饲料，人吃了高粱面却拉不下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用手去抠。我的肛门从小就为痔疮所苦，这个病伴随我终生，后来曾经两次因为痔疮手术住院，到今天也没能去根儿，此乃后话。看到我长得像瘦猴子似的，姥姥心疼，有一年放寒假，就让我到大姨家去过年，我本来不愿意，可是禁不住大姨说，她家过年有肉吃的诱惑。大姨家吃的确实比姥姥家的好多了，但是她不会像姥姥那样疼我，她虽然对我也不错，可我对姥姥的思念日甚一日。终于有一天，我不辞而别，拿了个皮球（那是我童年时期的唯一玩具，妈妈给买的）往前头一扔，嘴里喊着：回姥姥家喽！边跑边追，追到了拿起来再往前扔，没多长时间就回到了曹家庄。见到姥姥后，我一头就扑到了她的怀里放声大哭，姥姥忙问咋的啦，大姨打你了吗？我说没有，俺就是想你呀！我看见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从那以后，我哪儿也没去，一直跟姥姥呆在一起。亲情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比什么都重要。
二姨家在贾庄，离曹家庄二里地，我从未见过二姨夫的面，听说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这大概是真的，因为84年我到江西景德镇看望二姨时，听表哥说二姨夫是南下的军队团级干部，死前任景德镇市邮政局的一把手。有这样的一个二姑爷罩着，姥爷在土改时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加上三姑娘和姑爷（我爸妈）都参加了解放军，所以土改复查时也就轻松愉快地过关了。而且我妈每月都从她13元的津贴中拿出5元（那时叫5万，因为今天的一分钱那时叫100块）来寄到姥姥家，算是我的生活费补贴，再加上舅舅在济南挣工资，怎么着也得补贴家里点儿，所以姥姥家的生活应该不算特别困难。可是姥姥一辈子节省惯了，能省一分就省一分。那时一盒12色的彩色蜡笔才八分钱，每当卖学习用品的货郎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就跑回家向姥姥要钱买蜡笔，可是不管我哭了多少次，这蜡笔直到我离开山东时也没买上。还记得有一次曾据理力争：俺妈都给你寄5万块钱来了，你就给俺买一盒吧。姥姥回答：你不吃啊？你不穿衣裳？我只好蔫了下来，除了继续哭之外，别的也没辙。
铅笔不像蜡笔，是学习必需品，姥姥舍得买，可是每当我想用一根新铅笔时，又得哭一场。不知为什么姥姥总是把新铅笔用菜刀剁成两半，每次就让我用半根，我说姥姥别剁，剁过的铅笔芯都断啦，她说，那我就不剁了，切！于是把铅笔放到案板上，拿菜刀按在铅笔的中间来回滚动，直到滚断为止，她那儿一边滚，我就在一边哭。铅笔头短得实在拿不住了，姥姥就拿一节秫秸杆儿跟铅笔头用线绑在一起，直到用完为止。
我上小学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期末发榜。全体学生的考试的结果，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姓名都按顺序用核桃大的毛笔字写好，贴在校门口的墙上，考试成绩最差的排在最后，并且在名字上用红笔大大的画一个对勾，那时人们就会说这个人坐大红椅子了。每次看完榜之后，我就会像一头小鹿一样，蹦跳着跑回家去，进门就朴进姥姥的怀里说：姥姥，俺又考了第一呀！于是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天晚上给姥爷炒了个豆芽菜，夹了一筷子搁在我的碗里，平时吃饭除了咸菜没有别的，就这一筷子豆芽，我可舍不得一口吃净：咬一大口煎饼，再夹起一根豆芽来咬一半，那顿饭别提吃得有多香了,炒绿豆芽至今仍然是我常吃的保留菜目。
我在姥姥家的时候，婚姻法刚颁布，其中特别提到反对父母包办，提倡婚姻自由。还记得我跟孩子们一起唱的儿歌：东方红，西方亮，毛主席号召搞对象，瘸子瞎子搞不上，留分头的有希望！说起留分头来也有故事：孩子们的头发长了，无非两种办法弄短：一是用剪子绞，可是绞出来的头不好看，跟花狸猫似的，孩子们都不愿意，怕同学笑话。另外就得等剃头匠来了再说了。剃头挑子一头是木头板凳，凳子当中有抽屉，剃刀和驴皮裆子放在里面，另一头是炭火盆，端一盆凉水坐在火上，头剃完了，水也热了，正好洗头。可是剃头匠只有剃刀，没有推子，所以剃出来的头总是黑白分明，远看就像一个砂锅盖扣在头顶上一样，所以那时村里的人一说沙锅盖头，指的就是分头。不过就是沙锅盖头，我也喜欢，觉得总比和尚头好看一点儿，尽管我根本就看不见自己的发型是啥样，因为家里连一块镜子也没有。
我这辈子看过的第一场电影是“小女婿”，那正是宣传婚姻法的时候。电影是在一处开阔的干河滩上上映的。用美国人的话:Nightmare(梦魇）来形容那次看电影的经历，可谓恰如其份。倒不是说电影本身是部恐怖片，而是说看电影的过程。太阳刚落山，天还亮着，河滩上已是万头攥动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从来就没看过电影，只看过拉洋片的，可是洋片里的人物都是画的，不能动；而这次听说能看到活洋片，人们都不敢相信。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电影终于开演了，由于人实在太多，我所在的位置离银幕至少百米开外，电影里人物说的话，根本就听不清，尽管那样还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终于亲眼看到了能说会动的洋片。
不大一会儿，第一卷片子放完了，恶梦也就开始了。因为只有一台放映机，所以在换片子的时候银幕上什么也没有，人们都以为“活洋片”演完了，纷纷站起来准备回家，后边的人都走出半里地远了，第二卷片子开始演了，人们就跑回来接着看，就这样走了再看，看了再走，来回折腾了七八趟之后，电影演完了，反倒没人动弹了。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等到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这回真的是演完了，很多人却找不到孩子了，于是乎孩子哭，老婆叫，现场全都乱了套，大有“哭声直上干云霄，尘埃不见咸阳桥”之势。跟我一起来的小伙伴们一个都不见了，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到后来人都走光了，宽阔的河滩上伸手不见五指，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当时真是害怕极了，（多年来我做的恶梦都是这个），幸亏我使出了看家本事：放声大哭，还好被几个维持现场秩序的民兵发现，把我带回了曹家庄。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最恐怖的是亲耳听到活人受刑时的惨叫声。那是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民兵们抓到一个人，把它吊在学校西屋的房梁上，用沾了水的麻绳抽他。学生们就在北屋上课，北屋和西屋的门都开着，所以那啪，啪的抽打和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听得一清二楚。随着时间的延长，那惨叫的声音逐渐减弱，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听不见呻吟了，只听见那响亮的啪啪声，像针扎一样震到我的太阳穴上，我心跳得都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直想尿裤子，我拿了签子（一块像令箭样的木板，只有拿了它，才能进厕所，因为男女同厕）往厕所跑，路过西屋门口时，低下头来偷偷看，只见那人上身的肉皮都成了紫茄子色。这个童年时代的恐怖记忆伴随我终生。
山东地区民风强悍，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所以打人还算是轻的，我上学时就挨过打。我的启蒙老师姓孙，只有一只眼睛，那时候还没有义眼，由于一只眼睛塌陷下去，所以另一只就显得特别大，瞪得彪园。孙老师打人忒狠，因为家长们在送孩子上学的头一天就授了权：这孩子淘气，不听话你尽管打！因此学生们即使在学校挨了打，回家也不敢说，说了，家长的反应往往是：该！他咋不打别人呀？
曹家庄小学混班上课，从一到四年级都在一间屋子里。孙老师除了教国文外还教算术，那时没有体音美小三科，可是有毛笔字课，开始写大仿时，叫做描红模子，即把字帖垫在仿纸下面，照着描。在大字之间还要写上小楷。若老师给一年级的上课，其他年级的就在石板上写课文或练毛笔字。我有一次看到孙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就偷偷地掰一小块窝头放在嘴里，心想孙老师就一只眼，大概看不见，还低着头假装没事儿似的继续写字。没想到孙老师大吼一声：赵喆申到前边来！我大吃一惊，心想坏事了，这回非得挨打不可。果然孙老师对我喊道：把手伸出来！不许躲闪，躲一下，再补两下！我只好伸直了右臂手心向上，闭上眼睛等着。只听得教鞭在空中抡得“呜呜”的，紧接着就是“叭”地一声巨响，右手心立刻就像火烧一样疼，而且不大一会儿，手心就象青蛙肚子一样鼓了起来，我只好把手贴在砚台的背面，因为那儿是凉的，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减轻钻心胀痛的感觉。由此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那句歇后语的含义：一只眼的瞎妈——那叫狠！
赵本山在美国纽约演出小品，博得一片怒骂声，说他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因为他拿残疾人当笑料，美国人可是都把残疾人当神一样供着的。但在山东农村里，人们拿残疾人开玩笑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得有一天，有个盲人一手敲着小铜锣，一手拿着跟竹竿，摸摸索索地进了曹家庄。瞎子靠算卦谋生，在中国大概也有上千年的历史，那时人们说有三种人最值得尊敬，一为教书先生，可使蒙童识文断字；二为看病先生，可使病人起死回生；这第三，就是算卦先生了，就是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可偏偏能预知未来，自然被有眼的人尊为神明。
小伙伴们围住那个盲人，开始嘲笑他，问他是真瞎呀还是假装的，盲人自然很生气，就骂那些孩子有人生，没人教养，有的孩子就开始拿土坷垃打他，盲人气得脸通红，嘴里骂不绝声，并把手中的竹竿抡起要打人，只听得竹竿抡得“呜呜”响，可他谁也打不着，因为小伙伴们都站在远处，并不停地继续往他身上投掷小石头子儿。我没有参加对这个盲人的欺侮，我大概天生就对残疾人富有同情心，因此我是含着眼泪看着小伙伴们那样做的，并且大喊：别打啦！别打啦！还记得有个姓高的孩子是个驼背，有人就按住他脊柱最高的地方往下摁，说“压压罗锅”，每当我看到他眼泪汪汪的，心里就特别难受，鼻子酸酸的也想哭。回忆我这一生当中，见过不少人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诸如管缝合过兔唇的人叫三瓣嘴，管生过天花脸上有麻子的人叫仁丹模子等等，我一律不参与，我始终对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嗤之以鼻。
山东那地方冬天也下雪，结冰，可是不管多么冷，屋子里从来不生火。记得有一年冬天下雨夹雪，我的棉鞋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结了冰，可即使这结了冰的鞋，我也得光脚穿着去上学，因为我就这一双鞋。姥姥的名言至今我还记得：旧的不穿坏了，不能做新的。结果我的脚在这双“冰鞋”里，感觉就像猫咬一样，疼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同学问我哭啥呀。我又死要面子地啥也不说，只好在那儿活受罪。一冬天下来，我的脚跟，手背，脸和耳朵全都起了冻疮，直流黄水，连袜子都脱不下来。
我从小就对“工业”活儿感兴趣，特别讨厌农活。农村所谓的“工业”活儿无非也就是磨剪子戗菜刀，或是锔盆锯碗锯大缸，再就是焊锡壶的，只要这些匠人来了，我就蹲在傍边看，一直到他们走了为止。今天看来，我这辈子所从事的机械行业，是从小就有的志向，因此我终生不悔。相反地，我对什么田园风光啦，小河流水啦，种花养草啦等等都不感兴趣，甚至是排斥，因此有人指责我是“Not a human being”(格色），我想这大概跟童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干农活留给我的印象，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而不是享受。一说到自然风光，我就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头顶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来，不怨陕北的农民都称自己是“受苦人”了。美国的自然景观世界闻名，可是再有名的地方，我去一次也就够了。但是对各种博物馆，可是百看不厌，特别是对飞机，军舰，武器，科技，艺术博物馆，更是情有独钟，我对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充满了羡慕和敬意。
童年在庄稼地里干活的回忆，没有一样是美好的。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得跟妗子一起，从地里把庄稼背回家里，因为这是全年做饭所需的燃料，没有它们，就别想吃饭。背麦子的痛苦，不仅仅在于麻绳深深地勒到肉里，还在于每走一步，麦芒在出了汗的后背上扎来扎去，所以我对“芒刺在背”的滋味有切身体会。对高粱或是玉米秸，就得用肩膀来扛，我从小就身体瘦弱，胳膊没有足够的力气把一捆秫秸搁到肩膀上，只好由妗子把它捆好后放到我的肩膀上，一开始走几步还可以，可是越走越沉，俗话说远道没轻载，又不敢把它放下来歇一会儿，因为放下之后就没法再把它举回到肩膀上去了，我的汗水合着泪水顺着脸一起往下淌。
终于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妗子突然喊道：哎呀，他三姑回来啦！我因为是背对着门口，所以没看见，等我猛一回头，看到头戴大檐帽的母亲，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微笑着向我们走来，说“我来接小申来了”，那是1953年的春天，算起来我在姥姥家整整呆了四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我姥姥和姥爷，他们于56，57年先后去世了，可姥姥那慈祥的面孔，我不知在梦里见过多少回，一辈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