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看《北平无战事》的影射艺术

《北平无战事》（以下简称《北平》）一开场，曾可达一句“端党国的碗，砸党国的锅”的指控与林大潍铿锵有力的反驳，令人会心一笑之后，再不把它当成影射之作，就太辜负编剧的一片苦心了。
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是苏俄下的蛋，并且是列宁建党原则的孪生子，因此国共虽然表面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其实骨子里，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共产党在没进城之前，虽然博得了清正廉明的美誉，然而正如宋美龄所言，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权利的滋味。一旦大权在握，先是毛泽东滥觞的政治腐败，后是邓小平发轫的经济腐败，其规模都令国民党瞠乎其后，自愧不如，小巫见大巫也。
现在就来比较对照一下两党的共同之处：
其一，党大于法。《北平》中所谓党务，基本上就是“勘乱剿匪”的同义词，也就是如何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因此任何妨碍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异议人士和组织都不受法律保护，即使走一下司法程序，也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为一党专制服务的。即便政府的法令，如剧中的币制改革如果得不到中央党部的配合，也可以胎死腹中。此外党务人员可以以“剿共”为名随时插手政务军务，俨然一副不受制约的钦差大臣及至太上皇派头。这种不受法律制约的党权自然为徐铁英一类党务人员制造了贪腐的土壤。因此党务人员，尽管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地痞流氓，却是党国的中坚分子。爱（党）国主义于是便成为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徐铁英即便因贪腐丢官依旧可以喋喋不休地教训执法人员道，危害党国的不是贪官，而是异议组织共产党。而且没过几天又可以官复原职。同样，共产党掌权后如出一辙，如法炮制，党主席可以将国家主席不经过审判就打入牢笼，迫害致死。党员犯法，也必先诉诸党纪后，才诉诸国法，结果经常也是逍遥法外，异地做官。而对任何不利于一党专制的异议言行，都以“维稳”的名义加以迫害，而法院只不过是执行一党专制的工具而已，不具任何现代法律意义，倒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无独有偶，最爱国的自然也是一批高衙内和依附他们的市井打手和御用文人。
其二，崇尚人治。蒋介石自诩“法古今完人”，提倡“礼义廉耻”，还发起“新生活运动”，归根结底就是想以德治国。剧中的“建风同志”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聚集热血青年成立“铁血救国会”，认为只要凭着满腔热情，忠君爱国，不惜抛头洒血，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成为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同样，毛泽东也以向这个模范学习，向那个英雄致敬为号召，企图通过“斗私批修”，提高干群觉悟来实现共产主义。其后继者更是不断花样翻新，自以为借助如“八荣八耻”和“禁止公款吃喝”等新版的“新生活运动”，外加恢复对儒教和禅宗等传统文化的尊崇，就可以继续维持一党专制的特色社会主义。殊不知在不具备某种前提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无用之功。而这个前提就是：将公权力锁进笼子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公权力不受约束之时，任何道德说教都只能是虚伪和欺骗。建风同志和他的热血（也包括像孙朝忠那样的冷血）青年不贪不腐，为党国不惜赴汤蹈火，为什么还是铩羽而归？因为他老子和他后娘的权力太大了。如果再加上他是个孝子，那就更没有胜算的希望了。在《北平》中，观众看不到舆论监督，民意代表参证议政，满目所见都是各层官员成天勾心斗角，大玩阴谋诡计。而围绕币制改革与惩治贪腐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就成了《北平》的一大看点。而谁能胜出不在于谁更代表公平正义，而是看谁的权力更大，后台更硬，手段更狠。及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这点上，国共两党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只要将“一手反共，一手反腐”改成“一手反民主，一手反腐败”，六十五年前的历史就在更大规模上重演了。
最后，也是造就上述两点的原因：控制思想。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一个“三民主义”，一个共产主义，似乎势不两立。但他们共同的信仰却都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因此，谁能最后胜出，就取决于谁的组织更严密，谁的人马更忠诚，以及谁的手段更高明了。这样的政党自然天生就缺乏民主的基因，因为民主是与用暴力维持的家天下或党天下格格不入的。因此只有放弃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采取不用宣誓效忠组织和领袖，随着政见的变化随时退出或加入的松散社团性名义政党模式，才是建立利益妥协的和谐社会，从而避免你死我活，恶性循环的不二法门。《北平》剧中的梁经伦，无论作为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都是个可憎的角色。只有当他超越了党派之争，只满足做一个讲真话的知识人时，才变得可爱。而非国非共的方步亭显然比谢培东更是性情中人。只有当每一个公民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无所畏惧地讲述真相和表达观点时，这个社会才会回归理性，国家也就自然富强，无需再通过灌输口径一致的爱国主义辞藻和伪情感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了。
《北平》令人意外的结局是另一大看点，不可能不被赋予对现实的影射意义。剧中情节一再强调作为特别党员，不到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不打算启用方梦敖。那么什么时候才叫关键时刻呢？根据剧中人物的暗示，就是架机起义，飞往解放区，从而成为中共发展空军的基础。临近结尾时，笔者又以为是在将北平银行通过币值改革搜刮来的金银财宝，民脂民膏在运往台湾的途中，方梦敖架机起义，改飞解放区，从而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不能得逞。正如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共拿下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北平两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因此这笔财富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发展和保护方梦敖的种种努力和牺牲才是值得的。然而，让笔者眼镜大跌的却是，方梦敖非但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那些贡献，反而为虎作伥，为渊驱鱼地将那笔财富运到台湾去了，而且是作为中央和地下党的任务来完成的。本来方步亭还是个仁义之士，深为自己帮助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痛心疾首，并且放弃了跟随国民党败走台湾的选择。然而却因北平地下党转述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改变了初衷，兴高采烈地同流合污去了。因此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是句什么话，能让一向对政治深恶痛绝的方行长鬼使神差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而自觉自愿地以一个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这句话就是“让国民党将钱带走，将民心留下。”虽然方步亭为何要为这句话改变自己的初衷和立场，《北平》语焉不详，正如严春明为何要跳上台去做那番毫无必要却让地下党元气大伤的演说让人一头雾水一样（是在影射党并非总是伟光正，也会无厘头？），笔者却找到了另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中共一向的说法是，党国建政之初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一穷二白，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把全国人民的民脂民膏都在沦陷之前运到台湾去了，因此留给共产党的只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这种说法，笔者一直信以为真，因为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国民党本来就腐败，外加去台湾后也需要用钱，怎么可能会把国库里的金钱留给冤家对头？
然而根据上述毛泽东那句话，情况显然不是那么回事了。至少北平银行的那笔资产是中共拱手相送，而不是没有选择的既成事实。根据《北平》提供的解释，那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之一。然而深陷包围之中的傅作义部队不会因为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就拒不投降吧？因为保留这一笔巨产，无论对北平百姓还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蒋介石大势已去，又鞭长莫及，不去理会他的要求，他又能把傅将军和共产党怎么样？除非毛泽东有意相送，否则这笔财产没有必须走掉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所说，以金钱换民心。从此共产党就有宣传的借口：都是国民党将民脂民膏劫掠到台湾，留下的只是一个烂摊子造成的后果，要怨就去怨国民党吧。毛泽东只顾为自己的宣传制造一个口实，就不顾人民的福祉与安危了吗？只要想一想他感谢日本皇军对中国的侵略，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就到处散财，置饿死几千万同胞于不顾，并且发出“中国人口就是死掉三亿，还会剩下一半”的战争叫嚣，把人民的财富拱手送给国民党，不就顺理成章了吗？那样岂不才表现出他“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救世主派头？
如果《北平》结尾旨在披露这样一个史实，那么它就是一个曲笔，目的便在于解构一个谎言或戳穿一个神话了。否则，单从结尾本身来看，方行长的思想转变过于突兀，没有足够的道理和说服力。都要退休了，并且对政治厌恶了一辈子，为何突然同意接受一项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政治任务？此外，方梦敖潜伏任务刚开始就冒险，也不怕日后凶多吉少吗？他在飞机起飞时将王蒲臣，徐铁英，和孙朝忠撇在后边，虽然雪了恨，报了仇，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将状告到蒋家父子那里，从而做实他的共党嫌疑吗？要知当时共军还没进城呢。找个潜伏的中统或军统特务，就可以为他们联系发报的。更为讽刺的是，为了培养发展方孟敖为特别党员，上上下下牺牲了好几位革命同志，目的只是确保他为蒋家父子效命，为国民党效劳？如果他不是党员，还有可能出于天地良心和留美经历与腐败的国民党一刀两断。因为是党员，所以他必须昧着良心，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同流合污？除了党性高于人性并且抹杀人性，并使人长期处于精神分裂状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之外，《北平》的结尾到底想宣扬什么样的伦理观念？
笔者认为，编剧还不至于马虎到不顾故事发展自身的逻辑，硬要画蛇添足，因此戳穿毛泽东所谓国民党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的神话才是如此结局背后的创作意图。只要达到这个意图，结尾潦草马虎一些也就在所不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