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在《历史的祭奠》（上，下）一文中，为邓小平这个六四惨案的加害者文过饰非，却对其受害者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天安门学生领袖大加挞伐，实令笔者眼镜大跌。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邓小平到成了忍辱负重，“出征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民族英雄，而为民请愿，拒绝同流合污的胡赵二人以及学生领袖反倒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熊了。如果李劼对邓小平都可以不做“道德判断”而得出如此宽容的结论，却对胡赵，尤其是学生领袖做道德判断，是否有失偏颇？
诚然，学生领袖也只是学生而已，没有人指望他们充满政治智慧。恰恰相反，他们很幼稚，居然不相信他们曾经所爱戴的“邓大人”真得会朝他们开枪。至于说他们骨子里其实都是专制分子，一得到话语权，就得理不让人，甚至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利首先为自己着想，因此他们所鼓吹的民主也是假的云云，笔者倒要提醒李先生哪个中国人（包括您自己在内）骨子里不是专制主义者？谁不喜欢发号施令，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不用说左拥右抱，腰缠万贯的实惠了。权力导致腐败，对所有人似乎都不例外，因为无论佛教的”欲望说”还是基督教的“原罪说”都指出那就是人的生存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无需民主了。既然学生领袖要求民主，那就不用害怕他们骨子里是专制分子。只要他们承认民主的前提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人是通过选票，而非暴力产生的，那就应该鼓励他们去争当人民公仆，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他们能言善辩，能够说服其他人投他们的票就行。所以说，既然承认他们想搞民主，就不要一口咬定他们依然是专制主义分子。如果说他们是专制主义分子，那就不要再说他们要求民主。当然对民主的理解，肯定会有个过程，没有人会指望在那个专制的文化土壤中，会横空出世，自然而然地产生成熟的民主主义者。关键在于反对还是拥护民主，由于大学生接触新知识的有利条件，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敏感，因此成为那场运动的天然领导阶层并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也是下层民众不惜流血流汗，甘为学生挡子弹的原因。因为他们代表着广大民众新的希望。至于学生领袖事后的情形，还是那句话，不要指望他们充满政治智慧，只要他们还没有忘记初衷，还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不是急着与当局单独媾和，自作多情地“原谅”他们），没有彻底辜负死于屠杀枪口之下的英灵们的期待，似乎也可以问心无愧了。非要说他们少不更事的激进与固执才是六四血案的肇因，显然是问错了责，颠倒了正确的因果关系。
反观邓小平，却早已与晚年毛泽东如出一辙，深陷既得利益集团的包围之中，与起初支持拥护他的人民群众不是格格不入，就是严重对立，结果在宵小们的谗言与挑拨之下，一意孤行地采取与学生对抗的政策。结果连赵紫阳，胡启立，乔石这些政治局常委的话都听不进去了。酿成屠杀悲剧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李文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概括就是，邓小平是深谙中国专制文化，并且具有曾国藩和李鸿章那样雄才大略的改革家；但是碍于国人深受专制文化浸淫久矣的现实，于是有些事（如改革）便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出来，就做不成了（其实只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罢了），除非你具备毛或周那样的口才。而邓小平只能按照专制主义的路径，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终结专制主义，亦即李文所谓邓的“悖论”。而胡耀邦和赵紫阳不是太天真，就是太小聪明，总之都不够老谋深算，所以都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告终。非但如此，也拖累着邓本人葬送了一世英明。一言以蔽之，皇帝是英明的，都是手下的臣子惹得乱。正如林彪此前所言，主席一贯正确，错就错在下面的执行上。总之，体制本身没错，错在用人上（也称人的素质或“用人失察”上）。如果跳不出专制文化这口酱缸，可不也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句号。
然而，情况真是这样吗？还是从李劼认为天经地义的预设说起吧。比如李文说，“
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 此话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吗？邓小平即便以党内排名都排在叶剑英之后的一军委主席，更遑论不能以枪来指挥党的基本原则，却能“解除”先为党主席，后为总书记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岂不是咄咄怪事，不符合最起码的逻辑？因为谁才有更高的权力来解除总书记的“最高权力”呢？如果有，那也起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邓却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然而李文却没有任何异议地将其表述出来，似乎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实陈述。然而正是这一逻辑谬误，彻底颠覆了李文对邓小平的歌功颂德。因为他所赞颂的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建立在阴谋诡计之上的宫廷政变与黑箱作业罢了。
根据参与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文献的撰稿并与高层有个人互动，最终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清洗出党的阮铭在《邓小平帝国》中的记载，邓小平在没有赶走华国锋与汪东兴之前，的确考虑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并率先提出了“政策不要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等著名改革言论，为胡耀邦的政改与赵紫阳的经改铺就了道路。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暴露出跟毛泽东一样的对权力的崇拜与迷恋。虽然在口头上，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不适合担当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却热衷于“垂帘听政”，做实际上的“太上皇”。党内以陈云，王震，胡乔木和邓立群为首的保守顽固势力，正是看准了他的这个软肋，才不断地对他极尽造谣，吹风，告密，和挑拨离间之能事，让他感觉到大权随时有旁落的威胁，从而变得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与晚年毛泽东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就是将毛的“政治挂帅”变成了“经济挂帅”而已。
邓小平除了具备连把林彪都不看在眼里的“军事天才情节”（七九越战与六四屠城就是表现，其实都是败笔）之外，也喜欢以党内“理论家”自居，无论是领导反右还是组织对“苏修”的论战，他都是当仁不让的，因此李文将邓说成是不谙理论，只重视实际的干才，不过是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惜以辞害义罢了。邓的理论表述能力其实丝毫不亚于毛，否则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之说了。只是他作为总书记与副总理所负责的实际事务未能给予他更多务虚的奢侈，否则毛也不会向赫鲁晓夫推荐“那个小个子”，并且“不要小看他了”。虽然他的实用主义理论通常被简化为“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之类感性而不带理论色彩的语言，但是从其与意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以及被从《邓文选》中删掉的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是有悟性与理论思辨能力的。然而正如毛泽东思想连毛泽东本人都指导不了一样，也不要指望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有什么指导意义，因为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屁股决定大脑的利益问题。无论毛邓还是江胡，所谓理论不过是为“打江山坐江山”这个顽固不化的心理提供自欺欺人的说辞而已。有了追随毛共自由民主不惜抛头洒血的经验教训之后，还有人敢把他们的理论当真吗？
邓小平除了具备连把林彪都不看在眼里的“军事天才情节”（七九越战与六四屠城就是表现，其实都是败笔）之外，也喜欢以党内“理论家”自居，无论是领导反右还是组织对“苏修”的论战，他都是当仁不让的，因此李文将邓说成是不谙理论，只重视实际的干才，不过是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惜以辞害义罢了。邓的理论表述能力其实丝毫不亚于毛，否则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之说了。只是他作为总书记与副总理所负责的实际事务未能给予他更多务虚的奢侈，否则毛也不会向赫鲁晓夫推荐“那个小个子”，并且“不要小看他了”。虽然他的实用主义理论通常被简化为“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之类感性而不带理论色彩的语言，但是从其与意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以及被从《邓文选》中删掉的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是有悟性与理论思辨能力的。然而正如毛泽东思想连毛泽东本人都指导不了一样，也不要指望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有什么指导意义，因为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屁股决定大脑的利益问题。无论毛邓还是江胡，所谓理论不过是为“打江山坐江山”这个顽固不化的心理提供自欺欺人的说辞而已。有了追随毛共自由民主不惜抛头洒血的经验教训之后，还有人敢把他们的理论当真吗？
胡耀邦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所有知识分子型中共党员的通病。他们忠于自己革命的初衷，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屑与党内王震式的流氓无产者，康生式的特务党棍，以及胡乔木式的教条主义者同流合污，因此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胡耀邦如果也能像毛邓那样老谋深算，擅长阴谋诡计，他还叫胡耀邦吗？只怕中国就更没救了。
赵紫阳不像胡耀邦那样热衷自由民主，他所炮制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迎合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又满足了陈云的一党专制，起初还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是他想借助“新权威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的做法却再次引起邓小平的猜忌。终于，“新权威”不敌“旧权威”，赵紫阳同样只是个“儿皇帝”。至此，邓小平所谓“全身而退”，“废除领袖终身制”的谎言再也无需遮掩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独裁嘴脸：“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结果，江三表如法炮制，跟邓小平一样退而不休，至今仍在以垂帘听政的太上皇自居。所谓邓小平唯一完成的“废除领袖终身制”的体制改革，真得完成了吗？
赵紫阳学做周恩来，把自己变成邓小平的挡箭牌？只是档成功了，又能怎样呢？岂不就功高盖主，仍旧会招来独裁者的恐惧吗？想一想周恩来的下场，就知道赵紫阳即便替邓解了围，也不见得就有好结果。连那个被选中接替赵紫阳的江泽民不是也差点又让“老佛爷”给废了吗？伴君如伴虎，毛太祖如此，邓太皇亦然。真以为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呀？即便是，也是孽子，而非孝子。
作为曾经受惠于邓小平改革开放，尤其是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对邓小平做出这样的评价，似乎有忘恩负义之嫌。然而，必须超越个人情感才能对历史做出客观判断。
李劼是中国文化专家，对六四做深层文化的解读，本该提倡鼓励。但是如果一意强调中国特色，不与中国深层文化中反民主的酱缸成分划清界限，不加批判地接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就不无为暴君暴政文过饰非之嫌了，尽管这种做法眼下很受官方和体制内精英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