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
一开始便象开了闸，收治冠毒患者己源源不断，但一切仍有序。通知我院有高感染可能的医护做检测了，但不强迫。约50％人测过了，无一中招，我还不想去做。
门门提到生死选择，就讲讲。
这次决定开始给因疫情而积压病例做检测时，医院问我需什么帮助。我说防护用品我会向研究院求助，其它：医院负责病人前期防疫消毒；选择哪个病例与我无关；我不给后续治疗提任何意见。这些要求完全符合医规。现在想想，我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就这么聪明，能想出这后二条（我隐约意识到这个任务与以前临床研究会有巨大的不同，主要一点便是常要在生与死中作出选择。门门想錯了，以前我工作中极少要做这选择，医疗器械临床研究属于给福利，被选中的病人是很幸运的）。几天下来证明了我有多英明。
刚拿到那份延误手术的病例名单我就呆了，二百多啊。看了病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立即手术。做决定的医生想了约半小时，选出了四个病人，“就这四个怎样”？相信在他脑子里主要想的是开刀医生的安排，或是我们检测能否接纳，完全沒衡量病人的具体情况。我闭嘴，不吭声。
第一天便被一个严重车祸的年轻女孩打破了计划：脊椎多处完全粉碎性断裂，人己基本无反应。放上仪器不到十分钟我就仃止了。医生用询问的眼光看我一眼，我避开他眼光，不回答。病人抬走了，后果我当然清楚，但是，放弃这词我就是不说。
这里医生都知道我这“petit woman”很难缠，对我挑选来做研究的病人的治疗，我总是争取最保险的哪怕最麻烦的方案，就是骨头钉个钉或上个夹板我都争，不让他们偷懒。所以每次治疗他们都会问一声，虽然按理说完全没必要。
四个被挑出的病例全是被疫情耽误而不能再拖延的，竟然，全军覆没！
第一个，一星期前脑出血，居然因为医生太少（理由当然是特殊时期），仅做了个脑电图，还是沒造影的CT。这次复发大出血，已不可能开颅止血。即使最终血止住，脑损伤也注定使他成植物人。又得到了一个医生的询问眼光，意思是“就这样了”？按我性格我是想說，再试试吧，但我还是闭紧嘴，坚决不由我嘴中说出一个字。
第二个令我最伤感。五十五岁的壮汉，三月前查出肺癌二期沒转移，手术排期正赶上疫情，一拖再拖，要拖到四月底了。这次全身黃疸怀疑扩散便被选了出来。我给他用了有鈀向物跟踪的测试，技术员不确定测试范围，所以我去看了操作。男士精神挺好，也沒疼痛，见了我就说：有漂亮女人围在身边的感觉真好，毛病好一半。我说：戴着口罩呢，你咋知道我长什么样，別急，手术后住院部有许多漂亮护士呢！他忽然轻轻对我说：求你一事，如果结果很糟，不要告诉我妻子女儿实情，她们下面等着呢。“不会的”，我回答。随着测试往下移，结果愈来愈清晰，扩散，从肺转肝再转胆总管。我虽然不是太懂这病，还剩几日我却清楚。医生居然还是那张冷漠的脸，还是同样询问的眼光，这次发声了：你看就这样吧？我想喊一句，不！但深知这里没问号，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个没摆脱妇人之见又感情用事的女人。说什么呢？不放弃有时也可能意味着另一个病例的耽搁。我悄悄对医生说，能不告诉家属吗？医生看我很难过，温柔地说，别太感情用事了，违反规定的，接下来拖一句，这疫情二三个月不会结束，你这样怎能坚持。
后面二病人就不说了。
这二天常有个念头就是，挑选病例我还是能说句话的，只要医生安排沒问题。但是，即便任我选，这机会该给谁呢？我真不知道！
前些天看到關於意大利醫生選擇給誰用呼吸机的讨论，听着有点残酷，其实外人不知，医生经常面临这个选择。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最终还不是二选一。
M城東部養老院集中感染，死亡人數增加，華人圈內議論紛紛，說是政府已放棄。醫生都知道，這就是疫情時的正常選擇。如二年前，魁省二處養老院暴發流感，也是以不收院就地隔離，醫護人員進駐的方法處理，最終死了一百多老人。因為不是熱點，沒什麼人讨论。这也是二选一的结果，给更危险的人群还是给更有希望康复的人群机会，无解的难题！
对自己也有点害怕，再过几月我会不会也象医生那样“冷漠”，没了感觉，会不会连歌都唱不了了。我发现自己确实有点变了，回家看到微信上那满屏的病毒防范十几条啊，米醋加大蒜防疫啊，五花八门的防毒指南啊，心里一阵阵无名的火。知道我沒什么道理。
DAMN VIRUS
一首一年前唱的歌，那时心情真好
我是一条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