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星期三，又是一场大雪，碎琼乱玉，纷纷扬扬搅得周天混沌。DC联邦政府和康州的政府都关门了，但是我们研究所的领导，为了对纳税人认真负责，硬是不关门，害得老芦百里迢迢顶风冒雪去上班。到了下午3点多钟，眼看雪越下越大，所领导终于大发恻隐之心，决定提前一小时下班，体现了对革命群众的极大关怀。
在回家的路上天色已晦暗下来，大雪已覆盖了路面，雪花飞舞，天地一片苍茫，根本看不见分道线。虽然大多数人早已猫在家里看电视，路上还有不少老芦这样的苦命人在往家里奔。车速都很慢，40 公里都不到。饶是如此路上还是看到两起事故，95号路上一辆车撞在隔路栏上，横在那里。395号路上有一辆大卡车侧翻在路边，触目惊心。警灯闪烁，救护车正在运走伤员。杀鸡吓猴，大家更加小心翼翼往前挪。尽管如此，我的车屁股还是被后面的来车撞了一下。但我和追尾者谁也没停下来，因为一停车可能造成很多的连环事故。感觉不严重，还能开，随他去吧。两个多小时才开到家，赶紧察看挨撞部位，只有点轻微的擦痕。不禁松了口气，有惊无伤，不幸之中之大幸也！
第二天上班，大家纷纷交流着昨天雪中开车的惊险故事。然后打开电脑，突然看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我们研究室的皮特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昨天中午我们还在同一餐桌吃饭，怎么可能突然就去世了呢？大家也很震惊，心情都很沉重，默默地聚在头儿丹尼的办公室。丹尼刚给皮特太太打了电话，才知道事故的原委。原来皮特昨天回家后，晚上雪停了。为了今天的一大早能上班，开了吹雪机铲除车库门前的积雪并清理车道。他太太见他出去许久未归，而他家的车道并不长，心生疑惑出门察看。只见皮特倒卧在了吹雪机的旁边，已没了呼吸。急忙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了个把小时，但无力回天，宣告不治，享年79岁。
皮特是我们所的资深研究员，资有多深呢？这么说吧，从我到这里工作的第一天就见到他，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最后见到他，其间已超过25年。而在我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了，是我们所里硕果仅存的元老。虽然皮特属于年高正寝，我还是感到一阵阵悲凉，因为他是我最熟悉最尊敬的同事之一，亦师亦友四分之一个世纪，情谊匪浅。
说起来老芦的资也有点儿深，或曰老迈之辈了，但远不能与我们所的卡尔和皮特相比。卡尔1925年生，可以算我的父辈。皮特1935年生，可以算我的叔辈。卡尔是个英国人，剑桥的博士，曾与两次诺贝奖得主泡利合作共事多年, 是国际知名的病毒学家。卡尔最后旅居美国10多年，虽然头衔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但主要是在我们所做研究。主攻病毒形态和结构，皮特祖籍爱尔兰，但已是出生在新英格兰的第三代人。皮特是耶鲁的博士，电镜和超微结构专家。皮卡（皮特和卡尔的缩写哈！）二人密切合作十多年，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上百篇，在学界甚有影响。在他们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所发展出一种很实用的病毒疫苗，当年曾是各大媒体竟相播发的重大新闻。
卡尔和皮特的合作常常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的老将黄忠和颜严，这一对老将经常联袂出征，夺关斩将，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其实黄忠并不老，罗老夫子说他“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挡之勇”，才50多岁嘛，算啥资深？颜严就更别说了。皮卡这对科研老将如形随影。整天泡在一个实验室里还嫌不过瘾，连吃中餐还泡在一起。两人对面而坐，一杯咔啡，两盘沙拉，指手划脚，谈兴湍飞，成为我们饭厅之一景。见他们聊得热闹，老芦和同事何塞有时也插一脚，敬陪末座。尽管他们工资很高，子女都早自立，经济状况很好，但他们生活甚为简单，跟老芦一样属自带便当族。
这里得啰嗦一句，这便当一词是我跟所里的一个台湾人Dr. Pan学来的。他常说，昨天吃个小便当，今天吃个大便当啥的。老芦听得别拗，说，你这是日本话吧？你能不能把那个当字去掉呀！Dr. Pan笑曰，这便当呢是咱们地道的古汉语，后来传到日本，成了辩当。日据时代，又出口转内销，回到台湾，大陆反而没有了。此人早已退休回台湾养老，失去了联络，八成已作古了。
自带便当的好处是可口，营养而且便宜。食堂的午餐油乎乎的，动辄10块8块的。蔬菜是水煮，鸡块是油炸，且味同嚼蜡。我们就是一块夹心三明治和沙拉，2-3块钱的事。由午餐推想，皮卡的早晚餐也奢侈不到哪里去，每月200块搞定。自带便当的另一好处是不必等饭点，时间机动。因为我们起的早，早餐马虎点，每天10多就饿了。而食堂要12点才开饭，所以我们大多在11点吃午餐。那时饭厅人少，微波炉烤箱都不要排队，避免了闹哄哄的拥挤和噪杂，有利于清谈。
皮卡们生活简单，作风朴实，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爱好，一门心思都扑在科研上。皮卡哼哈二将高超的武功来自他们对科学非凡的热爱和不懈的追求。尤其是卡尔，非常敬业，除了每周五天工作，周六也常到所里加班，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我问他何以如此下劲，他笑着说，儿子孙子都不在身边，在家没事干，闲得无聊，出来转转，这海上空气多好啊！海上空气好不错，可你是待在实验室里，实验室的空气并不咋样。虽说是单向流动的负压气流带走了可能的污染，但不时弥漫在空气中的一些化学药品如氯仿丙酮等的气味并不有益于健康。
卡尔住家不远，每天早上步行半小时来到码头。他的夫人跟他一道漫步，同时遛遛狗。他夫人很和蔼，也很健谈，常跟我们聊聊天，令人感到很亲切。只要天气不冷，卡尔穿着很随意，可以说是不修边幅。总是短裤，体恤，赤脚凉鞋，斜挎个鼓鼓囊囊的单肩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跳地蹦跶。赤红的脸膛，稀疏的银发，乍一看，就像个菜市场的小商贩。从4-5月开始到10月底都是这副打扮，简直成了他的招牌形象。甚至作为主席，住持国际学术会议时也是如此。
在此再啰嗦一句，据老芦多年的观察，在国际会议上凡是穿着品牌西装革履，不苟言笑的，不用问，一定是来自前苏联或中国大陆。西方学者大都是一身休闲服，轻松自在，谈笑风生。但近年来也有所改变，如刚去世的中国布衣院士李小文赤脚布鞋，即颇具卡尔风范。不过也偶有例外，由于卡尔的杰出成就，英国女王伊丽萨白亲手授予他骑士称号。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这是个崇高的荣誉。西装革履的卡尔在白金汉皇宫，与女王合影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们实验室的墙上。
十年前5月里的一个星期六，卡尔又照常来加班，中午时被发现倒在图书馆里。直升机立刻把他送往邻近的医院，抢救无效，溘然辞世，不足80周岁。此后，皮特顿觉孤单，餐桌上我成了他的老搭档，有时何塞也插一脚。开始我们对话题老离不开对卡尔的怀念，忆起他当年言行的点点滴滴。有次他说起二战时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四年，与德军作战。我很感兴趣，马上问他打下几架德军的容克或Bf。卡尔说，他哪有那本事，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地勤人员。我景仰地说，那你也对打败法西斯作过重大贡献！他说，重大谈不上，我的贡献是纳米级的，十亿分之一而已！后来说起他发表的三百多篇论文，他同样说那只是纳米级的，其为人之谦虚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卡尔走后，有次我跟皮特说起卡尔工作到死，丰厚的养老年金（pension）一分未拿，真是亏了。皮特说，卡尔意不在此，他说过，施比受有福（giving is better than taking），他每年给慈善事业的捐款都是我所员工里最高的。皮特也是如此，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是作为志愿者工作的，倾力奉献，分文不取。在卡尔离去的十年后，皮特也步他的后尘而去，也恰恰是不足80岁，也都是在春风氲氤的日子里，好像是他们事先约好了似的。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在他们的一生中，于人于世，毫无所求，只是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棉薄之力。他们生的平凡，死得荣耀，没有给家人给社会造成任何负担。他们象是缕缕春风，悄悄的复苏着大地，孕育着万物，而风过无痕，消失无踪。卡尔，皮特，我敬爱的师长，祝你们一路走好！青山不老，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