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庄那些事儿
1971年9月13日，林彪副统帅折戟沉沙，丧命温都尔汗。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林副统帅的忌日却是俺老芦的吉日，因为它记录着我生命轨迹中两个重要的拐点。1973年的9月13日我告别了五年的知青岁月，提着行囊走进宿县紫芦湖的安徽农学院，开始了三年的大学生涯。1979年的9月13日，风笛声中，我又告别了煤城淮南，提着行囊来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开始了三年的研究生生涯。9月金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金风送爽，玉露添凉。中关村路旁两排高大的钻天杨挺拔飘逸，色彩斑斓。双清路上古老的银杏树黄叶缤纷，流金溢彩，衬映得湛蓝的晴空分外高远而深邃。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玉泉路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旨在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尖端科技人才。1969年中苏交恶，在珍宝岛大打出手。为防苏军入侵，根据林副统帅一号手令，大批位于北方的国防工程内迁二三线。与国防有关的哈军工内迁长沙，改名为国防科大；中科大迁到安徽合肥，占用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合师院南迁芜湖，与皖南大学合并为安师大。
1978年，中央决定在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是著名鸿儒严济慈，生物学部主任是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但是原玉泉路校址已被二炮（即导弹部队）司令部占用，科大只剩下个很小的留守处，不能容纳当年招来的800多研究生，便把校址建在原北京林学院的旧址肖庄，因为北林已于1970年下迁到云南。
肖庄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东路，毗邻清华大学。当时的肖庄不大，也不繁华，周围都是农田，幽静安详，很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北京林学院是当时的八大院校之一，属全国重点院校。因为毛泽东颁发了“农业大学办在城市不是见鬼吗？”的圣旨，农业大学不能办在城市，林业大学当然也不能（若以此逻辑类推，石油学院应办在大庆，矿业学院应办在抚顺，钢铁学院应办在鞍山，航天大学应办在西昌，中央党校应办在延安。）。于是北林而被迫下迁云南的深山老林里，先到丽江，再迁下关，后来又迁到昆明市郊，折腾得够呛，学校财产和科研仪器设备损失惨重。
1979年，北林获准回京，但原校址已被瓜分。最大的五层教学主楼被研究生院占据，作为教学和宿舍楼。北林的师生只能住防震简易板房，冬冷夏热，生活教学都很困难，科研就更别提了。林院有个老师是我姐姐的中学同学，很巧的是她弟弟也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还挺好，我就称他王姐，她的俩孩子管我叫大舅。我到她家作过客，她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防震棚里，像是难民营，很惨。北林为复校跟科学院打官司，科学院就跟二炮打官司。这官司一拖就是年把，二炮，研究生院是既得利益者，孩子不哭奶不胀，就拖着，这年头谁怕谁？最吃亏的当然是林学院，因为他们牌子不够响，后台不够硬，空有满腔怒火，就是无家可归！
记得好像是1981年的暮春，一天大约凌晨4点多钟，我们还都在睡梦之中，忽然听见楼道里人喊马叫，脚步咚咚，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急忙穿衣出门，只见是林学院学生的大队人马匆匆跑过。他们拿着书包，涌进每一个楼层，冲入每一间教室，占领每一张课桌。我们个个目瞪口呆，好半天才搞明白，原来林学院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强占运动！和我们一样站在楼道里观看的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教，他们大都住在白石桥路的友谊宾馆，但也有些像我们一样住在这幢大楼里。外教们可不光是袖手旁观，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电讯稿已经发了出去，两小时后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说是北京研究生院好像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打砸抢啦！
这下动静可闹大了，事关国际影响，上头也不能尽着扯皮了。听说经过王任重、方毅和张爱萍三巨头的一番角力较量，最后由邓大人拍板：二炮搬走，科大、林院各回各家！一锤定音，官司结束。我们还好，因为课程基本结束，回所做论文就是了，而且我们在所里也有宿舍，狡兔两窟，所以影响不大。80级的则要到玉泉路上课，好在80级人数不多，仅几十人，问题也不大。曲终人散，所以研究生院在肖庄总共只待了两年多时间。搬回玉泉路后，北京的中科大研究生院正式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区别于合肥的中科大研究生院。不过照研究生院老孙的说法：咱不是大学队，咱是国家队，得名副其实嘛！
我后来听王姐说，79年王任重当上了副总理，分管农林口。他老人家与邓大人关系非比寻常，腰粗气壮，默许（或授意）了林院的强占行动，说是出了事，上边由他兜着。林院领导大受鼓舞，行动之前作了细致的侦查和周密的策划，宿舍不动，把每一间教室都分配到班级。一切都严格保密，直到行动前的夜晚才通知班干部，然后传达下去。学生们异常兴奋，个个摩拳擦掌，枕戈待旦，果然大获全胜，一举收复了沦陷十年的领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看来人有时也不能太讲理，偶尔也得走点野路子，玩点横的！那句话咋说的来着：冲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在肖庄我还真的碰到过一个横的，一天我推着自行车正要出校门，忽然一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他的车速太快，又是90度急转弯，离心力太大，刹不住车，一头撞到我身上。我在路边上，被撞得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他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上。我说：“你骑那么快干嘛！你撞到人了，知道不？”那小子大约20岁，好像是食堂的临时工。他从地上爬起来，我看见他手臂着地时擦伤了一片，渗出血丝来。他在众目睽睽下出了个大洋相，不禁恼羞成怒，一肚子邪火冲我而来：“我就撞你了，怎么着吧！我就撞你，撞你，撞死你！怎么着！有本事告去！”我苦笑着说：“对不起，是我撞了你，行了吧，小子？”然后骑车走人。碰上这样的牛二，还能怎么着？没准他爸是牛刚，更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我只是被撞了一下，虽然晦气，还算运气，因为比我倒霉的人更多了。肖庄校外就是农田，空旷无人，我们晚饭后常在田间的小路上散散步，芳草烟树，夕阳如醉，挺诗意的。入夜后这里也是情侣们出没的好去处，星光下的浪漫令人消魂，却也充满险恶。听说有一对清华的情侣正在这里卿卿我我时，落入了潜伏在暗处的小混混们的魔掌。男的被打伤，女的被轮暴，警察们忙活了半年也未破案，估计警察局长就是牛刚。
后来上英语口语课时，外教密斯伍（Ms. Wu）让每人说个生活中的小故事，我就说了这个肖庄牛二。密斯伍说她也被牛二撞过，挨了撞不说，那人还指着她大喊大叫。她听不懂，只记有个词反复出现，频率很高，就是“他妈的!” 她问我们“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惹得我们大笑一回。密斯伍20出头，小巧玲珑，清秀苗条；披拂的长发下一副黑色圆框大眼镜几乎把她的秀脸遮住一半。密斯伍祖籍广东台山，生于纽约，康乃尔大学英语系刚毕业就来北京教英语。她不懂普通话，连台山话也不懂，是个地道的ABC。只因长了个中国脸，在大街上挨了撞还要挨骂，也真是晦气。不过这北京的小混混也太他妈的混蛋，撞了个一言不发的靓妞也能没完没了地开骂，竟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之心！
我和密斯伍都是软柿子，随便捏，但并非人人都是软柿子。有一天我在五道口看见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俩小子刚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就破口大骂：“操你妈，你丫挺的看见个小妞眼珠子就掉出来，淌着哈喇子，扭着头看，你丫真他妈的臭流氓！”另一位也不好惹：“老子看谁管你吊事！老子看的是你妈，是你奶奶！老子操你妈，操你奶奶，操你祖宗十八代，操你祖宗十八回！”不用说，接下来就是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掌，花团锦簇，滚做一堆。不到十八个回合，一个鼻口窜血，一个满脸开花，兀自缠斗不息。怕溅到身上血，我急忙骑车走人，从此对北京的混混们更是敬畏三分。
出国后听说，混混们后来更加骄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截邓大人的车队。邓大人龙颜大怒，一支金鈚令箭摔下来，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严打”运动。打击流氓抢劫犯罪，从速，从重，从严！只经过草草审讯，大批大批的混混们就被判处死刑，连朱德元帅的孙子也不能幸免。罪名就是腐化堕落，其实就是以谈恋爱为名多玩弄了几个姑娘。混混们虽可恨，但大多罪不至死。严打过后，治安请况虽然大为好转，但又铸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法制荡然无存，与前些时重庆的打黑运动堪有一比。
扯远了，还是说说肖庄的吧。客观地说，当时为了办好研究生院，中央是下了决心，花了血本的。各门课程的老师都是很有名气的专家，大多是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分布在京区各研究所。虽然离中关村不算远，上课时研究生院要派轿车去接，下课后送回。一方面他们的级别应享受此待遇；另一方面，如果让他们骑车来上课，万一被小混混撞了或打了，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可就大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确实发生过。密斯伍虽然也享受专车接送，但她仗着年轻，又喜欢到处闲逛，所以常骑单车来上课，就被撞了，好在有惊无伤。还有的专家要从上海广州飞来，住高级宾馆，花费甚巨。
光外教就聘请了几十个，大多是地道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中也有3-5个美籍华人。主要来自美英澳等英语国家，主要教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课则由中国老师担任。也有来自法德瑞典的，但都说英语，主要教专业课。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部主任叫李佩，是个50多岁的镇江才女，当过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她身量不高，剪短发，清瘦白皙。虽然衣着简朴，说话慢声细语，但举止忧雅，眉眼之间，气度不凡。班里有人说她曾当过军统局长戴笠的秘书，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那里与航空专家郭永怀结为伉俪。1956年，双双回国，郭任力学所副所长和科大物化系主任，成为两弹元勋。李佩在科大教研究生英语，住中关村13楼，与我当时的宿舍相距不远。中关村路两旁的数百株钻天白杨就是她建议并组织栽种的，实在是功德无量。
后来郭永怀飞机失事身亡，李佩和女儿相依为命。她在文革中被诬为“美帝特务”而遭受批斗，又随科大下迁合肥，吃了不少苦。77年她奉调回京组建科大研究生院英语教学部，延揽了不少难得的人才，聘请一些外教，开一时风气之先。为了出国写推荐信的事，我曾去过中关村李老师的家。屋里摆设也很简朴，奢侈品就是一架钢琴和一台窗式空调，在当时中国人的家里很罕见。她的独生女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来了人就到里屋去了。很多年之后听说李老师的女儿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留下李老师孑然一人面对人生，让我嘘唏再三。感叹李老师的命运跟杨绛何其相似，杨绛的爱女与李佩的爱女同年去世，而钱钟书却比郭永怀晚走30年！所幸的是李老师也像杨绛一样高寿，祝愿她长命百岁。
李佩老师还建立一个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电化语音室（此外还有个计算机房），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时，我正坐在进门处的格子间戴着耳机在听Essential English，心想这回老芦要上电视露露脸风光风光了，高兴得摇头晃脑。谁知陪同记者的老孙头走过来，貌似客气地请我到后排去，换上两个校花美眉到前面来录像。真是太伤自尊啦，刻骨铭心，至今难忘。要不是俺与老孙头私交尚好，当时真想玩一回横的，当一回芦二：我就不到后面去，你能把我咋的！
外教都住在友谊宾馆，少数图方便，偶尔也住肖庄。曾问过密斯伍每月工资多少，她说大约500元，不用交旅馆费，但伙食费等自理。她是大学刚毕业，属低工资，如同实习生，那些资深教师和大牌教授少说也得好几千吧。算一下几十个外教的工资，住房和福利真是要花不少外汇呢。那时中国外汇极其稀缺，据说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用餐后居然付不出小费。
外教不仅教英语，还教专业课，我们有两门专业课就是外教讲授的。感觉外教们讲课很生动，很有幽默感。有个澳大利亚姑娘叫林豆儿（听名字好像咱们林副统帅的干闺女），金发碧眼，鼻子尖尖，豆精豆精的，很是活泼可爱。她在上英语课时说：“听说女人生孩子很疼，很受罪，感谢上帝，我到现在还没试过。”一个姑娘家说这种话，在刚走出文革的我们听来，可真够开放的。更加开放的是她后来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嫁给了我们的一个哥们，双栖双飞，在当时绝对是一桩惊世骇俗的壮举！我想她现在一定早已有过了女人生孩子的体验：痛苦并快乐着。
一天，有个带我们生化制备的外教正讲课时，突然听见楼下有头驴大喊大叫，他马上停下来，翻着两眼看着天花板，满脸陶醉地听那驴子高昂嘹亮抑扬顿挫的歌喉，等到驴子唱到休止符时，他兴奋地鼓掌道：“真美妙哇！楼下一定是动物系，no, no, 动物音乐系！”我们差点笑翻。那时不少老乡赶着驴车给食堂送大白菜，杨各庄的土毛驴们骤然到了京城，到了高等学府，象牙之塔，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怎能不热泪盈眶，心潮澎湃，就不禁引吭高歌一曲，居然雷倒了老外，产生了国际影响。后来我来到美国，30年来，牛马羊都见过，但是从未见过一头毛驴，这才更加理解当年那个外教的惊诧和赞美。咱们的中国驴，绝对是动物界第一流的高音歌唱家，而且是花腔的！
老实说，我的英语虽说考了70多分，分在甲班，但水平实在很差。尤其是听力，听地道的外教讲课大概只懂一半。但是听美籍华人的课却大部份能懂，可能中国人的语法思维都有共同之处。比如有门遗传课是美国某大学的华人戴教授教的，虽然教材和讲授全用英语，觉得没啥大障碍。这位戴教授教了我们半年，他早年由台大赴美，在学界颇有名望，为美中交流贡献甚多，可惜十多年前去世了。记得有次，我们几个同学到友谊宾馆戴教授的房间闲聊，那时正在审判四人帮，我们都控诉老毛和四人帮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戴教授说如果这五个人就能把中国祸害成这样，那八亿中国人受苦都是活该！这话当时听起来真刺耳，但后来想想确有道理。老毛每一桩倒行逆施的背后都有着亿万民众的欢呼和疯狂，一个没有脑子没有骨头的民族才是可怜可叹，可悲可恨的！
在肖庄的日子是紧张而枯燥的，每天都是埋头书桌。听78级同学说，第一年刚开学时，学校每个周末都组织舞会，调济生活。快三步，慢三步，嘭嚓嚓，红男绿女，勾腰搭背，风光旖旎。但后来有好几对跳出轨了，跳上床了。休了糟糠妻，当了陈世美。院方一怒，舞会停办了。等我入学时，好光景早已过去，只剩下每周一次的电影节。影片大多是港台武打片，还有些原版的外语片，我未看过几场。只记得看过港片《黄飞鸿》和法语片《人生》，情色春光，没啥意思，倒是每天的大彩电英语节目比较好看。大彩电约有60吋，锁在一个大木盒里。钥匙掌管在师资班几个哥们手里，每晚7点开播，只有一小时，但也够了，多了也没时间看。
其他的文体娱乐活动一概没有，没有文工团，没有球队。没有文艺演出，没有体育比赛。楼道里有乒乓球台，得空可以抽上几板，或几个人到楼前空地上托托排球，如此而已。不过因为要在肖庄，中关村和北大三处上课，所以自行车骑的不少，算是弥补了体育锻炼的不足。80年春，院方曾组织过一次郊游，到房山云水洞去玩，但报名者寥寥，遂作罢。
转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照片早已泛黄褪色，昔日的校花也已枯萎蔫缩，芳华不再。今天的肖庄更是岁月无痕，面目全非，只剩下片片记忆的云霓在随风飘去。顺手采来几缕，缀成此文，作为对那段日子的一个留念吧。
201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