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命运
中国人相信命运，国有国运，家有家运，人有人运，而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又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想当年，毛泽东肆虐，斗字当头，人人自危，生灵涂炭，除了老毛，走了好运的能有几人？ 1976年毛死后，衰微的国运开始慢慢转旺，我个人饱经凶险坎坷的命运也开始时来运转，渐有起色。76年底我被分配到阜阳县农科所，成了一名国家干部，端上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77年6月调动到淮南市农林局，工作顺利，而且幸运地分到了一间40平米的公寓，在当时实属不易。
1978年的一件大喜事是，那年8月底我和小凤结束了5年的爱情长跑，完成了结婚大典。洞房花烛的婚礼很是寒酸，双方父母都没来，没有嫁妆，也没有彩礼。局领导曾好心地建议由他们主持，在局里举办个茶话会庆贺庆贺，也被我们婉言谢绝了。所以我们的婚礼很另类，没有宴会，没有仪式，没有婚纱，甚至没有一张合影。我们只是领了一纸结婚证书，在局里散了点香烟糖果，请了一个星期的婚假，看了几场电影，如此而已。虽然简单，但却标志着我告别了光棍时代，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对此我们从无怨言或遗憾，反而颇为自傲，因为我们从来不看重形式上的风光和浮华，无论贫富，只要从此两人携手，共渡人生的风风雨雨，此生足矣！
1979 年对我来说更是个幸运的年头，那年3月我拿到了三块淮南市科技奖奖牌，虽然科技含量很低，但含金量却很高，一百大元的奖金等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真是天上掉馅饼！5月参加全国研究生统考，6月中进京复试。6月底儿子出生，我当了爹，从小芦晋级为老芦，迈上了人生中的又一个崭新的台阶。7月底收到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金榜题名，可谓是三喜临门！楚霸王说，富贵不回乡，如锦衣夜行。既然娶了媳妇，拿了奖金，考上了研究生，也算小富小贵了一回，小人得志，还不够资格回怀远芦岗告慰列祖列宗，但去阜阳炫耀炫耀还行。于是我花了个把星期，向局里交待了工作，作了总结，就与太太抱着儿子回了趟阜阳，让老爸老妈看看他们虎头虎脑的大头孙子，全家高兴了一回。
8月底回淮开始准备行装，办理手续。我当时属在职研究生，工资关系不动，仍由农林局发工资，每月41元，但油粮户口关系要转到研究生院。啊，忘了，还有体检。体检是在市一院做的，漂亮的护士小姐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秋波盈盈地瞄了我好几眼，抿着嘴笑。我心里也美滋滋，以为要走点桃花运啥的。谁知那小姐风摆杨柳地走到楼道扯开了银铃般的歌喉：“喂喂，快来看呀！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陈景润！陈景润！”几秒钟功夫来了好几个医生护士，玩猴似的，把我上上下下打量：“嗯，像，像，真像陈景润！”他奶奶的，我这光辉形象咋不是张春桥就是陈景润呢？像，像你个头！那时电视还不普及，有谁见过陈景润？就凭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我那时经常骑自行车，虽然小脸黑点瘦点，但是胳臂大腿都是疙瘩肉，咋能像陈景润那病秧子呢？我恼羞成怒，想发火，却发不出来，尤其是在漂亮姑娘面前，白白的吃了个哑巴亏。
再去办油粮关系时我就学了乖，不声不响瘪三似地夹在队伍里，以免卖乖出丑。那时也正是79级大学生入学前夕，好多新生都来转油粮关系。也有新生不来由家长代劳的，前面一个40多岁的大妈正在前面跟办户口的警察说话：
“是你上大学？”
“不是，不是，是俺闺女。嘻嘻，你看俺这年纪，能像大学生？俺闺女才17岁—”
“你闺女自己咋不来？”
“俺闺女可忙啦！今个被同学请去喝庆功酒去啦，对对，就像那个什么琼林宴。”
“什么学校？”
“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是作外事人员培养的，以后都要出国，要当外交官的。”
那警察翻眼看看她，“问你什么学校，你啰嗦那么多干啥！拿去，下一个！”
那娘们原想听几句恭维祝贺的话，却碰了个软钉子，脸上訕訕的，又不愿走开。女儿有出息，她老脸生辉，不发泄发泄心里实在憋得难过，就蹭到队伍旁边没话找话：
“你是哪个大学？”“安师大。”“好好，将来当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好！你呢？”“淮南煤炭学院。”“好好，离家近，天天能回家，省得大人想念，好！你这丫头呢？”“安庆卫校。”“好好，白衣天使，好！”她边问边评论边向我走来。我赶紧手捂住鼻口，眯起眼，装着打盹。“喂，喂，请问你是哪个大学？”我不作声，她用手推推我又问一遍。我装着忽然惊醒，“啊，该我了，对不起！”我不理她，往前挪动。那娘们真有韧劲，非要刨根问底，一直跟着挤到警察桌前：“警察同志，他是什么大学？”
那警察不理她，她又问。警察火了，把我的通知书在她脸前刷刷晃动，几乎扫到她的脸上：“看见没有？看见啦？什么大学？人家不是大学生，是研究生，科学院的研究生，整个淮南市就一个！你女儿考了个安徽大学就把你狂成那样，乐得屁急屁急的像是喝了蛤蟆尿，我告诉你，差得远着呢！”
一顿抢白让那娘们哑了火，我一声不响，拿了材料就跑，远远离开这是非之地。
骑着车子，我心里暗笑。那娘们虽然不太着调，但虚荣之心，人皆有之，可以理解。况且那时高考录取率不过5-6%，怪不得她如此得意。老芦拿到了录取通知后，不也像范进中举一般，飘飘然回阜阳招摇过一回么！不过那警察的话也损了点，也许他家里有孩子高考落榜，正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见那娘们显摆，气不打一处来。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人的思想感情，穷人恨老财，失意的恨得志者，仇富情结，仇官心态，莫不如此，这就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性基础。记得当年我考取高中时，在操场上曾被三个坏小子用拳头修理过一回，冤枉的是我压根就没招惹他们，我所有的罪恶就是我成绩比他们好，进了省重点，而他们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没地方出火，恰好我撞在了枪口上。
离别的日子临近了，真舍不得离开老婆和那个充满温馨的家，最舍不得的当然是儿子。中年得子，喜从天降，我整天有空就抱着他，亲着他，看他憨憨的样子，逗他嘎嘎地笑。即使睡熟了我也会坐在床边，久久地看着他，大大的脑门，稀疏柔软的胎发，小鼻翅轻轻歙动，小嘴角慢慢翘起微笑，真是一幅最动人的图画。看着儿子，享受着当爹的快乐，但心中也涌起当爹的庄严和责任，感到了肩上的担子。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我要努力打拚，争取能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长环境，不要让他再去经历父辈曾经历过的辛酸坎坷，让他健康幸福地成长。
接下来就是解决一些现实问题，首先是我走后小凤还得上班，如何照顾儿子？因为我父母和岳父母都帮不上忙，我们通过朋友找了个保姆，住在家里，包吃住，每月10块工钱，这样就搞定了。另一个问题是小凤的工作，她当时在农科所，离我们的家有十里远，还有个大上坡。乘公交车要倒车，车次又少，不方便，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单趟要骑半小时。以前她早出晚归，中午不回来，现在有个婴儿要喂奶就不行了。来回跑太累，碰上雨雪天更加困难。我们去找了局长请求帮忙，局长很爽快地说，正好局里刚成立了土壤肥料站，下面有个化验室，还在组建阶段。听说小凤在农科所干得很好，那就调到化验室当个头头吧。先采购各种仪器试剂药品，把架子搭起来，然后有大量的化验工作要做，你九月份就来上班吧！
哇，天上又掉下个大馅饼！阜阳土话说，人要是背了运，放屁都砸脚后跟；人要是走了运，吃砂礓都是面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化验室就在局里，离我家步行不过十分钟，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小凤也非常感激，上班后一心扑在化验室，很快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她带领着手下的5-6个化验员，兢兢业业，历时三年，完成了全市的上万个土样各种元素的化验测定，绘制出淮南市土壤肥料分布标准图。通过严格的检查验收，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二等奖，比我当年所获的淮南市科技奖可牛皮多了，至今这份奖状还压在我家里的箱底。
自从77年恢复高考之后，工农兵学员的名声就臭了大街，成为人们冷嘲热讽的对象。我通过考研，总算摘掉了这顶不光彩的帽子。小凤为了孩子不能考，当然了，即使考的话也不一定考得上，因为她的英语比较差，不是仨月半年能补得上来的，只能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来证明自己。1981年市里对所有的工农兵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文化业务课考试，不想考也得考，谁也逃不过这一关。我远在北京帮不上忙，小凤边工作边带孩子边复习功课，累得嘴角生泡，晕晕乎乎上了考场。考试结果，她在全市农口的20多名工农兵学员中竟名列第二，后来被评上了农艺师的中级职称，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
又是一个九月金秋，我登上北去的列车，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时代的宠儿，天之骄子，上天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也分外珍惜，学习极为刻苦，用争分夺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社会上也对他们赞誉有加，期望甚高，连不少高干也希望找个研究生当东床佳婿。研究生院的孙科长说，好多头面人物都托他在研究生院物色快婿，他手里至少有十几个部长级高干千金的照片。连老芦这样的张春桥陈景润似的歪瓜裂枣都不断被人询问是否单身，意欲为咱介绍佳偶，可见当时研究生的行情是何等的走俏。
不过令人气愤的是，只见王老五身价飞涨，单身女郎却乏人问津。有个才女考物理CUSPEA ，高中三甲。此名媛相貌清丽，身段苗条，一副琅秀眼镜衬托出浓浓的书卷气。被人民日报记者在报上大吹一通，说他献身科学至今未考虑个人问题。这记者太粗心，通篇竟未提到她的性别，恰好她的名字听起来像男的，这就惹了大祸。姑娘们的情书照片如雪片一般从全国各地纷纷飞来，整整有几麻袋，根本没时间拆看就扔进了垃圾箱。还有一个名满全国的才女曹南薇也是年近而立，依然小姑独处。说实话，能能配得上她们的单身才子也实在太少了。
我认识的一哥们是单身，来自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家境贫寒，相貌人材一般，虽比老芦强点，但也有限。还未等孙科长动手，就被他所里一个研究员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捞去当女婿了。我们开他玩笑，说他贱卖了，按当时的行市，他完全能蹭个7-8级的高干丈人，坐享荣华富贵。他说，那家人对他太好了，每天三餐热汤热水供着，洗洗涮涮，里外全包了，而且姑娘人也好，漂亮不说，那热情体贴劲就是一盆火，搁谁谁都得融化了。咱不就是个穷小子嘛，还挑哧个啥也？几年前在波士顿见到这哥们一家，说起当年的拉郎配，大家都乐得不行。
十年河东转河西，到了后来全民皆商，大家都一致向钱看，大款富豪成了社会明星的时候，知识开始大贬值，大甩卖。就出现了“脑外科专家不如洗头妹，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荒诞不经。研究生虽然不象是工农兵学员一样臭了大街，但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已经一落千丈，江河日下。
就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头上似乎罩着光环，研究生的日子还是非常贫困清苦的。就说老芦吧，跟小凤一起每月收入82元，保姆10元，我带走30元，小凤只剩下42元养三口人。保姆是农村人，没口粮（有没有听过严顺开粮票的故事？），要买高价黑市粮。儿子每天要一个鸡蛋一瓶牛奶一个水果，在当时都很贵，让小凤常常捉襟见肘，只能一分钱一分钱的算，一个子一个子的抠。每天卖菜都不敢去早市，要等到中午头才去，捡些卖剩下的筐底老菜帮黄叶，便宜呀。那老芦干嘛要每月30元呢，吃饭20元就够了吧？是的，我也曾说只带20或25元，但小凤不让。她说出门在外，有不时之需，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花不完再带回家就是了。
你别说，每月30块还真是紧张。首先当时上课在肖庄、中关村和北大三个地方，乘公交车极不方便，步行更不可能，我只得花50元买个旧自行车代步。此外就是买书，每月至少3-5元，我曾咬牙买了一本英汉化工大词典，7.15元，肉疼呀！另外每年寒暑假要回家两次，车票局里只给报销一次，另一次要自费。除了车票，回家总要给家人买些开司米毛线果脯糕点等礼物，大包小包不都要钱吗？过年时还要回趟阜阳，车票加礼品至少也得二三十块吧！儿子的营养不能省，衣服就捡人家旧的，咱不在乎。玩具就更不要说了，委曲委曲吧。所以在京三年，能省则省，玉米窝头老咸菜，几乎没买过荤菜。回淮南坐火车一天一夜也是啃面包，喝开水，想着老婆在家捡筐底，咱一个大老爷们好意思去买份盖浇饭吗？
虽说经济拮据，但那时年轻，扛得住。而且前途光明，日子有盼头，心里有团火，虽苦也乐，再说了，总比插队时强多了吧，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吧？1982年秋当我来到了美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凤寄去600美元，按当时汇率（1:1.8）可换成1000多元人民币和侨汇卷，从此结束了她捡筐底的贫困岁月，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俺江营的老乡说：井要淘，人要熬，总能熬出头，熬到好日子！这话也对也不对，因为有的人是熬不出头的！就说说一件小事吧，事虽小，却一直萦系心头，如影如形，挥之不去，几十年后依然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那时北京到淮南没有直达车，只有乘北京到合肥的车在蚌埠南面的水家湖站下车，再转慢车到淮南。记得是80年初的寒假，我回淮在水家湖等车。那是个雪后的傍晚，气温很低。我坐在候车室的木长椅上，手边是大包小包的礼品。候车室里没有暖气，冻得手脚发麻。忽然我觉得木椅在笃笃地抖，我一看，原来与我坐椅靠背的椅子上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弓着身子，浑身筛糠般的颤抖，很可怜。他是个大约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个子很高。我九月进京时就看见过他，在车站附近的饭店转来转去，向旅客讨点剩饭，摆摊的叫他傻子。这时我见他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里扎根电线，下面却穿着一条露肉的破单裤，脚上是双破球鞋，裸露着乌黑的脚杆。
我当时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给他买碗面条，让他暖暖肚子，但是我没有做。我也想给他两毛钱，然他去买个烤红薯暖暖手，可我也没有做。不忍见他的哆嗦觳觫，我拿着行李换了个地方，心里却不好受。两年里四次经过水家湖都见到他，但81年的寒假后再也没见到他。我想，车站就是他的家，他能到哪里去呢？是他亲爹娘找到了他，带回家了；还是政府办了收容所，他有了好一点的归宿？我问车站摆摊的，他说，那傻子腊月里冻死了，卷缩在椅子上，天亮才发现，身子硬得像张弓。唉，死了好，少遭罪！想起傻子那天真无邪的眼神，我很痛恨自己当时有机会，但却不曾给过他一丝丝人世间的温暖，心里便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负罪感。
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生于华尔街的锦衣玉食，生于哈莱姆的饥寒交迫。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有人发达，有人落魄；有人高寿，有人早夭。有人幸运，有人不幸，自古如此，中外皆然。就说高考吧，有人金榜题名春风得意，有人名落孙山向隅而泣。这里也许有个人努力和智力的差异，更多的则是命运环境与机遇的不同。一个教授的孩子能和民工的孩子相比吗？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能与智障的傻子平等吗？老天不公，只能让人一声长叹：时也，势也，运也，命也！但愿天下的幸运者都能惜福爱人，协同政府的救济机构和社会的慈善团体，为不幸者撑起一把爱的保护伞，为他们遮风挡雨，让他们也能有个温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