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上管改（下）
遵照老毛头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军，学工和学农的教导，大学期间，我们冬修拉练，到蚌埠军训，到附近的雷达站演出，搞军民联欢，都属于学军。同时我们也搞学农活动，到附近的农村访贫问苦，干农活，体验农民生活，学习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离学校只有四五里的八里庄，所谓八里，是指该村离宿县城八里。上个世纪初，一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姑娘在宿县生活了几年，写出了一部史诗般的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把这块大地上农民的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她描述了一个农民发家致富的故事，可惜我们是听不到这样的故事的，经过老毛三面红旗的折腾，天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宿县的农村比那时更加凋敝破败，一贫如洗，根本找不到一个发家致富的例子。
我们的学农活动纯粹是走个形式，帮助五保户挑水，打扫院子，缝补衣服，表演节目，请老贫农忆苦思甜等等。在这个百把人的小村落找不到像冷月英那样的职业忆苦专家，随便找个老人一聊就会说，最苦的日子是１９６０年，全村饿死几十口。好不容易找个豁了牙的老头不说６０年了，但也不去控诉万恶的地主，而是控诉他儿媳妇虐待他，每天净给他稀汤寡水的菜糊糊喝，三泡尿一撒，人就软掉，背地里她娘几个偷吃馍馍。八里庄又脏又乱，猪到处跑，一个徽州的女生说，江南的农民屋里屋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淮北人就是猪，又脏又懒！有个大嫂问她的名字，她说；“姚家瑾。”大嫂像是没听清；“要挟紧？你叫要挟紧？”“是呀，姚家瑾。”大嫂大笑起来，周围的老乡也大笑，笑得姚家瑾晕头转向，问我；“他们笑什么？什么意思？”
我抓抓头：“淮北话里，要挟紧，就是，就是要发财，要挟金，日进斗金的意思。”
姚家瑾摇摇头：“莫名其妙，神经病！”
学完了农，又该学工了。７５年４月份，我们浩浩荡荡奔赴淮北市的张大庄矿，当时叫跃进三矿，开始了为期一月的学工活动。淮北淮南，并称两淮，现在年产煤炭超过亿吨，是中国六大煤电能源基地之一， 不过当年却没有这个生产能力。淮北那时有六个矿，跃进三矿的年产量不到百万吨。煤矿工人的生活我们在电影纪录片和画报上都见过，足蹬高统皮靴，身穿蓝色工装，脖子上围一条雪白的毛巾，头戴安全帽，帽前一盏电灯大放光明，矿工手持风镐，对着煤层如机枪一般嗒嗒扫射，黑色的乌金就滚滚流出，感觉真棒，真酷！
所以刚到矿上，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女生，都穿上崭新的工作服拍照，一个个英姿飒爽，笑靨如花，由衷地感到了产业工人的骄傲。但是到了下井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更衣室的地上是一大堆破旧的工装，脱光衣服找件合身的套上去，像是盔甲一般的冰凉，这些衣服不知洗不洗，上面全是油汗和煤屑结成的壳，好像也没钮扣，找根带子拦腰一系。毛巾是没有的，皮靴也是没有的，只有一双油腻的黑色劳保鞋。有个胶壳安全帽，电池矿灯浑黄一团，像是鬼火。风镐也是没有的，每人拿把铁锨就上了升降机。升降机像个大电梯，能装２０－３０人，有人操纵，一按电门，我们便徐徐下沉，通过垂直的竖井进入地下。竖井有多深？当时工人师傅说了一下，记不清了，好像是三、五百米吧，只觉得在井中风声嗖嗖地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减速触底。
到了地下，那感觉就是到了十八层地狱，只能想像我们头顶上的阳光、轻风、来往的车辆和熙攘的人群，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刚进入的巷道还算宽敞，里面有窄窄的铁轨，是跑运煤的歪歪车的。歪歪车是种一米多长，上宽下窄的四轮车，一按机关便歪倒，把煤倒进货车厢里，很多歪歪车连成一串，是矿上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我们的工作是采煤，工作面在最里面，工人带我们鱼贯而行，一个跟一个，要互相呼应，决不能掉队，因为里面的巷道如同蜘蛛网一般上下纵横交错，一旦迷路，可能越钻越深，到矿灯电尽，在无边的漆黑和沉寂中，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等死。师傅说有次放高产，让科室人员也来支援井下，有个秘书就死在一个巷子里，找了三天才找到尸首，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一点也不敢大意。
越往里走，巷子越窄越矮，两边和顶上都用一根根一米多长的金属摩擦支柱顶着，有的歪歪斜斜的，不大牢靠，有的地方要弯着腰才能挤过去。有一天，我们正走着，顶棚上一根摩擦支柱掉下来，正砸在郑长金的头盔上，那是个三十多斤重的铁家伙，差点把他砸个脑振荡。我们来到掌子面，用铁锹挖煤层，把挖下的煤块铲到一条皮带传送带上。传送带不停转动，在边缘处把煤卸在下面的歪歪车里，通过铁轨运往地面。干一天的活浑身都是煤灰，在掌子面看不清楚，回到地面，互相一看，除了牙齿和眼白，全身都是乌黑。脱了工装，甩掉鞋子，跳进大浴池，池水也是黑的，水泥的池底积了一层煤渣。水虽黑，但我们能出污泥而不染，再用脸盆舀清水冲冲，又是好汉一条，不过挖挖鼻孔，还有黑灰。难怪徐钊说有个矿工的老婆来探亲，回家三天后撒尿还是黑的。
徐钊是我大姐夫的弟弟，也是插队知青，后来就招工在跃进三矿当掘进工，常来找我玩。他告诉我去年升降机下降时发生了“蹲罐”，大罐高速撞地，一罐２０多人全部摔死，原因是升降机操作员打盹了。工人们气得要打死他，但矿领导把他保护起来，因为他是个烈士的儿子，后来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另外，瓦斯爆炸，冒顶，漏水也常发生，一有矿难就拉警报，家属们就发疯般地往井口跑，看见老公的就抱着哭，看不见老公的就捶兄顿足，嚎啕大哭，下井真不是人干的工作。就是死不了的，长年吸煤屑，也得了矽肺病，等于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徐钊说他们大队书记的儿子跟他一起招工来到三矿干掘进，刚来没几天就碰上冒顶，哗啦啦沙石煤炭从顶棚上塌下来，人被埋了半截，他拚命挣了出来，光着脚，上了井，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就奔回家去了。
为啥还有人当矿工呢？钱多，每月六七十块，下井还有补助，与当时学徒工每月十六块，大学毕业生三十六块相比，算是很高的工资了。矿上的食堂有酒有菜，２４小时开放，工人们也舍得吃，不吃白不吃，谁知道哪天见阎王？后来听徐钊说，他花了大价钱打通了关系，终于由井下调到井上，日子才好过些。在淮北煤矿待了一个月，万幸没遇到什么事故。这次学工对我极有教育，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矿工，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想想那些生活在地下的暗无天日的一群，我便心中生出感激。听说现在国营大矿的矿工们的工作环境大有改善，我由衷地欢喜；听到山西小煤窑的悲剧，也陪着流泪，尽管我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只是虚伪的鳄鱼的眼泪。
学工回校后没上几天课，又开始了开门办学，即走出校门去，以社会为课堂，以贫下中农为老师，在生产实践中曾长知识才干。系里的大部队都去了芜湖县，又分成三个分队到三个不同的公社。我则和大老钱，倪家武，胡金海一行四人去了安庆对江的大渡口棉区，因为大老钱原来就是这里的大队书记，老婆孩子都在这里。我们吃住都在大老钱所在的大队部，并以此为基地兼顾周围几个公社。主要是办农技员培训班，调查并预报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时间，指导化学和生物防治，并搞点科研项目，好像是棉红铃虫性引诱剂的功能。这里是棉田数万亩的圩区，到处是碧绿的棉田，一望无际，犹如绿色的海洋。
在大渡口的三个月里，我熟悉了江南水乡的河渠港汊，走惯了晃晃悠悠的独木桥，还学会了用一支竹篙撑着两米长的木盆船出没江湖。我们常到长江里去游泳，也常乘轮渡到江北的安庆市。搞普查时还去过池州，枞阳，东至，青阳和佛教胜地九华山。感觉开门办学是比待在紫芦湖强多了，有没有增长知识才干只有天知道，至少玩的痛快。１９７６年我们又开门办学了三个多月，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去了来安县，在滁县附近，距南京仅百里之遥。那时南京大学反江青，反四人帮正闹得邪乎，系领导很紧张，张书记多次来到我们点，让我们不要乱说乱动，要站稳立场。不久就开始了大镇压，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五运动”。
从７５年起，老毛又祭起“批儒评法”，批《水浒》评宋江的法宝，意图一举打倒周恩来，校园里到处是火药味。到周病逝后，又是批林批邓，热闹的很。我班的王声柱，舒城人，小个子，跟形势跟得很紧，一心想入党。他把报章杂志上批儒评法的文章资料一篇篇手抄下来，编成一本十多万字的集子。系里张书记非常欣赏，多次让他作讲用报告。他也很是春风得意，大出风头。那时毕业分配在即，报上在宣传一位叫钟志民的军校工农兵学员，这位高干的儿子志愿下乡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以实际行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王声柱脑子一热就划破中指，写下血书，要求回家乡当农民，把血书呈交领导。当时系里发生很多闹心的事，在院里影响很坏，一看涌现出这个大学生当农民的新生事物，大喜过望，立刻批准，并火速发展王入党，敲锣打鼓到院党委报喜，祝贺的大标语到处张贴，王声柱于是成为全校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王声柱世代贫农，但滑稽多智，会唱一口土得掉渣的舒城山歌，常常上台表演，唱到高亢处，脸憋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胀，让你不忍卒看。他跟我合伙说过相声，关系还可以。但骨子里王声柱是个投机份子，意图捞取政治资本，争取比当个普通技术员更大的利益。王声柱的事迹被上报省委，省里下文到舒城县委，县委任命王为他家乡所在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于是他就披红挂彩，衣锦还乡，走马上任了。但好景不长，大队的正书记是实力派，与王家一向不睦，王有职无权，很受排挤。王跑到县委告状，要求撤换大队书记，由他来当，县委讲了些要安定团结的官话，王无功而返，与书记结怨更深。
７６年９月９日下午，老毛归天的讣告刚广播，王声柱的弟弟跑到田里对干活的老乡们大喊：“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死啦！”于是祸从口出，大队书记当场把他捆起来押送县里，王声柱一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家属，大队副书记的乌纱帽不久也被拿掉，成为光杆社员，但因他是书记的眼中钉肉中刺，处处遭到刁难，连一般社员也不如。他到处上告，但四人帮倒台了，形势变了，他当农民的新生事物已光彩不再，根本没人理他了，他真的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后来他在乡下弄到三餐不继，实在混不下去了，就跑回安农，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痛说革命家史，安农对他的遭遇颇为同情，就以招工的名义让他到校办农场当了工人。虽然还是干农活，但不拿工分拿工资，至少能吃上饭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王声柱毕竟是王声柱，身居农场，不忘庙堂。不甘心被命运摆布，拿出当年撰写批儒评法论文集的干劲，不断写材料上诉。皇天不负苦心人，若干年后，终于感动了某安农领导，下了个批示，恢复了王声柱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补发毕业证书，调入某地区农校任教，现在已混到教导主任的位置了。其实除去政治投机，王还是个挺有情趣的人，偶尔会“发发神经”，有一个周末，在宿舍里突然心血来潮，翻穿了郑长金的毛领军大衣，歪戴皮帽，抓根鸡毛掸子，用舒城山歌唱起了打虎上山，苏旺银也用花毛巾裹了头，穿件女生演出的红兜肚，一扭一摆地加入舞蹈，我和陈杰拉起二胡吹起小号，以壮气势，其余的人也都操起家伙，加入狂欢。摸不到家伙的敲脸盆，拍桌子，跺地板，整出很大动静，门口窗外挤满了观众，我们整整疯了个把小时，人人汗流夹背，累得瘫在床上。
第二天，不知哪位回报了上去，张书记来到宿舍把我们狠狠熊了一顿：“这是庸俗！这是丑化革命样板戏！这是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这是斐多菲俱乐部！每人写一份检查！”多年后迪斯科在中国火起来了，我才想起我们当年的“发神经”其实就是迪斯科，年轻人精力过剩的毛病！
临毕业前，同学之间，其实是党员领导之间的内斗达到白热化。毕业分配是人生的关键时刻，也是打击报复的最要害的关口。毕业分配大权掌握在系总支和学生党支部的几个头头手中。那时一个个党员干部中箭落马。倪家武，许星被除分（将另文叙述）。班长、院学生会主席郑长金因竖敌不少，与系总支关系紧张，张书记以学生干部要带头为名，抓住郑与郭宏杰有私信来往（郭当时已被打倒），乘分配之机要把他发配西藏。但总支内部有人偷偷向郑通信，郑在宣誓动员进藏大会上不报名，遂成为批判对象。郑辩解说，他大哥是现役团长，二哥也是军人，他本人当过八年雷达兵，家中还有老母，为什么要他去西藏，不是自愿吗？我就不自愿，有什么错，国民党还搞三丁抽一呐！至于与郭宏杰的来往是工作关系，院学生会主席向院党委书记汇报工作，何罪之有！
批斗了好几场，郑就不报名，系里一商量，决定把郑的女朋友吴珍分配到西藏。这一招够狠，但吴珍不去，说她报名是随大流，他父亲是上海的高干，身体不好，她不能远行。最后还是未去，但受到记大过处分，作肄业处理，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后来郑吴被分到两地，但他俩长袖善舞，不久调动到一起，结了婚，生了孩子。郑先当公社书记，后当县城建局局长，再后来当副县长，吴珍也从县妇联会主任升到副县长，成为县长专业户。两个孩子，女儿名牌大学毕业留学日本，在日本成了家，儿子在上海开公司，娶个香港太太，他俩年届退休，日本香港到处跑，算是事业有成家道殷实，我几年前回国曾与他们欢聚。
毕业分配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当初入学的７０人中，两人被开除，三人肄业，四人留校，三人去安大和安师大当教师，四人去了西藏，其余的各回各县。毕业分配中的奥妙太深，机密太多，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能知其万一的。当时我被分回阜阳农科所，我的女友被分到淮南农科所。１９９８年回安农时，有个老领导说系里曾有把我和我的友分到西藏的想法，后来好像是女友的母亲插了手（她只想留下她女儿），才没有成为事实。如果真的去了西藏，或仅我一人去了西藏，我的人生之路又是如何，只有天晓得了。那四位进藏的同学在西藏待了十几年之后，都调回来了，好像混得还可以，两个是处级干部。不过我不是党员，想当官是没门的。
工农兵学员质量怎么样？客观地说，只能相当中专水平。在校期间并未学好专业课，可以说混了三年。虽没有考试，但有此一个讲师提问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检疫性病害？叫了一大半同学站起来，个个呆若木鸡，其中包括老芦。俺那时天天瞎混，从不看书的。饶是如此，据老师们说，我们７３级还是六届学员中最好的一届，因为开始还是按考试分数录取的，只是张铁生的白卷出来之后才大开后门，一部份分数高的幸存下来。我们那届里，有三个美英博士，两个国内教授，都是老三届知青。凡大学时是党员的毕业后几乎一律改行当官了，多为县里的农林局局长，科委主任，四五个是县长或副县长，四五个处级干部，工作能力还不错。凡非党员，基本上是做技术员，业务能力还过得去。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底，北风萧瑟，寒气逼人。我们７３级学员在完成了三年零两个半月的上管改任务之后，告别了紫芦湖，开始了又一程新的人生旅途。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