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夏，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江营的每一个知青点：要招工了！在农村已经苦熬了近两年的知青们像打了兴奋剂，个个眼睛发亮，热血沸腾，似乎马上就要穿上工作服，成为工人阶级了。但接着又有坏消息传来，招工有名额限制，全大队只有４个，只有根红苗壮，表现突出的才够格。我们１３人中一枝花已婚，我，吴氏兄弟和何霞是地主出身，靠边站，只有看的资格。就剩下８位来逐角这４个名额。于是这八大金刚连同其家人就各显神通，开始斗法，施展出全身解数来巴结执掌推荐大权的大队干部，请客送礼，大吃二喝。不久名单敲定，我们点张献荣幸上榜，卷铺盖回城了。
剩下没招工的也没了心思干活，到处活动，找后门，拉关系，铺路子，做好一切准备，等下一次机会。果然秋天又下了第二批名额，３个，再一番撕杀之后，又走了三个，这次陈志侥幸中榜，江营还剩吴氏兄弟，何霞，郑晓华，一枝花和我。何霞是个柔弱的女孩，看到别人都走了，想到自己前途无望，寻死觅活，躺在床上哭了两天两夜，同屋的于萍是第二批的名额，心里不忍，跑到大队说愿把她的指标让给何霞，大队干部也怕出事，担责任，就同意了。何霞涕泪交流，感激万分，于萍的风格也为大家敬佩。好人有好报，７１年夏高萍被推荐到安徽大学外语系，当然也有她任市物资局长的父亲的能量，后来又读了硕士，与夫君一起被派驻莫斯科，成就一番事业，此乃后话。
还有个郑晓华，与一枝花在一个点，父亲曾是个颇有名的银行家，是市里重点统战对象，刚刚好在７０年病逝，她妈妈找了市领导，专门拨给她一个指标，当上了工人，７７年考取大学，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并定居，至今还与我常有联系，叙叙当年的磋砣岁月。这一来江营只剩我和吴氏兄弟三个地主了。虽然都是地主，但地主与地主却大有不同。我是个破落土地主，除了干活就猫在屋里锯留二胡，见了大队干部也想巴结，但不会巴结，水平太次，属拍马屁的最差境界，往往只是干笑两声，话还没说囫囵，书记赵坏逼就扭头扬长而去。可看人家二吴却是长袖善舞，与坏逼等干部香烟甩来甩去，谈笑风生，关系铁极了，真叫我看得眼红。他们还通过父母的关系，认识一些上层“很有用”的人物，所以当他俩走后门离开江营时，我一点都不惊诧。后来二吴都考取了大学，也成为社会的精英栋梁。
１９７０年冬，当苍茫大雪再次把江营拥进它冰冷的怀抱中时，知青屋里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了昔日的欢笑和热气，漫漫长夜，伴着我的只有呼啸的北风，无尽的黑暗和二胡那喑哑的呻吟。天寒地冻，尚可忍受，更令人心头颤抖的消息是，招工已全面冻结，在几年之内不再招工！我没了盼头，没了希望，没了前途！《圣经》中“马太福音”里有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洋人们称之为“马太效应”，要是翻译成中国话，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或曰“祸不单行”。正当我苦闷绝望的时候，我家中又出事了，并牵连到我，成了反革命！
父亲在颍州中学教书，老老实实混口饭吃。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个后母，带来一个小妹妹。当时才１０岁，上小学三年级。谁知我家附近的女厕所里发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好，毛主席坏！”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在当时可是个重大案件，学校党委挂帅，组成专案组，党委委员，治安主任徐凤山任组长，限期破案。徐凤山原是个大伙房的工人，因对阶级敌人敢于“刺刀见红”而窜升。这次立功的机会又到了，于是大张旗鼓，摸底排队，最后锁定我小妹是作案人，立即隔离关押，十多天大人不能见面，以防串供，只能送衣物，并以在全市各校批斗恐吓威逼，小妹只得招供。徐凤山大喜，挖出个小阶级敌人！正想上报结案请功，又感到阶级敌人太小，份量不够，又是一番威胁诱导，于是我就成了幕后黑手，反革命教唆犯！这个收获可不小，终于网住条大鱼！
徐凤山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道理，依据就是马太效应，出身不好肯定思想反动，未被招工肯定表现不好，对现实不满，当反革命教唆犯是最自然不过的。于是亲自带人来到江营，沙洲整我的材料，准备把我绳之以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震惊，也不准备辩解，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年代，一切争辩都毫无意义，如同羊羔与狼去讲理，坐牢，杀头，悉听尊便。从当初校团委取消我高考资格那天起，我就感觉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根绞索正在我的脖子上慢慢收紧，直到令我窒息，早一天，晚一天，不过是时间问题，来吧，要命就拿去，我反正也活得不耐烦了，早死早解脱！可等了月把，毫无动静，回家一问，原来我小妹又不是罪犯了，因为南京的笔迹技术鉴定结论来了，笔迹明显不符！“误会了”！
虽然没有坐牢，反革命教唆犯不过是“误会”，但徐凤山并未向公社，大队澄清，在别人眼中我依然是反革命。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我成天昏昏耗耗，沉默寡言，游游荡荡，像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我觉得我就是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那个百无一能，消沉颓废的“多余的人”，惟一的不同是奥勃洛摩夫能躺着寄生，我则必须下地干活来填肚子。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简直是一种讽刺！在那些日子里，我从不回城，那年的春节我都是在乡下过的，怕回城见到熟人，怕别人关心地问我：你怎么还未上来？快找找门路吧！尤其怕看到别人同情的眼睛。张献，陈志有时周末来看我，我还要强颜欢笑，摆出一副豁达潇洒玩世不恭的样子。
有一天他们又来了，还带来了老白干酒和卤菜，边吃边喝，边说些不咸不淡的闲话，我心中的郁闷一阵阵涌上来，看着瓶里还剩下的半斤多酒说：俺乡下人，喝一回酒不容易，这半斤多酒俺全包了！我把酒全倒在一只大碗里，我端着碗站起来说，谢谢你二位还记得我，我先干为敬！一仰头，把那半斤多老白干像喝凉水一样，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刚开始还辣得舌头嗓眼发疼发烫，接着就麻木了，什么感觉也没了，我想人死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可见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后来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好像在云端里，模糊记得他俩把我弄到床上，陈志还哭了。我感到胃往上翻，张献马上弄来炉灰，我嗓子一硬，酒饭喷涌而出，吐了一地，张献让我漱了口，清理了秽物，我也清醒了一点说，你们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然后就沉沉睡去，他俩何时走的都不知道。
不久，何连昆何连仲弟兄俩来看我，在我那睡了一夜，没有喝酒，也没有点灯，说了一夜的反革命黑话。昆仲说你必须振作起来，拚一把，你这样混，死不了也得神经，（当时已有一些知青疯了），成为废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无声无息，像条狗一样死去，不值！咱们至少还年轻，肯定活得过老毛，能看得到老毛以后的岁月。虽说成份不好，日子难过，但咱得适应这个社会，在夹缝里求生存，就像那长在石缝中的黄山松，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都能苍翠，这才是本事。你得学会与领导拉关系，咱们的命运就捏在他们手里，想整死你就像捻死个蚂蚁。咋拉关系？没啥诀窍，糖衣炮弹！俺俩能上来，并不是光靠了捏泥巴，而是靠了银行的那个存折。我们知道这很卑鄙，可这年头谁高尚？老毛？当你与这些领导混熟了就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善良，很有人性，是好人。
没有父亲的昆仲兄弟从童年就饱受坎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比我早熟，世事洞明，精明练达，且才气过人。他们送给我两件泥塑，一马一牛，说做人要存志高远，像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也要脚踏实地，辛苦耕耘，像拓荒老牛，挽起重轭，拉紧绳套，拚命向前，百折不回，你这点挫折就倒下了，你他妈的真不像个男人！成不成功，那是时也，命也，运也，由不得你，但做人只要有了这两条，就上不愧皇天后土，下不愧祖宗亲人，就不枉在这世上活了一回！昆仲的这番议论对当时的我简直如醍醐灌顶，震聋发聩，把我从迂腐和迷茫中解脱出来，也打定了主意，是的，我还很年轻，来日方长，绝不消沉颓废，我得打起精神重新再活一回，活出人生的精彩！
我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主意既定，就马上付诸行动。首先跑到沙洲找了同学刘慕月。当时农村的知青中只剩下两种人：尖子和渣子，我数于被淘汰的渣子，而刘却是尖子。刘慕月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文革前曾连续三年蝉联安徽省女子少年乒乓球冠军，插队后成为全省学毛著积极份子，外貌清秀却泼辣能干，年初二就率领铁姑娘队卷起裤腿跳进冰水中甩塘泥，后来被省委书记宋佩璋赏识，提拔为公社副书记。７０年大学刚开始少量招生，宋佩璋就对她说清华北大你随便挑，她不为所动，立志农村。后来被提拔为阜阳县委第一书记，但毛死后却受到清算，失意政坛，转而经商，混得还不错。当时她告诉我，你换个地方吧，上次反标事件，公社大队都知道，还有６８年插队时，校革委向公社五。七办口头说过你思想反动，但没有档案，档案在６７年武斗时被烧掉了，换个地方以后上调阻力小些。
虽然由于招工冻结，刘慕月也帮不上忙，但她的建议却是金玉良言，尤其是我知道没了裆案，心里轻松不少。我那阶级立场不稳和想加入基督教的罪行就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可以赖帐了。下一步，转队，可转到哪里呢？我老爸是个毫无社交能力的老实人，俩眼一抹黑，不认识一个“用的着”的人。每当我跟他说找找后门，他就是一句话：咱就在农村下劲干活，好好表现，我就不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胜利，党的阶级政策不能体现？歪门邪道咱坚决不走！你听听，整个一活化石，一点都没指望，只得自己想法子。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杨文锦，新河公社杨寨大队副 书记。他爹是个泥瓦匠包工头，曾在颍河中学修缮房子，常到我家烧火做饭，杨文锦也到过我家，我叫他杨叔，６８年听说我要插队，就邀请我去杨寨，被我拒绝了，老实说，那会儿我亚根儿就不认为大队书记是个官，有啥权，更想不到能够影响到我的前途。可现在懂了，对，就是他！虽然晚了两三年。
跟老爸要了二十块钱，买上礼物，我跑到杨寨，找到杨文锦，献上糖衣炮弹，说了来意，他说：“你要是早听我的来杨寨，第一批就招工走了，还等到今天？嗯，对了，这样吧，我知道你学问好，看能不能让你当杨寨学校的民办教师，比下地干活强点。走，你跟我来！”
我跟他到了杨寨学校办公室，校长汪兴华和老师们就客气地招呼。杨叔对校长说：
“你这小学戴帽办到了初三，缺老师，小芦是市高一中的，转队到这，你看能不能考考他，要是还行，让他当个民办教师？”
汪校长笑道：“还考啥？谁不知高一中厉害？你杨书记看中的人能有错？”
杨叔说：“那不行，你们考考，不行就退掉，甭说我开后门，我过会儿来听信。”
说完，杨叔就走了，汪校长看着我说：“小芦，咱就考考？”
“行！考吧，你手下留情，别烤糊了。”
过了一回儿，６个公办，６个民办教师就齐刷刷地坐在办公室里，个个目光贼亮，在我脸上探照灯般地来回扫射，门口窗外都挤满了叽叽喳喳看热闹的学生，那阵势真有点像座山雕的威虎厅，咱也不能装孬，这会儿脸红脸黄都没用，只能硬着头皮顶住。教导主任王子良拿出数学书，指着一题一元二次方程说：来来，你解解这题。把笔和草稿纸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马上说出方程的两个根，把他吓一跳：“你不用套韦达定理开平方？”我说：“这题不用，因式分解就行。”他又翻出一题，是算一囤粮食的重量，不过是算出圆柱加圆锥的体积乘上粮食的比重，很简单，两分钟答案就出来了。王子良啧啧叹道：“没问题，带初三数学没问题！我看理化就不用考了，准行！建国建国，你来你来，考考他英语！”
蒋建国是个短小精悍满脸笑纹的中年人，并非英语科班出身，只是在阜阳师大培训过半年。他拿出一份英文的《北京周报》（Ｐｅｋ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翻到一页说：“你把这段读一读，再说说中文意思。我一边读一边说中文，刚读两段，校长说：“建国，打住，打住，不要再考了，就看小芦那副眼镜，学问就浅不了－－－－－－”
“别慌，校长，还有最后一题。”蒋建国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单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什么意思？”我一看是“ｐｅｎｉｓ”，笑了，伸手摸摸蒋的脑袋，说：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ｉｓ？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ｅｎｉｓ！”
蒋建国大笑，老师和门外的学生们也放声大笑，原来蒋建国生性戏谑，在师大进修半年，正经东西没学多少，偏偏记住了这个词，回到杨寨见了老乡就摸摸人家的头，口中念道：“皮尼斯”，老乡们哪懂这个，被摸得一头雾水，后来搞明白了，大人小孩人人都会“皮尼斯”，就像人人都会喊“毛主席万岁”。
记得那是大麦黄芒的五月，杨叔告诉我，你的考试镇住了杨寨，人人服气，什么时候来上课？我说七，八月学校要放假，我江营那边还没说，干脆等九月１号秋季开学再来吧，就这么定了。我回到沙洲，匆匆办了手续，就卷铺盖离开了江营，回到家中。算算还有近１００天，不好意思在家无所事事，白吃白喝，就跑到搬运公司，找了个熟人，借了辆板车，开始拉货跑运输。一来想赚点钱，我现在明白了没钱啥事都办不成；二来想通过这最艰苦的苦力活来磨练一下我的筋骨和意志，来应付未来人生中的挑战。虽说插队两三年，但江营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点，除夏收秋收忙些，平时没什么重活干，锄草积肥磨洋工而已。
当时机动车少，远不能满足运输需求，人力搬运就有了很大市场。搬运工也许是我所知道的最苦最累的职业，我挖过河，那是农村最累的活，也就是挑功，大轰隆，要偷点懒挺容易。我也下过矿井，在掌子面采过煤，那工作虽然脏，浑身乌黑，且有害健康，但劳动强度不算太大，轻重可以自己掌握。而搬运工却不同，一辆板车通常要载重２０００多斤，毒太阳底下，漫漫长路要一步步走下来，一步不用劲，车子便不动，碰到上坡路要弓腰曲背，两腿绷直，拉紧绳套，汗珠子噼噼啪啪地往地上砸。常拉的是盐包，粮包，布匹，砖瓦，石料，有时还拉打实的棉花包，虽然份量轻点却码得高高的像座小山，根本就看不见人，风大的时候飘飘摇摇，很难掌住把。那时的路况远不如现在，大多为沙礓路或土路，尘土飞扬，与汽车卡车拖拉机抢道，尤其土路上常有深深的车辙沟，又慢又吃力，下雨天是不通的。
运输的路程也多有不同，短途的２０－３０里，长途的３００－４００里，我跑过蚌埠，３６０里，商丘，４２０里，一个多星期只能打个来回。挣钱的多少跟里程，路况，货重都有关系，一般说每天能挣３－４元，跑一趟商丘能挣４０多。运气好的话还能拉回头货，钱能多挣一倍，但这样的机会不多，大多是放空车回来。那时一个工人月薪不过３０多元，搬运工挣钱算多的，出满勤，每月挣１００－２００块不是问题。可太苦太累，没人愿干。并且花费也大，光茶水钱每天就得块把。汗出的多，体力消耗大，喝凉水，腿发酸，拉不动车，必须喝热茶，每到一个茶摊都要喝足，再加满一水壶。还有吃饭，每顿都得六七个馒头，半斤猪头肉，花掉块把。这个钱省不得，否则腿软拉不动车。另外还有睡觉，平时都是把板车停在路边，支上点棍，车下铺块塑料布草席，枕头一放，被单一伸，黑甜一梦，早上起来就走。但阴雨天地上不能睡就得住店，虽然都是大通铺，一二十人挤在一起，每人也得好几毛钱。所以虽然挣的多，也攒不下几个，我整整干了三个多月，行程上万里，只存下不到１００块。不过也很满意了，在江营干一整年，分红才几块钱。
我们每天出工都是结伴而行，多则十几挂，少则三四挂，为何结伴？一是互相有个照应，装车卸车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活，碰上陡坡，拉不上去，更得要人帮忙。二是回头放空车时，一人拉几辆车，其他人能在车上用草帽盖着脸轮流睡觉。三是为了壮胆！长途漫漫，路上总有点事，不是与农民发生争端，就是与汽车拖拉机司机吵架。搬运工人野性，身上都有把子力气，满口脏话，凭添几分匪气。三句话不合就抽出点棍，破口大骂，对手马上气短，乖乖让路。常常看到一长串板车蜗牛般地蠕动爬行，后面卡车拚命按喇叭，司机急得嗓子冒烟也不敢说粗话，这帮搬爷是得罪不起的。
搬运工名声不好，文革时成立个“红色搬运兵团”，简称“红搬”，在军分区的唆使和豢养下，有奶就是娘，多次挑起武斗，“八。。二三事件”一次就打死东方红派四人，打伤无数，欠下累累血债，当时我头上也挂了彩，缝了五针。所以“红搬”被称作“黑老搬”，不曾想今天我也成了“黑老搬”。黑老搬社会地位极低下，如果说女人最低下的行业是娼妓，出卖的是肉体，那男人就是搬运工， 出卖的是体力。但人们却很少知道他们的辛酸和血泪。
我交了一个朋友叫周义成，黑瘦细高，常年烈日晒，搬爷都是黑不溜秋的，长的还行，有点暴牙，初中毕业，可二十八九了，还未成家，没有女孩愿嫁搬爷，常年在路上奔波，一天不干就没饭吃，到５０岁拉不动车了，那日子也就到头了。我俩常聊天，知道他父亲也是拉车的，几年前拉货从颍河坝上溜下来，车重坡陡，因年高力衰，没掌住车把，撞在迎面而来的载重卡车上，当场死去。说到以后，周义成神情木然地说，我们这种人干一天活一天，哪有以后！我听了也很悲哀，搬爷们干活没有一个是为了磨练筋骨和意志，都是为了养家活口！更使我心头发酸的是我们这伙人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的娘们和我们一样在路上苦挣，她身旁拉绊绳的竟是和她一样瘦弱的十岁的女儿！听说她丈夫胃大出血，做了手术，干不了这活了。
我们拉砖去过几次新生窑厂，俗称劳改窑厂，里面工人都是判了刑的劳改犯。在炽热的大太阳底下光着脊梁和泥摔砖坯，从滚热的窑门里向外出砖，重刑犯脚上还戴着沉重的脚镣，一走动，哐啷作响。看着他们蓬乱的头发和阴沉的脸色，我就想如果那反标事件不是误会的话，我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人生就是这么惨淡无常，当你哭泣没有鞋子的时候，想想那些没有脚的人们吧！
三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奔走在路途中，一头蓬乱的头发散发着汗馊味，一顶破草帽遮住红黑的瘦脸，一付满是汗渍的眼镜框上缠着块发黑的胶布，一块湿毛巾盖着油黑峋嶙的脊梁，一条洗得发白的田径裤衩下面是两条细瘦却结实的毛腿，一双黄白的解放鞋头露出了满是油泥的大拇趾甲，一根套绳紧紧地绷在肩上，勒进肉里，那形象就是一匹精瘦如柴的野狼，一头挽轭负重的犍牛。偶尔在路上碰见个同学朋友，都能把他们吓一大跳，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女同学会夸张地尖叫：“这是芦紫吗？天那！你怎么成了这样－－－－－－”我抹把汗说：“哪里有芦紫？咱是黑老搬！哈哈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
有一天，我们拉石料去临泉，半路上雷鸣电闪暴雨如注，伙伴们都停下打尖，我却突然一股楞劲发作，不听劝阻，冒雨而行。闪电像一条条扭曲的金蛇撕开黝黑的云层，惊雷在头顶隆隆地滚动炸响，风吼叫着，旋转着，拼命撕扯着大柳树的满头乱发，裹挟着土腥味的暴雨像是一根根水鞭，疯狂地抽击着我赤裸的身体，我一把甩掉因透湿而沉重的破草帽，任凭雨水肆意地在我头上脸上纵情肆虐，胸腔里涌动着如山的悲壮与豪情，在茫茫的雨帘中坚定不移地迈开两腿，啪啪地践踏着水花沸腾的路面，一步又一步，一程又一程，开始了在人生旅途上的艰难跋涉。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