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系列——良师益友
·楼 兰·
在美国作为上班族与许多不同族裔的人士同过事，其中与我共事时间最长，也是对我最有影响的一位美国同事，是罗博特。
那是我走出美国学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全职正式工作，在一家中英双语报当中文编辑，而罗博特当时则是英文编辑。作为小报仅有的两位编辑，我和罗博特在共事的六年多里，虽说不上朝夕相处，也算缺一不可的工作伙伴。
虽然我有在中国从编辑到公关广告的媒体工作经验，又在美国学习了新闻专业，但在美国搞报纸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美国的社区小报又与学校里讲授的大型媒体不 同。我刚担任编辑时难免有许多不习惯，最主要的就是所有中文版面全靠一个人负责：既是记者，又是编辑，也当摄影，还要负责美工和排版。集四、五个人的工作 为一身。
我倒不怕工作忙压力重，而且独当一面的好处是自己说了算，充分体现新闻自由。但这种孤军奋战形式的明显弊端是，缺乏多层校对把关的质量监控体系。按说美国 的工作单位还是很讲究团队协作（ＴＥＡＭＷＯＲＫ）的，但在那系统先天不足的小报工作的数年中，我却几乎体会不到团队的支援，唯一能和我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的，是英文编辑罗博特。
他对初入此报的我提供的建议和介绍的经验，就使我对他有几分佩服。亏他指点，也靠了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截期严格周期性很强的工作节奏，接手工作没两期已经可以运作自如了。
对于罗博特，我起初有些奇怪：一个美国人，找什么工作不行，为什么甘愿为这份涵盖以唐人街为主的地方亚裔社区双语小报干活？而且，为什么他竟然对唐人街的内幕、中华风俗传统、亚裔人文历史等许多美国人根本不关心的问题如此熟悉？
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对罗博特有了了解。他也是新闻硕士出身，若干年前就曾经为这份华人社区报工作过。但后来他离职去了中国大陆，在那里当了一阵子 英文教师，还娶回了一位中国妻子。回到美国后，逢上九十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太好找。此时这小报的英文编辑又空缺，邀请他回来重执旧业。他这次回来 重新任职，比我上任此报还早半年多。
罗博特比我略长几岁，论年龄、资历、对主流社会的了解和在此报工作的历史，他都比我资深，因此我一直把他当作榜样和老师，时时处处向他请教，也尊重他的每一条意见。
罗博特平时并不是很善言语的人，更不像许多美国记者那么伶牙俐齿。但他具有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优良素质，除了文章写得又快又好，他还具有新闻敏感性，很善于 抓题材和追根寻源。经常就凭一份新闻发布传单、一条短讯、甚至别人的一个口信，他就能感觉出其中的故事来。然后打电话给公关公司、其他媒体、或有关部门的 什么熟人生人，七转八绕的总能把他想采访的人找出来，或得到想参与的活动事件的邀请。耳闻目染，我也逐渐从罗博特那里学来一套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和抓新闻的 本领。 不过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也会碰钉子，别以为人人都喜欢被媒体采访。有时我听到罗博特在电话中与摆架子或挡驾者磨嘴皮打舌战，都劝他改题算了，难道还得 我们央求他们接受采访不行？但他不答应。他有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儿。我想他这样作不光是为了想得到被采访的故事，也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成功欲。他这脾气与许 多好斗好胜的美国人一样，绝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制定的目标。
罗博特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正派记者，向来遵循客观公正报道的原则，不会奉承拍马或恶意攻击。对于曾给过我们闭门羹者，或者原来有些成见者，在进行采访报道 时也会以事实为据公平说话，而不妄加主观评论。而他的报道风格又很敏锐犀利，常有些揭露实质能引发风波的奇文，因此也会得罪一些人。
我有时对因报道而引起的对记者和媒体的攻击很不服气，因为记者们完全是出于公务，对新闻所涉及的个人和团体并无个人成见，而且出发点是希望个人、团体、社 区和整个社会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而有些当事人不去检查自己，却喜欢怪罪媒体。我更替罗博特抱不平，他身为美国人，为了工作无端受到原本不搭介的华人社 区一些人的怨恨更没必要。
但他却对此付诸一笑，他认为新闻媒体不能像一锅“温吞水”，必需要能引起些社会激荡才有存在价值。他也一直鼓励我要多写有实质性教育性的“硬故事”，而别光写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软故事”。这些指点，不仅对我当时的工作，甚至对我日后的做人，都很有启示。
罗博特还有个优秀记者应具备的专长，就是采访时特别善于提问。他提的问题都很关键，切中要害，既讲究言词，又很尖锐直率，而且有条不紊，绝不会东一榔头西 一棒子。无论被采访对象是美国人还是亚裔，或者是刚来美国或临时来访不懂英文的老中，他都能根据他们的特点，在洽当的时机提出合适的问题，不由得对方不认 真回答。
记得最初我们一起去采访时，常是由他提问，我借光旁听。哪怕采访对象只说中文因此得由我作翻译，也是他的发问居多。罗博特建议我们在每次采访前先讨论一下 需提问的内容，并告诉我如何作采访前功课，例如先阅读被采访机构的介绍、采访对象的简历等，然后列出想了解的主要问题。当然也有些问题需要在现场临时发 挥。每次与他讨论文章选题和采访内容，跟他一起参与社会活动或进行采访，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乃至我后来也锻炼得不光作采访写文章，连与人聊天侃大山也能 重点突出、主题明确。
罗博特与我还都渴望迎接新挑战，并有著共识：二十世纪末的时代，传统印刷传媒已经面临著新兴电子媒体的强力挑战，美国的华人社区也已经不再以唐人街为界 限。尤其是中英双语报的读者有许多高教育水平者，还包括美国人和其他亚裔。那么选题也必需适合广阔读者群的兴趣，而不能只围著唐人街和华人圈子转。因此我 们对报纸的文章质量、外观设计到选题内容都作了改良，使其以暂新的面目出现，也为报纸开辟了新的读者群。改版后的报纸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肯定。连一些 起初对我们屏弃传统内容和格式有意见的老华侨，在习惯了新体裁之后也夸奖老报纸有了新生命。
但作为在唐人街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的社区媒体，仍不能完全割舍唐人街的文化与消息，我们遵循改版后“深入报道”的方针，揭开唐人街的神秘面纱，对其幕后和内部进行挖掘和报道。
如果不是罗博特的坚持，我恐怕不愿钻进唐人街那些平时人们不去的窄小街巷，深入那些我以前认为是帮派巢穴的陈旧楼阁。而通过与罗博特共同经历的这些有点冒 险传奇性的调查探访，我所看到的唐人街已经不只是表面的餐馆店铺，却发现阴暗脏乱中隐藏的也并非都是罪恶与落后，而有许多闪光的瑰宝。那其中的历史、文 化，老华侨新移民们在美国的悲欢离合、创业发迹的故事，使我感动、震惊、深思，比希望用我的笔把这些传达给更多的读者。
罗博特对华人社区的探访是有周密计划的，他觉得美国人很难有机会从内部观察唐人街和华人社会，而为华人社区报纸工作，给了他这种宝贵的机遇。因此他是非常 主动和乐于去采访那些连许多老中都看不上眼的唐人街故事，并为所了解到的事实内幕感到兴奋。他打算除了眼下的报道之外，将来没准还会用这些素材写作著书。
受罗博特的感染，我也开始珍惜能够深入唐人街的机会，从被动变到主动，对许多以前不感兴趣甚至讨厌的题材逐渐喜欢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在来美国后短短数年的 时间里，就对本地乃至美国唐人街的历史和亚裔社区的发展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真得感谢任职于社区媒体的这段经历，也得感谢美国同事罗博特的指引。
好的记者绝对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内闭门造车。当年我和罗博特不辞辛苦，经常共同外出采访，或出入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的各种场合，因此中美社会许多人都认识我们俩。有时若只有我一个人出席，常有熟人问我：“你的拍档（ＰＡＲＴＮＥＲ）呢？”
罗博特与我，确实可说是密切配合的搭档和合作者，也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以深谈的朋友。而与那些瞎侃乱聊层次的朋友不同，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多半与工作有关，并几乎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丰富了我有关美国主流社会的知识。
不同于任职于纯中文媒体，能与罗博特这样的文笔极棒的老美共事，也使我的英文大有长进。通过日常与他交谈、阅读翻译他编辑撰写的文章，我的英文水平在不断 提高。因为凡有不懂的，我都可以随时向身边的这位老师请教。我也发表过一些英文文章，尽管写英文稿不是我的职责，我却希望以此练习英文写作，因为有一位好 编辑可以为我修改。
而罗博特也常向我咨询有关中华文化风俗和华人社区的情况，了解华人对事物的看法与美国人有何不同。他对许多亚洲文化很有兴趣，例如中医、中国书画及民族乐器、佛教、孔夫子、风水、气功、还有西藏。这除了受他的中国妻子感染外，也要归因于他的家族文化背景。
罗博特是爱尔兰裔和犹太裔移民的后代，这两个民族在美国早期移民中都属于喜欢保守文化传统又受过主流族群排挤歧视的。他们自认为与其他白人有差别，在尊重本族裔传统风俗等方面却与亚裔接近。
或许正是对亚洲特别是中华文化的兴趣促使他去中国教英文，并到过大陆的不少地方。还多次到一个小村庄走访，拍摄了大量黑白照片。回美国后曾经以《中国村庄 的故事》为题举办过摄影展览。记得当时曾有华人批评他的照片尽表现农村的贫穷落后，但美国观众却通过他的摄影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纯洁朴实。罗博特的摄影作 品和他写的文章一样，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恭维奉承，而是客观坦荡的揭示，平静而深入地讲述著普通百姓的故事。
我后来回中国探亲时，见到许多地方包括乡村确实已比罗博特照片中的要富裕得多，人们的衣著打扮也阔气得多。然而环境变富人变精明，却不容易再找到罗博特捕 捉到的那些乡土景色和纯朴眼神了。这也使我更佩服他善于留住即将逝去的历史的敏锐视角和目光，并由他的摄影作品联想和怀念起，很多年前我曾下乡插队之农村 的青山绿野和朴实村民来。
按罗博特的年纪，与中国的“老三届”差不多。他要是生长在中国，也得下乡插队！但别以为美国人就没经过动荡的生活，在中国搞文革弄得天下大乱的六、七十年 代，美国也算得上是混乱时期。争民权，反越战，性解放，女权主义，颓废厌世逆反思潮在政治、社会、文艺各个领域泛滥。那时候的一批青年人也是疯狂而不甘安 稳的一群。
当中国千百万知青在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下，被迫奔赴广阔天地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美国青年却是自愿地不顾父母阻挡而离家出走闯荡他乡。罗博特当年也曾 是这群体中的一员。他曾独自一人在全美国漂泊好多年（比我插队的年头还长得多）。据说他一路上漫无目标地搭车或乘巴士，走到哪儿算哪儿。每到一地，找份工 打，租间房住。根据自己是否喜欢该地，短的呆几周，长的住数年。他说最喜欢的地方是西雅图，因此在那里住了两年多，并在一家餐馆当厨师，这职业也算是比较 象样的一份。可以想象，他在那如同“盲流”般到处游荡的几年中，肯定什么样的苦工贱活都干过。
看着如今文质彬彬、学识渊博、踏实稳重、严肃认真的罗博特，真难相信他年轻时曾有那么一段放荡不羁的经历。据他说，那时，闯社会见世面、追求动荡多变有刺 激的人生，是美国年轻人的一种时髦。而且他年轻时的性格也完全不像现在。也许正因为一生中经历的事情接触的人物太多了，人到中年时就更加成熟和理性。而且 如今又娶了妻子，买了房子，也就安于现状求稳定了。
在多年的同事过程中，罗博特和我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误解。比如，最初遇到工作中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经常会牵就他的看法或选择，而放弃我自己的主张。但我 没想到他却对我这种作法非常不满。后来还是他的妻子告诉我，罗博特最看不惯我一味顺从、不愿发表自己真实看法的行为。甚至当他启发和暗示我应与他争论时， 我也不接他的茬儿。弄得他既没脾气又窝火，只得回家向老婆发牢骚。 同为华人女性，他的妻子还比较理解我的秉性，因此劝我尽量适应美国人的工作作风：该说的就说，应坚持的就坚持，哪怕是为公务而吵架，罗博特也不会见怪。
这又给我上了在美国如何做人的一课！
若论个性，罗博特在美国人中属于不太爱交际、少言寡语的一类。而我却算是中国人里比较健谈、喜欢畅所欲言的。然而个人的性格，却抵挡不住我们彼此生长的不 同文化的大背景环境的影响。 我是在讲究师道尊严、敬重长者、服从领导的中国长大的，无论性格多么直率开放，骨子里却深深地刻下了许多中华传统礼仪的烙印。尤其作为女性，更应该温良恭 俭让，急流勇退，忍辱负重，哪有成天高喉咙大嗓门跟人家吵架的？何况很多时候，我与罗博特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因此觉得没必要为细节争论，也就出于 对他的尊重而赞同了他。
然而，罗博特却习惯于美国式的开诚布公。尤其是办公事，既然两人平等负责，就都应该贡献自己的想法。他并不认为我的顺从是尊重他，反而觉得要不就是我这人没有主见和创意，或者就是不动脑子而光想沾便宜，没准还怀疑我当面不说背后捣鬼。
文化背景的差异，使许多美国人把中国人的谦逊当作虚伪，顺从当作无能，含蓄当作狡诈。再智慧精明的美国人，也识不透老中的拐弯抹角城府深厚。
罗博特夫妇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体会到：拿中国方式来美国行事，实在是闯荡职场和社会的天大忌讳。
我逐渐尝试公开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学会与罗博特或其他人争论。对不合理的管制，也会反抗、争吵、发火。这些处世方式，确实是在美国应付激烈竞争谋求生存的 看家本领，这番锻炼对我后来到主流机构任职颇有帮助。我曾经与之共事的良师益友罗博特，要算教我学会美国的为人处世之道的功臣之一。
然而，我在美国好不容易练就的坦率直言作风，却被后来到美国探亲的我的老妈看不惯。她不满的是：当年温顺有礼的乖女儿，怎么变得如此没大没小，不分场合争 论或教训人？罗博特也要算将我从中国淑女变成美国泼妇的“罪魁祸首”之一。（即便如此，日后我在主流机构仍常被同事老板认为“直率不足”、“泼辣不够”， 竭力教唆我进一步登峰造极。为了在美国混事，也只得对不住自己的亲娘和民族传统啦！）
与罗博特共事，使我的写作风格也有很大改变。潜移默化地，我逐渐生疏了也曾擅长过的“春天啊，花儿啊，月儿啊，风儿啊”之类的抒情笔法，言词语句变得杰敖 锋利起来；我也久违了婆婆妈妈或文诌诌空谈的内容，选题变得侧重于现实性和启发性。而且为了兼顾各种水平和背景的读者，体裁文笔也得通俗易懂大众化。乃至 我已离开新闻战线，不需要写再那些冲劲十足的新闻采访或评论了，记者后遗症仍然难愈，写作时无法摆脱客观朴素的纪实风格。再想写“花好月圆、儿女情长”或 虚构夸张的软故事都自我感觉肉麻，也就手生得无法下笔。
我和罗博特还有个相似的特性，就是具有工作自觉性而且作风内张外弛。许多时候，我们被报纸截期赶得如同急火烧身，却仍然能够外表坦然处之，不慌不忙。人们 从没见过我们因著急而大惊小怪乱喊乱叫，或向他人转嫁压力的。实际上，我们都严于律己，对每一篇文稿、每一页版面都一丝不苟，并为此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 力。很多人对我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能力表示敬佩，但也有人不服气，以为我们的工作干得很轻松，太便宜我们了。
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无论你多么敬奉职守，总难以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因此，当在一个岗位干得久了，工作中的新鲜感和挑战性渐渐淡泊，我们俩都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我后来常常自问，如果不是遇到罗博特这么一位难得的美国同事好搭档，我是否能将这份超时低薪的工作干这么久？使我放弃不少机遇而滞留下来的缘由，除了不愿 辜负读者们的期待外，更有些舍不得能向这位博学多识的良师益友学习的机会。还因为他比我在此工作的时间还长，人家一个美国人能在亚裔机构长期敬业，我真有 些不好意思先于他离开。
直到有一天，罗博特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对我说：“我要走了！”我以为他是指下班回家，便说：“好，明天见！”他说：“不，我是说我要离开这里，不在这里工作了！”这有点突然，却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我甚至为他而庆幸。
我问他是否找到了其他职业，他说没有，只是想尽快离开这里，才能迈出新的步伐。“我觉得不能总陷在一个坑里，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了自我，没有了新生，也失 去了写作灵感和创意！我需要马上解脱。”他的眼睛里闪著期待与追求新生活的光芒，我似乎看到了年轻时曾经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那个罗博特！
罗博特辞职后一个多月，我也辞别了那份我们曾经为之呕心沥血的小报，虽然有几分留恋，却义无反顾！在这点上，我与罗博特又选择了相同的决断。在我们辞职 时，都没有找到、甚至根本没有去找新的职业，而这正是我们心有灵犀的共同追逐。我们索求的，并非只是急匆匆在职业之间跳槽转换，而是需要一种对旧阶段的萧 洒摆脱，并为自己留出重新整装待发的空间和时间。我们也都自信：凭我们的经历和能力，找工作并不难，难能可贵的却是能够蔑视庸碌世俗的谋生经，并有决心在 人生的必要阶段整顿身心，找回自我。
那以后的一段时期，罗博特专门在家写书，想完成已动笔多年的有关他家族移民史的故事。他还去进修了电脑图案设计，并先后任职于网络公司和银行，负责编辑电子媒体网页，这该是他感兴趣又能发挥特长的职业。而我则到完全主流化的机构从事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工作。
分别后光阴如飞，我们这对过去的搭档很少联络。但无论何时，如果想找对方聊聊，彼此间仍然有共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