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系列——列宁主义
·楼 兰·
在美国上大学，尤其是念研究生，完全不像在中国时那么具有集体主义气氛。记得当年在国内上大学的日子，真是一生中的黄金年华，如今回忆起来还有说不尽 的故事。那时一个班的同学们共用教室，上同样的规定课程，连宿舍食堂都按班按级安排在一块，加上体育比赛文艺表演还有各种活动全以班级为单位，同班里的三 十几口人，四年中不说是形影不离生死之交吧，也总结下些同甘共苦的哥们姐们情意。日后大伙分散到祖国各地乃至五洲四海，得志失意各显其能，身份分出高低贵 贱，却仍旧是只要有机会就聚会，如果当年的同窗一人有求众人必应。二十多年过去，同学间仍有此种情份实属不易。
可到美国读书，却完全是个人管个人。大学中只分专业不分班，又实行学分制，甚至不非得按年限毕业。而且找住处全靠自己，在哪儿吃饭更是没人管得著。上 课来，下课走，又是国际学生大家庭，语言不同，文化有异，彼此交流了解著实困难。因此想认识几个同学都不容易，更别说交朋友了。
我在美国攻读新闻硕士时，跟我同堂上过课的各国研究生同学，大多数我连名字相貌都记不得了，但有一位相处时间并不长的小伙子，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那年我们系里出现几位特别学生，他们是来自苏联的一组公派进修生，来美国学习半年，有几门课都碰巧与我同堂。
要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还真差不多，那时无论中国还是苏联，这类公派模式也大同小异。苏联小组中的一位半大老头，天再热也西装笔挺，满脸严肃，一瞧就 知道是这一群的头头，在国内准有个一官半职，来学习是假，借机会出国外加监视这帮小青年是真。不过他上了没两次课就不见了踪影，说是提前回国了，八成是在 美国逛腻了，又不愿在课堂上受洋罪吧？
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和两名大姑娘，都才二十多岁。那俩女孩准是官员子女，出来学习也是混混，课上课下根本不用功，整天就惦记著去逛商店，大包小包的采购。恨不得回国时把美国的市场都搬到苏联去，真不知是来进修专业还是当二道贩子？
只有那位小伙子是个好学生，也是让我难忘的一个。其实他的真名我也记不得了，好像叫什么“列涅金彼得诺维奇”之类，同学们一开始就觉得这俄文名字难 叫。在美国课堂上外国留学生多，难叫难记的怪名字也多，虽不能强迫名字绕口的外国学生都改名，却也经常非正式或半开玩笑的给人家起个英文代名或外号。
我那时顺嘴一说：“管他叫‘列宁主义’怎么样？”没想到赢得诸同学的满堂彩。一个已当了企业主管的美国同学说：“酷，‘列宁’，还加上‘主义’，妙不 可言！我们怎么就想不出这词？”我这下还得了意：“咱在中国也曾经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大的，这种词还不是顺嘴就来！”正好此时那苏联小子走进教 室，同学们叫道：“列宁主义，你的革命同志给你起了个光荣的名字！”
他默许了这个名字（反正接受不接受都已经叫开了），并没感到光荣，却也不觉羞辱。而对当年那些“列宁在何年何月”的电影仍记忆犹深的我发现，这小子那 宽阔的前额、高挺的鼻梁、说话时的铿锵有力、还有那时而挥动的手势，还真有几分像伟大导师列宁。只不过小伙子一头栗色头发浓密，尚未秃顶，因此也还达不到 伟大导师那般的风度与气魄。
“列宁主义”在国内时也八成是个小干部或是党的培养对象，因为那位苏联大叔一回国，他就成了小组负责人。既非靠家庭背景的官员子弟，也非善于溜须拍马之辈，列宁主义能混到这种地步，肯定是他自己的表现极其出色啦！
他确实要求自己很严格，虽然英文并不那么流利，但学习非常用功，作业论文完成得一丝不苟，经常受到老师们表扬。业余时间他也不像两位女同胞那样追求美 国的花天酒地，而是很节俭，热爱的是体育锻炼，有空就去学校健身房或游泳池。他说美国的学校设施之好实在是苏联无法相比的，因此无论是电脑等教学设备，还 是体育器材，都该抓紧时间享受。
我们新闻系研究生中那时还有另外一名叫尤金的苏联男生，但他不属于列宁主义这一伙，而是自费留学生，已经来了快两年。他以前当过苏联对外广播电台的英 语播音员，所以英语水平比别的苏联学生好得多，但我总觉得他的发音太软，带有一种媚态。他也很会用媚眼勾搭女孩子，那俩新来的苏联丫头已被他搅得神魂颠 倒，其实他自己早有女朋友了。列宁主义却常与尤金吵架辩论，有时用我们听不懂的俄语。
若听这几位在课堂讨论中的发言，列宁主义确实比尤金甚至一些其他美国同学有头脑和见解，但却比较固执死板，这或许是共产党国家培养的接班人式的人物的特点。
教过我们的一位著名教授，本人是白俄后裔，在斯大林时代曾当过美联社驻苏联记者，不知怎么触犯了当局，被判了间谍罪，在苏联监狱里蹲了好些年，回美国 后就此经历写了几本书，因而闻名全球。这位俄国通丹洛夫教授在对国际局势的讨论中格外注重几位苏联学生的意见，不过两位只知打扮采购的小姐从来说不出个所 以然，尤金的聪明又全用在其他地方，只有列宁主义认认真真与老教授理论。美国教授评价人并不以政治见解定论，丹教授虽然曾饱受苏共迫害，对明显是共产党培 养对象的“列宁主义”却很器重。
我对苏俄政治本无多少概念，人家讨论时也就不敢插嘴，生怕露怯现眼。不过课下也想跟同样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同学套套近乎，就对人家说起自己曾对保 尔．柯察金还有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多么崇拜云云。没想到几位青年男女大眼瞪小眼，不知我所言是何人。他们没读过当年被视为“青年必修课”的《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也罢，怎么连真正为国捐躯的苏联民族英雄也不知道？可见苏联老大哥真是早已修正得连革命传统也丢了。
唯一知道保尔．柯察金又说得出卓娅姐弟牺牲原因的，是列宁主义。这一下使我觉得彼此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好像又遇著了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尽管眼前的这位从年龄上讲只是咱的小兄弟。我也是从这时起，才真正对他有点另眼相看，并佩服起丹教授看人的水平来。
正好在那个学期，国际上发生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的红色苏维埃一夜之间解了体！这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欧东波连锁反应中最大的一波震撼。 可能是由于身边有几位苏联学生，我们专业的师生似乎对此事格外关注，课上也经常讨论。列宁主义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平时并不善言谈的他，成了课堂上引人注 目的明星。此时大家也才明白他们小组的那位领队大叔被提前招回国的原因是时局已开始不稳。
其实包括列宁主义在内的几位苏联青年对祖国的变化和个人的去向都很迷茫。他们甚至搞不清手里的苏联护照是否还管用。两个俄国妞和尤金都在暗地里忙活， 托律师打探能否因为祖国政变而申请个政治避难之类的从而留在美国，就如同“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大陆人士不都得著了合法居留美国的资格吗？不过这些前苏联 人民却不那么走运，据说移民局答复说：允许政治避难或因政治原因居留，都是因为本国有专制独裁侵犯人权之危，当事人回国有被迫害的威胁。而苏联的解体是推 翻了共产党专制，讲民主了，那你们回国还怕什么呢？乖乖回去建设自己新的民主国家吧！
出生在列宁格勒（彼得堡），任职于乌克兰一家大企业，出国前在莫斯科经过培训的列宁主义也曾为难地说：“回家时真不知是回俄罗斯呢？还是回乌克兰？”但他坚定地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家乡去。他赞成国家应实行民主与多党制，却对一个强大的苏联一下子四分五裂非常遗憾。
此刻已不知该怎么称呼的前苏联小组的进修期满，回国时间到了，两个女孩无可奈何，列宁主义却迫不及待。丹教授在课堂上还为他们主持了个简短的欢送仪式，师生们都希望他们能把回去后的见闻传达过来。
世界上的任何新鲜事都会被人利用起来赚钱，就像“六四”之后有些中国人靠“民运”混饭谋生一样，不过身在美国的前苏联同胞们也就搞些小打小闹。比如， 尤金就常在校园里摆个小摊卖前苏联的剩余物资，如以前的苏联国旗、列宁斯大林纪念章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东西似乎该值点钱，不过生意却并不好。
我在尤金的摊上所见的最有趣的东西是件木制套娃娃。这好像是俄罗斯的一类民间玩具特产，记得我童年时曾有过一套，大中小三个相貌相同的俄国胖女人一个 套一个，好象还是当年与我妈同事的苏联专家送的。而尤金卖的套娃别具特色，外面最大个的是戈尔巴乔夫的造型，这家伙解散苏联有功；打开一层，是勃列日涅 夫，继承修正主义衣钵；再往里是赫鲁晓夫，苏联变修非他莫属；继续剥层皮，是斯大林，早就被国际上视为暴君，谁让他连丹教授这么老实的书呆子都关进监狱 呢？最后露出来的，不用说也知道，是“列宁主义”创始人，伟大导师已袖珍得只有小拇指大小。
尤金要卖十美元，我与他讨价到八美元就再杀不下来，我没买他的帐，倒不是嫌贵，而是觉得这小子不够仁义。不过后来我很后悔没留下这套宝贝，再想找时连 小摊带尤金都不见了踪影。不然的话，这玩意确实挺代表苏联的历史，七十余年的红色苏维埃的五位领导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领袖越来越高大，国家的元气却越 来越衰败。那核心中的小小列宁形象，也勾起我对同学“列宁主义”的惦念。
大约半年之后，丹教授在课堂上读了封列宁主义的来信。信中说他回去后曾走访了若干个前苏联加盟国，越来越对国家解体后的政局动乱与经济不稳充满担忧。 他毫不客气地指责：“苏联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急不可待的分裂，完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动的结果。然后呢？资本主义们却撒手不管了，甚至不愿对独联体各 国给予必要的经济支援，因为这个往日大国是个过于沉重的负担，还曾是冷战时的敌人。你们美国就是怀著这种仇视之心，想把敢与你们对著干的国家一个个搞乱， 搞散，搞垮。”他还表示自己积极参与民主治国，因为事到如今只有走此路了，但仍然保持著共产党的党籍。他告诉丹教授：“我不希望您当年坐牢的事情会在我的 故土再发生，但更不愿看到曾颇有国际威望的祖国一下变得破败不堪！分裂后的苏联可能会经过比二次大战后还要长久的阵痛期才能逐步复苏，人民与国家的损失恐 怕也不亚于受战争破坏。亲爱的教授，这难道是你们愿意看到的民主化的后果吗？”
面对以往学生的指责，丹教授声称：“这男孩真是个有远见的可造之才，俄国或者乌克兰多有点这样的人，就还会很有希望。如果他什么时候想移民来美国，不 管他是否共产党，我都愿意出面为其担保！”大家没想到，这话居然出自为学生写封推荐信都千金难买，更不肯为任何人作担保的丹洛夫教授之口！
几年之后，已担任了我那母校新闻学院院长的丹洛夫教授主持了一个有关少数族裔媒体发展的专业研讨会，并邀请我这个在社区双语报任职的过去的学生来发 言。我趁机向丹教授打听起以往的老师同学的近况，当然也没忘了问到列宁主义。对各国学生的姓名记得一清二楚是名记者出身的丹教授特有的天赋，他更从来不叫 别人的外号。因此他一时间没明白我所说的“列宁主义”是谁，而我又记不清人家的尊姓大名，解释了一番才对上号。
据老教授说，那小伙子是来过信，但他不愿意移民来美国。他说如今是祖国动荡而艰苦的时期，人生逢上这种阶段，可以说是悲哀，也可以说是幸运。他更感觉的却是后者，因为“钢铁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炼成的！”
丹教授对我说：“我还记得你那时曾和他们谈到过那本书。我在苏联的监狱中也读过好几遍呢！是本感人而具有煽动性的好小说。不过在事过境迁的当代，居然还能有保尔．柯察金式的青年人，也真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