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月流逝，也因了不断“俱进”的现时，在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的时候，人们更多地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那么，今年最值得说的，就是薄熙来的下场，以及以温家宝为主题的明天。

一

　　乌有之乡发表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薄熙来王立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冤案”。在很多朋友看来，对此似可不屑。但乌有之乡还说道：“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民运和XXX在内，则无不弹冠相庆，破天荒地一致‘拥护党中央’”——这又有些令人不解。其中奥妙，留待后文再说。

　　同时，也有一位“民间思想家”认为：“他私自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在客观上给中国正面的、建设性的、所谓宪政改革、中国文明更新拉开了一道帷幕。在这个意义上，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薄熙来毛氏红色政治复辟的实验突然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把温家宝与薄熙来两位共产党高官做比较。他们之间在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对立，实质是中国不同选择和前途的较量。我希望，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失势和‘重庆模式’破产，会使中国向着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我们应该总结教训，珍惜时机，巩固和扩大这一转变。”

　　主观如何、客观却又如何，坏事变好事，等等说法，都是年轻时记忆中的“辩证法”。且不管是辩证还是“变正”，要说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其前提势必是薄熙来的破产“为中国转向基本政局变革，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带来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契机。”而这个契机的突破，又必须引出“温家宝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转变”。——需要提醒的是：这个契机、这个转变，是以当今政权为行为主体的：“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这句话的主语，或说行为主体，只能是中共。

　　顺理成章地，这位“民间思想家”又认为：“（温家宝）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他的导师，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温家宝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即便仅仅是言，言论有时候比行为更重要：知难行易呀！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温家宝先生所做的，我认为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在共產主义后极权时代，……开明的官员是可能產生的，……我希望出现的是君子型的政治家，甚至是圣贤式的政治家。……（圣贤型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够彻底的超越，能够忘我，能够真正的大公无私，能够真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够同情一切，能够理解一切，能够成全一切，而不是破坏、批判、消灭一切。这是儒家的传统精神。”

　　中共的权力格局，在毛时代相对明朗，唯毛首是瞻；而从邓小平以降，越来越捉摸不透，一般概称为“集体领导”或“威权体制”。当今为首的自然是胡锦涛，而其人一方面无论在任何场合均一副阴沉之相，一方面上台伊始就宣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于是乎，中国的希望就落到了温家宝肩上。而希望所寄，竟是儒家传统的“圣贤式的政治家”。令人无奈的是：在尚未对儒家传统以及众多中华传统进行认真彻底的扬弃之前，对“圣贤式的政治家”和“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如何进行区分，还真是难有公论。

　　超越胡耀邦赵紫阳或许并不难。从胡耀邦上台伊始推出“第三梯队建设”，不难看出其对“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力来源尚无深刻认识；而赵紫阳也是在被幽禁多年后，才开始悟到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差别。但话又说回来，现在要超越这两点，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对于一国总理，无论中国如何特殊，对任何不期之事，似只能是责无旁贷，而绝没有什么“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

二

　　前文说到的乌有之乡那句令人不解的奥妙，不妨对照一下《大纪元》的一篇综合报道：《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https://dongtaiwang.com/do/zaak/eiLgkjezaAXg3Le0h/yw/rs/W/sV/n3596086.htm内幕-温家宝“家族腐败”谣言与司马南有关）

　　该文称：“温家宝‘家族贪污’消息是著名‘五毛’、薄熙来的铁杆粉丝司马南等人所津津乐道的。”“‘温家宝家族贪污’传闻是他们根据薄熙来的亲自指令实施的。……司马南并且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上亲自做了修改，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某海外网站。”

　　网络文章究竟出自谁手，很难查实，除非作者署实名，而由谁亲自指令实施就更无从查证。网络上有着太多相互对立的说辞，要查个水落石出，也是几无可能。但国人对当权者的非议，早十多年就有“处级以上排队一二报数分列两行，枪毙一行，只会有遗漏而不会有冤屈”的说法流传，且似已为公论。有趣的是：若引用“无罪推定”原则，这些“公论”是不能用来定罪的。但，在目前中国的司法环境中，官员腐败或清廉与否，到底是应该由哪方举证呢？笔者不知：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的决议时，所有前政权官员是否要首先自证无罪，还是在“无罪推定”原则下必须由受害者举证其有罪？其实这已经扯远了。南非之所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已经下台。我们若要将之作为参照，也必须等到专制政权下台后才有意义。在一党把持所有权力的前提下，要百姓举证哪个官员是否腐败或清廉，好像太苛求了；而对于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公认潜规则的执政党，要求官员自证是否腐败或清廉，似不为过。所以，温家宝是否家族腐败，谁说都不算，还是他自己说吧。

　　该文还提到：“温家宝则罕见抛出狠话称：可以对我温家宝和家人进行调查，‘如果我本人及家人有任何敛财行为，我马上辞职！’”这不禁让笔者想起23年前，赵紫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赵大军的所作所为，现在也还不难查到，而且恐怕不会是薄熙来司马南等编造的。

　　该文还说：“温家宝身为目前尚在位的总理，其家族贪污的信息，却都可以在境内的互联网上查到，因为官方都未对这些做屏蔽。”但——

　　笔者身在墙内，未使用任何翻墙工具，先打开谷歌，“https://www.google.com.hk/”网页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得到的是“Internet Explorer 无法显示该页面”。再打开百度，“https://www.baidu.com/”自然也正常显示；搜索：温家宝家族腐败，找到相关结果约5,170,000个，首页10个结果是：

1、:::新华网:::青海频道:::
· “30岁腐败现象”不稀罕 · 面对“权力家族腐败”该怎么办？ 领导言论 … · 全国纠风工作会召开 温家宝做重要批示 · 吴官正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2、温家宝广东重提小平讲话 依法处理破坏村民选举行为–时政–人民网
2012年2月6日 – 江高镇大田村谢永科反映，有的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相关专题 温家宝活动报道集 今日热点 统计局：数据作假是统计最大腐败 …
3、温家宝：腐败在一些领域较严重 须下大气力解决——中新网
2009年3月5日 – 中新网3月5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去一年，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但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政府…
4、温家宝：腐败分子不管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2007年3月16日 –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６日电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１６日说，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5、反腐败面面观-时事聚焦-文化论坛-光明社区 -
反腐败面面观朱蓬蓬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强调，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突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
6、温家宝要求对腐败保持高压 强调查案最直接有效_中国网
2009年3月25日 – 温家宝指出，过去的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着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全面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但是，当前一些…
7、温家宝九年记者会妙语连珠 引经据典真性情(图)_中国经济网——国…
2012年3月14日 – 总理妙语连珠 引经典真性情 温家宝总理九年妙答中外记者问 妙语答问 2011 最危险在腐败 国之命在人心 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
8、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_CCTV.com_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9年3月5日 – 温家宝：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领域比较严重CCTV.com 2009年03月05日 12:16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央视网 专题:2009年两会频道 …
9、温家宝：腐败不解决会人亡政息 今年抓好六工作–人民网西藏频道–…
2012年3月27日 –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温家宝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 李克强贺国强等出席 国务院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2009年2月28日 – 温家宝：反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制度问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2月28日 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

　　再在百度搜索特定关键词“温家宝家族腐败”，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显然该文所言不实。

　　该文还有：“周永康通过特务在百度上释放假消息抹黑温家宝，还一直散布温家宝夫人张培莉‘不断敛财，喜欢珠宝’的消息。”“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的珠宝生意，其背后的大股东其实是江泽民老婆王冶坪的一个亲戚。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

　　有点乱了……前面说散布张培莉敛财是抹黑温家宝的假消息；后面却说“调查张培莉的问题，等于会查到江泽民的头上，并把江派‘一锅端’”。看来某些人的逻辑性还有待提高。

三

　　本文杀青之际，回头再看，觉得还是应该插入一节，专门说说温家宝。

　　温家宝1985年被胡耀邦提拔为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1986年胡耀邦被清算后转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六四”中陪同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赵紫阳被软禁后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最后官至宰辅。实打实的“三朝”不倒！鉴于中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对于只能在红墙外窥探而无法知其究里的百姓，心里充满问号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位“民间思想家”引证：“矿难的时候，他下到700公尺深的井下；汶川大地震，他在第一时间干到现场；西南贵州的雪灾，他也一个人颠颠沛沛第一时间到现场。这种领导人在中国几乎没有。”

　　首先，1975年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三次冒着余震亲临灾区，已有人做成对照的视频上传网络。再次，国家发生灾难而亲临现场，应该是在其位而负其责；而其责所在，更重要的是对灾难责任的追究，而不仅仅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已。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灾难之后，隐瞒、封锁，甚至包庇，应该是公众看到的常态。仅就汶川地震，我们来看看：

　　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在汶川县映秀镇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今天，我在地震的震中地区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是不寻常的。……我们还要对这次倒塌的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机关，要进行建筑资料的收集，以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日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此前，2008年5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抗震救灾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说过：“不能排除在建筑的工程当中有偷工减料的情况。在总结经验之后，调查清楚之后，要严肃处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发布会上强调：校舍建设出问题，将一追到底。

　　而直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谭作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艾未未官司未了……再有就是借央视之口的结论：“专家认为：这次汶川地震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能量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造成的破坏也超出我们的预料。”

　　再来看看不到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5月9号，北京南站。山东访民林秀丽向温家宝递交了上访材料并有几句对话，“总理说你就放心吧，然后他（温家宝）走出去很远，他还跟我打招呼说他会帮我的。”而随后林秀丽当晚被押回山东青岛软禁，并要其同意做精神鉴定；她不签字就逼迫她姐姐签字，姐姐不签字就叫厂方以解雇相逼。另一名在场的北京残疾访民葛志惠，“冤枉”两个字刚出口就被扑倒在地，并被温家宝内卫扼住喉咙。事后，医院拒绝给予检查。与此类似的，据RFA报道：06年12月曾经在超市见过温家宝总理并诉冤情的北京访民吴田丽和李海珍，其后上访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打击报复。两人的丈夫在政府的压力下精神崩溃，吴田丽丈夫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错，温家宝所“言”甚多，有2010年9月2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有2011年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还有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道德自白”。

　　“知难行易”也罢，“知易行难”也罢，要知道：所“言”者并不一定“知”之。我党历史上美丽的承诺所“言”无数，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然“知”之乎？“行”之乎？以“言”代“知”，被调侃为“影帝”“作秀”，实乃恰如其分。

　　在讨论中国未来的时候，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共下台后，谁能做得更好？那些民运人士吗？我的应答是：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而不是换个领袖！中国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明主”情结。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人却一直陷于“英明领袖”而不能自拔；“四个伟大”没有了，历朝历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却挥之不去，甚至还有什么“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之说。今天，居然又在期盼具“儒家的传统精神”的“圣贤式的政治家”！

　　西谚说：宁要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天使执政。退一步，即便温家宝的自白出自真心，他的不作为乃是不可为之为；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制度！我们决不再期待圣明！

四

　　历经“改革开放”、“六四”屠杀，及之后的二十三年，应该梳理一下中共的本质或本质上的蜕变。

　　邓氏改革，会不会改变毛氏政权的本质？这一点在改革初期，出于邓氏倡导“集体领导”和推行“党政分开”，人们还在观望和期待着。而随着“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的提出和之后的“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运动，已经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江氏上台伊始，也有不少人寄以期望。但其实正是在江氏任内，中共完成了始自邓氏的华丽转身。

　　邓氏的“先富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出自1985年邓小平对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所言。而以邓朴方为董事长的“五大公司”之首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79年，中国光大集团成立于1983年，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于1985年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8年。（“五大公司”为“六四”期间中国众目所瞩的五大“官倒”，于1989年8月15日被审计处理：罚没和补缴税金。）这其中时间上的“巧合”，是否可以为“先富论”做一个注脚？也许学者们需要更言而有据的论证，而笔者宁可依循先师的教诲，“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邓氏。三十多年过去，民众从中确实也获得了“一杯羹”，但即便是乌有之乡之辈，也在对当今的公义缺失不停地大呼小叫。

　　“六四”之后，“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使得原本遮遮掩掩的贪欲得到了坦克的背书；其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更是把权势集团扩大到“私营企业主”，而不论其是否红色后代。（其实，“先富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或有没有不依靠权力而富起来的且存疑；而同时，如果没有权力的庇护，已达富人榜首列者也随时都有被“反腐败”的可能。）可以说，中共这时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权势利益集团”的转化，而抛弃了所有的意识形态追求。不客气地说，当今的中共已经不再符合政治学中的“政党”概念。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理念追求，而这些是不容作假且必须公示于世的。当今的中共的旗帜上，除了充虎皮而招摇的毛泽东思想，只有“猫论”“石头论”“不争论”以及“三块表”；说是理论，太过简约（如“猫论”“石头论”）；说是纲领，又太过隐晦（如“不争论”“三块表”）；说是理念追求，不如直接表述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的末世心态更为贴切。到了今日，当局不断加强对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控制，打压甚至违法囚禁敢于说话的人，“维稳”已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其经费甚至超过军费。

　　整个中共的历史，自始至今可分为毛氏和邓氏两个阶段。

　　毛氏为了建立封建皇朝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天恩之下的百姓需要富裕起来。因为仅此才能奠定皇朝的强盛，并领国际共运以及世界的潮头（从这一点说，毛氏是真心希望百姓富裕的，而他只要求“伟大领袖”的位置，官僚们则也必须廉洁奉“公”。）；当然，为万岁爷“一个指头”的错误买单是必须的，必要时牺牲半数百姓的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而对于邓氏，则抛弃了所有的“理想”和理论，要的只是以“五大公司”为代表的革命后代“先富起来”（从这一点说，邓氏至少不希望百姓比革命后代先富起来，而为此不得不与整个官僚系统甚至民间资本合谋。）。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逻辑上还有争论或讨论的余地；那么，对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追求、而只是追逐物质利益的邓氏，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这好比是：毛氏视百姓为子民，要百姓拥戴他解放全人类；他自然希望兵强马壮，同时各级头领也必须同甘共苦。而邓氏根本就是在自己家中搜刮抢掠的家贼，同时手握刀杖；你叫他先放下刀，大家好生商量，他说：放下刀，我还怎么抢你？人们常说“与虎谋皮”，但不知道有多少人透彻理解“与虎谋皮”的内在含义。

　　这，就是毛氏中共蜕变而成的邓氏中共的本质；也是邓氏和毛氏在权力架构上一致的前提下，唯一的，也是重要的，但不为许多人看透的区别。

五

　　回到正题。

　　回顾“六四”，广场学生比较简洁明确且有条理的，或说具代表性的诉求，是运动初期的“北大七条”（后修正为《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其中涉及要害的是：

③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④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当时，学生及民众，包括社会知识分子，都一致强调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暂且不深究这里面有没有或有多少策略成分，应该说当时确实对权力、体制、或说基本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实际上中共当时是否已经堕落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中共公示为中国“核心利益”的首位。每一个稍微清醒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此“核心利益”之下，无论“七条”还是涉及要害的那“两条”，都完全无从谈起。

　　“六四”的“七条”中，关键的是“新闻自由”和“反腐败”；之后二十年来，民众企求的，可以简要归于放开“党禁”“报禁”。到了今天，又将“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的重任放在了温家宝肩头。

　　对于“六四”时的“新闻自由”和“反腐败”，邓小平很清醒：退一步，就是“亡党亡国”！他以过来人的魄力用坦克做了回答。开放“党禁”，在这三十多年的不同阶段会立即冒出不同数量的党派，虽然都不成熟不能马上替代中共，但可以肯定中共的选票会一落千丈；如果开放“党禁”意味着放弃执政党的地位，那中共则即刻失去权力。这两种情况都将使得中共失去“富起来”的必要条件。开放“报禁”，那些现在被阻隔在墙外的中共丑恶历史将如雪片般飞进千家万户，犹如《哈利波特》中魔法学校的来信，将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统统埋葬；其后果恐怕比开放“党禁”来得还要快。试问：“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是否也要包括“新闻自由”“反腐败”和开放“党禁”“报禁”？反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实行意识形态转轨，启动政治制度变革，良性、正面化解内外危机的历史破局”，还是“新闻自由”“反腐败”或开放“党禁”“报禁”，是否都危害到中共的“核心利益”？

　　至于近来又流传的，听起来很令人心动的“平反六四”（有人说：早至今年6月，中至今年18大，晚至明年6月。），不妨引用笔者2004年的一篇“六四”悼文：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1976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13年后（1989年），问题有了答案。
　　28年过去了（2004年），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六

　　“革命”，也经常被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很多人常说：暴力得到的，必然是新的暴政。其实并没有逻辑的论证，也没有历史的验证。（中共的历史，或几个特例，并不证明其必然性。）应该说：不能用暴力获取政权；但面对暴政，使用暴力有时是无奈之举。“枪杆子出政权”是土匪逻辑，而用枪杆子推翻一个原本用枪杆子维持着的政权，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当今之所以不能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的专政体制，是由于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得“暴力”反抗失去现实的可行性。

　　那么，社会的进步，或说现存专政体制的变革，就只有期待其自身的崩溃。或说：其若不灭，是无天理！天作恶，犹可违；自作恶，不可逭！

　　这里需要再解释一下的，是多数善良的人们所担心的：崩溃之后会怎样？尽管当前制度有再多的弊端，毕竟多数人还有安定的生活。一旦中共统治瓦解，随之是经济崩溃（或反之经济崩溃带来统治瓦解，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其因果先后。）是否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失控，并带来民不聊生的乱象。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天的到来是必然的，那么，早一天到来，或晚一天到来，引起的社会动荡孰为轻重？改革开放或中共建政以来，给这片土地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资源、环境，以及欺诈、盗抢、拐卖，甚至年甚一年的群体事件，等等，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日益恶化？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长此以往，未来将何？还有未来吗！

　　重复一下，笔者并不号召或提倡“暴力革命”，因为其没有可行性。但笔者更不期待中共能够自我“改良”或“自裁”，因为没有可能！崩溃，是寄希望于“天理”，但也并非只能坐以待之。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自身能力和判断出发，作出自己的选择，为将要面临的崩溃、以及崩溃后必然出现的社会动荡，做力所能及的准备。至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再次华丽转身，或其中某个“圣贤式的政治家”身上。

　　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以“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为信念的“权势利益集团”，其唯一追求的仅仅是家族的物质利益。而放弃权力，非但会失去进一步攫取利益的可能，还会面临“清算”的危险。不要忘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心中的“清算”概念，源自于中共半个多世纪培植起来的“翻身”，那是血淋淋的。

　　二十三年过去了。除了悼念亡灵、回顾那个沉重的日子，我们更应该立足于当下，并冀望未来。而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过去之后，我们是否再将希望寄予一个“圣贤式的政治家”？或许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六月血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

　　在最初的几年里，大家争论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量的利用，有没有可能采取更好的策略；过后几年，这个话题比较集中在什么时候能够平反、以什么方式平反。而到了近几年，大家似乎对平反已经无望了。连带的，似乎对事件本身也淡忘了。有一些曾经将青春和热血泼洒在广场上的人，已逾不惑而望知命，其中有些人甚至将中国的未来期于现在的当政者身上——他或许是困于权力的受制，一旦摆脱窘境，就会带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中国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权力的分散将带来党内的民主，而党内的民主将带来中国的民主……

　　此时，让我们回顾一下那段岁月，也许能有一些新的认识。

　　回到一九八九年。

　　4月18日，北京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首次提出的七条要求是：

　　1、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取销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7、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此间，上海、西安、天津、湘潭、南京、武汉、长沙、杭州、合肥、长春等地学生，也开始游行、罢课和提出和政府对话的请愿。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等地，开始示威抗议游行。在北京，据《人民日报》报导：

　　（4月27日）北京部分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今天打着横幅，喊着口号，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游行学生呼喊的口号主要内容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消除腐败，打倒“官倒”等等。（《人民日报》1989.04.28一版《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新华社）

　　（5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沿途有数十万群众围观，不少人主动送冷饮和食品。……游行的学生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讲真话”、“平等对话”等横幅，喊着“爱国、民主、科学”等口号，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下午3点多，游行学生在这里集会，宣读了“五四宣言”：要求在校园内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今天上街游行的还有几百名首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举着“新闻要客观公正”、“我们要说真话”等横幅从天安门广场走过。（《人民日报》1989.05.05一版《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本报讯）

　　不难看出，学生提出的七条，核心是呼吁民主、解除报禁、反对腐败。这些要求，无论从今天的角度看，还是从当时民众的反响看，无疑都代表了民众的诉求，同时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5月13日学生绝食请愿后，据《人民日报》报导：

　　昨天（5月15日）下午，首都知识界人士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向已在广场绝食的高校学生表示声援。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幅。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0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的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人民日报》1989.05.16一版《首都一部分高校学生继续绝食》，本报讯）

　　（5月16日）数十万各界人士再次聚集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有的老教授拥抱着卧倒在地上的学生，痛心地流下了眼泪。首都许多机关、科研、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自发组成声援队伍，从四面八方游行至天安门广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游行队伍携来的横幅上写着：“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首都许多新闻出版单位部分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声援，他们边走边呼喊“不能坐视学生饿死”等口号。由全国总工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石油部等部门一些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相继进入广场，民盟、民革、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部分人士也前来声援学生。……有的画家还在广场为学生作画义卖。送饮料与药品的人员不断进入绝食队伍中。（1989.05.17一版《首都高校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本报讯）

　　今天（5月17日），北京各界百余万人走上街头，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声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除了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职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队伍之外，工人的队伍惹人注目。北京核仪器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起重机器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丝绸总厂、北京变压器厂、北京三露厂及首钢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工人，举着“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横幅标语……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走来了，他们中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朝阳红十字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手挽手走在最前面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候建群和赵敏顺。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举着“立即对话，刻不容缓”、“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等醒目横幅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呼口号走过广场。当打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的首都佛教徒慰问队走过来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有国家机关、中直机关以及金融、交通、电信、新闻出版等系统的职工，还有人民解放军的文职人员。本报一千多名职工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走在前面的是，在新闻界有相当声望的一些年已花甲的高级编辑记者。在游行队伍中，记者看到来自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长沙、西安、四川一些院校和单位的横幅。来自山东省直属机关的一位干部……眼含泪水对记者说：“看到学生们的行动，受到首都那么多居民的声援和支持，我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市民群众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冷饮。在广场西南口募捐处，市民们纷纷解囊……（1989.05.18一版《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本报讯）

　　近两天，全国各地高校学生、教师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各路游行的近3万名学生在外滩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在天津站主广场聚集、静坐，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的数百名学生今天凌晨冒雨到省政府门前游行。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高校的5000余名学生于16日凌晨到湖北省政府门前静坐。……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近千名学生在山东省人民政府门前游行。南京今天上街游行的学生达二三万人。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10所高等院校近万名学生以及部分青年教师今天上街游行。安徽一些新闻、文化单位的记者、作家也贴出标语和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行动。长沙、兰州、昆明、西安、深圳、南昌、长春、贵阳、青岛、太原、郑州、呼和浩特、石家庄、海口、杭州、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地的高校学生，近两天也陆续上街游行，声援和支持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1989.05.18一版《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行动》，新华社）

　　（5月18日）首都各界人士继续上街游行。……今天的游行队伍中产业工人较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3000人的队列，一色蓝工装，黄头盔，他们不断呼喊着口号前进。……北京化工二厂出动16辆卡车，清一色，引人注目。在长安街两旁一些大的办公楼的窗外，也贴出“声援学生”的标语。……广场上虽说人山人海，但人们自觉地让出了宽宽的大道，保证穿梭往来的救护车通行无阻。……北京市公交公司提供了90余辆大轿车，使绝食学生转移到车内，免受雨淋。北京塑料厂送来不少塑料薄膜，民青商店送来上万件塑料雨衣，北京氧气瓶厂工人扛来了氧气瓶，还有的送来了妇女用品。……还有不少单位前来捐款，如全国总工会捐款10万元，四通公司捐款5万元，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捐赠1万余元。（1989.05.19一版《首都学生绝食请愿进入第六天》，本报讯）

　　《人民日报》1989.05.19一版刊载了《朱学范和12名人大常委分别紧急呼吁》。1989.05.19二版刊载了《各界继续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央主要领导速与学生对话》，该报导分标题为：

　　全国工商联致函新闻界
　　农工民主党主席卢嘉锡致函赵紫阳
　　致公党主席董寅初发表谈话
　　台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信
　　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呼吁
　　中国作协发出紧急呼吁
　　文艺界人士发出四点呼吁
　　新闻界部分工作人员提出三点要求
　　海内外19家新闻出版单位致函赵紫阳、李鹏
　　法学界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
　　社会科学界人士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

　　这些紧急呼吁的共同内容是：

　　“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越来越获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真是人心所向，世人共钦，与党和政府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不宜看成‘动乱’。”“北京上百万人民群众走上街头，就是民心的真实写照。”“应该承认学生自己的组织是合法的。”

　　“建议迅速分别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紧急会议，……立即召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的民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以确实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

　　“请中央举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参加的真诚对话，对话的另一方应是绝食学生认可的代表，对话应现场直播。”“认真听取意见，勇敢承担责任，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应以全国、全民族的大局为重，体察民情，顺应民心，任何个人都要以国家安危为重，放弃个人得失。”“深刻反省党政机关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恳切地希望党和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勇于自我批评，高度重视和理解广大学生推动改革的忧国忧民之心。”

　　毋庸置疑，这是其时社会各界的真实态度。也可看出，届时的中国处在一个选择的关头：民心已如是，能否“以全国、全民族的大局为重，体察民情，顺应民心，任何个人都要以国家安危为重，放弃个人得失”“深刻反省党政机关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勇于自我批评，高度重视和理解广大学生推动改革的忧国忧民之心”，就在当局，或说当权者的一念之下了。

　　我们也不妨再看一下《北京青年报》17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民意测验：500份问卷发到天安门广场的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及个体户等，收回423份。其中：

　　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387份，占91%
　　对学生绝食“支持”和“理解”的分别为：277份，占65%；193份，占46%
　　曾“参加游行”“捐款”“鼓掌，心理支持”的分别为：262份，占62%；240份，占57%；240份，占57%

　　到此，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主流已经展示在我们面前。今天回顾起来，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在四九年城头易帜之后，第一次完全的民众自主表达。

　　此前，七六年周恩来逝世，曾在京城引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民众表达。一次是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公墓时的“百里长街送总理”，一次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回头看，这两次应该说都是当时民众的自主表达。但是，当时民众对周恩来的认识，并没有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今天看来，周恩来只不过是毛泽东忠实的奴仆和帮凶，一个奸相而已。当然，并不否定这两次民众表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历史的推动和进步意义。至于在十年文革中，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场合，也曾经有过上百万人的各种形式的“表达”，比如“检阅红卫兵”和“抗美援越游行大会”等。这些即便用当时的语汇，也只是“运动群众”而已，更谈不上是民众的表达了。

　　而面对如此广泛而一致的民众的诉求，面对学子们从跪求到绝食的决绝，掌权者只看到权力的得失，完全无视民众的诉求。

　　早在4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政治局常委和北京市领导的汇报后，提出了“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不怕流血”的三项指示。随后，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并开始抽调军队进京。

　　还在学生绝食之前的5月8日，邓小平赶到武汉，会见各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为下一步大规模调集军队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做准备。5月17日，中共做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决定，并定于19日晚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会议通报实施戒严情况。此时，数支集团军的部队已经到达北京郊区预定地点集结待命。

　　由前所述，发生在北京的，是一场得到全社会各界支持的民主运动。运动所要求的，是呼吁民主、解除报禁、反对腐败，是引导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民众的自主诉求。而在当权者眼中，这一切却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也许并没有错，民主宪政最终必将解除一党专政，而社会主义已经是个说不清的概念，后来邓小平在92年“南巡讲话”中也说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

　　所以，有人说中共采取如此极端的流血手段，是不得已，否则就会亡党。在这个意义上，这也许是对的。但问题是：维持一党的领导地位重要，还是民族和国家的福祉重要？！堂堂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前言中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奇怪的是在宪法前言之外的所有章节中，再没有出现过“中国共产党”的字样——其合法性来源何在？如果说四九年前的民主革命，解中国人民于水火——暂且不在这里讨论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民众由此接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合法性。那么，在眼下的历史关头，为了维护一党的利益而牺牲民族和国家的未来；面对全社会呼吁民主、解除报禁、反对腐败，希望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自主诉求，而用坦克和屠刀相向。我们不能不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了。

　　在接下来的15天里发生的一切，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有人认为：政府在这15天里，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和广场上的学生取得某种妥协，避免流血。笔者倒认为：尽管党内各派别有可能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尝试各种办法，以期改变既成的事实。但，以笔者对中共一贯的观察，尤其以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为前车之鉴，更大的可能是：中共一直在谋划某种阴谋，以期构造最后开枪的理由。这是另一个大的话题，不在这里展开了。

　　以上，就是本人在18周年之后，回顾那段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在四九年城头易帜之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民众诉求的启端　政权合法的沦丧”。

六月血
二○○七年五月二七日

https://www.ciaos.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16902【始发时记录的地址，现已不存。也因此补发。】

“四五”天安门事件虽说缘起于悼念周恩来，但从整个过程来看，主流很快转入反对“四人帮”；而反对“四人帮”，本质上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时，广场上也有诗文矛头直向毛泽东。相比“百里长街送总理”，民众的表达和诉求都更深入，因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和进步意义也更大。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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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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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tween

顶。

这类帖子，是俺不愿离开CND的原因。

2007-06-02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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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爷

尽管不同意北国游子关于七六年“四五”民运及对周恩来的判断，the same feeling here about CND.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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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tween 写道:

顶。

这类帖子，是俺不愿离开CND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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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2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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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

这篇纪念文章写得好！理性、深刻。18年后的今天来看和平情愿的要求，依然是忧国忧民的正义诉求。

关键在于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理论，所以，镇压是必然的，不管示威者采用什么和平策略，做出何等低姿态– 包括上交有意散落栽赃的枪支，纠察队将对毛象泼油漆、投鸡蛋的湖南青年解送公安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果，镇压者总是可以找到镇压的理由的。

从学生的行动策略上反省“六四”，我以为是本末倒置了。

应当说，“六四”从开始只是一个体制外群众促进改革、呼吁民主的运动，带有“进谏”的意思。随着共产党执政者的残暴镇压，使得人们思路向着诉求政权合法沦丧的途径推进。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一党专制体制安详地闭上眼，中国的民主才会落实。可是既得利益者又总是不肯“安详”，这是未来中国民主之路依旧坎坷的原因。而且，在中国依旧能借助资本主义的母鸡生蛋，经济继续成长的情形下，一党专制的习惯政权，还有一定存活期。

2007-06-02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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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当时国内官方报纸的报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确实，自5月上旬以来，官方媒体对学运的报道是空前的开放，大家在校园内外都能呼吸到一片从未有过的自由的空气。除了新闻是空前的开放以外，当时人大常委会准备审议“新闻法”，准备给新闻界更大的自由。胡启立、芮杏文专门到报社与新闻工作者对话。可以说当时那个势头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会太远。

另外，赵紫阳自北朝鲜回来后，重新掌握了对学运处理的主导权，一系列对话随之展开。比较著名的对话会有：李铁映、闫明复与首都高校学生代表的对话，胡启立、芮杏文与新闻工作者对话，李锡铭、陈希同与北京市属高校学生代表的对话，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学联代表的对话，地方各省市主要官员也与当地学校学生代表有多次对话。这些对话的成果不论，起码这些面对面的沟通，是共产党执政40年来从未有过的。（文革时除外。）

据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记载，赵紫阳在5月上旬曾经面见邓小平，陈述自己对处理学运的意见，邓小平说：“如果你们的办法管用，就不要管我（4月25日）说过什么。”在了解邓小平的态度以后，赵紫阳5月6日与胡启立和芮杏文谈话，提到： “最近几天，我们对游行的报道放开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际进步潮流和国内人心所向，我们只有因势利导。”正是因为赵的支持，各大媒体对学运的报道才呈现空前自由的局面。北国游子的文章所引的众多报道反映了这一点。

无庸讳言，中共的这些短暂的让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的自由，主要是自4月中旬以来学生和社会其他阶层共同争取的结果。很可惜，六四一声枪响，使这一切发生逆转。

2007-06-02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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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爷

此话说对了。学生“六四”时以为尽量表现得理性、不去触动中共的要害(如毛祖宗)就可以让中共找不到动杀机的借口，可学生提的条件又和邓小平强奸民意写入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是冲突的，难怪最后要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现在有些人要反思“六四”时学生在过激方面犯了什么错？真是太可笑天真，你本来就是要端对方的老巢，还顾忌端得轻点重点？

说白了，89年六月四号之前, 学生和市民在道义和理性文明方面早就胜过了以邓为首的死硬派，最后只是被邓派来的野战军打败了。这看似不可理解，却是必然的结果。因为邓意识到，学生的要求达到了，他自己和中共就彻底垮台了，邓就是要用军队来在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激怒出“暴徒”来，把理性道义冲突逼向动武合法化。

所以民运要反思，最好多反思一下目的和手段相适应的问题。说简单点，邓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里，怎么把它们那下来？是和平就能拿下, 还是只能流血才能拿下? 怎样操作才能避免少流血也能拿下?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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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 写道:
…..

关键在于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理论，所以，镇压是必然的，不管示威者采用什么和平策略，做出何等低姿态– 包括上交有意散落栽赃的枪支，纠察队将对毛象泼油漆、投鸡蛋的湖南青年解送公安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果，镇压者总是可以找到镇压的理由的。

从学生的行动策略上反省“六四”，我以为是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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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2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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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niu

说得好！顶！

2007-06-03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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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

记得在社论发表後，老邓有个内部讲话，意思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也就是说，再退共产党就要下台了。其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共产党作为利益集团是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所以，看到险地精英鼓吹共产党正在变好，民主会自然而然实现的高论，觉得可笑之至。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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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爷 写道:

此话说对了。学生“六四”时以为尽量表现得理性、不去触动中共的要害(如毛祖宗)就可以让中共找不到动杀机的借口，可学生提的条件又和邓小平强奸民意写入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是冲突的，难怪最后要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现在有些人要反思“六四”时学生在过激方面犯了什么错？真是太可笑天真，你本来就是要端对方的老巢，还顾忌端得轻点重点？

说白了，89年六月四号之前, 学生和市民在道义和理性文明方面早就胜过了以邓为首的死硬派，最后只是被邓派来的野战军打败了。这看似不可理解，却是必然的结果。因为邓意识到，学生的要求达到了，他自己和中共就彻底垮台了，邓就是要用军队来在手无寸铁的人群中激怒出“暴徒”来，把理性道义冲突逼向动武合法化。

所以民运要反思，最好多反思一下目的和手段相适应的问题。说简单点，邓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里，怎么把它们那下来？是和平就能拿下, 还是只能流血才能拿下? 怎样操作才能避免少流血也能拿下?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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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脖子树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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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理论，所以，镇压是必然的，不管示威者采用什么和平策略，做出何等低姿态– 包括上交有意散落栽赃的枪支，纠察队将对毛象泼油漆、投鸡蛋的湖南青年解送公安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果，镇压者总是可以找到镇压的理由的。

从学生的行动策略上反省“六四”，我以为是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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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007-06-0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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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国内互联网的这一作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王怡和秋风称其为“新民权运动”。还有人不无希望和兴奋地说：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网络下到现实，由此必将形成国内公民维权的新局面，从而由个人维权对官方空间的挤压逐步落实公民权利，最终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笔者也曾为此而激动，并更多地力行其中。但，笔者始终也怀疑：对于已经从意识形态党彻底转变为家族、集团利益党的中共，在不触及其根本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这些作用的上限到底在哪里。——这些不是本文题中之义，不在这里更多展开。

　　前面说过：民主理念的宣扬，与新左、毛左等意识的论争等，无一不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实际上，国内也仅只这一个言说的空间。所以，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是我们不得不重视和珍惜的地方。但是，前文也说了：这是国内思想和意识的“广场”。网络论坛，由于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似乎只能是个“广场”。一个没有严格的规则，可以尽情发泄而不需要负责任的地方，是不是有些象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先是一小批先觉者来到这里，心怀理想和真诚；然后是大批的民众来到这里，充满着热情和崇敬。但是，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四十年的革命教育，没有滋养出足够的民主素养。这里是广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严格的规则，可以尽情发泄而不需要负责任。这里产生的领袖，只需要你口头做出承诺，激进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号召足以保持运动的高涨。到最后，是领袖间的指责和诬陷，权力的争夺；而广大的跟随者，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请允许我引用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学生领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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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麽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麽功利。

　　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麽纯洁。［注］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联、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慨、很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这次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注］

　　——在一场同仇敌忾的民主运动中，在自发形成的领导团体之间，如果用这种心态去揣测旁人，那只能是“侧着身”战斗了。

　　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麽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麽周围的便衣你随时可以调动。金培力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金培力问：“他们给多少钱？”“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麽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注］

　　——仅仅凭借自己感受到的“暗示”，就可以对“不太清楚”的“许诺和交易”得出“绝对有感觉”？绝对的“感觉”是证据吗？如此待人以诛心之剑，怎么能够领导广大的追随者？

　　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麽上层人士、什麽什麽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注］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抽泣），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抽泣），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後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注］

　　——策略事关整个运动的命运，应该慎之又慎，更不能先诛人之心，以封人之口。

～～～～～～～～～～～～～～～～～～～～
　　以上的种种心态和手段，在五七年的“阳谋”和十年浩劫中，都是用来最得手的武器。诬陷造谣，诛心之论，先扣帽子再打棒子……这些斗争哲学的思维方式看来已是渗透了国人的骨髓。

　　十五年后，当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未来的希望的时候，互联网上的论坛又出现了似曾相识的“广场”：一小批先觉者先来这里耕耘，开辟了自由思想的园地；大批关注社会的思想活跃者，闻风而聚。到现在，却是污言满目，秽语成章，人身攻击和诛心，毫无理性和教养；而广大的看客，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要是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会不会也是酸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与“六四”何干？有人会说：这代表全部吗？

　　从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到现在的互联网广场，相承的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五十年革命教育对我们每一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渗透。同时，这种渗透还由于其已经融化到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而必然贯穿我们的全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受教于斯，现在需要的不是否认我们喝过狼奶，而是如何消解狼奶在我们头脑中的遗毒。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朋友说到红卫兵，无论是“妖魔化”也罢，“辩解”也罢，催生出文革中红卫兵行为的因子，并没有从我们身上剔除。大家都还是“红卫兵”，只不过表现形式随环境而异而已。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无疑是中国民主进程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自百年前中国民主意识的启蒙，经三十年的极端专制压迫，再经二十多年的改革转型，应该说在制度层面上并没有丝毫的民主萌发。现在，国家面临的是由制度引发的环境、资源、经济等全方位压迫，和民间对基本生存的抗求。尽管胡温体制一再表现亲民和呼吁“以民为本”，但对言论的进一步打压说明了其对民主的拒绝，仍是中共的底线和坚持。所以，我们无法期待和体制进行“良性互动”，无法寄望于体制的“自我改善”。而如果民主潮流没有力量以某种方式直接冲垮现体制的话，我们就只有等待，等待这个不思变革、拒绝还政于民的体制在某种突发的冲击下崩塌。

　　但是，这个等待，决不是无所作为的等待。体制崩塌后，如何重建制度？废墟上的建设能不能在民主进程上有本质上的进步？当专制的压迫消除以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能不能有良好的心态和修养以面对突来的民主权利？这些，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的，对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五十年革命教育在我们心灵上的净化和消解。

　　对现国家前景的预测，笔者应该算是非常悲观的，这一点也许并不为许多致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所赞同。我也并不绝对排斥中共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突变，但，我们不能仅仅是等待一个能够自己放下“恩主”身份的恩主。从现在就开始在国民中，尤其是在有志于推进民主的有识者之中，净化自身心灵、消解狼奶遗毒、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素养，是与持何种预测、走何种道路，都不相矛盾的。

　　曾几何时，叱咤广场的风云人物，有的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对于流亡海外的困境，我深表同情和理解；为了生存而作稻粱谋，无可非议；一直不懈地努力着的，我怀以对战士的敬佩。但是，令人遗憾，甚至惭愧的，海外民运的作为，成效不堪。固然，有着太多的原因与困难，恕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但是，回望逝去的战友，前瞻投身其中的信念……无论是流亡海外，还是在国内互联网上盘桓，我们都应该抛弃个人的恩怨和纠缠，自己先做得好一点。

　　悼念过去，振奋精神，声讨罪行，追还血债，这都是必要的。但，回顾历史，检讨过失，以期自身的提高，轻装迎接未来，应是更大的义之所在。如果说过去的十五年，这方面做得少了一点；那么在即将面临社会重建的前夜，希望所有致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都能先“战胜自我”。

［注］：

　　上文所引，出自网络上一篇综合了其他数篇相同内容的记录。本来不想在十五年后再引发对某个个人的争论，本文也完全无意于对该人个人的批评。所以，本文没有点出姓名。若本文对谁有所伤害的话，先在这里告歉。

六月血
二○○四年五月二十三

22年了！

回忆，纪念，评论；集会，游行，烛光晚会；……发生在香港，北美，稍后再欧洲。一如往年。稍感奇怪的是：到了6月2日，“动态网”主页和“大纪元新闻网”首页上仍找不到六四专辑，列在“大纪元新闻网”页首的是“九评”“退党”和“神韵”；6月2日“大纪元新闻网”的滚动“新闻专题”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新唐人亚太台卫星续约、母亲节、本拉登被击毙、国际关注英国王子婚礼、我要控诉中共、中共胁迫遣返、申请护照受阻、回国入境遭拒、中共扣押护照。

国内，各地的拆迁等群体事件仍频，稍有新意的是三峡引起的长江中下游干旱，和艾未未案，以及“公诉”茅于轼辛子陵。不，真正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已近无声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延至利比亚，已经演变成武装冲突；美国击毙本·拉登后，基地组织在也门“建国”燃起基地武装、政府军方、部落反对派武装之间的战火。而“中国茉莉花革命”，从2月20日始，被《维基百科》正式记录的为五次，最后一次是3月20日。到4月3日艾未未从北京机场被扣押后，就基本上不再被大家所关注了。标称“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网站，每周仍在发布“散步公告”，但内容已经“与时俱进”，当前的话题，自然是“六四”22周年。

回到“中国茉莉花革命”初起，仅引何清涟的几句话：

面对被中国当局摧残得满地凋零的春花，我的愤怒无法言表。
对比22年前的“六四”，我真的无法用“进步”两字来形容中国政府。……
——中国当局对一次网络上的无组织的虚拟革命如此过份处置，给中国人留下的只有被迫沉默一条路。今后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最后，改古人诗两句，以纪念这一次从网上发动、被当局在现实中扼杀的“茉莉花革命”：
风流纵被风吹雨打去，来年化作春泥更护花。
——《风流纵被风吹雨打去》，《美国之音博客》2011年2月25日

这次2.20茉莉花革命带给世人的最大鼓舞则是：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中国大地现在地火奔突之局已经形成，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冒出的地火都有可能燃烧成燎原大火。
——《一部伟大的现实魔幻主义作品》，美国之音

可以说，以今天中国之政局与社会紧张程度，再加上中国政府过度迷恋暴力维稳，发生任何变故均有可能。
——《中国茉莉何时才会绽放？》，BBC

再往前，02年，东北工潮，杨建利博士曾专门为此回国，也因此坐满了五年牢狱。在记忆中，那年是第一次激发笔者希望的一年：辽阳，大庆，抚顺，数起上万人的工潮……但，工人们的诉求仅只是企业被权贵侵吞，下岗后的待遇……而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领头的被判刑，参与者每人“嗟来”几百元。于是，归于“稳定”“和谐”。

之后数年至今，每年都有各地“群体事件”数量比上年度大幅增加的报道，引发的肇端扩充为拆迁、飚车肇事，及各式官民冲突等等。但，大致都是以上模式。民众没有更多更高的诉求，而当局的应对，虽说被评论为愈发恶劣，但至今仍不能不说还是有效。

回到何清涟的感慨：

风流“已”被风吹雨打去，“何”年化作春泥更护花？
地火奔突之局已经形成，从任何一个角落里冒出的地火，“何时才能”燃烧成燎原大火？
暴力维稳，“为何还未”发生任何变故？

二

笔者曾是，仍是，“崩溃论”的支持者。

一个社会的变革，无非“革命”或改良两条道路。中国建政于毛式独裁。第二代邓氏，以“不争论”“二十年后再说”，本质上继承了毛的体制。谈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笔者很奇怪诸多学者为何视八十年代“五大公司”成立在时间上的“巧合”而似不见！而“先富论”即由此划定了由“改革开放”获得利益的圈子，同时也敲定了日后“腐败”的走向。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民众也能得“一杯羹”；但仅仅是“一杯羹”而已，公义是谈不上的。这或许是一种谋略，但却被诸多善良的人们用以证明：民众富裕了，中国强盛了，“改革开放”走对了！？到八九年，矛盾的激化，其实还未深入到权力，还仅仅是民众对当局“反腐败”的呼吁；但高瞻远瞩的邓氏却看到了对权力的威胁，也因此“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平心而论，从邓氏的立场出发，“六四”的结局唯此而没有“妥协”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是说民运一方没有从“策略”的角度选择更好结局的可能。

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前提；反腐败，则必须约束权力。而邓氏与毛氏的区别在于：毛氏为了建立封建皇朝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天恩之下的百姓需要富裕起来，且由此才能奠定皇朝的强盛，并领国际共运以及世界的潮头；（从这一点说，毛氏是真心希望百姓富裕的，而他只要求“伟大领袖”的位置，官僚们则也必须廉洁奉公。）当然，为万岁爷“一个指头”的错误买单是必须的，必要时牺牲半数百姓的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而对于邓氏，抛弃了所有的“理想”和理论，在国际上奉行“不出头”，要的只是以“五大公司”为代表的革命后代“先富起来”。（从这一点说，邓氏至少不希望百姓比革命后代先富起来，而为此不得不与整个官僚系统合谋。）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逻辑上还有争论或讨论的余地；那么，对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追求，而只是追逐物质利益的邓氏，权力是获得利益的必要前提和保证。这，就是权力对于邓氏与毛氏的区别。这好比是：毛氏视百姓为子民，要百姓拥戴他解放全人类；他自然希望兵强马壮，同时各级头领也必须同甘共苦。而邓氏根本就是在自己家中搜刮抢掠的家贼，同时手握刀杖；你叫他先放下刀，大家好生商量，他说：放下刀，我还怎么抢你？“六四”学生的“七条要求”中，关键的是“反腐败”和“新闻自由”；之后二十年来，民众企求的，简要说就是放开“党禁”“报禁”。而这些，在在都是对“先富起来”的遏制，“党禁”“报禁”无论放开哪个都可以令中共迅即垮台。也有很多人说到，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不知道有多少人透彻理解“与虎谋皮”的内在含义。

由上可知：如果说毛时代还在逻辑上存在“改良”的可能性，那么到了邓时代，放弃权力意味着失去“先富起来”的可能，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中共生存的意义。有人说：邓氏等作为第一代不可能，他们的后代似乎也不可能，但不能说党内就不能出现明智派或改良派，如戈氏之类。表面看，当下以薄氏为首的“太子党”和比如“团派”之争，甚至“太子党”中是否会出现变数，其中是否暗含着改良的希望？不要忘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中共的组织原则和当下的本质，可以确保遴选出来的接班人，不会偏离方向，至少在足够长的历史时期内。更不要忘了：当下的中共，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理想”和理论，他们追逐的，仅是物质利益！这，从民意中也可以看出来：曾几何时，大家说“处级以上排队一二报数分列两行，枪毙一行，只会有遗漏而不会有冤屈”；而现在，还有谁相信握有权力者有几个不贪腐，有几个有机会而不作“裸官”？

上述中共的演变，始于邓氏的“改革开放”；八九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使得原本遮遮掩掩的贪欲得到了坦克的背书；之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更是把权势集团扩大到“私营企业主”，而不论其是否红色后代；（其实，“先富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或有没有不依靠权力而富起来的且存疑，而同时，如果没有权力的庇护，已达富人榜首列者也随时都有被“反腐败”的可能。）到了“胡词穷”（好像没有什么“谥号”，暂且屈称），中共已经彻底沦为“权势利益集团”而抛弃了所有的意识形态追求。（不客气地说，中共已经不再符合政治学中的“政党”概念；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理念追求，而这些是不容作假且必须明示的。如果考虑到近年来与社会黑势力的勾结，将中共称为“匪帮”可能更贴切。）在“胡词穷”时代，当局不断加强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控制，打压甚至违法囚禁敢于说话的人，“维稳”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甚至一切。

到了这个境地，谈何“改良”？！

至于“革命”，需要稍微多说几句。很多人常说的，暴力必然换来新的暴政，其实并没有逻辑的论证，也没有历史的验证。（中共，或几个特例，并不证明其必然性。）之所以不能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的专政体制，是由于通讯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得“暴力”反抗失去现实的可行性。

那么，社会的进步，或说现存专政体制的变革，就只有期待其自身的崩溃。或说：其若不灭，是无天理！天作恶，犹可违；自作恶，不可逭！

这里需要再解释一下的，是多数善良的人们所担心的：崩溃之后会怎样？尽管当前制度有再多的弊端，毕竟多数人还有安定的生活。一旦中共统治瓦解，随之是经济崩溃（或反之经济崩溃带来统治瓦解，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其因果先后），是否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失控，并带来民不聊生的乱象。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天的到来是必然，那么，早一天到来，或晚一天到来，引起的社会动荡孰为轻重？改革开放三十年，或中共建政六十年，给这片土地带来的诸多问题，如资源、环境，以及欺诈、盗抢、拐卖，等等，究竟是有所改善，还是日益恶化？现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长此以往，未来将何？还有未来吗！

三

回顾一下，我们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的预期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六四期间，《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

①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②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③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④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⑤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追究责任者。
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⑥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⑦强烈要求公正如实地报道这次民主爱国运动。

中国茉莉花革命，3月13日第四次“散步公告”：

（一）官员向人民公布财产，
（二）政府向人民公布税收的使用用途。

其实，双方都很清楚：权力，体制，或说基本社会制度，是问题的核心和症结所在。从反面看，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也说得很明确：“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也可以说，戴秉国所谓的“核心利益”，就是“共产党”的独断专权。（“中国的核心利益”，戴秉国也曾在2009年7月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期间，向记者明确表示过。）

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回避这个问题，无论“六四”的“七条”还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两条”，都无从谈起。那么，我们现在的诉求，应该毫无疑义的，就是：中共放弃一党专政，还政于民。

准确地说，要求中共放开“党禁”“报禁”，仍是不切实际的提法。因为所谓“放开”，其行为主体仍是中共，其潜在的前提则是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而作为毫无意识形态且只以物质利益为唯一追求的这个权势利益集团，“放开”两禁无异于要求其“自裁”。更何况，鉴于半个世纪的党文化教育，遗存在中国民众心中的“翻身”以及随之衍生的“清算”观念，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利益集团成员的心头。

而中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已被中共一再明确表示了。摆在面前的，就是如此毫无调和余地的对抗！

重复一下，笔者并不号召或提倡“暴力革命”，因为其没有可行性。但笔者更不期待中共能够自我“改良”或“自裁”，因为那不可能！崩溃，是寄希望于“天理”，但也并非只能坐以待之。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自身能力和判断出发，作出自己的选择，为将要面临的崩溃、以及崩溃后必然出现的社会动荡，做力所能及的准备。

每临“六四”忌日，笔者一是必定为亡灵在网络上守夜；一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发。

二十二年了，心血尚未熬干，鬓发却已如霜染。每与同龄人聚首，感叹的是到底还保留着多少年少时的真诚和追求。对未来，笔者一是乐观，天理不容，中共必亡，而自信能够看到这一天！二是悲观，之后中华民族步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之日，看来是无缘以待了。

二十二年了，恰逢北非茉莉花革命，及中共临近换届，而中国民主进程却仍未见初倪。

仅以此文，遥祭亡灵，冀望未来，并自励。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604.

　　第一次知道王维林，是在卡玛的《天安门》，片中称：“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王维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历年EMW Music Arts举办的《永志不忘的纪念》中王维林的大幅照片历历在目，王维林已经成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代表。但其实人们所确切知道的，仅仅是四张照片和几段录像。甚至“王维林”这个中文名字，也只是从一份英国报刊上的音译“Wang Weilin”而来。而具体是哪份报刊，信息来源是什么，不得知。

　　作为这一“坦克人”（Tank Man），向世人所展示的含义，是确切无疑的；这些年来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坦克人”这一事件本身，却存在着很多谜团。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的身世，他现在的状况，他在这一行为中的动机、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其背后是否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围绕着这些谜团，近年来，不断出现各种猜测和传言。
二、

1、

　　06年，一个化名王希之的香港教授，向《大纪元时报》透露：王维林是湖南绍阳人，马王堆考古队队长。王维林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在考古队时用的名字。89年，王维林是北京工自联成员。六四后在中国大陆躲避了3年零7个月，经由广东、香港辗转到了台湾。目前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担任顾问。两人前不久还通过电话。

　　但当《明报》记者向台湾故宫博物院求证时，却遭到了全然的否定。同时，台湾陆委会也证实：“完全没有与这件事有关的讯息”。据说，王希之是一名风水师。

　　而且，作为考古队队长，有什么必要使用“非本名”？89年作为北京工自联成员，当时他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是什么？

2、

　　民运人士刘青在04年曾表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那个挡下坦克车队的青年不叫王维林。”因为，“在我们这个资讯时代、在六四惨案之后、举世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在经过十五年的查找寻访之后，包括悬赏寻找挡坦克的青年之后，我们关于他的资料就绝不应该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而应该完全知道他的所有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地址、职业以及他的履历。”

3、

　　03年，魏京生在纽约华埠“中华公所”的晚宴上说：经他明察暗访，得知：

　　“当中共高层在六四前夕下达屠杀令后，命一○四师坦克车部队把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任何人阻挡一律辗压，或者开枪向他们扫射。但该师师长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坦克车只需作出阻吓姿态就可收到驱散学生的效果。因此，当该坦克师的车进入北京城后，遇到以肉身阻挡坦克车的青年，驾坦克车的兵闪让，没有辗压过去。后来，中共高层对该师长不满，立即把他拘押起来，表示要严加惩处。然后，派出一○二师坦克部队入城。

　　“当一○二师的坦克车开入北京城，那名以肉身阻挡坦克的青年再度出现，坦克车于是便从他的身上辗过。这名勇气可嘉的青年，便为中国民主运动而壮烈牺牲了。”——【看中国报道】2003年05月28日

　　魏京生表示他的消息十分可靠。在场的有纽约“中华公所”几任主席，陈炳基、李文彬、锺侨征、陈兆堂、许澄宇等。

　　首先，“坦克人”事件发生在6月5日，那已经是大规模屠杀之后，之前已经有若干坦克部队进入北京。其二，“坦克人”再度出现具体是在哪一天？为什么“坦克人”“壮烈牺牲”的场面从未被世人提及？

　　08年，魏京生在伦敦西敏斯大学剑桥大学召开的《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上，又说：

　　“其实木樨地的王维林，（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事是我的老同学处理的。当时，38军从复兴门这条路开过来，最前面的那个师的师长就是我的老同学。他就坐在首车里，所谓的王维林在那儿挡的是他的车。国外看到的镜头和国内看到的不是一个镜头。国内中央电视台放的是复兴门的镜头，国外是北京饭店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做同样的事，镜头略微有点差别。当时，驾驶员问他（我的同学）怎么办，能不能绕过去。所以，你能看到（录影上）坦克绕了一下。可小伙子横着过来了。驾驶员又问：师长怎么办？

　　“没过10分钟，天上的直升飞机来电话了，问：你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前面有老百姓挡着。直升飞机上的人说：‘什么老百姓，是暴徒！’他说：‘我看了确实是老百姓，不能向前走。没有什么暴徒。’又过了5分种，直升飞机可能请示了上级。飞机上的人说：‘首长命令了，你们马上进到军事博物管院里调整，让113师上。’113师的师长刚刚升了官。我的哥儿们（记者注：哥儿们是北京方言，即朋友的意思）就告诉侦察连的把这小子抓起来，至少先别让他死了，这人的生命太危险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排的侦察兵居然没有看住他，让他给溜出来了。他又去挡的时候，113师的坦克连停都不停，哗一下就过去了，直接就把他辗成肉饼了。而且那时侯，人身上什么都不带，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大纪元6月10日讯】

　　比起五年前，魏京生的叙述详细了许多，尽管有些出入。但，从坦克队列行走方向，木樨地在前北京饭店在后，那么“坦克人”应该在北京饭店“壮烈牺牲”。当时北京饭店聚集了那么多国际媒体，为什么从未见到这样的报道？实话说，这个叙述更像是故事。

3、

　　08年，《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者吴仁华在《有关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的最新研究信息》中说：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教授，在分析了录像后认为：当时拉走王维林的几名青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

　　吴仁华并认定了那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综合起来，吴仁华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但他只是分析了拉走“坦克人”那几个人的动作，并没有做出更多分析，从而也没有肯定性结论。
三、

　　笔者多年前也对“坦克人”有许多疑惑。但一是不情愿破坏这一事件在人们心中已经固有的正面形象，二来也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仅仅是笔者一种另类的猜想，所以从未付诸笔端。

　　但是今年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的回忆文章（https://ciaos.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其中一些细节使笔者的猜测有了一些依据。不揣冒昧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和分析。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事后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当然，并不是说“逃兵”是这个预谋的一部分。
四、

　　回到笔者多年来心存的疑惑。

　　不仅是如刘青所分析的，“在我们这个资讯时代、在六四惨案之后、举世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在经过十五年的查找寻访之后，包括悬赏寻找挡坦克的青年之后”，还有：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顺便介绍一下“小世界悖论”：麻省理工学院伊西尔教授的研究发现：如果在美国随便任选两个人，平均每个人认识大约1000个人。这时，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大约是1/100000，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的概率却急剧升高到1/100，而他们可由一连串熟人居间联系的概率实际上高于百分之九十九。】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武警军车肇事的木樨地、民众堵截运送武器车辆的新华门前、军民发生冲突的大会堂西侧路等，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到过现场作出某些与阻挡坦克可以类比的行为，并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曾在以上这个王维林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在Stuart Franklin（玛格南图片社）提供的六张连续照片的第一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王维林站定在长安街上时，位于长安街东向五条行车道从中心向外第一和第二车道之间。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中心向外第三车道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引导着队列向左偏转，已经到达中心向外第一车道。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无论在Arthur Tsang Hin Wah（路透社）、Charlie Cole（新闻周刊）、Jeff Widener（美联社）、Stuart Franklin（玛格南图片社）的几组照片还是影片《天安门》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却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行驶而不改变方向，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我们也无法判断：是王维林事先判断坦克队列会在此时此处转到长安街中心线，所以提前到此等待；还是坦克队列在开道指挥车的引导下，驶向与王维林对峙的位置；或干脆，双方事先就有默契或约定？

　　而从网络流传的那份最完整的录像（BrainMind.com）中可以看到：在Stuart Franklin（玛格南图片社）提供的六张连续照片的第一张之后的几秒钟里，王维林和开道指挥车是共同走向长安街中心的。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跑向路南人行道的过程中，还有两组人迎上来，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四人均着白衣；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0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两个黑衣人与王维林一同离开，不过数秒。而这些人中，有七个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在路南人行道墙边的两个人也是，王维林也是。而在笔者的印象中，中共特情人员在不着制服时，经常是这样的穿着；例如六四十周年笔者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0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80秒是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在镜头的时间，而从路边作出决定开始行动，应该不到80秒），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东长安街与南河沿大街南口的交叉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大街南口。南池子大街南口对着公安部，在南河沿大街南口向西大约300米。东长安街北侧，虽然70年代在原北京饭店位置修建新北京饭店大楼，后又将旧北京饭店改造为贵宾楼，但在南河沿大街南口到南池子大街南口之间还保留了一些民居胡同。6月3日夜在南河沿大街南口到南池子大街南口的东长安街路段发生了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这是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从广场东侧路始，先是历史博物馆，接下来公安部占据了几乎面对南池子大街南口到南河沿大街南口的宽度；再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是北京市政府；向南到前门东大街，是最高法院和北京市公安局。这里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图【坦克人位置】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大街南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只看到两个奔跑的行人和一个骑车人；而路则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三人从东长安街北侧、六人从南侧跑向王维林，另两人在路南等候。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不到80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数秒之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顺便说：从画面看，有“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嫌疑的，只是他们刚刚接触王维林的瞬间；而当王维林离开坦克数米后，他的手臂是自由的。吴仁华对现场环境的分析，以及王维林无处逃遁的结论，都很到位。而王维林的下落，如果改变一下预设的前提，结论与笔者的猜疑并不矛盾。

　　对现场的分析，有如下疑惑：

　　为什么发生在局面已被当局基本控制的6月5日？且地点时间恰有利于众多国外记者云集的北京饭店进行拍摄？
　　坦克队列为什么要转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正前方的王维林？
　　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为什么能够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为什么都来自东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且撤离方向也是？
　　为什么当局能在第一时间，截获这段录像，并及时加以解读后播出？

　　对“坦克人”事件产生的背景，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早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三不怕”的讲话：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不怕流血。5月19日晚，李鹏宣布戒严，几个小时后部队就已经到达北京近郊，而清场却拖延了半个月。期间民众的拦截并不能作为理由，因为即便到了6月3日，民众的拦截激情并未减退，而最后戒严部队采取的行动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后果。这一切无法解释为正常的部署过程。

　　6月2日到3日期间，木樨地的武警军车，新华门前等地装满没有子弹的武器的大轿车，大会堂西侧路的军民冲突，徒手徒步进城的部队……显然是试图为屠杀制造借口。

　　屠城过程中军队自动放弃的车辆，流血之后焚烧的军车列，以及很可疑的残害落单军人——鲜血激怒的人群很容易被煽动起仇恨的过激行为，而日后的审判中只有“打砸抢烧”者归案，却没有任何一个残害军人的凶手。连提供打火机的路人都被记录和追捕到案，而这两起如此严重的犯罪却没有抓到疑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人群中是否有太多的中国“卢贝”？！而在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中，可见士兵主动弃车并示范如何点燃军车的事例。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在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以上这一切之后，再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6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杀，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想：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当然，事与愿违，“坦克人”事件并没有在全世界产生这样的解读。但弄巧成拙，并不能反过来否定弄巧者的动机。
五、

　　以上几点都仅仅是一种分析和猜测，缺乏完整的资料和充分的信息，使得分析和猜测没有得出结论的足够支持。而《六月的逃兵》，恰好从反面给以上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撑点和启发。

　　尽管如此，现在对于“坦克人”也仍然没有得出结论的足够支持。本文只是综合了目前可以得到的多方信息，结合笔者的个人思考，给出一种可能性。人肉搜索方兴未艾，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一砖能砸出几块美玉。尽管整个六四民主运动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但如果能对其中一个具体的事件得出更确切的真相，无论对缅怀死去的亡灵，还是对揭示中共的罪恶，都是很有益的。

　　最后，假如笔者的猜测被证伪，笔者也由衷地感到欣慰，毕竟维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善良人们心中的神圣。真若如此，笔者提前在这里向王维林先生深深地表示歉意。

　　无论如何，1989年的六四，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难得的一次自我公开表达，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做被运动的群氓。

　　六四精神长存！民主的中国就在不远的将来！
六月血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二〇一一年六月五日修改

相关链接：

【纪念六四】 六月的逃兵（附照片和视频） https://ciaos.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858

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0629.

　　二十年了。人们常说：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是啊，当年还牙牙学语的，甚至９０后一代，也近成人了，……

　　每年这个时候，笔者都要写一点什么，同时也尽所能收集网络上的有关文章。今年，却有些踌躇，不知说什么了……

　　先回看一下这些年收集的有关资料吧。

　　十周年时有篇报道现在看起来，不禁令人感慨万分。当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李欧梵教授在一次圆桌讨论中，向王丹、李民骐、王超华三人提了二十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你们认为现在这个政权还会持续多久？然后接着是，你们想象它结束时是用什么可能的方式结束？”甚至，第七个问题是：“你是希望中国采取目前美国俄国式的总统制呢，还是欧洲、日本式的议会制政府？你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制度上的，对于选举制度的想法？比如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不是要削减一下联邦？”三人的回答就不必在这里引用了。

　　十五周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批评运动中学生的若干不当表现，甚至有人提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她认为：“六四事件，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是一场由学生运动为前导的都市民众街头抗议”；“５月１３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４月２８日）之前，是比较典型的学生运动：纯洁热情的青年，出于公心（爱国）而呐喊；５月１３日之后，行为主体虽然还是学生，行动目标和基本诉求已经搀入越来越多的群众运动甚至党派政治运动因素。它的领导层是临时涌现的勇敢份子和投机份子”；“和历史上每次可能的良性转机总是败在打着激进口号的投机者、感情冲动的冒险者身上一样，这回这一难得的机遇，也为高喊口号、希翼以逆取一蹴而就的野心家所断送。”

　　这位知名学者的批评有其一定的道理，也基于相当的事实为依据。对这样的批评，可以讨论。虽然其中的论断笔者不敢完全赞同，比如，民众街头抗议是否就一定不是民主运动；比如，部分投机分子的表现，是否足以作为整个运动的主体；再比如，最后的结局，是否仅只归咎于打着激进口号的投机者和高喊口号的野心家？但我承认，这位知名学者的立足点，并不是站在专制者一边的。

　　“和解”——“公正的真相调查”

　　今年，针对“和解”，网络上展开了不大不小的争论。而且据说有个“中国和解智库”，自０８年３月，就在北京召开了有二十多位学者与会的“冲突与和解”学术座谈会，并将在今后继续推动此事。对此，网络上看到的，多是反对的意见，从匈牙利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韩国光州事件、罗马尼亚８９革命，到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东德的世纪审判，对比探讨目前的中国，是否具有“和解”的前提。

　　结果如下：

　　“６·４”问题的正确解决，不是“全民和解”，因为在“６·４”事件中根本没有“全民冲突”。——《“六·四”不是“和解日”—方觉》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六四回顾与反思—杨林》

　　中国的政治和解也不会发生在一党专制结束之前。——《论六四和解—解滨》

　　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茉莉》

　　第一，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第二，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专访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亚洲周刊》二┅九年第十三期》

　　我们不妨先仔细看看呼吁“和解”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文章首先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解析了三十年来“专权说了算”的“平反”，结论是——“社会像是坐在火药桶上”。然后反问：“难道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恳请呼号（以及与其对照的封杀）下去？”

　　接下来，从图图大主教的南非模式，作者问到：“没有公正的真相调查，正义无以展现。而没有正义，当局一口价的‘平反’，能导致社会和解么？”

　　最终，作者断言：“纵览所有统治者说了算的政治措置，无论秦汉唐宋，无论布加勒斯特和红场，只有南非图图大主教通过真相正义，最终达到社会和解的模式，最适合六四这带血带恨的解不开的结。”

　　该呼吁的题目是《和解超越平反》。如此看来，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呼吁“和解”，该文的主旨，如题头所示：没有公正的真相调查，正义无以展现；而没有正义，只是当局平反，社会不能真正和解。

　　这样的呼吁，笔者完全赞同。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目前的中国，是否具有“公正的真相调查”的前提？

　　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按该文的逻辑结论，应该是：目前的中国，“社会不能真正和解”。

　　其实，该学者在接受发表《和解超越平反》刊物的访谈中，对“今天具备条件成立‘和解委员会’吗？”的提问，做了如下的回答：

　　没有。我活着看见的机会都很小。……不仅“六四”的真相调查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ＡＢ团真相能调查吗？延安整风的真相能调查吗？这么著名的张东荪，把他由中央政府委员打成“叛国”，最后死在牢里，真相调查能开展么？

　　综合起来，感觉该学者有点乱——此言有些不敬，见谅。

　　自认为目前根本不具备条件，却被冠以“透过亚洲周刊呼吁：借鉴南非模式，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到底是呼吁“和解”？还是呼吁，呼吁者自己也觉得不具备条件的，“公正的真相调查”？

　　此外，《和解超越平反》中，还有个别论断值得商榷。不在本文义中，省去不论。

　　“沉默”——《罗马规约》

　　现在没有人呼吁“平反”了，这无疑是个进步。呼吁“公正的真相调查”，怕是没有哪个人觉得具备条件。那么，“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死去”？

　　“在沉默中爆发”，好像是在鼓动革命？这在当前似无人所附。

　　“在沉默中死去”？沉默中不爆发，就一定要死去吗？也许不一定。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中，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代表担任了这次会议的副主席。虽然，中国对该规约投了反对票。中国的陈述理由是：授给预审分庭来制约检察官的主动行动的权力还不够，同时，规约的通过应该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而不是以表决的方式。美国也投了反对票，反对的是：管辖权的概念及其对非缔约国的适用；同时表示：规约必须确认安全理事会在确定侵略行为方面的作用。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１日，批准签署《罗马规约》的国家达到了条约约文要求的６０个，《罗马规约》即日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并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生效。

　　在国际刑事法院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ｗ／ｉｃ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上，明确表示：国际刑院的任务是审判个人而不是审判国家，并追究他们对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惩犯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以及最终对侵略罪——所应负的责任。

　　《罗马规约》在序言中说：

　　意识到各国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他们的文化拼合组成人类共同财产，但是担心这种并不牢固的拼合随时可能分裂瓦解，

　　注意到在本世纪内，难以想象的暴行残害了无数儿童、妇女和男子的生命，使全人类的良知深受震动，

　　认识到这种严重犯罪危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福祉，

　　申明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罪犯，必须通过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并加强国际合作，

　　决心使上述犯罪的罪犯不再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

　　忆及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

　　……

　　国际刑事法院所追究的犯罪，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

　　“灭绝种族罪”所指“种族”，有“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所实施的行为，有“杀害该团体的成员”，“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危害人类罪”所指对象，为“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所实施的行为，有“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强迫人员失踪”，“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国际刑事法院只对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之后实施的犯罪具有管辖权。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之后，对法轮功的持续镇压，对六四难属、伤残者、良心犯，以及对与当局不能保持一致的所有人，毋庸置疑，是存在以上行为的。

　　国际刑事法院只对犯罪的自然人行使管辖权。社会和解的前提，是公正的真相调查，而对首犯的刑事追究，也是真相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罪魁的刑事追究，必将动摇犯罪集团的军心，最终动摇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

　　关键的问题在：中国不是缔约国。以笔者外行的眼光仔细研读后，在《罗马规约》中找不到可以启动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的切入点。

　　但是，如果能进行公正的真相调查，也就存在了这个启动的切入点。那么，既然能在今天呼吁真相调查，为什么不能同时也呼吁对“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追究？

　　至少，这是在当前不得不保持的“沉默”中，可以做的事情——呼吁，探索，推动，为将来做准备，将犯有“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中共党魁送上国际法庭。

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0604.

　　与往年不同的是，五月初，境内外的中文论坛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争论，其中不乏激烈和粗鲁，也许还有幸灾乐祸和得意的亢奋。王余拒郭事件成为十七年来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背景音。

　　友人在看到相关报道后说：靠这些人，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吗？也早有人说过：专制垮台后，上来的人还不是一样？我说：只要专制崩溃了，经历了这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决不会再认同一个专制的政体。这从文革后人们的思考，尤其是从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突破和交流，可以肯定。当然，也决不会马上有一个哪怕是基本完善的民主制度。这个漫长而混乱的局面也许会再有半个世纪之长。但是，只要渡过了专制的长夜，人们就不再是在黑暗中摸索。我们追求的是制度，而不是新的明主。有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即便领导者的个人品质比专制领袖还差，他也不再是“打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西方哲人说过：宁肯要一个受制约的魔鬼，也不要一个不受制约的圣人。

　　当下的中国，思想和言论还受着非常严厉的桎梏，有独立思考和敢于表达的知识分子非常令人尊重和珍视，对自由和民主的期盼还只是跳动在人们的心头。因此，每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显得分外瞩目。在这些人之中，若有人被揭示出个人品行上的瑕疵，就更令人痛心。王余拒郭的举动本身，无疑是狭隘和偏执；而事后的辩解，更令人失望。有人说：私下交流一下，化大为小，不要借此炒作。有人说：亲者痛，仇者快……我想：回避决非良策。从十七年前的广场，到今天的互联网，可以类比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正提醒我们：应该正视自身！在红卫兵的狼性中，我们省悟到十七年的狼奶教育。而在上世纪中形成的党文化，是根植在五千年的传统之中的；生活在比历代皇朝都要严酷和彻底得多的压制的人们，是浸泡在狼奶之中的。谁能说自己超然其外？！而如今互联网上的指责、漫骂，造谣、攻奸，甚至在叫别人忏悔的批评中，文风笔体所显露出来的，和文革中的大字报又何其相似？！

　　在“六四”的前夜，在纪念“六四”的文章中，说这些也许有些不恰。我是想起了前年我的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稿，那是应《“六四”十五周年全球征文》的投稿。当我投出第一篇《从“六四”十五周年回溯二十八年前的“四五”》时，得到的回复是“谢谢好文”；当我投出以下《回顾历史，检讨过失，提高自身，迎接未来》文时，原来刊载在《“六四”十五周年征文》上的《从“六四”十五周年回溯二十八年前的“四五”》不见了。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我只能理解是后文中有一些令主办者所不快的声音。两年后，在网络上搜索，我当时发出的三篇纪念文章《从“六四”十五周年回溯二十八年前的“四五”—０４０５２０》、《回顾历史，检讨过失，提高自身，迎接未来—０４０５２３》、《劣根不除，必再受其害！—０４０６０３》，惟独中间的《回顾历史，检讨过失，提高自身，迎接未来—０４０５２３》影踪全无。

　　今天，看到王余拒郭事件的争论，不由得联想起这一切。为什么在反抗专制和寻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容纳和自己论见不同的人？为什么朋友的界限不能划得更宽一些？为什么只能指责别人而不能检讨自己？为什么不能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提高和完善自我，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将来？！

　　在这个沉重的日子里，说这些沉重的话题，是由于心痛，也是由于对未来还有着足够的信心。“六四”的亡灵注视着我们，身上的责任令我们不得不力求作得更好一些。正视自身，反省曾经有过的失误，化解传统和党文化的遗毒，这是每一个寻求自由和以实现中国民主为己任的人所必须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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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回顾历史，检讨过失，提高自身，迎接未来

　　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那曾经给多少国人带来希望的激动，已经消失。大批学者的犬儒化，民众的世俗化，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党彻底转变为家族、集团的利益党，这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可慰的是，无论国内国外，都还有一批不懈抗争和呐喊着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多，实际作用有限，却是影响并不小。这期间，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对国内民主力量的积蓄和扩展起着最重要的影响。对国内丑恶现象的揭露，民主理念的宣扬，与新左、毛左等意识的论争等，无一不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甚至很多著名学者，都会在国内知名论坛上潜水观战。借此，也呼吁身在境外而关心国内民主进程的朋友，多到国内的知名论坛上看看。这是国内思想和意识的广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

　　２００３年，国内互联网的这一作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王怡和秋风称其为“新民权运动”。还有人不无希望和兴奋地说：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网络下到现实，由此必将形成国内公民维权的新局面，从而由个人维权对官方空间的挤压逐步落实公民权利，最终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笔者也曾为此而激动，并更多地力行其中。但，笔者始终也怀疑：对于已经从意识形态党彻底转变为家族、集团利益党的中共，在不触及其根本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这些作用的上限到底在哪里。——这些不是本文题中之义，不在这里更多展开。

　　前面说过：民主理念的宣扬，与新左、毛左等意识的论争等，无一不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实际上，国内也仅只这一个言说的空间。所以，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是我们不得不重视和珍惜的地方。但是，前文也说了：这是国内思想和意识的“广场”。网络论坛，由于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似乎只能是个“广场”。一个没有严格的规则，可以尽情发泄而不需要负责任的地方，是不是有些象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先是一小批先觉者来到这里，心怀理想和真诚；然后是大批的民众来到这里，充满着热情和崇敬。但是，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四十年的革命教育，没有滋养出足够的民主素养。这里是广场，没有组织的约束，没有严格的规则，可以尽情发泄而不需要负责任。这里产生的领袖，只需要你口头做出承诺，激进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号召足以保持运动的高涨。到最后，是领袖间的指责和诬陷，权力的争夺；而广大的跟随者，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请允许我引用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学生领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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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注］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联、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慨、很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这次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注］

　　——在一场同仇敌忾的民主运动中，在自发形成的领导团体之间，如果用这种心态去揣测旁人，那只能是“侧着身”战斗了。

　　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你随时可以调动。金培力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金培力问：“他们给多少钱？”“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注］

　　——仅仅凭借自己感受到的“暗示”，就可以对“不太清楚”的“许诺和交易”得出“绝对有感觉”？绝对的“感觉”是证据吗？如此待人以诛心之剑，怎么能够领导广大的追随者？

　　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注］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抽泣），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抽泣），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注］

　　——策略事关整个运动的命运，应该慎之又慎，更不能先诛人之心，以封人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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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种种心态和手段，在五七年的“阳谋”和十年浩劫中，都是用来最得手的武器。诬陷造谣，诛心之论，先扣帽子再打棒子……这些斗争哲学的思维方式看来已是渗透了国人的骨髓。

　　十五年后，当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未来的希望的时候，互联网上的论坛又出现了似曾相识的“广场”：一小批先觉者先来这里耕耘，开辟了自由思想的园地；大批关注社会的思想活跃者，闻风而聚。到现在，却是污言满目，秽语成章，人身攻击和诛心，毫无理性和教养；而广大的看客，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要是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会不会也是酸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与“六四”何干？有人会说：这代表全部吗？

　　从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到现在的互联网广场，相承着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五十年革命教育对我们每一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渗透。同时，这种渗透还由于其已经融化到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而必然贯穿我们的言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受教于斯，现在需要的不是否认我们喝过狼奶，而是如何消解狼奶在我们头脑中的遗毒。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朋友说到红卫兵，无论是“妖魔化”也罢，“辩解”也罢，催生出文革中红卫兵行为的因子，并没有从我们身上剔除。大家都还是“红卫兵”，只不过表现形式随环境而异而已。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无疑是中国民主进程上最重要的里程碑。经百年前中国民主意识的启蒙，经三十年的极端专制压迫，再经二十多年的改革转型，应该说在制度层面上并没有丝毫的民主萌发。现在，国家面临的是由制度引发的环境、资源、经济等全方位压迫，和民间对基本生存的抗求。尽管胡温体制一再表现亲民和呼吁“以民为本”，但对言论的进一步打压说明了其对民主的拒绝，仍是中共的底线和坚持。所以，我们无法期待和体制进行“良性互动”，无法寄望于体制的“自我改善”。而如果民主潮流没有力量以某种方式直接冲垮现体制的话，我们就只有等待，等待这个不思变革、拒绝还政于民的体制在某种突发的冲击下崩塌。

　　但是，这个等待，决不是无所作为的等待。专制体制崩塌后，如何重建制度？废墟上的建设能不能在民主进程上有本质上的进步？当专制的压迫消除以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能不能有良好的心态和修养以面对突来的民主权利？这些，就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的，对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五十年革命教育在我们心灵上的净化和消解。

　　对现国家前景的预测，笔者应该算是非常悲观的，这一点也许并不为许多致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所赞同。我也并不绝对排斥中共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突变，但，我们不能仅仅是等待一个能够自己放下“恩主”身份的恩主。从现在就开始在国民中，尤其是在有志于推进民主的有识者之中，净化自身心灵、消解狼奶遗毒、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素养，是与持何种预测、走何种道路，都不相矛盾的。

　　曾几何时，叱咤广场的风云人物，有的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对于流亡海外的困境，我深表同情和理解；为了生存而作稻粱谋，无可非议；一直不懈地努力着的，我怀以对战士的敬佩。但是，令人遗憾，甚至惭愧的，海外民运的作为，成效不堪。固然，有着太多的原因与困难，恕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但是，回望逝去的战友，前瞻投身其中的信念……无论是流亡海外，还是在国内互联网上盘桓，我们都应该抛弃个人的恩怨和纠缠，自己先做得好一点。

　　悼念过去，振奋精神，声讨罪行，追还血债，这都是必要的。但，回顾历史，检讨过失，以期自身的提高，轻装迎接未来，应是更大的义之所在。如果说过去的十五年，这方面做得少了一点；那么在即将面临社会重建的前夜，希望所有致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都能先“战胜自我”。

［注］：

　　上文所引，出自网络上一篇综合了其他数篇相同内容的记录。本来不想在十五年后再引发对某个个人的争论，本文也完全无意于对该人个人的批评。所以，本文没有点出姓名。若本文对谁有所伤害的话，先在这里告歉。

二○○四年五月二十三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603.

　　以“六四正名”对体制的挤压，固然不失推动的意义；但，若没有制度上的彻底变革，今天的“平反”、“正名”，并不意味着明天不会再一次面临同样的境地。

　　我们不是已经有过对七六年“四五”事件的“彻底”平反吗？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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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作出决定。会上，杨尚昆说：

　　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院子等，都已有戒严部队进驻。对天安门清场，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作好了充份的思想准备。到目前为止，各部队都已制定了警戒、防卫方案，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执行命令。

　　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组成人员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命令于六月三日零时，一部份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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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晚十点四十八分，一辆无牌照三菱Ｐａｊｅｒｏ越野车在长安街礼士路南口高速行驶，撞毁隔离栏杆，撞翻两辆自行车、一部三轮车。城建开发总公司干部（田玉林、王新民？）死亡，三人送天坛医院。

　　十分钟后，多辆警车开到，将肇事司机及车中二人迅即带离现场。群众强行从肇事车辆中搜查出牌照（ＢＪ－ＷＪ－１５２５），二支匕首、警灯警棍、军装、地图、报话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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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改戒严之初进城的装备和方式，向广场进发的戒严部队都不是荷枪实弹，有着军装，也有着白上衣、绿军裤，甚至有的清一色光着头，徒步列队行进。从电视转播的镜头上看到：无助的年轻战士们紧紧拥在一起，面对愤怒的市民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寸步难行。

　　乘坐大客车的戒严部队，枪支装在麻袋里，放在座位下，而不是临战的状态。还有的携带着菜刀、铁棍、铁锹等非正常军用器械。

　　西四护国寺和新街口，堵截着一辆南行的大客车，车里是白上衣、绿军裤的士兵。西单十字路口向东路段，士兵乘坐的四辆大客车被围堵。虎坊桥到陶然亭沿线，二十一辆军车被市民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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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一时，六部口，一辆大客车被拦截，车里是着便装的军人，载有枪支。数千群众聚集在车周围，车顶放着从车内搜出的一挺机枪。不远处，数百名解放军在新华门前组成人墙。在场的学生和群众曾联系公安部门和新华门前的警卫部队，上缴这些武器，但得不到理睬。

　　二时三十分，数百名武警战士和防暴警察从新华门冲过来，并向人群投掷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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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二时半，数千名戒严部队着装、徒手、头戴钢盔，出人民大会堂西门，列队跑步向北行进。这时，从长安街开来一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中，赶来的市民们趁势拦住去路。一些中外记者爬上公共汽车车顶，举着摄像机、照相机拍摄。

　　对峙双方互唱“革命歌曲”，还不时夹杂着掌声和叫好。在人群接阵处，相互的推搡逐渐引发更激烈的冲突。一个身穿浅色连衣裙的少女，被双方拉来扯去。一个年轻男子（北京测绘出版社郑鲁滨？），被拖进戒严部队队伍，钢盔砸在头上，鲜血染遍了白衬衫。

　　下午六时，戒严部队队伍撤回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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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四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等开会，就突然出现的严峻局势紧急磋商。

李鹏：

　　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陈希同：

　　昨天晚上十时五十五分，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周年摄制组借用武警北京总队五支队的一辆三菱吉普车，在木墀地发生重大车祸。汽车开上人行道，当场撞死三人，重伤一人。

　　这一事故被暴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他们立即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进城开道车故意撞死市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拦解放军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

　　从今天凌晨起，在建国门、木墀地、新街口、虎坊桥、南河沿、西单等几十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拦截军车，围困并殴打解放军，一些军车的轮胎被扎破。还有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受到冲击。

周衣冰：

　　今天凌晨，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赴市区执勤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的部队都遇到了市民、学生的阻拦，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军车，朝战士们吐口水，

　　我们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被围困的一些士兵，他们的上衣被扒得精光，当众受辱；朝阳门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军被市民用石块乱砸；虎坊桥着便装进来的一支部队，被人发现后四处追打，现在还有一些一士兵不能在大会堂西侧集中，队伍整个被冲散了；被堵在南礼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强行搜身。

　　总之，现在戒严部队一些士兵忍气吞声，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庠。各部队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李鹏：

　　在六部口，那些暴乱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车，并在车顶上架起机关枪炫耀。还公然冲击中南海西门、新华门。

杨尚昆：

　　会议决定：

　　一，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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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晚七时半，身着白上衣、绿军裤的士兵，每人手拿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分散乘坐地铁从西山方向到前门站下车，潜入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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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晚十一时，复兴路玉泉路口，两辆北京２１２吉普由北向南飞驰而过，车上向人群射出密集的子弹。人群中，一人子弹由后背贯穿至前胸，另一人大腿中弹流血不止。

　　瞬间，吉普车在复兴路南左转，驶进太平路，不见了踪影。车上开枪的，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

　　对这一切，复兴路上集结的士兵和市民们一样震惊，少数士兵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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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午夜十二时，经过木墀地的军车队列中，最后两辆停在木樨地路口。后车上的士兵跳下来，爬上前车开走了，留下最后一辆空军车停在路口。这时，有人出来提议把军车烧掉，于是这辆军车很快就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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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黎明，仍有军车从西面开来。有的军车向人群投催泪弹；也有军车停下来，静听人们诉苦、漫骂。有一个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甚至有的士兵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将破布先塞进油箱，然后拉出一截浸着汽油的部分，一点火，整个车就燃烧起来，甚至爆炸。

　　从木墀地桥到公主坟的路面上，滞留了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车有十名左右士兵。后面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三四十名士兵。周围的市民们已经不再有攻击的举动。

　　然而，在中午十二时后，这列军车却在士兵离开后，一起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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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上午，一辆军车开到北京师范大学门口，说他们不愿向人民开枪，要把武器送给学生。

　　下午，又有两辆军车开进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愿意把武器交出来。

　　学生们都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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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六月二日上午“老人”和部分政治局常委的会上，杨尚昆说：“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院子等，都已有戒严部队进驻。对天安门清场，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作好了充份的思想准备。到目前为止，各部队都已制定了警戒、防卫方案，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执行命令。”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的部队，主要出自于人民大会堂。其他，如历史博物馆和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也已经有足够的辅助力量。而仅从人民大会堂开进广场的队伍，就已经远超出了坚持在纪念碑下的学生人数。

　　那么，有什么必要命令“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呢？

　　而且，半个月前戒严部队初进北京，以正规的现代部队行进方式，那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长长的军列，不是悉数被手无寸铁的京城百姓劝阻而不得吗？其中还发生了不少“军民鱼水情”的动人场面。为什么到了临近“决战”的关头，戒严部队却身着既非军装、又让老百姓一目了然可以认定其身份的装束，徒步闯入已经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被激怒了的百姓人群中，以至于“当众受辱”？

　　再有，早在近二十年前修成的北京地铁，本意作为中央要员们紧急疏散的功能，已经很方便地用作于向京城腹地运送部队。杨尚昆所说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院子等处的戒严部队不就是这样安全到位的吗？这些部队，不是也都全副配备了该配备的所有装备吗？为什么到了临近“决战”的关头，戒严部队却要用既非正常军车、又坐满让老百姓一目了然可以认定身份的军人，而且还将枪支用麻袋包装起来，并携带着菜刀、铁棍、铁锹等非正常军用器械进城？同时，这种“运送”武器装备的车辆，一是数量很少，与整个戒严部队不相匹配；二是恰恰都出现在事后戒严部队与群众发生激烈冲突的路线上，也同样是此前拦阻戒严部队群众最密集的路口？

　　至于群众阻截乘坐大客车并在麻袋中装运武器的戒严部队，最后被当局渲染为“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一过程在卡玛的影片《天安门》中有三分钟的记录，比仅仅是文字的回忆更具说服力。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确认，无论是学生还是市民，都完全没有抢夺武器的动机和行为。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拦截了武器，抓到了戒严部队企图对学生动武的证据。而且，非但没有“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他们还主动联系公安和中南海警卫部队，要求前来收取。但是，“军民鱼水情”的场面没有再度出现，过了近两个小时后，出现的是在这次运动中首次出现的催泪弹。

　　三日下午发生在人民大会堂西门的事情就更令人不解了。晚上可以从人民大会堂东门武装出动，一举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下午徒手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跑个什么劲？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这次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有人解释说：人民大会堂出来的军队是去抢回六部口的武器。但，一是军队同样没有在群众阻截大客车时立即出动；二是从中南海中出来的数百名武警战士和防暴警察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数千名军队还有出动的必要吗？而且，军民之间高唱“革命歌曲”，我们在卡玛的影片《天安门》中还看到士兵们一边唱着歌一边还面带微笑，而周围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怎么一下子就出现流血了呢？是学生和群众在蓄意挑衅吗？这半个月的“军民鱼水情”是怎么转变的呢？

　　最令人怀疑的是二日晚，那辆肇事的无牌照三菱Ｐａｊｅｒｏ越野车！

　　网上有人撰文说：“６月３日上午，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开的飞快，向设置路障的群众冲去，然后再迅速倒车，又飞快的开走。等群众叫‘解放军开车压死人了！’时，吉普车已经不知去向。”“这恐怕是港支联或台湾特务化钱雇人干的。在北京搞一个军用牌照和一套军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首先，该文所说的时间不对。越野车肇事是发生在二日晚近十一点，而不是６月３日上午。而且，肇事车并没那么轻易逃走。据更多的回忆文章记录，警车在十分钟内迅速赶到，并带走了车内的人员；但群众扣下了肇事车辆，并从车中搜查出牌照（ＢＪ－ＷＪ－１５２５），二支匕首、警灯警棍、军装、地图、报话机等。这是因为在群众情绪激烈但还没到暴力冲突的程度时，从人群中强行带走几个人要比拖走肇事车辆要容易得多。

　　至于说是港支联或台湾特务所为，则无法解释北京警方的默契配合。

　　该文对整个运动的分析也还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很多处不够理性和缺乏事实依据。如：对柴玲离开广场的时间，和对广场“最后一幕”的记述；对第一个死去的学生和第一个被学生和市民打死的士兵的“似乎比较象真的”故事，则更是离谱。清场，对于这场屠杀血案，并不是单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指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晨的整个北京城，甚至还应该延续到其后的数天。那么，所谓“第一个”，应该对各个冲突场合分别而论。在目前看到的所有回忆中，无一不是戒严部队有备而来并打响了第一枪的。

　　到此，李鹏三日下午四时在紧急会议上的结论就“顺理成章”了：“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于是，杨尚昆宣布：“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此后，从三日晚九时至四日晨约七时，是血腥的十个小时。在这十个小时中，北京的大学生和市民们，包括一些从民主革命过来的老人们，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心中尚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十五年过去了。“八九一代”“呼吁有关当局必须对这十五年进行全面检讨”，“呼吁必须从那个早晨重新开始”；学者们“呼吁通过立法保护言论与新闻自由，保护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呼吁“彻底化解六四阴影，达成与人民的政治和解”；《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在“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六四’正名运动而奔走呐喊”……

　　值此之际，梳理一下历史的细节，认清对手的本质，不无教益。

　　最后，以一篇网络文章《“四五”事件二十八周年回想》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也许历史的对照能多说明一点问题。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百万民众在这块圣土上和平表达自己诉求而惨遭镇压的血案，被一纸文告平反了。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但是，１９７６年清明节那天的“牧童遥指天安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民就此可以对所身处的社会生活真正知情了吗？民众此后可以在这里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了吗？

　　１３年后，问题有了答案。

　　２８年过去了，几千年来一直在祈望青天明主的中国百姓，又一次在祈求着“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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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603.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那些实在不忍再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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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３日午夜１２时，复兴门立交桥，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九岁的吕鹏，遭戒严部队扫射，全身遍布弹孔。

　　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后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数小时后血尽身亡。尸体与其他死难者一同被就地草草埋葬。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８６级学生吴国锋，后脑、肩、肋骨、手臂中弹。倒地后尚存一息，士兵用刺刀刺向其腹部……

　　６月４日清晨，从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绕行了２公里，途经六部口，行走在非机动车道上。道旁摆满成排的自行车，自行车外侧是分隔步行道的铁栅栏。这时，从天安门方向追过来的坦克先向人群投掷催泪弹，随即冲向被毒气熏呛得咳嗽不止又惊恐慌乱的学生队伍……十二名学生倒在血泊中！

　　６月６日夜１１时，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安某，受伤后坐在人行道地上，嘶哑地喊着：“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开枪，我不是暴徒！我不是暴徒！”两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大吼：“什么不是暴徒！”，同时枪声响起，两个士兵狞笑着扬长而去……

　　两个上班的男人骑自行车经过复兴门立交桥的哨位时，一个人大声斥责“解放军滥杀无辜是法西斯！”，立遭哨兵射杀。另一人下车评理：“他只不过是说了一句话，凭什么你杀了他？”又是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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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五年了，我们无法回避，无法用“那是个别事例”“他们也是受制于人”“他们是被蒙蔽的”“以后应该不会这样了吧”……来麻醉或欺骗自己。我们不得不警示世人：劣根不除，必再受其害！

　　让我们拉长历史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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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李九莲舌头被削尖的竹签穿到下颚上，在赣州市西郊通天岩刑场被枪杀。尸体暴弃数日，无人收敛，最后被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把乳房和阴部割走。（后被判刑七年）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０日，江西省新建县，钟海源因一个高干子弟的需要，在行刑前被“活体取肾”。刑场上的篷布军车里，鲜血溢满车厢，盛满半塑料桶。遗体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６８年１０月７日，因６月武斗死亡埋在桂林工务段后面山坡上的灵川县公路段黄绍鸿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亲属来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务段的潘广志和唐景麟的积极配合下，武装强令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等干部群众（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坟取尸骨。更残忍的是，由于尸骨埋的时间不长，尸骨还有腐烂肌肉沾连。唐景麟即令他们脱衣服包尸骨，每人用舌头舔尸骨三下，扬言谁不舔就打死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柳州铁路局一份调查报告

　　１９６８年的８月８日，经时任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默许，在造反派“联指”策划下，解放军某部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水淹南宁。之前被周恩来、中央文革三次接见肯定为“响当当造反派”的“四二二”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除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杀）的，全部被活活溺死。邕江上的浮尸直飘到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一时震惊世界。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载：１９６８年６至８月，柳州地区武宣县“造反大军”派群众中，有７５人的心肝和肉被野蛮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中共党员。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载：广西南宁地区从１９６８年３月下旬至５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１１起２１人。贵县一个凶手还将两个人肝收藏到１９８３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有几位老头子专吃人脑：当人们割完人肉后，慢悠悠挤过去，在人头上砸进一根一头磨成利刃的钢管吸食……

　　上林县某村支部书记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采访者问：“人肝怎么做最好吃？”答：“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当年是贫下中农、现在还是贫下中农的易晚生：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１９６８年，云南省，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无端被怀疑写了反标，以期将其父打成反革命。小女孩在市委大院被批斗，也挂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最后，居然被带到刑场为死囚陪绑！

　　湖南道县，１９６７年夏。一个年轻漂亮的大队基干女民兵，从小失去父母，由“地主婆”婶娘收养，省吃俭用送她念了书。大队决定：“这婆娘心好，又帮我们养大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就特殊对待，不杀算了吧。”女民兵却手持马刀亲手将四十多岁的婶娘押到杀场。婶娘问：“夯子（妹子），这些年来我究竟亏欠过你没有，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姑娘断喝一声：“不用讲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人头上眼睛依然睁着，两颗豆大的泪珠迸溅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胡茂昌，大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穷得叮当响。他所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在大家还有点迟疑时，抢过民兵手里的马刀，一口气砍掉七个。刀杀卷了口，他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胡茂昌仍意犹未尽，向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随后不等书记表态就去了那家，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抓住老二用力一摔，再从摇窝里抓起老三朝下使劲一掼……胡茂昌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

　　就在距天安门不出百里的大兴县，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１日，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了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才３８天，有２２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１９８６年９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别于湖南广西的是，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周恩来和康生率领中共特工手执利斧砍死顾顺章家中老弱妇孺九人。包括乡下来探亲的农妇，和在“四一二”事变时救过周恩来、与顾的叛变无关的黄埔学生、中共党员斯励。而顾本人并不在场。

　　毛泽东诗吟“前头捉了张辉瓒”（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龚楚详道：张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绑，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了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漂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农运大王彭湃前首一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２０个人的指标。其后，海陆丰暴动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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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本文意不在历数中共的罪责，那该是一本巨著。也不必再追寻到百年之前、五千年上下，应该已经能得出答案：从戒严部队战士，上溯文革造反派，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存在一个传统，一个行为方式，或说是一种暴力文化。而且，至今尚影响，甚或规范着我们。

　　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不是仍然在强调：“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也不必去探究黑幕后那些难以为常人所知晓的真相，就来看看在电视等媒体中常见不怪的镜头：

　　无论是新闻聚焦还是纪实电视剧，无论是面对小偷还是抓捕凶犯，也无论对方是否抗拒还是已经束手就擒；我们的公安干警，总要施展拳脚，将对方打倒在地，往往还要再施以肉体的暴力。在《正艺画廊》网站上有一组图片“男便衣抓女小偷实拍”，是新闻摄影名家张衡年抢拍到的一组连续镜头，曾在国内网络上流传。

　　那男便衣潇洒得很。左手挽着外套，“只用一只手”，抓紧小偷的头发，先将小偷的头向后、向下拉扯得呲牙咧嘴；再一个扫堂腿，将小偷重重踢翻在地。小偷，是个年轻的妇女，看不出有任何反抗和逃跑的举动。

　　再看看图片中的文字说明：“三、丫偷东西时毫不留情地夺人钱财。四、逮她时也得心狠手辣才成。”这是群众的心态。

　　一个未有反抗和逃跑企图的小偷，将其制伏归案，是不是应该就是警察这时应为和可为的界限？再加以暴力的惩治和肉体上的折磨，有什么必要？

　　看到这组图片时，我在想：如果我在现场，如果我上前提醒便衣他使用武力过当，那会怎样。我想：他一定是遵循“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的教导，对我进行“有罪推断”；而周围的群众，也一定视我为小偷的同谋。

　　中国天安门母亲在《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中说：

　　“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著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首先，是国家“没有公平，没有正义”；于是，社会就“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最后，整个民间也就“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

　　“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不是民众的选择，但却是民众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承受和遵循的法则！

　　当我们抗争暴政的时候，当我们批判专制的时候，当我们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同样当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正是这样每时每刻发生于我们身边的小事，这样似乎不大原则或非根本原则的末节之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培育着恨和残暴？

　　有人说，红卫兵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其实，在“阶级斗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教导中，有谁能够脱离狼奶的哺育？在“革命理想”的激动中，又何曾有过对人性的关爱？

　　当全民还在“共产主义”的精神梦幻中沉迷的时候，恨和残暴还只是指向“人民的敌人”，社会公德尚能在生活表层上维持。而当坦克履带碾碎了人们对公义的期盼，当知识精英们转而献媚于金钱或犬儒于权力，社会大众就只能从“恨腐败”转而“恨自己不能腐败”；狼奶的基因开始激发出人们心中的仇恨，于是，再也“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有的只是对周围一切的恨和残暴！

　　这就是眼下的中国！而这除了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外，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生存的环境。有宪法为基础，有狼奶做营养，每个中国人都在维护着自己，同时又因此失去了自己。

　　当谈及那个悲惨的夜晚，善良的人们首先祈祷的是：千万不要再来一次！

　　而我却不得不说：

　　劣根不除，必再受其害！

　　二○○四年六月三日

刊登在 2006 华夏快递 kd060603.

　　淡红的血色愈淡，微茫的希望愈茫。“真的猛士”们却自顾撕咬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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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在网上收集了两百多篇有关回忆文章，从一百多万字（３．２８ＭＢ）的资料中节录而成此大事记。无从核对查实，文责难负。不敢振聋发聩，只望能在“主旋律”中发出一点“噪音”。

　　大陆网禁日甚，若有“侠”能以“黑”克“红”，切盼赐教！余愿致力于斯。

　　　　　　　　　　　　　　　　　　编纂者　　六月血

　　　　　　　　　　　　　　　　　　　　　　　二○○○年五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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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

　　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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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腐败　新闻自由　　　　　　　　　　　（４月１５日——５月１２日）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５日　　星期六

　　胡耀邦于今天凌晨逝世。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６日　　星期天

　　北大三角地的广告栏贴出不少大字报，也可以说是小字报。其中有纯悼念的，有从胡身上讲到政治问题的，有纯讲政治问题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条幅，以示哀悼之意。

　　中央党校也没能保持沉默：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７日　　星期一

　　有数百人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花圈与挽联。有人还借着人梯，爬到基座上面，扯下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当时虽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但大家神情肃穆，也没有警察干预。

　　夜里，北大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游行到广场，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

　　《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大幅照片，报道纪念碑前的的花圈和群众场面。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８日　　星期二

　　凌晨，当大部分同学散去后，大约两百左右学生在大会堂前开始静坐。一直到下午六点，大会堂前的静坐结束，转移到新华门前。

　　一天中，静坐吸引了很多记者，也引来了大量游人的围观与参与。下午，不断有高校同学加进来，阵势一度显得相当庞大。静坐时同学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与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递交“七条”（“对话”要求也是在这次静坐中首次提出来的）。同学们先是要求见李鹏，后来又改成要见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

　　期间，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学的同学作为代表进到大会堂里谈判，接见的是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部。后来又有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到里面交涉过。

　　下午六点，宋世雄、刘延东作为人大代表，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远远地与静坐同学打了个照面，算是“人大代表接见了静坐学生”。

　　深夜，发生了学生高举花圈冲击新华门的事件，被警方冲散。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９日　　星期三

　　学生人数猛增。北大学生向中央提出七条请愿要求。

　　一女学生在被推搡上车时，觉得自己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门前被给以非人待遇而非常气愤，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说有部分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前，不听劝阻，要求对话，并冲击新华门。在新华门前人大、北大、政法的人最多。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０日　　星期四

　　凌晨三点，新华门前，警察强行冲进学生队伍，将他们拖上公共汽车，稍有反抗或逃避即遭毒打。一群学生被追到西单，突然又从前面窜出一队武警，见人便打。有些学生在地上翻滚还不断遭到脚踢，有的头磕在车窗上，玻璃被磕碎，血流满面，哀嚎四起。

　　凌晨四点，街上已有过路市民。警察不分清红皂白，使他们也受到误伤；尤其是女性，因跑得慢，往往被揪住毒打。

　　被打的主要是北航、师大和工院等校学生，也有北大的。这些学生云集北大，向师生揭露事实真相，请求声援。

　　当晚，北大、政法、师大等校数千名学生冒雨在天安门静坐，抗议凌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还有人爬到纪念碑浮雕顶上演讲。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１日　　星期五

　　“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在师大成立。

　　北大学生的七条请愿要求：

　　　　　　　　　　　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

　　⒈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⒉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⒊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⒋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⒌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追究责任者。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⒍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⒎强烈要求公正如实地报道这次民主爱国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各高校及各界人士：

　　为悼念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进程，为抗议“四·二○”血案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生纷纷组织起来，组成数万人的游行队伍，进发天安门和平请愿。我们的行动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北京市民们！我们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如以上七条，政府置若罔闻，我们号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声援我们。罢课！为民主奋战到底！

　　人民必胜！民主必胜！

　　　　　　　　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某大报发表题为《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署名文章，将矛头直指邓小平。说他“眼里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奸民意，居高临下，对人民发号施令起来，不是想着怎样为人民服务，而是琢磨着怎样对付人民，这是很可怕的……如果背离了人民的意愿，终究会因不得人心而遗臭万年。”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２日　　星期六

　　胡耀邦追悼会：

　　最早进入广场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几百名学生。场内有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北钢、北工大、政法等大学的学生。

　　追悼会开始，一万多名学生全部起立，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大家一直默立着，直到追悼会结束。

　　追悼会后，灵车按惯例要从东门前马路通过。过了好长时间，灵车从别的门开走了。马路对面又开来一队队士兵，扎腰带、空手。在大会堂前布下人墙。

　　很快有纸条传下来，也有人走下来说，李鹏已答应对话。

　　三个代表走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了下去！

　　追悼会后，由２１所北京高校代表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后来有名的“高自联”。组织虽然有了，但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联系与管理网络。各校相应的组织也没有搞纠察队来阻止老师和学生去教室。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３日　　星期天

　　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４日　　星期一

　　下午六点，游行刚过，维持秩序的学生撤走不久。从天安门城楼里出来一队警察，几十人，没有武装，甚至没系皮带，硬要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抓人。几次冲突，落单的警察被人群围住推搡。但人群终于比较克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实际上，当时只是有一小群一小群的群众在交谈，没有任何行动，甚至不影响交通。根本不用警察去维持秩序，他们的出现不仅毫无意义，还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几乎酿成流血事件。

　　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定性为“动乱”。李锡铭、陈希同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

　　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５日　　星期二

　　北京市政府要和清华的同学单独对话。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递邓小平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

　　傍晚，中央电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６日　　星期三

　　北大附近已经可以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在四处活动。教师则出于对学生的关心，于当晚到宿舍劝阻学生。学校也声明，如果学生出去游行，让公安局带走，学校不会象以前那样出面营救。

　　清华要求教师到学生中劝阻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并威胁说上街游行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自己负责。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北京市政府要求不向学生供水，不提供食品，不得募捐，不得接待学生，不准围观。

　　北京市委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

　　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

　　１、不怕骂娘；　　２、不怕国际舆论；　　３、不怕流血。

　　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

　　清华由何东昌亲自传达，２６日晚已传达到所有教师。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７日　　星期四

　　八点四十五分，北大约两千人的队伍走出校门。到中关村丁字路口后，清华大学的队伍从北面过来，北大校园内又有许多学生赶出来加入队伍。

　　九点三十分，中关村丁字路口，约六、七千人冲破数千警察封锁。

　　队伍沿海淀路往南。在人大附中门口和人大的队伍相遇，在双榆树北三环路口，与北京外语学院的队伍相遇。过了人大，迎向一百多米外友谊宾馆的军警防线！

　　继续往南。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学院从南面折过来，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的队伍也先后加入大队。

　　白石桥，警察已筑起防线。几个反复，人墙倒塌。军警主动撤离到路旁，约四、五百人，注视着学生队伍通过。

　　继续往南，在四道口折向东。上了二环路，沿二环路往南。

　　北航、北师大和政法大学的队伍本来要从新街口豁口一直向南到西单。道路被封锁，有的学生要冲，但许多同学不同意。他们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队伍转向西直门，再向南，在车公庄又被拦住了。学生们呼喊：“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

　　经过反复交涉、冲击，警察终于让路了。这时候，许多女同学哭了……警察队伍中，也有人落泪了。

　　复兴门立交桥，前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在人大前面打头阵的是“研究生院”。只听见警察中一声喊：“撤！撤！”防线就垮了。几百名群众在游行队伍前为学生开路。人大后面是建工学院、外语学院、理工大学、北方交大……

　　在二环路上，队伍基本是学生；到长安街后，群众就加入了，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学生两侧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

　　在民族宫前，一姑娘手提竹篮，竹篮里是两瓶可乐大塑料瓶的水。在走了这么远的路后，水是多么及时宝贵，而且这姑娘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西单路口亮着红灯，队伍停下了。学生向警察交涉：“学生要过去，你们能不能放个绿灯？”“不行！”警察说。学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们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警察始终就是两个字：“不行”。

　　警察两侧的群众开始挤，群众对警察说：“你们不要再堵了，你们堵不住的！”。一拥而上，防线被冲开了。

　　队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军警手挽手组成人墙。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两旁的楼上和树上、交通标志灯上、广告牌上，全站满了人。千万人有节奏地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后来又喊：“加油！加油！”纠察队员迅速跑向前面。一会儿，队伍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住了。这样走走停停，差不多有四十分钟。

　　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马路南侧贴墙站着，有的警察向学生招手。学生一路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万岁！”。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把手举起来向学生敬礼。动作很小，有点儿犹豫，举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人又放下了。见没人注意，他第二次举起手来……

　　队伍在南长街又遇到了一道封锁线。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就冲过去了。

　　下午两点，快到天安门时，前面传下话来，要大家尽快通过，不要停留。

　　当游行队伍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天安门时，广场已经被部队占领了。广场上停满了军车。人民大会堂边，密密麻麻的军警坐在地上护卫着人民大会堂。当学生接近广场时，警察突然向北突击，学生队伍受阻。马路南侧被堵住了，但北侧可以通过。这时，学生纠察队像警察维持秩序那样，说：“同学们，绕过去，往这边走。”他们和警察紧紧贴着身子，指挥同学们通过。队伍继续向东，根本没有进入广场。

　　下午四点，过了北京饭店，围观的人群明显减少了。

　　队伍走上建国门立交桥，折向北，走上二环路。立交桥北面路西一座楼房上，有人放鞭炮，引来一阵欢呼。

　　队伍转过二环路东北角，踏上北二环路。

　　当队伍行走到安定门立交桥时，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楼群到大街，彼此呼应。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冰棒、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护送，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

　　路过的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边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

　　队伍沿二环路一直走到新街口豁口，然后走学院南路、学院路。走到五道口时，已是零点。

　　参加游行的高校３８所、学生３万余人，游行持续１５个小时、行程６０公里。

　　参加游行的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政法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政治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广播学院、北医大口腔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队伍……

　　口号、标语、横幅集中在：

　　“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维护宪法”、“社会主义捍卫宪法尊严”、“誓死捍卫宪法尊严”；

　　“深化改革”、“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官倒官倒，越倒越胖”、“治病治本，对症下药”、“官倒不倒，国无宁日”、“团结起来，打倒官倒”、“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打倒贪官污吏”、“和平请愿，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惩办官倒，反对暴力，新闻自由”、“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我以我血荐轩辕”、“位卑未敢忘忧国”、“请愿不是动乱”、“和平请愿不是动乱”、“妈妈，我们没错”、“忍痛罢课，平等对话”、“争取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反对暴力”、“爱国不分先后”、“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睬。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

　　“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民院民院，为民请愿”、“北农人不再沉默”；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新闻界遮羞布多种层次——中的确良”、“向正义的《农民日报》致以崇高的敬礼——首都高校全体正义的爱国学生”、“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北京日报，胡说八道；科技日报，为民开道”、“北京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光明日报，一片漆黑；工人日报，为民开道；向科技日报致敬！”；

　　“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人民警察保卫少数民族！”、“谢谢警察，警察辛苦了，警察不打学生。”；

　　“打倒官倒，打倒官倒，争自由，争自由。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向前进，向前进……”；

　　“再大的风雨我们同经过，再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从来没变过……。”……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８日　　星期五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９日　　星期六

　　傍晚，电视里播出对话会。经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显然是由各校学生会找的。

　　政府方面：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袁立本，以及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

　　一开始，一名学生代表就站起来对会议的代表性表示异议，说应该由同学们选出的代表来和领导座谈，反映同学们的意见。然后退席而去。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３０日　　星期天

　　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日　　星期一

　　上午，“高联”在北大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承认２９日由政府组织的对话。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日　　星期二

　　下午，北京部份高等学校学生７０余人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递交一份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提出对话的基础：

　　１、对话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　　２、政府方面参加对话的成员，级别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以上，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具有决策的权力；　　３、对话过程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导，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　　４、并声明希望在５月３日中午十二点以前予以答复，若届时得不到答复，则保留在５月４日游行的权利；　　５、关于第一轮对话，则建议５月４日上午九９点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

　　上海有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天津、沈阳、吉林、湖南、武汉、上海、香港、深圳的一些大学生到达北京表示声援。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日　　星期三

　　因为当局拒绝了学生提出的对话条件，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师大物理楼开会。４７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讨论了明日是否游行的问题，以４１票赞成，５票反对，１票弃权通过决议：

　　以游行的方式抗议袁木借口对话来欺骗人民，抗议中共上海市委干预《世界经济导报》的违法行为。

　　１００多名记者在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举办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讨论会，并通过一份致中共中央的请愿书，要求撤消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东昌、袁立本及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音同字不同，应为金字旁〕出席。袁木批驳学生于２日提交的请愿书，说有极少数人在替学生出谋划策，说不希望再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

　　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许家屯谈了两个小时。

　　赵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了给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讲了一些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对“学自联”和“工自联”，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

　　赵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去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４日　　星期四

　　学生游行队伍共分三路，东路包括：

　　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水电管理学院……

　　随后抵达广场的西路包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

　　中路包括：

　　北京师大、政法大学……

　　烟台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工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山西财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北大作家班、北大分校、北京联合大学等学校均参加了游行，还有北大硕士生、博士生和北大青年教师等横幅。

　　据新华社报道，今天有约两万名学生参加游行。

　　标语、标牌包括：

　　“发扬五四，争取民主”、“难道还要等七十年”、“七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十数万不多，以表民意”、“给我们一点民主吧”、“誓死捍卫民主”、“勒紧腰带争民主”、“德先生，你好，Ｈｅｌｌｏｗ，Ｍ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支持改革，反对倒退，贪污腐败，惩办不殆，特权衙门，必须治罪”；

　　“妈妈，我们没错”、“我们真累，太不公平”、“结社自由，捍卫筹委会”、“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向《世经导报》致敬，向钦本立先生致敬”、“言论自由，声援《导报》”、“钦本立同志，我们向您致敬”；

　　“袁木求愚”、“袁木袁木，欺骗有术”、“对话对话，平等对话，没有诚意，等于空话”……

　　游行时，宣布复课！在广场上宣布的是从５日起陆续复课，师大随后宣布８、９、１０日复课三天，北大则继续罢课。

　　上午，数十名记者在紧闭的新华社大门前集合，举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下午两点十五分，人数已达２００人。这队人便离开新华社，经民族文化宫向西单行进。在民族饭店门前“集团”围观一个多小时。人数增加到约５００人。队伍继续向天安门前进，在广场绕行约一小时，没有进入广场中央。

　　横幅、标语和口号有：

　　“严正抗议上海市委撤消钦本立职务”、“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我们愧对人民”、“我们的笔不能写我们要写的，我们的嘴不能说我们要说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开放报禁”……

　　《科技日报》记者喊的口号是：

　　“不要逼我们造谣，我们想讲真话，逼我们也不造谣”……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说：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们对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提到学生运动时，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

　　许家屯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许把和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想法，向杨讲了，杨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杨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赵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进去。赵解释，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对许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

　　许告诉杨：“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

　　杨斩钉截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５日　　星期五

　　新闻里登出赵紫阳讲话，称“要在法律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该版下方配有该报记者编发的消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７０周年”的报道中，以肯定的口气报道了北京大学生大游行的消息。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６日　　星期六

　　北京大学学生在三角地就是否复课问题进行辩论，随后进行问卷调查，１２６８张问卷中６４．２％赞成继续罢课。

　　全市各高校推选的对话代表组成对话代表团。

　　请愿书的草稿：

　　抬头是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内容是要求对话，措词温和；请求为讨论最终实现对话的可能和方式，可先进行准备性接触。在内容中主要提出三点论题：

　　１）这次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　　２）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３）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

　　主张就此三点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对话。

　　落款是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其后列出已选出代表加入对话团的２２所高校，各校代表个人不署名。

　　首都知识界写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其文如下：

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的职务，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

　　二、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

　　信后所附的签名有：

　　郑也夫、顾　昕、苏　炜、林京耀、远志明、董郁玉、黄　清、　　王树人、辛立凡、陈小雅、郑仲岳、陈小平、邓正东、高名璐、　　王．均、张戈裴、王津津、周　舵、罗立为、刘　青、邹　蓝、　　王克明、温　荃、任京晶、郑　棣、费　远、王　安、荣　剑、　　朱　红，

　　另外还有：

　　严家其、许良英、包遵信、苏绍智、李南友、于浩成、吴祖光、　　张宝扬、戴　晴、刘湛秋、王来棣、郁　风、钱辛波、王容．、　　高　汾、冯兰瑞、苏晓康、王鲁湘、谢迭骏、王润生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７日　　星期日

　　北大、师大未复课，宣称要继续罢课直至对话实现。

　　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邓小平讲：

　　“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８日　　星期一

　　沈彤在北大有一个社团，叫奥林匹亚，每周二晚聚会。　　王丹也有一个社团，叫民主沙龙，每周二下午在北大的塞万提斯像前聚会。

　　中关村路口贴出题为“北京大学筹委会关于复课的条件”的大字报。所提复课条件为：　　１、要求《人民日报》就４月２６日社论公开纠正错误之处，给整个这次学生运动重新做公正客观的评价。　　２、要求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３、要求国务院立即公布调查官倒的统计数字，成立调查官倒小组，着手惩治官倒。　　４、要求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　　５、要求重新审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局长王栋陈作以下七点答复：

　　１）今天下午，代表们的意见已被转达给中央；　　２）中央很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　　３）中央正在加紧研究；　　４）留下了政法大学的电话号码，有消息立即通知；　　５）下次答复不出此周；　　６）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另请联系；　　７）理解你们焦虑的心情。

　　５月８日至１２日，邓小平在武汉会见了各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９日　　星期二

　　下午两点，约２００名记者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大同作为代表递交了有３０家新闻单位１０１３名记者签名的联名信件，要求“就中国新闻界近期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１５００名学生骑车游行到此声援，向全国记协提出：现在新闻不客观。接着，到人民日报社门前静坐示威一小时。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０日　　星期三

　　下午四点，大批学生骑自行车进城。

　　横幅、标语有：

　　“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要说实话”……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一所高校万名学生举行骑车游行，到中央广播大楼、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门前高喊口号：

　　“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下午，多所新闻单位记者到全国记协递交请愿书，抗议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职务的决定，抗议对学运的新闻封锁和压制，要求新闻自由。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１日　　星期四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２日　　星期五

　　　　　　　　　　※　　　※　　　※　　　※　　　※

　　　　　　　　　　　　　　绝食请愿，要求对话　　　　　　　　　　　（５月１３日——５月１９日）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３日　　星期六

　　八点半，北大三角地贴出《绝食宣言》。

　　九点半，北大“筹委会”广播“绝食行动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校内募捐，准备给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

　　十点半，北大绝食团１００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在北大燕春园饭馆宣誓，并饱食一顿。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的绝食学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请愿团”团员陆续到来。

　　四点二十分，绝食人员聚齐。

　　横幅有：

　　“绝食请愿，实属无奈”、“绝食不吃油炸民主”、“绝食罢课，要求对话”、“吾爱真理胜过粮食”、“吾爱面包更爱民主”、“誓与民主共存亡”、“风萧萧兮易水寒”、“饥可忍，无民主不可忍”……

　　口号有：

　　“立即对话，不得拖延”、“铲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

　　五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黑色绝食旗。

　　五点半，绝食学生朗诵誓词，绝食正式开始。

　　六点，王丹、王超华、马少方等三名学生领袖在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停止绝食的条件是：

　　１、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　　２、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入夜，各路声援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

　　十一点十五分，清华大学数千人到达。

　　横幅有：

　　“永别了，妈妈”、“改革需要牺牲”等，并呼喊“反对社论，深化改革”……

　　又有百余名学生到新华门前静坐。

　　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局负责人通知５月６日递交请愿书的大学生，将于５月１５日与学生代表对话。

　　深夜十一点，信访局派车把对话代表接去商谈对话的事情。有高联、对话团和绝食同学代表一起参加。

　　双方商谈了一旦对话，地点可选在学校或政府的办公点，或其它地方。学生要求一定要电视现场直播，以防事后报纸的歪曲或电视的随意剪裁。

　　北大代表提出约２００人的对话团建议，双方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没有达成最后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提出立即否定４·２６社论，以１：４被否决。

　　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４日　　星期天

　　凌晨两点三十分，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来到天安门广场，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并送来面包和饮料。但他们不能明确答复、也没有被授权来答复学生提出的三个条件：

　　１，承认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学生是爱国的；由此，　　２，不搞秋后算账；　　３，迅速实现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并现场实况转播。

　　晚，１２位著名学者：戴晴、刘再复、李泽厚、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来广场劝学生一定要掌握好策略，并说要向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传话。

　　２８３名北大教师就学生绝食请愿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促请当局尽快同学生对话，并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午间半小时”节目突然中断，播音员虹云报告最新消息：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和尉健行等，将于下午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对话将在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中央统战部礼堂举行。

　　政府提出现场直播有技术困难；最后双方同意采取折衷办法，即现场录象，然后即刻送中央电视台，在最短时间内播出。但是，对话过程中加入的绝食学生代表，坚决反对在没有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对话。对话中断了。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５日　　星期一

　　中央美术学员学院学生舞着一条巨大的蓝色横幅绕场而行：

　　“门前连日动地声，千呼万唤是民情，莫谓学生不足论，满怀忧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败立新风，治国贵民诚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上午九点，广场上成立了绝食指挥部。

　　下午一点三十分，绝食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指挥部负责人对记者说：

　　要求很简单，就是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不是动乱，可是至今没人讲这句话。

　　晕倒的学生有８７——９０人。

　　长安街上出现一支队伍，约有三、四百人，横幅上书：“北京市民声援团”。

　　声援团用扩音器呼喊：

　　“我们是北京市民，组成万人声援团，愿参加者请跟在后面！”

　　下午一点，北京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中青年科技人员、市民等，从西、北、南三路前来，在复兴门集合。

　　一点四十分，３万名知识分子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横幅前往天安门广场。队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为前导，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作家出版社等６０多个单位。共打横幅、旗帜１５０多面，如：　　“北大教工与同学同在”、“权利属于人民”、“无愧我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报禁不除，官倒难除”……

　　四点，知识分子队伍到达天安门，向绝食学生表示支持。

　　上午八点半，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北京高校５０多名学生在政协礼堂与李铁映、阎明复等对话。

　　阎明复说：

　　我除对４月２７日和５月４日两次游行未经批准这点表示遗憾外，对整个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对这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感到忧虑，绝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的形像。我希望同学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有理智的。

　　李铁映说：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了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但目前事态在进一步扩大。有些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希望同学门用冷静、理智的行动，让时间和实践对学潮作出评价。

　　座谈进行了３个小时，未能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

　　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

　　邓小平作了两点答覆：待苏联弋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６日　　星期二

　　除北大、清华等几所大校的绝食同学外，又有多所学校同学参加绝食。广场上开始出现临时营地，并拉起了许多旗帜、横幅和大标语。

　　中央民族学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师组成绝食团到广场绝食。

　　傍晚，阎明复到广场劝说后，“首都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三方召开紧急会议。

　　经一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对话团”和“市高联”代表同意“再给政府一点时间”撤出广场，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绝食团”代表拿出绝食学生民意测验结果——２６９９名绝食同学反对撤出，占９５％；５４人同意撤出。于是，“对话团”和“市高联”的代表服从绝食同学意愿，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半夜，晕倒的绝食学生已达６００多人。许多学生经治疗神志恢复后立即回广场继续绝食。

　　上午，出现许多前来声援的游行队伍。其中有：

　　《法制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音乐报》……

　　中关村电子公司队伍自称“大官倒来了”。又见“失足青年声援”、“待业失业青年声援”等横幅。一支队伍打着“首都农民”的横幅，聚集了２０多人。

　　工商企业参加游行的如：

　　北京第二手表厂、独一居菜馆……

　　北京大学附中、七十二中、１０５中师生参加游行，五中、二十七中校长亲自前来。

　　声援的有：大中学教师、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工厂工人、企业人员、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外地学生、市民等数十万人。　　口号是：

　　“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

　　历史博物馆顶上挂着“真诚对话”的大条幅，广场对着历史博物馆处的栏杆上挂着条幅：“北京印染厂声援学生”。

　　一些卖食品的个体户对学生免费供应食品，只要出示学生证就可领取。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１０名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以平息事态，希望广大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本着对参加绝食同学的生命健康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的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不要使同学们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此信于下午六６点在电台播出。

　　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广场上广播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室领导人对绝食学生的讲话，大意云：

　　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解决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对绝食同学的健康十分关心，希望同学们停止绝食，尽快返校。也希望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下午五点四十分，阎明复来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并致慰问，他说：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未来是你们的，改革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没有权利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们的要求的达到。为了祖国，为了促进改革，促进民主，你们要爱惜自己，你们没有权利伤害自己。

　　“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们的家长，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赢得了民心、党心。你们以自己英勇的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我希望同学们，特别是在广场绝食的同学们，能够到医院去，能够回到学校去。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他讲话时动了感情，声音哽咽。

　　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晚上，赵紫阳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在有邓小平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提出：

　　１、否定４·２６社论；　　２、由他个人负社论的责任；　　３、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机构清查高干子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的官倒行为；　　４、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行为背景；　　５、公布高干的收入、福利，取消特权。

　　以１：４被否决。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７日　　星期三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教师和一些学生，在新华门前开始绝食。

　　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从下午三点起因当局无明确答复而开始绝水。昨天学生直接躺在地上，现在人们准备了褥子，上支白布帐篷，地上洒了水，放着大块冰块。现场还守候着救护车和医务人员。白色横幅上公布着“５：４５ｐｍ，绝食１０６小时，绝水３小时”的字样。

　　所有交通、民警、武警不仅不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从岗位上撤掉了。交通岗亭、人民大会堂前都再看不见值勤警察的身影。

　　长安街上由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纠察队队员相向而立，夹成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为生命线，救护车在此往返不息。救护车经过频率最高时不到一分钟即开过一辆。

　　凌晨三点，即有北京市民、个体户、工农商声援团抬着横幅进入广场。

　　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大批到达，持续至天黑。人数达数十万之多。

　　参加游行的有：

　　国务院各委局、民主党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所属一些研究所、文化界、文艺界、法律界、宗教界、出版界、报社（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大学教师、中小学师生（如东直门中学）、科技人员、医务人员、个体户、邮电、饮食、商业、市政等部门的职工……

　　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的横幅。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横幅下有２０多名师生。

　　钓鱼台国宾馆、人事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也来声援。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等高校的学生一万多人聚集广场。

　　横幅、标语有：

　　“学生绝食，我们心疼”、“打倒贪官污吏”、“要廉政，要民主”……

　　还有一些标语矛头直指邓小平和李鹏，如：

　　“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有人用竹竿挑着一个小玻璃瓶，以喻小平。有人挑着一面小竹帘，上书“帘政”。

　　早间新闻播出几位母亲含泪要求当局迅速对话以避免事态恶化的镜头。

　　十二点，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民主建国会主席孙启孟、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致函赵紫阳，表明“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和全国妇联以及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如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纷纷发表公开信，紧急呼吁当局尽快进行对话、学生停止绝食，或否定“动乱”之说。

　　巴金、冰心、钱钟书、夏衍、张光年、艾青等发出紧急呼吁。

　　１４家新闻单位部份工作人员，北京科技大学１８名教授，从维熙等２０名作家，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发表讲话，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希望尽快对话，结束绝食。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７８岁的邢其敏教授今天前往天安门，并接受采访。说学生的行动不是动乱，而是爱国的正义行动，说得严重些是在救国。

　　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说：

　　同学们要求民主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是可贵的，党和国家对此是肯定的；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决不会秋后算账；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免去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结果需等事态平息后公布。赵紫阳提出辞职。

　　结果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几乎全部副委员长拒绝接受，李鹏威胁以党纪处分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得到消息后，体改委十个部委的人员静坐示威。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８日　　星期四

　　广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北京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

　　８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开始在新华门前绝食，部份北京大学生在此绝食绝水，此处停有一辆救护车。

　　据天气预报，今天将有雷阵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云，经北京市红十字会干预，公共交通系统将出动八十辆（或言九十辆）大轿车到广场供绝食学生避雨。

　　出动的车辆数终于不够，将可动员的车辆加起来才五十多辆。后来大雨时部份学生躲进简易帐篷中。

　　中午，一队队警察列队跑来，协助维持秩序。

　　现在广场上的学生组织，主要是“绝食指挥部”，也叫“广场指挥部”，这是在绝食行动中产生的现场协调指挥机构。主要成员有：柴玲、王丹、张伯笠、封从德等人。

　　北京急救中心消息：

　　到下午六点止，绝食学生已晕倒３５００人次，送医院２４５７人次。

　　北京红十字会呼吁：

　　许多绝食学生拒绝治疗，生命危在旦夕。希望学生能听从劝说，接受治疗，并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前见到鲁迅文学院的“文化人来了”横幅，又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队伍。

　　三辆警官学院的车辆出现在长安街上，警官学员身着警服，带着“来迟了”的横幅，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许多单位到广场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１０万元用以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５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１万多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叶笃正、冯之浚、江平、许嘉璐、吴大琨、陈舜礼、林兰英、杨纪珂、胡代光、陶大镛、彭清源、楚庄１２人呼吁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会议。

　　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王家福、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刘海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法学研究》主编李步云、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赵震江、人民大学法学系主任谷德春、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主任吴建〔王番〕９位法学家，以及胡绳、丁伟志、刘国光、任继愈、吕叔湘等１９４位社会科学家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学范再次呼吁召开民主党派会议。中国侨联、北京侨联呼吁召开紧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电视新闻报导，上午十一——十二点，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熊焱等。

　　李鹏态度强硬。说：

　　无论是政府，无论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

　　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大家提的许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能帮助政府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

　　但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事实上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几天来，北京已基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能置之不理。现在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动学生继续绝食。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

　　会谈没得出结果。临结束时李鹏又说一次我没有说你们在搞动乱。

　　早间新闻报导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而病倒的学生。

　　住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李今朝对李鹏谈到中国的四大问题：人口太多、资源不足、人口素质低、经济落后，这些问题非共产党不能解决。并表示自己希望入党。李鹏和气地与他握手。

　　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发出通告，要求各地中小学生不要上街游行。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

　　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经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三点意见。

　　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

　　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

　　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

　　“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性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

　　“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

　　“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阳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晚十点，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再度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参加了会议。

　　陈云说：“要采取措施解决了。外地也在乱，再乱下去，要麻烦了。我们要汲取沉重的教训；搞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搞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小平同志，你是头，要有决策。”陈云发表了他的意见后，因健康原因，提前离开会场休息。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两点总结性讲话：

　　“一、事态的恶化发展，在时间上不允许再争论了。个人、少数人意见可以保留，也可以请假休息；二、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即日从外地调动部队进京担任戒严，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召开首都干部大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动乱。”

　　次日凌晨四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说：

　　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正确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们的对话渠道还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你们应该知道情况是复杂的，需要一个过程。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应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政府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忧心如焚。这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请同学们冷静想一想，早些结束绝食。

　　语气甚为悲凉，还落下了眼泪。

　　５·１８——１９的广场：

　　　　　　　　　　　　　　天安门－－－－－－－－－－－－－－－－－－－－－－－－－－－－－－－　　　　　　　　　　长　　　　安　　　　街．．．．．．．　　生命线　．．．．．．　．－－－＋．　．＋－－－－－－－－－－－－－－－＋　　　＋－－－　　　｜．　．｜．．．．．　国　旗　．．．．．｜　　　｜　人　｜．　．｜　　　　　　　　　　　　　　．｜　　　｜　历　　　｜．　．｜　　绝　　食　　　营　　地　．｜　　　｜　民　｜．　．｜　　　　　　　　　　　　　　．｜　　　｜　史　　　｜．　．．．．．．．．．．．．．．．．．｜　　　｜　大　｜．　　｜　　　　　生　命　线　　　　．｜　　　｜　博　　　｜．　．．．．．．．．．．．．．．．．．｜　　　｜　会　｜．　．｜　　　　　　　　　　　　　　．｜　　　｜　物　　　｜．　．｜　　其它＋－－　－－＋北大　．｜　　　｜　堂　｜．生．｜　　学校｜　　　　　｜营地　．｜　　　｜　馆　　　｜．　．｜　　营地｜　　　　　｜　　　．｜　　　｜　　　｜．命．｜　　　　　　纪念碑　　　　　．｜　　　｜　　　｜．　．｜　　　　｜　　　　　｜　　　．｜　　　｜　　　｜．线．｜　　　　｜　　　　　｜清华　．｜　　　｜　　　｜．　．｜　　　　＋－－　－－＋营地　．｜　　　｜　　　｜．　．｜．．．．．外围纠察线．．．．．｜　　　｜　　　｜．　．｜　　　　　　　　　　　　　　　｜　　　｜　　　｜．　．｜　　　　＋－－－－－＋　　　　｜　　　｜　　　｜．　．｜　　　　｜　毛主席　｜　　　　｜　　　｜　　　｜．　．｜　　　　｜　纪念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阳门｜　　　　　｜　　　｜　　　｜．　．｜　　　　　＋－－－＋　　　　　｜　　　｜－－－＋．　．＋－－－－－－－－－－－－－－－＋　　　＋－－－．．．．．　．　　生命线　．　　　　　前　三　门　大　街．．．．．．．－－－＋　　　＋－－－－－－－－－－－－－－－＋　　　＋－－－　　　｜　　　｜　　　　　＋－－－＋　　　　　｜　　　｜　　　｜　　　｜　　　　　｜前　门｜　　　　　｜　　　｜　　　｜　　　｜　　　　　＋－－－＋　　　　　｜　　　｜

　　５·１８——６·１的纪念碑：

　　　　　＋－－松树篱－－　　　　　－－松树篱－－＋　　　　　｜　　　　　　　　　　　　　　　　　　　｜　　　　　｜　　　　　一层　　　　　平台　　　　北｜　　　　　｜　　　　＋－－－　　　－－－＋　　　大｜　　　　　｜　　　　｜　　　　　　　　　｜　　　广｜　　　　　｜　　＋－＋　二层　　　平台　＋－＋　播｜　　　　　｜　　｜　供＋－－－　－－－＋宣　｜　台｜　　　　　｜　　｜　应｜　三层　平台　｜传　｜　　｜　　　　　　　　｜　站｜　＋－－－＋　｜组　｜　　　　　　　　　　　｜　｜　　　｜　｜　　　　　　　　　　　　　｜浮雕座｜　　　　　　　　　　　｜　｜　　　｜　｜　　　　　　　　｜　　｜　＋－－－＋　｜财　｜　　　　　｜　　｜　　｜　广场指挥部　｜务　｜　　｜　　　　　｜　　｜　　＋－－－　－－－＋组　｜　　｜　　　　　｜　　＋－＋　　纠察　总部　　＋－＋　　｜　　　　　｜　　　　｜　　　　　　　　　｜学运之声｜　　　　　｜　　　　＋－－－　　　－－－＋广播站　｜　　　　　｜　　　　　　　　　　　　　　　　　　　｜　　　　　｜　　　　　　　　　　　　　　　　　　　｜　　　　　＋－－松树篱－－　　　　　－－松树篱－－＋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９日　　星期五

　　北高联作出决定，马上停止绝食，改为静坐请愿。并且不要号召全国总罢工。

　　绝食指挥部在征求了全体绝食同学的意见后，决定立刻停止绝食。

　　知识界人士发表宣言，希望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警告政府不可以非法调动军队和实施军管。

　　上午，赵紫阳提出要会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作出答覆：“已经作出决定的事，不能凭个人意志去否定、改变。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

　　晚上，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杨尚昆宣读最后决定：

　　军队进驻城里，北京实行戒严！！

　　出席大会的人员有李鹏、杨尚昆、胡启立、乔石、王震、陈希同、钱学森、周谷城、雷洁琼、胡乔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赵紫阳未出席。

　　　　　　　　　　※　　　※　　　※　　　※　　　※

　　　　　　　　　　　　　　　　北京戒严　　　　　　　　　　　（５月２０日——６月１日）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０日　　星期六

　　凌晨，住在市郊各主要路口附近的居民群众，自发走到街头，组成人墙，挡住了进城的部队！

　　清晨三点，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生５００人搭乘卡车４辆到六里桥拦截军车。当时有１５０辆军车被截在此。

　　上午九点半，在六里桥、八角村和丰台，警察用警棍打伤多人。在老山，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军方使用了催泪弹。

　　中午十二点四十分至下午一点之间，武装警察七、八百人头顶钢盔、手执警棍和盾牌，从大院冲出，殴打学生，致使多名学生和一名五岁男孩受伤。伤者被送到丰台医院。伤者包括英语系的刘伟（头部和胸部受伤）和于海战（腰、膝、臂部受伤），东欧系的王劲（左肩受伤），亚非系的顾兰亭（女，头部重伤），旅游系的赵巨源（为警棍所伤），外经系的范舟等。

　　广场从上午九点起断水，群众要冲入大会堂，被学生纠察队所制止。

　　路上不见公共交通车辆，其他车辆也很少。一辆大使馆的卧车经过，有人坐在汽车里录像，人们即向汽车伸出食、中两指作“Ｖ”字形。不时有卡车载着头缠红、白布条的学生、工人飞驰而过。有的工人手持“拦军车”的纸牌。带着“首钢人”横幅的工人最引人注目。一辆卡车前端的白布横幅上书“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广场上的人数达２０万。

　　地铁停止运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从早上八点半起反复播放戒严令。

　　〔本报北京５月２１日４点３０分讯〕　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满是市民。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１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１日　　星期天

　　戒严第二天，军队仍被堵在城外。

　　广场上人很多，同学和群众的情绪都很激愤，口号也更为升级。许多口号要求停止戒严，撤销军管，要求李、邓、杨下台，要求政府辞职。

　　夜九点，南京大学学生李禄、赵士敏在纪念碑北侧举行婚礼。

　　〔本报北京５月２２日凌晨４点３０分讯〕　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４０多小时。在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城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　　２１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赶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字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令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道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报社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２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２日　　星期一

　　马路上见不到一辆公共交通车辆。听说是奉命停驶。

　　广场上的学生纠察线已经撤消，广场可以自由出入。有３１９所北京和外地的高校学生在此静坐，但守在校旗旁边的学生并不多，他们轮流来此值班。据说有１０万学生准备坚守广场。

　　傍晚，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召集广场上所有三百多所高校的代表开会，讨论是否撤离。　　夜深以后，广播台的喇叭忽然响了。里面吾尔开希的声音在声嘶力竭地叫，请广场上的同学保持镇静，不要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乱。吾尔开希在一遍一遍地叫，我是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请大家保持镇静。一会儿又说，现在广场上的全体同学马上转移到使馆区。

　　下午，四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集学生会议。

　　晚，四通在北京饭店召集会议。有七十多位学生代表到场，王丹、柴玲都到了。在会场左右就有国家安全部的人，检查各人的证件。

　　北京知识界、文化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万余人游行。

　　参加单位有：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食品报社、中国桥（NEXUS，MOCT）杂志社、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以及青年理论工作者等。

　　下午两点，队伍分东西两路进入广场。

　　标语、口号有：

　　“召开人大，罢免李鹏，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反对镇压，反对军管”、“反对戒严令”、“恢复正常秩序”、“打倒李鹏反党集团”、“李鹏李鹏，不下不成；捍卫民主，人民必胜”、“人民团结起来，全民截兵，反对军管，军管军管，越管越乱”、“先抓李鹏，抓完李鹏，再抓小平，抓完小平，天下太平”、“小平小平，就是不行；军管被阻，戒严不灵。李鹏李鹏，昏庸无能；丧心病狂，好景不长。”、“李鹏昏庸无能，流氓无赖”、“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白天睡觉晚上来；晚上睡觉白天来”、“你有暴力，我有鲜血”、“粉碎非法军管”、“再陪学生坐坐”……

　　一架直升飞机在长安街上空飞行，散发传单。许多传单飘入中南海。上面印着：

　　“七位老将军（杨得志、张爱萍、叶飞、陈再道、肖克、宋时轮、李聚奎）表态：

　　“⒈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能镇压人民，更不能开枪。　　“⒉在当前形势下军队不宜进城。”

　　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街头一位推自行车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好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前，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走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的。”

　　〔本报北京５月２３日凌晨讯〕　在渡过紧张不安的又一夜后，首都迎来了国务院下达戒严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内秩序基本恢复到三天前的状态，执行戒严任务的一些受阻解放军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记者昨天中午时分看到，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周围以及城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营业，道路交通顺畅，但大部分公共汽车和地铁依然没有恢复营运，上下班的职工感到不便。　　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尽管高校师生仍在静坐请愿，但围观群众已比前几日减少。　　一些大学生配合环卫工人清除广场和街道上的垃圾，喷洒消毒药水，以防传染病流传。　　天安门前仍有断断续续的游行队伍，２２日下午打着“首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横幅的队伍引人注目。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明显减少，一群群的市民仍在守候着……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３天》

　　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与邓小平会见，部分政治局委员列席在座。众老人就局势的发展表示忧虑。邓小平表示：“事态恶化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也不必忧虑。如果事态不能好转，我们只有采取平息措施。”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３日　　星期二

　　十点三十八分，地铁在停驶三天后古城——北京站恢复通车。１３１条公共交通线路也恢复正常营运，４２条线路部份通车。复兴门、宣武门、和平门、广安门、虎坊桥、前门等地的路障已被清除。

　　下午两点，天安门城楼下出现玷污毛泽东画像事件。

　　湖南浏阳达浒乡滩头小学（一说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另有记载云余志坚或余鸣飞，２６岁，一说２５岁）、《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２２岁）、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２６岁）等３人（一说４人）将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玷污。

　　他们１９日到京，白天混在市民敢死队中，夜间露宿在广场上；今天上午在东单买了墨汁、油彩、广告颜料、纸张、毛笔等，又向卖煎饼的小贩要来鸡蛋壳；用纸笔书写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两点将标语贴在天安门城门洞两侧，并用鸡蛋壳装颜料和墨汁，掷向毛泽东巨幅画像。

　　他们被周围的大学生和市民当场抓住，并扭送公安机关。声言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四通召集一些学生到四通某分公司开会。会上四通提出一份倡议书，大意是要求取消军管，并称一旦军管取消，“相信同学们会撤离广场”。

　　下午一点三十分，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数万人，包括高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和一些工矿企业的工人，在复兴门集合，游行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呼喊口号：

　　“撤出军队”、“取消戒严”、“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傍晚，广场外围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游行，除了学生，大部分是市民群众，什么单位的都有，近十万人，是这些日子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中央电视台５月２２日消息〕　昨天晚上，北京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这种谣传与５月２０日发布的戒严令有关。为此，今天凌晨本台记者采访了前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官兵。

　　记者：聂帅和徐帅的讲话，澄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些事实，您能不能对此发表一下看法。

　　某部上校甲：聂帅和徐帅讲话的新闻我们没有看到。

　　记者：那您能不能说一下您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呢？

　　上校甲：我们的部队是在石景山，没有进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阻拦，没有办法前进。上级让我们原地待命。

　　记者：如果发生部队与学生的冲突，你们会不会象徐帅和聂帅说的那样，避免和学生发生冲突？

　　上校甲：完全可以，并且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来到之后，看到大学生比较理智，和我们想的一样避免发生冲突。我们来到以后，也是按照军委的要求维护社会秩序。但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尤其是昨天上午很多人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我们教育部队对于这些不要理睬，尽量避免发生冲突。目前为止，我们的部队没有与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发生一次冲突。　　我们的战士昨天一天在车上，太阳晒，吃不上饭，但是他们都严守纪律。今天（上级）让我们撤回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撤回。我们的战士没有带被子，雨布也没有，现在都躺在地下。刚才我看了看，也非常心疼。我告诉我们的干部，四点之后，天气凉了，地也很潮，要把战士叫醒，起来坐一坐，再回到车上。

　　上校乙：我们到了这里之后，今天首钢为我们解决了食物和饮水问题，他们送来了面包、馒头、稀粥和咸菜。

　　记者：现在部队进城的可能性还有吗？

　　上校甲：刚才我上前边看了一看，阻拦的人民群众还比较多。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非常难办。上级让我们往后撤，但是撤也没能撤出去。

　　记者：您接到命令的时候，说明了北京是什么情况吗？

　　上校甲：当时，对我们说是到北京来执勤，维护首都治安。

　　记者：战前动员，对指战员们讲了些什么？

　　上校甲：讲得很清楚，我们说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到北京执勤，应该热爱首都北京，热爱北京市人民，热爱大学生，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我认为我们的战士表现得是很好的。我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都没事。只是受不了这个气。我们的战士没有违反纪律的。

◆摘自《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３日

　　〔本报北京５月２４日凌晨讯〕　昨天上午，街头隆隆奔驰的公共汽车，给首都市民带来了欣慰的笑容。戒严令发布第四天，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绝大多数市民沉着冷静，生活日趋正常。　　昨日起，首都已有１００多路公共电汽车恢复运营，停驶三天的地铁也于上午十点三十八分开出了第一趟列车。在学生和市民们的疏导下，全市街道基本畅通，职工上下班大多转入正常，运送煤炭、液化石油气及肉蛋菜奶的车辆受到格外关照。　　天安门广场上，沉睡了一夜的请愿学生黎明即起，洒扫周围场地。在高声播放的国歌声中，一些同学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请愿学生广播，同意撤出停在广场上〔的〕公共汽车（原来供绝食学生用），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营运。　　下午，长安街上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里，有人认出了一些知名人士。在黑云压城、雷电交加的大雨中，市民纷纷给游行队伍送来各式雨具。　　雨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送到学生手中。某中央机关捐赠的４０００件衣服，不到晚９点已分发到学生手中。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报道，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大都停在城外原地。　　入夜，街头仍有许多关切事态发展的市民难以入睡……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４天》

　　〔新华社５月２２日电〕　在国务院关于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下达的第三天，北京城区的气氛趋于缓和，多数市民表现沉着。　　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今天仍在北京城郊附近。一些大学生和市民向解放军官兵送食品和饮料，相互热情恳谈，气氛融洽。戒严部队普遍进行了“热爱北京城，热爱北京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一些解放军官兵向学生和市民表示，人民军队爱人民。　　今天，整个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广场上的人数有所减少，学生仍在静坐。广场的卫生情况不佳。一些大学生协助环卫工人清除垃圾，喷洒消毒药水，防止传染病流行。下午，有人上街游行，但人数比前几天要少得多。　　据了解，北京东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五个城近郊区已组成了７万多人的“首都群众维护秩序工作队”，并于今日下午分赴一些地段清除路障，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据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责人介绍，全市１７２条公共电汽车线路中，已有６０条全程或区段恢复行驶，其他线路和地铁仍未开通，多处交通岗未由交通民警指挥。北京的商业职工坚持上班，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各大影剧院的文娱活动照常进行。据北京火车站负责人介绍，从外地乘火车来京的学生明显减少，前几天来京的外地学生已开始陆续返回。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４日　　星期三

　　卫星国际通信被切断。

　　广场上停着１１８辆汽车。

　　北京急救中心宣布：截至５月２４日下午６点，北京３２所医院共治疗绝食学生９１５８人次，收入院８２０５人次，尚有６人仍在住院，无１人死亡。

　　下午，科技界、教育界、医务界、文化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举行游行。

　　〔本报北京５月２５日凌晨２点讯〕　１７０多条线路公共电汽车通车了，环城地铁运营了，交通警察上岗了，全市交通网络基本畅通。尽管生活秩序趋于正常，人们对时局的关注有增无减。　　继２３日凄风苦雨后，北京昨天烈日当空。天安门广场上广大栉风沐雨的学生的健康状况受到北京市民关怀。２３日傍晚出现的为请愿学生送衣服、食品、药物的人流，一直持续到２４日清晨。前些天为救护绝食同学忙得一刻不停的医护人员，现在正忙着喷洒消毒药水，以防疾病蔓延。大学生则组织慰问团，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长安街头及广场周围，仍有零星游行队伍出现。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路口，入夜仍聚集着很多市民。　　据昨天的《北京晚报》报道，目前静坐请愿学生的健康状况趋向好转，外地来京学生病倒者增多，被阻于城外的戒严部队战士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　　据北京车站有关人员介绍，外地学生每天进出人数大体相当。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５天》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有八十多名和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老人（以中顾委委员为主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平息政治风波，恢复社会主义正常秩序。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５日　　星期四

　　所有记者被从广场清走。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总参三部的声明。

　　广场上还停有１１６辆汽车。

　　上午，“北高联”就向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主要有３点要求：

　　１）立刻召开两会（人大代表会及党代表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开除其党籍。　　２）取消戒严，撤走军队。　　３）声明要求在明天上午９点以前答复，否则就要号召全市、全国大绝食！

　　他们认为一旦军队真的进城，一切都好办了。顺其自然，变成一场群众的自发运动。估计军队开进天安门之后，或是封锁广场，把学生困在里面；或是和平地架走，或是用警棍打昏后架走，或用催泪瓦斯驱散。不管怎样，立刻就可以组织百万人上街游行，各校立刻派人增援广场。

　　不时有游行队伍出现在长安街上或广场内，有的是步行前来，有的是坐车游行，如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游行人数少于昨天，主要是外地学生、知识界、大众传媒、军工系统工等。口号主要是“李鹏下台”。

　　北京企业家协会给广场上的学生送来一些物品：鸡蛋、面包、肥皂、牙膏等。

　　新华门前请愿人员的数量更多，其中增加了西安外语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交通路口有身穿白色夏装的交通警察维持秩序。

　　〔本报北京５月２６日凌晨讯〕　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粮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已达８０％左右，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琅琅。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６天》

　　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许家屯。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

　　杨没有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没有讲是那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许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许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许立即郑重地向杨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许辞别杨即去见李鹏。李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许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许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听后，要许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

　　上午九点到下午七点，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李鹏主持。对北京局势恶化及全国一些大城市发生暴乱事件，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平息，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和决策。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６日　　星期五

　　上午九点，工自联在历史博物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

　　下午，气温达３０℃。广场上的汽车仅剩一辆。北京大学生数目较外地大学生少。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改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任总指挥。

　　《文汇报》说：学生领袖连夜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与会的３００人中有２８２人参加投票；其中５６％的人主张继续坚守广场，２８％的人主张在全球华人大游行后撤离，１３％的人主张在政府答应最低要求后撤，３％认为应走一步看一步。

　　陈希同组织他经营多年的昌平县农民进京反游行。

　　〔本报北京５月２７日凌晨讯〕　昨日北京全城气氛平静。　　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在最高达３６°Ｃ的酷热气温下，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纷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里。前些时候提供给绝食学生避雨的一百多辆大客车，到下午只剩一辆停在广场，其余全部开走投入运营。　　北京火车站前，大量外地进京学生排队等待返回，新来的学生已经不多了。车站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已准备了一些专列或车厢，供疏散返回各地的学生们使用。　　来自部分大学的消息表明，不少连日请愿疲惫不堪的学生已返回学校，其中也有人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广场。　　旅游部门人士称，近日来京旅游团组和探亲台胞人数锐减，一些旅游饭店经理抱怨生意清淡。　　尚在城外整休待命的戒严部队，开始接待各级政府组织的慰问队伍。有些官兵还与当地居民联欢。据新华社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反映，驻在大兴县的戒严部队正逐步为群众理解，一位军官说，他们想以严整的军容军姿出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７天》

　　邓小平接受政治局、中顾委委托，召开政治局、中顾委联合会议。讲了四点意见：

　　一、赵紫阳对事态的变化，要负责任。　　二、动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经查证，有外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也有境外人士卷入。　　三、政治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是采取坚定措施，平息暴乱的时机了。　　四、建议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７日　　星期六

　　吾尔开希、柴玲、王丹以现场指挥部名义在纪念碑上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５月３０日以大游行撤出广场，外地院校学生返回各地。并要求广为宣传，说６月２０日召开人大会议时再游行、集会！

　　３０日撤退是“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建议，新闻发布会上只是发布消息，并未下决定，只是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的建议。这个联席会议里有王丹，其他的是市民代表、工人自治会代表，还有诗人、知识界人士等。

　　外高联开会，北高联两位代表列席。外高联决议成立全国高联，接管广播台指挥，对撤不撤出广场未定，倾向于不撤。

　　另外，还宣布在广场开办自由大学，是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香港方面捐赠的帐篷已经拉来了。还要设立自由论坛。自由大学主要进行民主理论教育。

　　来京声援的外地大学有３２４所，大学生１２５４４６人。每天都有外地学生离京，也有外地学生来京。学生表示，即使人离开广场，旗帜不能撤。

　　今天无游行。新华门前仍有人静坐。

　　香港“北上学生联会”在广场设立“物资联络站”，并呼吁香港市民向大陆学运捐献毛毯、睡袋、通讯器材、现金等。

　　〔本报北京５月２８日凌晨讯〕　北京又在平静的气氛中度过戒严后的第八天。　　昨日伫立街头，只见行人神色安祥，市区秩序井然。戒严，似乎不再是市民们最激烈的话题了。　　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的学生在烈日下支撑。是继续静坐还是撤离回校，学生们意见不一。学生的指挥中心已就此问题反复征求广场上各高校代表的意见，据说还将付诸投票表决。　　据北京日报昨天报道，在一批批外地学生离京的同时，一队队外地学生还在涌入北京，他们的生活目前遇到很大困难。为学生送饮食的人少于前些天。　　入夜，城区一些主要街口，仍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议论时局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８天》

　　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杨尚昆宣布：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停止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停止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８日　　星期天

　　广场已无汽车，历史博物馆门前停着几辆急救车。

　　纪念碑下的保卫广场指挥部把守甚严，凭通行证进入，而通行证每天更换（由秘书组管理）；有公安局派遣的特务使用旧通行证企图混进去，被负责保卫的学生发现扣住，后由公安局领回。

　　现在出现了四个权力机构：　　１）北高联，倾向于撤出广场；　　２）外高联，撤不撤未定；　　３）现场指挥部，倾向于不撤；　　４）据说叫“特别行动队”，都是些激烈分子。

　　还有“工自联”、“知识界联合会”、市民组织。

　　广场上外地高等院校的旗帜多于北京院校：

　　安徽大学、延边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工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抚顺石油学院、西南师范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淮海大学……

　　外地高校来京的学生队伍有十多万人。

　　《人民日报》报导：学潮以来，进京离京的外地大学生达３７万人次；最近来京的学生人数减少，而离京返校者每日在３万以上。据统计今天来京的学生仅１２０人。

　　下午四点，大游行之后，这些日子经常在广场和附近转的摩托车队的队长，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被两个便衣抓走。车队部分其他成员也受到传讯和逮捕。市民纠察队成员也有人受到恐吓和传讯，有两人被抓，其中一人已被放回。那个车队队长叫王藏起。

　　北大的广播台广播“广场指挥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对今后形势的判断。声明称：

　　现在中央和地方已形成了保守派的统一，下一步：

　　１·是分化瓦解学生内部的组织，让学生回校，用军队控制北京，控制新闻和人大。　　２·是清洗赵紫阳及其代理人，清洗知识界人士。　　３·是清洗学生领袖。

　　这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已暴露得一清二楚，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将一片黑暗，无法再起反抗。因此，若广场坚持不撤，则或者军队进不了城，那么政府作出的决定（如处理赵等）将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若军队进城强行镇压，则将进一步唤醒全国人民。　　所以，学生不能撤出广场！

　　“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声明代表的组织有：

　　北高联、外高联、现场指挥部、知识界联合会、市民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工人敢死队、工人自治会。

　　声明大意是：

　　要坚持斗争，要求解除戒严，撤走军队；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创造良好的对话气氛。并称将在广场坚持到６月２０日人大会议召开。

　　声明还说，由于柴玲等反映现场情况混乱，以及北高联的撤离动议，曾定于５月３０日撤出，但现在仍改为坚持到６月２０日。

　　王丹建议下周二，即５月３０日，撤出广场。

　　柴玲提出辞职，是以现场失控为理由辞职的。今天将整顿场地。

　　柴玲对美国记者金培力（Ｐｈｉｌｉｐ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的录影讲话（节选）：

　　“我叫柴玲，我今年２３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４月１５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

　　“（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

　　“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两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１８２任主席，就那么几天。……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哽咽）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

　　“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握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

　　“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我想我不会的。（问：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上午九点半，北京市数万人集合游行。

　　正午，游行队伍到达复兴门，然后沿长安街到天安门，绕广场一周，再走向建国门，向北拐。

　　队伍主要来自高等学校。其中北京高校占大多数，外地院校较少，一些外地院校学生加入北京院校的队伍。一位学生骑着自行车并举着深圳大学的旗帜。北京科技大学教师各举扫帚和横幅“义务劳动，扫除腐败”。清华大学所举标语有：“I　have　a　dream”、“By　People，Of　People，For　People”等。有人举着做成稻草人状的李鹏模拟像，有人举着做成靶子形的李鹏像。

　　游行队伍共分五路，走在各主要街道，包括南长街、府右街、地安门等。

　　〔本报北京５月２９日凌晨讯〕　昨天是星期天，市民们似乎已经失去刚公布戒严令时的那种疑虑感，大小商店又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下午两点许，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通过长安街绕行天安门广场。这一带交通短时间内受阻。据游行队伍的广播车宣称，这次游行是对海外华人发起的一次活动的响应。　　天安门广场传出的消息说，尽管各地捐赠的一批新帐篷刚刚支起，学生们仍有可能近日内撤走。　　入夜，暑气不退。各路口成了市民们纳凉、聚谈的场所。对北京人来说，歌星演唱会和高水平球赛吸引力似乎已不象以往那样大了。仍然驻扎城外的戒严部队，不断接待被派去的慰问团。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官兵中博得阵阵喝采声。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９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９日　　星期一

　　晚十一点，“民主女神”运到。

　　各界联席会议发起各界大绝食，已开始接受报名。称这次绝食将以社会为主体，学生转为支援。

　　对这个联席会议，北高联的参与程度不大，有几个学生代表是常委，但不起什么作用。王丹已不是常委，而成了联络部负责人。

　　北京市公安局以了解情况为由将工自联的钱玉明（铁路局车辆整备车间工人）带走，以后钱玉明一直未归。

　　〔本报北京５月３０日凌晨讯〕　昨天是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的第十天。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较平静，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静坐请愿学生却未见撤走的迹象，还新搭了一批旅游帐篷，并正在安装一座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分清洁工人清洗掉了贴在灯杆、墙角的传单，而另一些街道上，又有些新贴的传单，围观、议论者仍时有所见。　　鉴于北京宣布戒严地区的社会秩序已日益正常，本报《北京戒严第Ｘ天》专栏，已无每天出现的必要。今后有关新闻，将随时用别的报道方式向读者介绍。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１０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０日　　星期二

　　参加“民主女神”揭幕仪式的八个艺术院校是：

　　中央美术学院（这个像就是他们做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院和电影音乐学院。

　　上午十点，在纪念碑上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柴玲、王丹回北大休息，现场由封从德和李录全权负责。还说报名绝食的人已有３００多。

　　下午，王丹拿着手提话筒，在纪念碑下代表高自联宣布撤出广场回到校园的决定。

　　突然，柴玲从王丹手里抢去话筒，跑到纪念碑的高处台基上。大声地说：

　　“同学们，我们决不撤出天安门广场！谁撤出去，谁就是逃兵；谁撤出去，谁就是叛徒；谁撤出去，谁就是怕死！”

　　王丹问李录：　　“这是怎么回事，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早就决定好了码？”

　　李录说：　　“再开一次会吧。”

　　于是学生头头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半小时后，柴玲再一次出现在纪念碑的高处台基上。大声地对学生群众说：

　　“同学们，我代表高自联学生指挥部宣布，我们将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直到李鹏下台！中国民主万岁！人民万岁！”

　　王丹一声没响。

　　凌晨一点，在北京饭店西边的长安街上，从一辆带警灯的北京吉普上下来两人，把路边一个骑车者强行抓上车。那人奋力挣扎，从车上摔下两个笔记本，车很快开走了。

　　目击者拾到笔记本交到广场，一本是大字报资料，另一本写有“８９·５·２９筹２００元给ｘｘｘ”（这人是工人自治会中管财务的负责人）。被抓者叫沈银汉，是工人自治会执委之一。

　　另一位执委白宗雄，也被铁路公安分局抓走。

　　上午九点，“工自联”和公安局交涉。“工自联”的律师李进进与工人代表一起到公安局，李进进问：

　　１）是否抓了人，　　２）抓人程序是否合法，　　３）是什么罪名。

　　接待的人说：

　　１）工自联是非法组织，　　２）戒严期间请愿是非法的，　　３）对提到的抓人的事不清楚，他只管接待。

　　李说：组织是否合法另作别论。不管怎样，你们非法抓人应有交待，你负责接待就有义务了解情况向我通报。

　　那人说：律师不能代表工自联，让“工自联”代表进来说话。

　　李于是退出，交涉就此中断，没有结果。

　　邓小平受政治局、中顾委委托，召开政治局、中顾委第二次联席会议。作了四点工作布置，获得通过：

　　一、解决当前动乱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二、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党内要思想通一通，暂时不通的，可以请假休息，再不通的，可以退休。　　三、要动员党政骨干力量，加强宣传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气候，教育广大人民，包括干部。　　四、平息后，要整顿党组织，消除在这场政治事件中的不合格者，有重点、有领导地展开清查工作。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１日　　星期三

　　在广场上和新华门前有２２个省、市、自治区１８０所高等学校的３００多面旗帜。

　　北大“筹委会”号召学生去北京市公安局静坐，抗议公安局拘捕工自联三名领导人。

　　晚８点，北京和外地高等学校学生１０００多人在广场地区游行，抗议公安局扣留三名工自联常委和“飞虎队”队员。

　　夜十一点，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说，北京市公安局在压力下无条件释放工自联的三名领导人。

　　顺义、大兴、怀柔三县数以万计农民、职工、教师和机关干部在官方组织下分别举行集会、游行。

　　标语、口号和横幅有：　　“坚决反对动乱”、“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解放军万岁”、“打好三夏这一仗”……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日　　星期四

　　中午十二点，李录、柴玲、封从德在纪念碑上召开记者会：凌晨４点，有陌生人闯入柴玲与封从德驻地，用围巾等物想将他们绑架。他们挣扎呼救，引来周围的人，绑架者于是逃走了。

　　北高联近日发布声明给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大意是：

　　近日来，北京市内连续发生工人、市民被突然绑架的事件，致使参加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人士相继失踪的谣言四处传播。我们希望北京市的执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立即着手立案侦查有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三人的失踪真相！摩托车队十一人被扣，四人失踪，也应立即查明。要求坚决、及时地制止一切私设公堂。

　　现场指挥部５月３１日发表的声明，声明要求：

　　１）解除戒严，　　２）撤走军队，　　３）保证不打击报复。

　　若答应这些要求，则请求进行平等对话，以缓解当前的紧张事态；　　若不答应，则坚持到最后一刻！

　　广播还宣布了指挥部的成员和分工：总指挥柴玲，副指挥李录、张伯笠、封从德。

　　工自联负责人韩东方等昨晚十点组织大规模请愿，到公安局递交严正声明。回答说今天上午十点去听答复，并要求有学生代表在场。

　　公安局出来答复的人是政治部常务主任张魏（音），对三位工人代表被抓的答复是：

　　１）不是抓人，是传讯，　　２）程序完备，都是根据８７年颁布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条款，　　３）根据戒严第一号令，在戒严期间，公安机关有权采取任何方式对任何人进行传唤。　　张并说收到许多群众的揭发材料。对于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不存在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至于魔托车队，其成员大部分为工人，一些是个体户；其中７０％有前科，３０％的人随时有理由拘留。

　　　　　　　　　　※　　　※　　　※　　　※　　　※

　　　　　　　　　　　　　　　　血腥清场　　　　　　　　　　　　（６月２日——６月４日）

　　　　　　　　　　　　　　　　屠杀的前奏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２日　　星期五——１９８９年　６月３日　　星期六

　　６月２日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

　　午夜，入睡后为街头喧闹声惊醒。从阳台上望下去，见一辆车翻倒在人行道上。因为此时人人都十分警觉，虽是午夜，出事地点很快聚集了四五百人。警察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以确保控制局势，多辆警车迅速开到，效率之高罕见。

　　邻居先已在阳台上观看，他说死者和伤者都已送医院（二十二号楼的侧后方恰是复兴医院），肇事者已为警车所接走。

　　这辆车没有牌照却自由行驶。最可注意的是，不待勘明肇事经过，警察就将肇事者用警车带离现场。当时有人提出抗议，但无效。他们走后才有人不顾警察阻拦从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

　　十点四十八分，一武警车高速行驶（１２０公里／小时），撞毁隔离栏杆，车翻滚停于地铁口，车内人未伤；撞翻自行车及三轮，一妇女当场死亡（王新民，３７岁，城建开发总公司工作），三人送天坛医院，途中死一人，后共死四人。（田玉林，３７岁，城建开发总公司科级干部，遗一女）

　　司机及车中二人十分钟后为交通警带走。公安局欲带走武警车，被阻。车牌藏于车内（ＢＪ—ＷＪ—１５２５），有二匕首及警灯警棍。路边停着一辆褐色小面包车，车型为Ｐａｊｅｒｏ。

　　有辆警车在木樨地撞倒了４人，其中３人死亡。政府的新闻称，该辆撞人汽车的司机已被拘留，该车并非警车。

　　十一点，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６月３日零点，距西单十字路口几十米处。交通完全阻塞。一辆大客车被围，车窗关得严严的，车里坐着士兵，青一色光头、白衬衫、绿裤子。表情木然而沮丧。车窗上满是唾液。另一些人给他们照像。

　　首都电影院，又有三辆大客车被围困并将轮胎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支架在车顶上示众。

　　再前行，又见到四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便衣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门西侧。

　　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已碎。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

　　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发生了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出动了防暴警察，并发射了催泪瓦斯。就在这前后，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

　　天安门西北的护国寺，有军车被群众所堵截。一辆往南开行的大轿车被大批群众包围，停在路边，车上坐满了人。车里的人上身穿着白衬衫，下身则穿军裤，车座下露出枪管。

　　凌晨三点，军队又进城了。没武器，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进入市中心。

　　下午两点半，几千解放军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列队向北疾走，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还没来得及躲，就被推了个大跟头，解放军举起自行车扔到路边。这时，从长安街开来一辆公共汽车停在马路中央。解放军没了去路，于是形成一个方阵，停在那里。方阵中央留出一个长方形的空地，方阵北边停了一俩公共汽车，上面站着几十中外记者，举着摄像机、照相机俯拍。方阵外围则被市民团团围住。解放军都是赤手空拳、满头大汗，有的脸上还出了血，显得相当可怜。

　　一个小伙子被解放军往方阵中央的空地里拖，扔在空地的中央。小伙子受了伤，倒在地上，双腿弯曲，双手捂着脸，身体痛苦的扭动。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爬起来，一边脱下衬衫去擦脸上的血，一边往北走。只见白衬衫全部被血浸成了鲜红色。

　　僵持到下午六点，士兵撤回大会堂，这时群众报以掌声。

　　晚七点半，在从西郊苹果园来的地铁乘客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

　　民主大学的成立典礼照常进行。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

　　　　　　　　　　　　　　　　血腥清场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３日　　星期六——１９８９年　６月４日　　星期天

　　６月３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

　　十点，市民组成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

　　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路程）两旁的建筑物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住宅都中了子弹。

　　大规模开枪后，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后。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有的学生爬上军车去解释、讲道理，被一刺刀捅了下来。军队还向马路两边的楼上打枪，一些在窗边张望的居民也被打死。

　　人群尾随一辆军用卡车，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枪口对着仅十多米的人们。快到工会大楼时，人群开始呼喊：“不准伤害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当距军车七、八米时，战士向人们脚下射击。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纷纷仆倒。人们将他们送往医院，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卧倒、救护伤员，后面的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汽车每行进十米，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快到西单时，人群高唱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双手紧挽着旁边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行进。枪声突然停下来，战士被骇住了，看着这些“集体自杀”的人们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

　　许多伤者被送到复兴医院。在有人受伤倒下后，过路的汽车前往救护伤员，军人们却开枪阻止他们抢救。许多伤员都是市民用三轮板车拉到医院的。

　　十二点，这拨军车最后两辆卡车在木樨地路口停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来，跑到前面那辆车爬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这时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

　　从玉泉路南段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辆北京２１２吉普上飞来密集的子弹。然后吉普飞驰而去，转向太平路，不见了。没人能说清这两辆车什么时候来的，连什么人开的枪都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一人背后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另一人大腿中弹，大概股动脉受了伤，流了很多血。

　　人们质问军人为什么对平民开枪。士兵们和我们一样震惊，大部分人闭口不言，少数人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

　　十二点，人们从永定路和五棵松那边送来一些受伤的人。我问，五棵松有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军区医院，永定路有武警总医院，为什么不就近送那里？送伤员的人说：送了，他们不收，他们只收部队的伤员！

　　从大兴县一个军用机场出发的空降旅与市民和大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后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晚十点，珠市口。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

　　午夜，北纬路和前门大街的交口处停了一排公共汽车。一排弹孔横在车身朝北的一面。这群野兽竟然回头向身后的人群射击。那排弹孔全都和胸膛一般高，和那青年身上的一样，弹孔很小，没有血。车上的玻璃没有一个打碎的。

　　凌晨一点，南池子路口。戒严部队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墙根到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条跨长安街的警戒线，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点射。每次，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留下几位中弹者，马上医务人员用担架将受伤者抬走，随即一、两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所有人所关心的都是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伤员、向前逼进，再开枪……

　　三点钟，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严部队冲去，身后飘起她的长发。人们立即呼啸着一起向戒严部队冲去。很快，一阵密集的枪声，人们都趴在了地上并后退，留下大约六、七个中弹者。但是，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响起一串罪恶的枪声，她应声倒下。

　　后来，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医务人员救下。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听说是个大学生，想给她弟弟报仇。她弟弟也是个大学生，今晚被打死了！

　　两点，西长安街。军队由西面来，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只看到他两眼翻白，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死了！

　　我们挽起手来组成人墙，唱着国歌和国际歌等，向东面的广场行进。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已经能看到前方的军人了。当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时，前面的军人平端着枪。突然，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人排一下子倒下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被架离了长安街，人们又聚了起来。和上次一样，当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

　　６月３日晚六点，广场上的官方广播开始宣布“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所有人离开广场。”。

　　九点，大会堂上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零点时分，广场已经被军队四面包围。长安街上的喇叭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公告：　　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抢夺军火、烧毁军车、绑架战士，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国家，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戒严部队一直保持克制，现在要坚决反击！

　　九、十点钟的时候，一辆装甲车从广场西侧马路驶来，在长安街上来回奔驰。人们用倾倒的交通护栏阻挡它，并向它投燃烧瓶。装甲车终于被几排护栏顶住了，在那里轰鸣挣扎着，人们趁机向它扔掷了几个燃烧瓶，甚至一床燃着的棉被。装甲车终于从护栏上碾了过去，飞快地向西单方向驶去，车顶上仍带着燃烧的火光。

　　一队军人跑步到达了前门脚下，一些人在追着向他们扔石头和瓶子。许多战士被这种局势吓得够呛，神情很紧张。一个干部模样的说：“我们被告知是来保护夏收的。”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历史博物馆前的灌木丛后都有大队的军队。

　　凌晨一点四十分，一辆装甲车停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长安街上，一些群众围着它，有人正站在车顶上用大铁棍拼命敲打车身。

　　两点，在广场北面的长安街上，军用卡车从金水桥前一直延伸到新华门，车头向东。

　　两点五十分，场内又出现了一辆装甲车。

　　一辆小面包车从场内开出来，在广场北端停住。车上下来两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举着双手向马路对面缓缓走去。对面的士兵叫他们不要靠近，他们于是站在马路中间，张着双手向对面喊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位军官从对面过来，三个人在马路中间交谈。

　　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侯德健的声音：“我是侯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

　　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

　　四点七分，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了很多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谨慎缓慢，散兵向纪念碑移动，然后对纪念碑实施了小圈的包围。

　　纪念碑前，几千名学生都挤坐在纪念碑上。

　　四点三十五分，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

　　士兵从地上跃起，一部分去砸帐篷，一部分以跪射姿势在前方十来米处用冲锋枪瞄着同学们。

　　一个侦察排靠人梯登上了纪念碑最高层，“捣毁高自联指挥部”。一小队身穿迷彩、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右后侧的人堆中走过来，把右边静坐的同学分开了。

　　此时右后侧又传来断续的枪声。正面的士兵向两边撤走，远处长安街一线，坦克和装甲车一字排开，缓缓向广场驶来。

　　装甲车和坦克在离同学几十米处分向两边，驶到纪念碑东西侧的广场上。正面的广场上，士兵们排成横队，横贯整个广场，向同学走来。士兵的队列中还混杂着一些戴护盔的防暴警察。所有的士兵都头戴钢盔，手中握着一根金属的棍棒。他们踏着坦克碾出的一片废墟，向同学走来。

　　高自联刚从广播喇叭宣布了撤离的决定，士兵就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子弹从同学的头顶上擦过，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

　　离开纪念碑时，仍有一个外国摄影记者组在拍摄。好象是一家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另一位外国记者用大哥大报导广场上的情况。美国某家大台的现场实况报导，就是听到记者的声音说“他们在打我了”才中断。可能就是这位用大哥大的记者。

　　对最后还留在广场上的人，士兵先是用木棍驱赶，后来又开了枪，打中了一个人。

　　五点二十分，军队逼近到我们面前。军方的广播说接受了退场的请求，要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退场。同时，人群起了骚动，同学们纷纷起立集体退场了。

　　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旭，撤离广场后，有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被戒严部队抓获。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之后，又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用水浇醒。“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清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坦克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双腿，成了终身残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我们手挽着手，横过马路。这时，一辆标号为１０２或１０６的坦克直冲过来。我们这排急忙跑过马路，后排同学则向后退去。坦克停在路中间，并开枪、扔毒气弹。然后坦克向路边冲去，并来回碾了几下。

　　七、八个同学紧靠马路牙子躺在马路上，被坦克碾过的身体皮开肉绽，没有流血，只是肉和衣服绞在一起，惨不忍睹。我刚刚抬起一个胳膊受伤的同学，枪又响了起来，坦克也又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五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人行道的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两米多，头朝西北仰面躺着，脑袋开了个大洞，白脑浆参杂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另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黎明，仍有军车开过，情况各式各样。仍有军车向人群投氯气弹，也有军车停下来，听人们诉苦、漫骂；有一个营级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

　　更奇怪的就是，许多军人在受到拦截后，自己下车不说，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用一块破布，一头浸着汽油，一头塞在油箱中。一点火，几分钟之后车就整个烧起来，甚至会爆炸。

　　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一里路上，停着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有官兵十人左右。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三四十人。似乎奉命呆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了。

　　然而，就是这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点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

　　前门外，有一小队士兵和一个年纪挺大的军官。士兵们坐在地上，那军官站着和好些市民说话，笑眯眯的，不好意思地抽着市民给的烟。一个士兵说我们没带子弹，边说边拉开枪栓，枪膛里是空的。于是大家就鼓掌，那军官也就笑笑。我们把那些鸡蛋给那些士兵。那几个士兵就哭了。周围好些人也哭了，说你们能向这些学生开枪吗？

　　清晨三点，三、四十个人只穿着背心、短裤走在路上。问之，答曰是武警，因看不惯镇压人民的行为，决定不干了，脱下制服回家。

　　传说六部口有两车武警抗命。

　　早上曾有一辆军车开到师大门口的学生广播台，车上有许多武器。士兵说他们是从部队里跑出来的，不愿向人民开枪，要把武器送给学生。学生们没有接受。老师们都说，这可能是个圈套。就算不是，这枪也是万万要不得的。

　　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

　　复兴医院的登记册记录着姓名、单位。有学生、记者、工人、干部，各行各业的都有。最后一个人的登记号，已经到了２８０多。墙上贴着死者的名单，一共有４０多个。

　　两点多时，铁路医院已死了２０人。

　　邮电医院死了２０多人。

　　北医三院收８０多位伤员。太平间内有２０多具尸体，其中一具为坦克压死。

　　仅复兴、铁路、邮电三个医院的死亡人数就在百人左右。考虑到这三家医院是木樨地大多数伤者首先被送去的医院，因此，加上送到其它医院的伤者，特别是西单那里的伤者，还有东单等城里其它地方的死伤，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而根据复兴医院死４０伤２８０的比例，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８６级的钟庆，被打死在复兴门。据说当时有人在路中间被打伤，伤者的女友喊救命，钟庆和他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想把那人拖到人行道上。后面的军车上来，对趴在地上的他们开枪，子弹从背后射入。开始人还活着，说我中弹了。还没到医院就不行了。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在民族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凌晨两、三点钟被抬到北京医院。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爆炸。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

　　北京电视台在四日晚间报导说，一群歹徒闯入西单一家商店准备抢劫，因商店职工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北京电视台为什么不向本市观众映出具体位置和商店字号？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六点二十六分播出以下内容：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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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城之后　　　　　　　　　　　　（６月５日——６月１１日）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５日　　星期一

　　早上六点，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约１５米，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下午两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本已购得返回成都的火车票。行至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穿透胸膛，当即身亡。

　　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死于六月五日。

　　一辆车载着一个九岁男孩的尸体，到几所高校游示。母亲也在车上守着她的孩子。在突然丧子的巨大痛苦冲击下，她变得完全木呆了。既没有哭泣，也没有控诉。

　　清华筹委会公布，仍有几十人失踪，死亡４人。他们是：

　　化工系４字班的段昌隆，环境工程系的刘弘，精仪系光６班的钟庆……

　　《午间半小时》未播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三遍。

　　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均播放有关戒严文件，但只播文字，播音员既不露面，也不出声。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６日　　星期二

　　学院路上已不见成群离校的学生了。马路中间又有被焚毁的几辆军车。

　　路上行人车辆极少。大部分商店、机关关着门。

　　“六四”开枪后，香港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两千亿港币；地产物业市值至少下跌两千亿港币。市民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

　　北京电视台九点才开始播送节目，并无早间新闻。

　　《午间半小时》未播任何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一遍。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７日　　星期三

　　长安街路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路口的墙根下，整整齐齐地排着一大堆自行车。士兵的旁边有一些群众在走动，士兵的态度似乎还可以。

　　建国门立交桥，桥上停着８辆坦克，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两辆，正好堵住立交的８个口，炮口都高高冲外。桥下有站岗的哨兵。桥的西南侧，已成了兵营。在桥下和路边，是绿色的帐篷和晾晒着的绿色军衣。

　　朝阳门内大街，两边的墙上满是弹孔。那硕大的弹孔一定是坦克或装甲车打来的机枪子弹。前些天晚上，坦克和装甲车在外面用机枪向街两边扫射。

　　崇文门，几辆军用卡车由北向南而来，车上码着大口袋，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车头架着机枪，车厢两边的横幅上写着“为民送粮”。街上绝少行人，除了这些军车，也很少其它车辆。

　　白天，某中专学生宋秋剑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已成残废。

　　夜晚十一点，《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安等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免一死。

　　电视映出在广场内采访的镜头时，画外音正在讲没有开枪，镜头却摇上了纪念碑的碑座。一个硕大的弹孔赫然在目，停了几秒，又迅速摇回原画面。

　　中央台向全国广播这段新闻时，这个小插曲就不见了。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８日　　星期四

　　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宣布禁止一切非法活动，禁止集会，收缴枪械；并要求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的人自首，取缔一切非法组织，非法组织头头要登记自首。还要求市民举报，并公布了举报电话。

　　通告之后，开始播放戒严部队的通缉令。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９日　　星期五

　　北医，校园空荡荡，见不到什么人，气氛很不安定。外面又响起零星的枪声。

　　戒严区域扩大到西起西单，东起正义路。

　　这是戒严范围最大的一天。此后又遂渐缩小范围，允许车辆不停驶穿过天安门广场。

　　晚上电视，邓小平终于出来了。新闻里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代表，并表明他支持戒严和镇压行动的态度。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０日　　星期六

　　街道上汽车仍很少，骑车的人多起来了，已和平日差不多。许多商店已经开门营业。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１日　　星期天

　　公共汽车和地铁都恢复了。

　　火车站空荡荡的，人不太多。站里站外都有警察和士兵巡逻，售票处有士兵维持秩序。警察和士兵不时对停留在站外广场上或站内的、提着包的人进行检查。主要是搜查他们带的大小包裹。站前广场晚８点后清场，不许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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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过天未晴

　　一九九一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

　　一九九三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

　　一九九五年，“六·四”六周年，二十七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代。

　　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三十一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去函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死难者名单、依法作出相应赔偿及追究责任者的刑责等。

　　七年来，丁子霖等人找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近一百五十人，其中：

　　年龄最大者五十六岁，最小者九岁；大学本科生三十七名，博士及硕士生九名，中学生九名，小学生两名；属于独生子女者十七名；遗下遗孀、遗孤者四十四名，遗孤为双胞胎子女者六名。据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更多的死者是在居民区被追杀。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一百零五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控告书。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１９８９年６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在控告书中，向检察院陈述如下事实：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已找到的１５５位死难者之中，仅学生就有６２名，包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５１名，中学生和小学生１１名。在这些死难者之中，年龄最小的仅９岁，最大的６１岁。其中：

　　有１１位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抢杀的；　　有９位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　　有６位是在居民楼的住家被戒严部队射杀的；　　有６位是在抗议军队的暴行时被打死的；　　有５位是在现场拍照时被射杀的；　　有３位是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辗死的（另有死伤者多人不知下落，未统计在内）。

　　除上述情况之外，绝大多数死者是在戒严部队开赴天安门的途中被机枪和冲锋枪滥射致死的，或被坦克和装甲车冲撞、辗压致死的，其中有５名失踪者至今下落不明。

　　经我们反复查询、核实，在目前已知的１５５位死难者和６５位伤残者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　寄自中国，联系地址：〈juneblood@gmail.com〉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a.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b.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c.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