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忌”已过，“邓后”也有三年了，“血写的事实”和“墨写的谎言”之上，又掩上了不知多少淡漠……
淡红的血色愈淡，微茫的希望愈茫。“真的猛士”们却自顾撕咬得一塌糊涂！
……
编者在网上收集了两百多篇有关回忆文章，从一百多万字（３．２８ＭＢ）的资料中节录而成此大事记。无从核对查实，文责难负。不敢振聋发聩，只望能在“主旋律”中发出一点“噪音”。
大陆网禁日甚，若有“侠”能以“黑”克“红”，切盼赐教！余愿致力于斯。
编纂者 六月血
二○○○年五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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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
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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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腐败 新闻自由 （４月１５日——５月１２日）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５日 星期六
胡耀邦于今天凌晨逝世。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６日 星期天
北大三角地的广告栏贴出不少大字报，也可以说是小字报。其中有纯悼念的，有从胡身上讲到政治问题的，有纯讲政治问题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送花圈、条幅，以示哀悼之意。
中央党校也没能保持沉默：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７日 星期一
有数百人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花圈与挽联。有人还借着人梯，爬到基座上面，扯下一面五、六米长的大型条幅，上以楷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当时虽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但大家神情肃穆，也没有警察干预。
夜里，北大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游行到广场，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
《人民日报》头版登出大幅照片，报道纪念碑前的的花圈和群众场面。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８日 星期二
凌晨，当大部分同学散去后，大约两百左右学生在大会堂前开始静坐。一直到下午六点，大会堂前的静坐结束，转移到新华门前。
一天中，静坐吸引了很多记者，也引来了大量游人的围观与参与。下午，不断有高校同学加进来，阵势一度显得相当庞大。静坐时同学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与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递交“七条”（“对话”要求也是在这次静坐中首次提出来的）。同学们先是要求见李鹏，后来又改成要见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
期间，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学的同学作为代表进到大会堂里谈判，接见的是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部。后来又有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到里面交涉过。
下午六点，宋世雄、刘延东作为人大代表，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远远地与静坐同学打了个照面，算是“人大代表接见了静坐学生”。
深夜，发生了学生高举花圈冲击新华门的事件，被警方冲散。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９日 星期三
学生人数猛增。北大学生向中央提出七条请愿要求。
一女学生在被推搡上车时，觉得自己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门前被给以非人待遇而非常气愤，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说有部分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前，不听劝阻，要求对话，并冲击新华门。在新华门前人大、北大、政法的人最多。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０日 星期四
凌晨三点，新华门前，警察强行冲进学生队伍，将他们拖上公共汽车，稍有反抗或逃避即遭毒打。一群学生被追到西单，突然又从前面窜出一队武警，见人便打。有些学生在地上翻滚还不断遭到脚踢，有的头磕在车窗上，玻璃被磕碎，血流满面，哀嚎四起。
凌晨四点，街上已有过路市民。警察不分清红皂白，使他们也受到误伤；尤其是女性，因跑得慢，往往被揪住毒打。
被打的主要是北航、师大和工院等校学生，也有北大的。这些学生云集北大，向师生揭露事实真相，请求声援。
当晚，北大、政法、师大等校数千名学生冒雨在天安门静坐，抗议凌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还有人爬到纪念碑浮雕顶上演讲。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１日 星期五
“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在师大成立。
北大学生的七条请愿要求：
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请愿书
⒈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⒉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⒊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 ⒋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 ⒌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追究责任者。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⒍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⒎强烈要求公正如实地报道这次民主爱国运动。 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各高校及各界人士：
为悼念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进程，为抗议“四·二○”血案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生纷纷组织起来，组成数万人的游行队伍，进发天安门和平请愿。我们的行动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北京市民们！我们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如以上七条，政府置若罔闻，我们号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声援我们。罢课！为民主奋战到底！
人民必胜！民主必胜！
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某大报发表题为《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署名文章，将矛头直指邓小平。说他“眼里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奸民意，居高临下，对人民发号施令起来，不是想着怎样为人民服务，而是琢磨着怎样对付人民，这是很可怕的……如果背离了人民的意愿，终究会因不得人心而遗臭万年。”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２日 星期六
胡耀邦追悼会：
最早进入广场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几百名学生。场内有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北钢、北工大、政法等大学的学生。
追悼会开始，一万多名学生全部起立，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大家一直默立着，直到追悼会结束。
追悼会后，灵车按惯例要从东门前马路通过。过了好长时间，灵车从别的门开走了。马路对面又开来一队队士兵，扎腰带、空手。在大会堂前布下人墙。
很快有纸条传下来，也有人走下来说，李鹏已答应对话。
三个代表走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了下去！
追悼会后，由２１所北京高校代表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后来有名的“高自联”。组织虽然有了，但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联系与管理网络。各校相应的组织也没有搞纠察队来阻止老师和学生去教室。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３日 星期天
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４日 星期一
下午六点，游行刚过，维持秩序的学生撤走不久。从天安门城楼里出来一队警察，几十人，没有武装，甚至没系皮带，硬要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抓人。几次冲突，落单的警察被人群围住推搡。但人群终于比较克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实际上，当时只是有一小群一小群的群众在交谈，没有任何行动，甚至不影响交通。根本不用警察去维持秩序，他们的出现不仅毫无意义，还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几乎酿成流血事件。
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定性为“动乱”。李锡铭、陈希同报告说，学生要暴动。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
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５日 星期二
北京市政府要和清华的同学单独对话。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递邓小平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
傍晚，中央电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由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学生而制造的一场“动乱”！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６日 星期三
北大附近已经可以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在四处活动。教师则出于对学生的关心，于当晚到宿舍劝阻学生。学校也声明，如果学生出去游行，让公安局带走，学校不会象以前那样出面营救。
清华要求教师到学生中劝阻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并威胁说上街游行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自己负责。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北京市政府要求不向学生供水，不提供食品，不得募捐，不得接待学生，不准围观。
北京市委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
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
１、不怕骂娘； ２、不怕国际舆论； ３、不怕流血。
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
清华由何东昌亲自传达，２６日晚已传达到所有教师。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７日 星期四
八点四十五分，北大约两千人的队伍走出校门。到中关村丁字路口后，清华大学的队伍从北面过来，北大校园内又有许多学生赶出来加入队伍。
九点三十分，中关村丁字路口，约六、七千人冲破数千警察封锁。
队伍沿海淀路往南。在人大附中门口和人大的队伍相遇，在双榆树北三环路口，与北京外语学院的队伍相遇。过了人大，迎向一百多米外友谊宾馆的军警防线！
继续往南。北方交大、中央民族学院从南面折过来，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的队伍也先后加入大队。
白石桥，警察已筑起防线。几个反复，人墙倒塌。军警主动撤离到路旁，约四、五百人，注视着学生队伍通过。
继续往南，在四道口折向东。上了二环路，沿二环路往南。
北航、北师大和政法大学的队伍本来要从新街口豁口一直向南到西单。道路被封锁，有的学生要冲，但许多同学不同意。他们高喊：“理智，理智！克制，克制！”
队伍转向西直门，再向南，在车公庄又被拦住了。学生们呼喊：“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
经过反复交涉、冲击，警察终于让路了。这时候，许多女同学哭了……警察队伍中，也有人落泪了。
复兴门立交桥，前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旗帜，在人大前面打头阵的是“研究生院”。只听见警察中一声喊：“撤！撤！”防线就垮了。几百名群众在游行队伍前为学生开路。人大后面是建工学院、外语学院、理工大学、北方交大……
在二环路上，队伍基本是学生；到长安街后，群众就加入了，中间是学生，两边是群众。学生两侧有手拉手的纠察队，与群众保持着明显的分界。
在民族宫前，一姑娘手提竹篮，竹篮里是两瓶可乐大塑料瓶的水。在走了这么远的路后，水是多么及时宝贵，而且这姑娘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
西单路口亮着红灯，队伍停下了。学生向警察交涉：“学生要过去，你们能不能放个绿灯？”“不行！”警察说。学生又要求：“希望和平地放我们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警察始终就是两个字：“不行”。
警察两侧的群众开始挤，群众对警察说：“你们不要再堵了，你们堵不住的！”。一拥而上，防线被冲开了。
队伍在六部口受阻。上千名军警手挽手组成人墙。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两旁的楼上和树上、交通标志灯上、广告牌上，全站满了人。千万人有节奏地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后来又喊：“加油！加油！”纠察队员迅速跑向前面。一会儿，队伍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住了。这样走走停停，差不多有四十分钟。
这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形象：五、六排警察在马路南侧贴墙站着，有的警察向学生招手。学生一路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万岁！”。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把手举起来向学生敬礼。动作很小，有点儿犹豫，举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人又放下了。见没人注意，他第二次举起手来……
队伍在南长街又遇到了一道封锁线。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队伍就冲过去了。
下午两点，快到天安门时，前面传下话来，要大家尽快通过，不要停留。
当游行队伍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天安门时，广场已经被部队占领了。广场上停满了军车。人民大会堂边，密密麻麻的军警坐在地上护卫着人民大会堂。当学生接近广场时，警察突然向北突击，学生队伍受阻。马路南侧被堵住了，但北侧可以通过。这时，学生纠察队像警察维持秩序那样，说：“同学们，绕过去，往这边走。”他们和警察紧紧贴着身子，指挥同学们通过。队伍继续向东，根本没有进入广场。
下午四点，过了北京饭店，围观的人群明显减少了。
队伍走上建国门立交桥，折向北，走上二环路。立交桥北面路西一座楼房上，有人放鞭炮，引来一阵欢呼。
队伍转过二环路东北角，踏上北二环路。
当队伍行走到安定门立交桥时，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楼群到大街，彼此呼应。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冰棒、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护送，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
路过的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边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
队伍沿二环路一直走到新街口豁口，然后走学院南路、学院路。走到五道口时，已是零点。
参加游行的高校３８所、学生３万余人，游行持续１５个小时、行程６０公里。
参加游行的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政法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政治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广播学院、北医大口腔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硕士生队伍……
口号、标语、横幅集中在：
“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维护宪法”、“社会主义捍卫宪法尊严”、“誓死捍卫宪法尊严”；
“深化改革”、“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官倒官倒，越倒越胖”、“治病治本，对症下药”、“官倒不倒，国无宁日”、“团结起来，打倒官倒”、“官倒富，农民苦”、“减轻农民负担”、“打倒贪官污吏”、“和平请愿，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惩办官倒，反对暴力，新闻自由”、“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我以我血荐轩辕”、“位卑未敢忘忧国”、“请愿不是动乱”、“和平请愿不是动乱”、“妈妈，我们没错”、“忍痛罢课，平等对话”、“争取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反对暴力”、“爱国不分先后”、“学生代表，大会堂前，跪下请愿，无人理睬。人民大学，忍无可忍，团结起来，打倒官倒！”；
“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流血不怕！北大北大，就是不怕！！”、“民院民院，为民请愿”、“北农人不再沉默”；
“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任意歪曲学生运动”、“新闻界遮羞布多种层次——中的确良”、“向正义的《农民日报》致以崇高的敬礼——首都高校全体正义的爱国学生”、“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光明日报，没有光明；北京日报，胡说八道；科技日报，为民开道”、“北京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光明日报，一片漆黑；工人日报，为民开道；向科技日报致敬！”；
“提高警察社会地位！”、“提高警察工资待遇！”、“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不打学生，专打官倒！”、“人民警察保卫少数民族！”、“谢谢警察，警察辛苦了，警察不打学生。”；
“打倒官倒，打倒官倒，争自由，争自由。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向前进，向前进……”；
“再大的风雨我们同经过，再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从来没变过……。”……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８日 星期五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２９日 星期六
傍晚，电视里播出对话会。经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显然是由各校学生会找的。
政府方面：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袁立本，以及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
一开始，一名学生代表就站起来对会议的代表性表示异议，说应该由同学们选出的代表来和领导座谈，反映同学们的意见。然后退席而去。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３０日 星期天
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日 星期一
上午，“高联”在北大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承认２９日由政府组织的对话。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日 星期二
下午，北京部份高等学校学生７０余人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递交一份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提出对话的基础：
１、对话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 ２、政府方面参加对话的成员，级别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以上，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具有决策的权力； ３、对话过程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导，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 ４、并声明希望在５月３日中午十二点以前予以答复，若届时得不到答复，则保留在５月４日游行的权利； ５、关于第一轮对话，则建议５月４日上午九９点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
上海有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天津、沈阳、吉林、湖南、武汉、上海、香港、深圳的一些大学生到达北京表示声援。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日 星期三
因为当局拒绝了学生提出的对话条件，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师大物理楼开会。４７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讨论了明日是否游行的问题，以４１票赞成，５票反对，１票弃权通过决议：
以游行的方式抗议袁木借口对话来欺骗人民，抗议中共上海市委干预《世界经济导报》的违法行为。
１００多名记者在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举办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讨论会，并通过一份致中共中央的请愿书，要求撤消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东昌、袁立本及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音同字不同，应为金字旁〕出席。袁木批驳学生于２日提交的请愿书，说有极少数人在替学生出谋划策，说不希望再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
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许家屯谈了两个小时。
赵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赵说：“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了给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他又说：“学生们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讲了一些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对高干子弟搞特权，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
对“学自联”和“工自联”，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
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
赵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去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４日 星期四
学生游行队伍共分三路，东路包括：
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水电管理学院……
随后抵达广场的西路包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
中路包括：
北京师大、政法大学……
烟台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工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山西财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北大作家班、北大分校、北京联合大学等学校均参加了游行，还有北大硕士生、博士生和北大青年教师等横幅。
据新华社报道，今天有约两万名学生参加游行。
标语、标牌包括：
“发扬五四，争取民主”、“难道还要等七十年”、“七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十数万不多，以表民意”、“给我们一点民主吧”、“誓死捍卫民主”、“勒紧腰带争民主”、“德先生，你好，Ｈｅｌｌｏｗ，Ｍ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支持改革，反对倒退，贪污腐败，惩办不殆，特权衙门，必须治罪”；
“妈妈，我们没错”、“我们真累，太不公平”、“结社自由，捍卫筹委会”、“全国高校，联合起来”；
“向《世经导报》致敬，向钦本立先生致敬”、“言论自由，声援《导报》”、“钦本立同志，我们向您致敬”；
“袁木求愚”、“袁木袁木，欺骗有术”、“对话对话，平等对话，没有诚意，等于空话”……
游行时，宣布复课！在广场上宣布的是从５日起陆续复课，师大随后宣布８、９、１０日复课三天，北大则继续罢课。
上午，数十名记者在紧闭的新华社大门前集合，举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下午两点十五分，人数已达２００人。这队人便离开新华社，经民族文化宫向西单行进。在民族饭店门前“集团”围观一个多小时。人数增加到约５００人。队伍继续向天安门前进，在广场绕行约一小时，没有进入广场中央。
横幅、标语和口号有：
“严正抗议上海市委撤消钦本立职务”、“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我们愧对人民”、“我们的笔不能写我们要写的，我们的嘴不能说我们要说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开放报禁”……
《科技日报》记者喊的口号是：
“不要逼我们造谣，我们想讲真话，逼我们也不造谣”……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说：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们对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提到学生运动时，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
许家屯在杨尚昆家里见了面，许把和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想法，向杨讲了，杨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杨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到赵对亚银年会代表团团长和亚银高级官员的讲话，认为讲得很好。也碰到乔石，乔也很赞许。赵讲话中，针对“四·二六”社论中“这是一场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的说法，表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还表示，要通过与各阶层的对话，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的讲话在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过，是中共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也是赵的秘书鲍彤起草的。常委讨论时，姚依林曾提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进去。赵解释，表示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
杨对许讲：“我去同老爷子（指邓小平）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
许告诉杨：“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
杨斩钉截铁地讲：“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５日 星期五
新闻里登出赵紫阳讲话，称“要在法律秩序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该版下方配有该报记者编发的消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７０周年”的报道中，以肯定的口气报道了北京大学生大游行的消息。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６日 星期六
北京大学学生在三角地就是否复课问题进行辩论，随后进行问卷调查，１２６８张问卷中６４．２％赞成继续罢课。
全市各高校推选的对话代表组成对话代表团。
请愿书的草稿：
抬头是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内容是要求对话，措词温和；请求为讨论最终实现对话的可能和方式，可先进行准备性接触。在内容中主要提出三点论题：
１）这次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 ２）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３）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
主张就此三点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对话。
落款是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其后列出已选出代表加入对话团的２２所高校，各校代表个人不署名。
首都知识界写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其文如下：
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
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的职务，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
二、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
信后所附的签名有：
郑也夫、顾 昕、苏 炜、林京耀、远志明、董郁玉、黄 清、 王树人、辛立凡、陈小雅、郑仲岳、陈小平、邓正东、高名璐、 王．均、张戈裴、王津津、周 舵、罗立为、刘 青、邹 蓝、 王克明、温 荃、任京晶、郑 棣、费 远、王 安、荣 剑、 朱 红，
另外还有：
严家其、许良英、包遵信、苏绍智、李南友、于浩成、吴祖光、 张宝扬、戴 晴、刘湛秋、王来棣、郁 风、钱辛波、王容．、 高 汾、冯兰瑞、苏晓康、王鲁湘、谢迭骏、王润生
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７日 星期日
北大、师大未复课，宣称要继续罢课直至对话实现。
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邓小平讲：
“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８日 星期一
沈彤在北大有一个社团，叫奥林匹亚，每周二晚聚会。 王丹也有一个社团，叫民主沙龙，每周二下午在北大的塞万提斯像前聚会。
中关村路口贴出题为“北京大学筹委会关于复课的条件”的大字报。所提复课条件为： １、要求《人民日报》就４月２６日社论公开纠正错误之处，给整个这次学生运动重新做公正客观的评价。 ２、要求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３、要求国务院立即公布调查官倒的统计数字，成立调查官倒小组，着手惩治官倒。 ４、要求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 ５、要求重新审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局长王栋陈作以下七点答复：
１）今天下午，代表们的意见已被转达给中央； ２）中央很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 ３）中央正在加紧研究； ４）留下了政法大学的电话号码，有消息立即通知； ５）下次答复不出此周； ６）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另请联系； ７）理解你们焦虑的心情。
５月８日至１２日，邓小平在武汉会见了各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９日 星期二
下午两点，约２００名记者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大同作为代表递交了有３０家新闻单位１０１３名记者签名的联名信件，要求“就中国新闻界近期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１５００名学生骑车游行到此声援，向全国记协提出：现在新闻不客观。接着，到人民日报社门前静坐示威一小时。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０日 星期三
下午四点，大批学生骑自行车进城。
横幅、标语有：
“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要说实话”……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一所高校万名学生举行骑车游行，到中央广播大楼、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门前高喊口号：
“新闻自由”、“声援‘世界经济导报’”……
下午，多所新闻单位记者到全国记协递交请愿书，抗议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职务的决定，抗议对学运的新闻封锁和压制，要求新闻自由。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１日 星期四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２日 星期五
※ ※ ※ ※ ※
绝食请愿，要求对话 （５月１３日——５月１９日）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３日 星期六
八点半，北大三角地贴出《绝食宣言》。
九点半，北大“筹委会”广播“绝食行动方案”。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校内募捐，准备给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
十点半，北大绝食团１００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在北大燕春园饭馆宣誓，并饱食一顿。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的绝食学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请愿团”团员陆续到来。
四点二十分，绝食人员聚齐。
横幅有：
“绝食请愿，实属无奈”、“绝食不吃油炸民主”、“绝食罢课，要求对话”、“吾爱真理胜过粮食”、“吾爱面包更爱民主”、“誓与民主共存亡”、“风萧萧兮易水寒”、“饥可忍，无民主不可忍”……
口号有：
“立即对话，不得拖延”、“铲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领导做起，从现在做起”……
五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黑色绝食旗。
五点半，绝食学生朗诵誓词，绝食正式开始。
六点，王丹、王超华、马少方等三名学生领袖在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停止绝食的条件是：
１、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 ２、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入夜，各路声援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
十一点十五分，清华大学数千人到达。
横幅有：
“永别了，妈妈”、“改革需要牺牲”等，并呼喊“反对社论，深化改革”……
又有百余名学生到新华门前静坐。
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局负责人通知５月６日递交请愿书的大学生，将于５月１５日与学生代表对话。
深夜十一点，信访局派车把对话代表接去商谈对话的事情。有高联、对话团和绝食同学代表一起参加。
双方商谈了一旦对话，地点可选在学校或政府的办公点，或其它地方。学生要求一定要电视现场直播，以防事后报纸的歪曲或电视的随意剪裁。
北大代表提出约２００人的对话团建议，双方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没有达成最后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赵紫阳提出立即否定４·２６社论，以１：４被否决。
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老人通报了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４日 星期天
凌晨两点三十分，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来到天安门广场，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并送来面包和饮料。但他们不能明确答复、也没有被授权来答复学生提出的三个条件：
１，承认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学生是爱国的；由此， ２，不搞秋后算账； ３，迅速实现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并现场实况转播。
晚，１２位著名学者：戴晴、刘再复、李泽厚、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来广场劝学生一定要掌握好策略，并说要向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传话。
２８３名北大教师就学生绝食请愿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促请当局尽快同学生对话，并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午间半小时”节目突然中断，播音员虹云报告最新消息：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和尉健行等，将于下午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对话将在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中央统战部礼堂举行。
政府提出现场直播有技术困难；最后双方同意采取折衷办法，即现场录象，然后即刻送中央电视台，在最短时间内播出。但是，对话过程中加入的绝食学生代表，坚决反对在没有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对话。对话中断了。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５日 星期一
中央美术学员学院学生舞着一条巨大的蓝色横幅绕场而行：
“门前连日动地声，千呼万唤是民情，莫谓学生不足论，满怀忧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败立新风，治国贵民诚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
上午九点，广场上成立了绝食指挥部。
下午一点三十分，绝食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指挥部负责人对记者说：
要求很简单，就是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不是动乱，可是至今没人讲这句话。
晕倒的学生有８７——９０人。
长安街上出现一支队伍，约有三、四百人，横幅上书：“北京市民声援团”。
声援团用扩音器呼喊：
“我们是北京市民，组成万人声援团，愿参加者请跟在后面！”
下午一点，北京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中青年科技人员、市民等，从西、北、南三路前来，在复兴门集合。
一点四十分，３万名知识分子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横幅前往天安门广场。队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为前导，还包括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作家出版社等６０多个单位。共打横幅、旗帜１５０多面，如： “北大教工与同学同在”、“权利属于人民”、“无愧我心”、“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报禁不除，官倒难除”……
四点，知识分子队伍到达天安门，向绝食学生表示支持。
上午八点半，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北京高校５０多名学生在政协礼堂与李铁映、阎明复等对话。
阎明复说：
我除对４月２７日和５月４日两次游行未经批准这点表示遗憾外，对整个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对这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感到忧虑，绝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的形像。我希望同学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有理智的。
李铁映说：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了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但目前事态在进一步扩大。有些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希望同学门用冷静、理智的行动，让时间和实践对学潮作出评价。
座谈进行了３个小时，未能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
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锡联等四十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
邓小平作了两点答覆：待苏联弋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６日 星期二
除北大、清华等几所大校的绝食同学外，又有多所学校同学参加绝食。广场上开始出现临时营地，并拉起了许多旗帜、横幅和大标语。
中央民族学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师组成绝食团到广场绝食。
傍晚，阎明复到广场劝说后，“首都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三方召开紧急会议。
经一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对话团”和“市高联”代表同意“再给政府一点时间”撤出广场，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绝食团”代表拿出绝食学生民意测验结果——２６９９名绝食同学反对撤出，占９５％；５４人同意撤出。于是，“对话团”和“市高联”的代表服从绝食同学意愿，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半夜，晕倒的绝食学生已达６００多人。许多学生经治疗神志恢复后立即回广场继续绝食。
上午，出现许多前来声援的游行队伍。其中有：
《法制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音乐报》……
中关村电子公司队伍自称“大官倒来了”。又见“失足青年声援”、“待业失业青年声援”等横幅。一支队伍打着“首都农民”的横幅，聚集了２０多人。
工商企业参加游行的如：
北京第二手表厂、独一居菜馆……
北京大学附中、七十二中、１０５中师生参加游行，五中、二十七中校长亲自前来。
声援的有：大中学教师、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出版工作者、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工厂工人、企业人员、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外地学生、市民等数十万人。 口号是：
“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
历史博物馆顶上挂着“真诚对话”的大条幅，广场对着历史博物馆处的栏杆上挂着条幅：“北京印染厂声援学生”。
一些卖食品的个体户对学生免费供应食品，只要出示学生证就可领取。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１０名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以平息事态，希望广大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本着对参加绝食同学的生命健康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的共同努力，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不要使同学们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此信于下午六６点在电台播出。
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广场上广播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室领导人对绝食学生的讲话，大意云：
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解决问题需要时间，需要稳定的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对绝食同学的健康十分关心，希望同学们停止绝食，尽快返校。也希望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下午五点四十分，阎明复来到广场对绝食学生讲话并致慰问，他说：
“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未来是你们的，改革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没有权利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们的要求的达到。为了祖国，为了促进改革，促进民主，你们要爱惜自己，你们没有权利伤害自己。
“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们的家长，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赢得了民心、党心。你们以自己英勇的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我希望同学们，特别是在广场绝食的同学们，能够到医院去，能够回到学校去。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他讲话时动了感情，声音哽咽。
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时讲：“今晚你还要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见面，这将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晚上，赵紫阳对戈氏讲：“你今天上午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中国之行的高潮，我想这样说，你同他实行了高级会晤，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我们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所以，我们两党实现正常化不是现在，而是上午。”接着赵紫阳又讲：“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决定，就是遇到最重要的问题，仍需要邓小平掌舵。”
在有邓小平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提出：
１、否定４·２６社论； ２、由他个人负社论的责任； ３、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机构清查高干子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的官倒行为； ４、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行为背景； ５、公布高干的收入、福利，取消特权。
以１：４被否决。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７日 星期三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教师和一些学生，在新华门前开始绝食。
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从下午三点起因当局无明确答复而开始绝水。昨天学生直接躺在地上，现在人们准备了褥子，上支白布帐篷，地上洒了水，放着大块冰块。现场还守候着救护车和医务人员。白色横幅上公布着“５：４５ｐｍ，绝食１０６小时，绝水３小时”的字样。
所有交通、民警、武警不仅不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从岗位上撤掉了。交通岗亭、人民大会堂前都再看不见值勤警察的身影。
长安街上由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纠察队维持秩序。纠察队队员相向而立，夹成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为生命线，救护车在此往返不息。救护车经过频率最高时不到一分钟即开过一辆。
凌晨三点，即有北京市民、个体户、工农商声援团抬着横幅进入广场。
上午九点，游行队伍大批到达，持续至天黑。人数达数十万之多。
参加游行的有：
国务院各委局、民主党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所属一些研究所、文化界、文艺界、法律界、宗教界、出版界、报社（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大学教师、中小学师生（如东直门中学）、科技人员、医务人员、个体户、邮电、饮食、商业、市政等部门的职工……
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的横幅。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横幅下有２０多名师生。
钓鱼台国宾馆、人事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也来声援。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学院等高校的学生一万多人聚集广场。
横幅、标语有：
“学生绝食，我们心疼”、“打倒贪官污吏”、“要廉政，要民主”……
还有一些标语矛头直指邓小平和李鹏，如：
“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有人用竹竿挑着一个小玻璃瓶，以喻小平。有人挑着一面小竹帘，上书“帘政”。
早间新闻播出几位母亲含泪要求当局迅速对话以避免事态恶化的镜头。
十二点，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民主建国会主席孙启孟、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致函赵紫阳，表明“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和全国妇联以及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如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纷纷发表公开信，紧急呼吁当局尽快进行对话、学生停止绝食，或否定“动乱”之说。
巴金、冰心、钱钟书、夏衍、张光年、艾青等发出紧急呼吁。
１４家新闻单位部份工作人员，北京科技大学１８名教授，从维熙等２０名作家，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发表讲话，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希望尽快对话，结束绝食。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７８岁的邢其敏教授今天前往天安门，并接受采访。说学生的行动不是动乱，而是爱国的正义行动，说得严重些是在救国。
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说：
同学们要求民主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是可贵的，党和国家对此是肯定的；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决不会秋后算账；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免去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结果需等事态平息后公布。赵紫阳提出辞职。
结果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几乎全部副委员长拒绝接受，李鹏威胁以党纪处分他们中的中共党员。得到消息后，体改委十个部委的人员静坐示威。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８日 星期四
广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北京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
８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开始在新华门前绝食，部份北京大学生在此绝食绝水，此处停有一辆救护车。
据天气预报，今天将有雷阵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云，经北京市红十字会干预，公共交通系统将出动八十辆（或言九十辆）大轿车到广场供绝食学生避雨。
出动的车辆数终于不够，将可动员的车辆加起来才五十多辆。后来大雨时部份学生躲进简易帐篷中。
中午，一队队警察列队跑来，协助维持秩序。
现在广场上的学生组织，主要是“绝食指挥部”，也叫“广场指挥部”，这是在绝食行动中产生的现场协调指挥机构。主要成员有：柴玲、王丹、张伯笠、封从德等人。
北京急救中心消息：
到下午六点止，绝食学生已晕倒３５００人次，送医院２４５７人次。
北京红十字会呼吁：
许多绝食学生拒绝治疗，生命危在旦夕。希望学生能听从劝说，接受治疗，并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前见到鲁迅文学院的“文化人来了”横幅，又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队伍。
三辆警官学院的车辆出现在长安街上，警官学员身着警服，带着“来迟了”的横幅，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许多单位到广场捐款。如全国总工会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款１０万元用以救治绝食学生，四通公司捐款５万元，农工民主党捐款１万多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叶笃正、冯之浚、江平、许嘉璐、吴大琨、陈舜礼、林兰英、杨纪珂、胡代光、陶大镛、彭清源、楚庄１２人呼吁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会议。
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王家福、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刘海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法学研究》主编李步云、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赵震江、人民大学法学系主任谷德春、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主任吴建〔王番〕９位法学家，以及胡绳、丁伟志、刘国光、任继愈、吕叔湘等１９４位社会科学家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学范再次呼吁召开民主党派会议。中国侨联、北京侨联呼吁召开紧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
电视新闻报导，上午十一——十二点，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熊焱等。
李鹏态度强硬。说：
无论是政府，无论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
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大家提的许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能帮助政府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
但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事实上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几天来，北京已基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能置之不理。现在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上街游行，表示声援。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动学生继续绝食。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
会谈没得出结果。临结束时李鹏又说一次我没有说你们在搞动乱。
早间新闻报导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到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而病倒的学生。
住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李今朝对李鹏谈到中国的四大问题：人口太多、资源不足、人口素质低、经济落后，这些问题非共产党不能解决。并表示自己希望入党。李鹏和气地与他握手。
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发出通告，要求各地中小学生不要上街游行。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天安门前事态的情况。
杨尚昆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一、政治局要旗帜鲜明、目标一致，不要搞个人得失的意气斗争；二、事态正在恶化，性质已经变了，首都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再乱下去，这局面怎么收？三、要采取实质性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尽快恢复秩序。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两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持邓小平的三点意见。
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
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
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下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顾委，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性讲话。邓小平说：
“这是一场演变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前一阶段，党内对事件性质在认识上有分歧，对事性的演变把握得不够准，措施软弱，得不到落实。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了机会主义后，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持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恶化。
“明日（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召开会议，宣布实行戒严，维护首都社会治安。
“建议会议自即日起，暂停赵紫阳的党内职务，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
晚十点，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再度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参加了会议。
陈云说：“要采取措施解决了。外地也在乱，再乱下去，要麻烦了。我们要汲取沉重的教训；搞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搞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小平同志，你是头，要有决策。”陈云发表了他的意见后，因健康原因，提前离开会场休息。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两点总结性讲话：
“一、事态的恶化发展，在时间上不允许再争论了。个人、少数人意见可以保留，也可以请假休息；二、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措施，即日从外地调动部队进京担任戒严，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召开首都干部大会，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动乱。”
次日凌晨四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对学生说：
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正确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们的对话渠道还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你们应该知道情况是复杂的，需要一个过程。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应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政府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忧心如焚。这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请同学们冷静想一想，早些结束绝食。
语气甚为悲凉，还落下了眼泪。
５·１８——１９的广场：
天安门－－－－－－－－－－－－－－－－－－－－－－－－－－－－－－－ 长 安 街．．．．．．． 生命线 ．．．．．． ．－－－＋． ．＋－－－－－－－－－－－－－－－＋ ＋－－－ ｜． ．｜．．．．． 国 旗 ．．．．．｜ ｜ 人 ｜． ．｜ ．｜ ｜ 历 ｜． ．｜ 绝 食 营 地 ．｜ ｜ 民 ｜． ．｜ ．｜ ｜ 史 ｜． ．．．．．．．．．．．．．．．．．｜ ｜ 大 ｜． ｜ 生 命 线 ．｜ ｜ 博 ｜． ．．．．．．．．．．．．．．．．．｜ ｜ 会 ｜． ．｜ ．｜ ｜ 物 ｜． ．｜ 其它＋－－ －－＋北大 ．｜ ｜ 堂 ｜．生．｜ 学校｜ ｜营地 ．｜ ｜ 馆 ｜． ．｜ 营地｜ ｜ ．｜ ｜ ｜．命．｜ 纪念碑 ．｜ ｜ ｜． ．｜ ｜ ｜ ．｜ ｜ ｜．线．｜ ｜ ｜清华 ．｜ ｜ ｜． ．｜ ＋－－ －－＋营地 ．｜ ｜ ｜． ．｜．．．．．外围纠察线．．．．．｜ ｜ ｜． ．｜ ｜ ｜ ｜． ．｜ ＋－－－－－＋ ｜ ｜ ｜． ．｜ ｜ 毛主席 ｜ ｜ ｜ ｜． ．｜ ｜ 纪念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阳门｜ ｜ ｜ ｜． ．｜ ＋－－－＋ ｜ ｜－－－＋． ．＋－－－－－－－－－－－－－－－＋ ＋－－－．．．．． ． 生命线 ． 前 三 门 大 街．．．．．．．－－－＋ ＋－－－－－－－－－－－－－－－＋ ＋－－－ ｜ ｜ ＋－－－＋ ｜ ｜ ｜ ｜ ｜前 门｜ ｜ ｜ ｜ ｜ ＋－－－＋ ｜ ｜
５·１８——６·１的纪念碑：
＋－－松树篱－－ －－松树篱－－＋ ｜ ｜ ｜ 一层 平台 北｜ ｜ ＋－－－ －－－＋ 大｜ ｜ ｜ ｜ 广｜ ｜ ＋－＋ 二层 平台 ＋－＋ 播｜ ｜ ｜ 供＋－－－ －－－＋宣 ｜ 台｜ ｜ ｜ 应｜ 三层 平台 ｜传 ｜ ｜ ｜ 站｜ ＋－－－＋ ｜组 ｜ ｜ ｜ ｜ ｜ ｜浮雕座｜ ｜ ｜ ｜ ｜ ｜ ｜ ＋－－－＋ ｜财 ｜ ｜ ｜ ｜ 广场指挥部 ｜务 ｜ ｜ ｜ ｜ ＋－－－ －－－＋组 ｜ ｜ ｜ ＋－＋ 纠察 总部 ＋－＋ ｜ ｜ ｜ ｜学运之声｜ ｜ ＋－－－ －－－＋广播站 ｜ ｜ ｜ ｜ ｜ ＋－－松树篱－－ －－松树篱－－＋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１９日 星期五
北高联作出决定，马上停止绝食，改为静坐请愿。并且不要号召全国总罢工。
绝食指挥部在征求了全体绝食同学的意见后，决定立刻停止绝食。
知识界人士发表宣言，希望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警告政府不可以非法调动军队和实施军管。
上午，赵紫阳提出要会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作出答覆：“已经作出决定的事，不能凭个人意志去否定、改变。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
晚上，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杨尚昆宣读最后决定：
军队进驻城里，北京实行戒严！！
出席大会的人员有李鹏、杨尚昆、胡启立、乔石、王震、陈希同、钱学森、周谷城、雷洁琼、胡乔木、康克清、姚依林等。赵紫阳未出席。
※ ※ ※ ※ ※
北京戒严 （５月２０日——６月１日）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０日 星期六
凌晨，住在市郊各主要路口附近的居民群众，自发走到街头，组成人墙，挡住了进城的部队！
清晨三点，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生５００人搭乘卡车４辆到六里桥拦截军车。当时有１５０辆军车被截在此。
上午九点半，在六里桥、八角村和丰台，警察用警棍打伤多人。在老山，工人与士兵发生冲突，军方使用了催泪弹。
中午十二点四十分至下午一点之间，武装警察七、八百人头顶钢盔、手执警棍和盾牌，从大院冲出，殴打学生，致使多名学生和一名五岁男孩受伤。伤者被送到丰台医院。伤者包括英语系的刘伟（头部和胸部受伤）和于海战（腰、膝、臂部受伤），东欧系的王劲（左肩受伤），亚非系的顾兰亭（女，头部重伤），旅游系的赵巨源（为警棍所伤），外经系的范舟等。
广场从上午九点起断水，群众要冲入大会堂，被学生纠察队所制止。
路上不见公共交通车辆，其他车辆也很少。一辆大使馆的卧车经过，有人坐在汽车里录像，人们即向汽车伸出食、中两指作“Ｖ”字形。不时有卡车载着头缠红、白布条的学生、工人飞驰而过。有的工人手持“拦军车”的纸牌。带着“首钢人”横幅的工人最引人注目。一辆卡车前端的白布横幅上书“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广场上的人数达２０万。
地铁停止运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从早上八点半起反复播放戒严令。
〔本报北京５月２１日４点３０分讯〕 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满是市民。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１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１日 星期天
戒严第二天，军队仍被堵在城外。
广场上人很多，同学和群众的情绪都很激愤，口号也更为升级。许多口号要求停止戒严，撤销军管，要求李、邓、杨下台，要求政府辞职。
夜九点，南京大学学生李禄、赵士敏在纪念碑北侧举行婚礼。
〔本报北京５月２２日凌晨４点３０分讯〕 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４０多小时。在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城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 ２１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赶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字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令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道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报社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２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２日 星期一
马路上见不到一辆公共交通车辆。听说是奉命停驶。
广场上的学生纠察线已经撤消，广场可以自由出入。有３１９所北京和外地的高校学生在此静坐，但守在校旗旁边的学生并不多，他们轮流来此值班。据说有１０万学生准备坚守广场。
傍晚，北高联秘书长王志新召集广场上所有三百多所高校的代表开会，讨论是否撤离。 夜深以后，广播台的喇叭忽然响了。里面吾尔开希的声音在声嘶力竭地叫，请广场上的同学保持镇静，不要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乱。吾尔开希在一遍一遍地叫，我是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请大家保持镇静。一会儿又说，现在广场上的全体同学马上转移到使馆区。
下午，四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集学生会议。
晚，四通在北京饭店召集会议。有七十多位学生代表到场，王丹、柴玲都到了。在会场左右就有国家安全部的人，检查各人的证件。
北京知识界、文化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万余人游行。
参加单位有：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食品报社、中国桥（NEXUS，MOCT）杂志社、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以及青年理论工作者等。
下午两点，队伍分东西两路进入广场。
标语、口号有：
“召开人大，罢免李鹏，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反对镇压，反对军管”、“反对戒严令”、“恢复正常秩序”、“打倒李鹏反党集团”、“李鹏李鹏，不下不成；捍卫民主，人民必胜”、“人民团结起来，全民截兵，反对军管，军管军管，越管越乱”、“先抓李鹏，抓完李鹏，再抓小平，抓完小平，天下太平”、“小平小平，就是不行；军管被阻，戒严不灵。李鹏李鹏，昏庸无能；丧心病狂，好景不长。”、“李鹏昏庸无能，流氓无赖”、“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白天睡觉晚上来；晚上睡觉白天来”、“你有暴力，我有鲜血”、“粉碎非法军管”、“再陪学生坐坐”……
一架直升飞机在长安街上空飞行，散发传单。许多传单飘入中南海。上面印着：
“七位老将军（杨得志、张爱萍、叶飞、陈再道、肖克、宋时轮、李聚奎）表态：
“⒈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能镇压人民，更不能开枪。 “⒉在当前形势下军队不宜进城。”
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街头一位推自行车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好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前，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走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的。”
〔本报北京５月２３日凌晨讯〕 在渡过紧张不安的又一夜后，首都迎来了国务院下达戒严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内秩序基本恢复到三天前的状态，执行戒严任务的一些受阻解放军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记者昨天中午时分看到，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周围以及城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营业，道路交通顺畅，但大部分公共汽车和地铁依然没有恢复营运，上下班的职工感到不便。 在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尽管高校师生仍在静坐请愿，但围观群众已比前几日减少。 一些大学生配合环卫工人清除广场和街道上的垃圾，喷洒消毒药水，以防传染病流传。 天安门前仍有断断续续的游行队伍，２２日下午打着“首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横幅的队伍引人注目。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明显减少，一群群的市民仍在守候着……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３天》
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与邓小平会见，部分政治局委员列席在座。众老人就局势的发展表示忧虑。邓小平表示：“事态恶化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也不必忧虑。如果事态不能好转，我们只有采取平息措施。”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３日 星期二
十点三十八分，地铁在停驶三天后古城——北京站恢复通车。１３１条公共交通线路也恢复正常营运，４２条线路部份通车。复兴门、宣武门、和平门、广安门、虎坊桥、前门等地的路障已被清除。
下午两点，天安门城楼下出现玷污毛泽东画像事件。
湖南浏阳达浒乡滩头小学（一说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另有记载云余志坚或余鸣飞，２６岁，一说２５岁）、《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２２岁）、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鲁德成（２６岁）等３人（一说４人）将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玷污。
他们１９日到京，白天混在市民敢死队中，夜间露宿在广场上；今天上午在东单买了墨汁、油彩、广告颜料、纸张、毛笔等，又向卖煎饼的小贩要来鸡蛋壳；用纸笔书写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下午两点将标语贴在天安门城门洞两侧，并用鸡蛋壳装颜料和墨汁，掷向毛泽东巨幅画像。
他们被周围的大学生和市民当场抓住，并扭送公安机关。声言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四通召集一些学生到四通某分公司开会。会上四通提出一份倡议书，大意是要求取消军管，并称一旦军管取消，“相信同学们会撤离广场”。
下午一点三十分，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数万人，包括高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和一些工矿企业的工人，在复兴门集合，游行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
呼喊口号：
“撤出军队”、“取消戒严”、“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傍晚，广场外围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游行，除了学生，大部分是市民群众，什么单位的都有，近十万人，是这些日子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中央电视台５月２２日消息〕 昨天晚上，北京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这种谣传与５月２０日发布的戒严令有关。为此，今天凌晨本台记者采访了前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官兵。
记者：聂帅和徐帅的讲话，澄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些事实，您能不能对此发表一下看法。
某部上校甲：聂帅和徐帅讲话的新闻我们没有看到。
记者：那您能不能说一下您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呢？
上校甲：我们的部队是在石景山，没有进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阻拦，没有办法前进。上级让我们原地待命。
记者：如果发生部队与学生的冲突，你们会不会象徐帅和聂帅说的那样，避免和学生发生冲突？
上校甲：完全可以，并且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来到之后，看到大学生比较理智，和我们想的一样避免发生冲突。我们来到以后，也是按照军委的要求维护社会秩序。但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尤其是昨天上午很多人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我们教育部队对于这些不要理睬，尽量避免发生冲突。目前为止，我们的部队没有与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发生一次冲突。 我们的战士昨天一天在车上，太阳晒，吃不上饭，但是他们都严守纪律。今天（上级）让我们撤回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撤回。我们的战士没有带被子，雨布也没有，现在都躺在地下。刚才我看了看，也非常心疼。我告诉我们的干部，四点之后，天气凉了，地也很潮，要把战士叫醒，起来坐一坐，再回到车上。
上校乙：我们到了这里之后，今天首钢为我们解决了食物和饮水问题，他们送来了面包、馒头、稀粥和咸菜。
记者：现在部队进城的可能性还有吗？
上校甲：刚才我上前边看了一看，阻拦的人民群众还比较多。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非常难办。上级让我们往后撤，但是撤也没能撤出去。
记者：您接到命令的时候，说明了北京是什么情况吗？
上校甲：当时，对我们说是到北京来执勤，维护首都治安。
记者：战前动员，对指战员们讲了些什么？
上校甲：讲得很清楚，我们说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到北京执勤，应该热爱首都北京，热爱北京市人民，热爱大学生，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我认为我们的战士表现得是很好的。我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都没事。只是受不了这个气。我们的战士没有违反纪律的。
◆摘自《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３日
〔本报北京５月２４日凌晨讯〕 昨天上午，街头隆隆奔驰的公共汽车，给首都市民带来了欣慰的笑容。戒严令发布第四天，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绝大多数市民沉着冷静，生活日趋正常。 昨日起，首都已有１００多路公共电汽车恢复运营，停驶三天的地铁也于上午十点三十八分开出了第一趟列车。在学生和市民们的疏导下，全市街道基本畅通，职工上下班大多转入正常，运送煤炭、液化石油气及肉蛋菜奶的车辆受到格外关照。 天安门广场上，沉睡了一夜的请愿学生黎明即起，洒扫周围场地。在高声播放的国歌声中，一些同学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请愿学生广播，同意撤出停在广场上〔的〕公共汽车（原来供绝食学生用），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营运。 下午，长安街上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里，有人认出了一些知名人士。在黑云压城、雷电交加的大雨中，市民纷纷给游行队伍送来各式雨具。 雨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送到学生手中。某中央机关捐赠的４０００件衣服，不到晚９点已分发到学生手中。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报道，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大都停在城外原地。 入夜，街头仍有许多关切事态发展的市民难以入睡……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４天》
〔新华社５月２２日电〕 在国务院关于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下达的第三天，北京城区的气氛趋于缓和，多数市民表现沉着。 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今天仍在北京城郊附近。一些大学生和市民向解放军官兵送食品和饮料，相互热情恳谈，气氛融洽。戒严部队普遍进行了“热爱北京城，热爱北京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一些解放军官兵向学生和市民表示，人民军队爱人民。 今天，整个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广场上的人数有所减少，学生仍在静坐。广场的卫生情况不佳。一些大学生协助环卫工人清除垃圾，喷洒消毒药水，防止传染病流行。下午，有人上街游行，但人数比前几天要少得多。 据了解，北京东城、西城、海淀、崇文、宣武五个城近郊区已组成了７万多人的“首都群众维护秩序工作队”，并于今日下午分赴一些地段清除路障，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据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负责人介绍，全市１７２条公共电汽车线路中，已有６０条全程或区段恢复行驶，其他线路和地铁仍未开通，多处交通岗未由交通民警指挥。北京的商业职工坚持上班，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各大影剧院的文娱活动照常进行。据北京火车站负责人介绍，从外地乘火车来京的学生明显减少，前几天来京的外地学生已开始陆续返回。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４日 星期三
卫星国际通信被切断。
广场上停着１１８辆汽车。
北京急救中心宣布：截至５月２４日下午６点，北京３２所医院共治疗绝食学生９１５８人次，收入院８２０５人次，尚有６人仍在住院，无１人死亡。
下午，科技界、教育界、医务界、文化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举行游行。
〔本报北京５月２５日凌晨２点讯〕 １７０多条线路公共电汽车通车了，环城地铁运营了，交通警察上岗了，全市交通网络基本畅通。尽管生活秩序趋于正常，人们对时局的关注有增无减。 继２３日凄风苦雨后，北京昨天烈日当空。天安门广场上广大栉风沐雨的学生的健康状况受到北京市民关怀。２３日傍晚出现的为请愿学生送衣服、食品、药物的人流，一直持续到２４日清晨。前些天为救护绝食同学忙得一刻不停的医护人员，现在正忙着喷洒消毒药水，以防疾病蔓延。大学生则组织慰问团，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长安街头及广场周围，仍有零星游行队伍出现。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路口，入夜仍聚集着很多市民。 据昨天的《北京晚报》报道，目前静坐请愿学生的健康状况趋向好转，外地来京学生病倒者增多，被阻于城外的戒严部队战士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 据北京车站有关人员介绍，外地学生每天进出人数大体相当。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５天》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有八十多名和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老人（以中顾委委员为主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平息政治风波，恢复社会主义正常秩序。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５日 星期四
所有记者被从广场清走。电台广播了解放军总参三部的声明。
广场上还停有１１６辆汽车。
上午，“北高联”就向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主要有３点要求：
１）立刻召开两会（人大代表会及党代表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开除其党籍。 ２）取消戒严，撤走军队。 ３）声明要求在明天上午９点以前答复，否则就要号召全市、全国大绝食！
他们认为一旦军队真的进城，一切都好办了。顺其自然，变成一场群众的自发运动。估计军队开进天安门之后，或是封锁广场，把学生困在里面；或是和平地架走，或是用警棍打昏后架走，或用催泪瓦斯驱散。不管怎样，立刻就可以组织百万人上街游行，各校立刻派人增援广场。
不时有游行队伍出现在长安街上或广场内，有的是步行前来，有的是坐车游行，如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游行人数少于昨天，主要是外地学生、知识界、大众传媒、军工系统工等。口号主要是“李鹏下台”。
北京企业家协会给广场上的学生送来一些物品：鸡蛋、面包、肥皂、牙膏等。
新华门前请愿人员的数量更多，其中增加了西安外语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交通路口有身穿白色夏装的交通警察维持秩序。
〔本报北京５月２６日凌晨讯〕 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粮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已达８０％左右，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琅琅。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６天》
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许家屯。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
杨没有讲到五月四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没有讲是那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许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许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许立即郑重地向杨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许辞别杨即去见李鹏。李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许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许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听后，要许与港英政府交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
上午九点到下午七点，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李鹏主持。对北京局势恶化及全国一些大城市发生暴乱事件，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平息，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和决策。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６日 星期五
上午九点，工自联在历史博物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
下午，气温达３０℃。广场上的汽车仅剩一辆。北京大学生数目较外地大学生少。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改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任总指挥。
《文汇报》说：学生领袖连夜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与会的３００人中有２８２人参加投票；其中５６％的人主张继续坚守广场，２８％的人主张在全球华人大游行后撤离，１３％的人主张在政府答应最低要求后撤，３％认为应走一步看一步。
陈希同组织他经营多年的昌平县农民进京反游行。
〔本报北京５月２７日凌晨讯〕 昨日北京全城气氛平静。 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在最高达３６°Ｃ的酷热气温下，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纷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里。前些时候提供给绝食学生避雨的一百多辆大客车，到下午只剩一辆停在广场，其余全部开走投入运营。 北京火车站前，大量外地进京学生排队等待返回，新来的学生已经不多了。车站一位负责人说，他们已准备了一些专列或车厢，供疏散返回各地的学生们使用。 来自部分大学的消息表明，不少连日请愿疲惫不堪的学生已返回学校，其中也有人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广场。 旅游部门人士称，近日来京旅游团组和探亲台胞人数锐减，一些旅游饭店经理抱怨生意清淡。 尚在城外整休待命的戒严部队，开始接待各级政府组织的慰问队伍。有些官兵还与当地居民联欢。据新华社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反映，驻在大兴县的戒严部队正逐步为群众理解，一位军官说，他们想以严整的军容军姿出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７天》
邓小平接受政治局、中顾委委托，召开政治局、中顾委联合会议。讲了四点意见：
一、赵紫阳对事态的变化，要负责任。 二、动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经查证，有外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也有境外人士卷入。 三、政治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是采取坚定措施，平息暴乱的时机了。 四、建议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７日 星期六
吾尔开希、柴玲、王丹以现场指挥部名义在纪念碑上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５月３０日以大游行撤出广场，外地院校学生返回各地。并要求广为宣传，说６月２０日召开人大会议时再游行、集会！
３０日撤退是“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建议，新闻发布会上只是发布消息，并未下决定，只是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的建议。这个联席会议里有王丹，其他的是市民代表、工人自治会代表，还有诗人、知识界人士等。
外高联开会，北高联两位代表列席。外高联决议成立全国高联，接管广播台指挥，对撤不撤出广场未定，倾向于不撤。
另外，还宣布在广场开办自由大学，是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香港方面捐赠的帐篷已经拉来了。还要设立自由论坛。自由大学主要进行民主理论教育。
来京声援的外地大学有３２４所，大学生１２５４４６人。每天都有外地学生离京，也有外地学生来京。学生表示，即使人离开广场，旗帜不能撤。
今天无游行。新华门前仍有人静坐。
香港“北上学生联会”在广场设立“物资联络站”，并呼吁香港市民向大陆学运捐献毛毯、睡袋、通讯器材、现金等。
〔本报北京５月２８日凌晨讯〕 北京又在平静的气氛中度过戒严后的第八天。 昨日伫立街头，只见行人神色安祥，市区秩序井然。戒严，似乎不再是市民们最激烈的话题了。 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静坐请愿的学生在烈日下支撑。是继续静坐还是撤离回校，学生们意见不一。学生的指挥中心已就此问题反复征求广场上各高校代表的意见，据说还将付诸投票表决。 据北京日报昨天报道，在一批批外地学生离京的同时，一队队外地学生还在涌入北京，他们的生活目前遇到很大困难。为学生送饮食的人少于前些天。 入夜，城区一些主要街口，仍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议论时局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８天》
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杨尚昆宣布：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停止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停止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８日 星期天
广场已无汽车，历史博物馆门前停着几辆急救车。
纪念碑下的保卫广场指挥部把守甚严，凭通行证进入，而通行证每天更换（由秘书组管理）；有公安局派遣的特务使用旧通行证企图混进去，被负责保卫的学生发现扣住，后由公安局领回。
现在出现了四个权力机构： １）北高联，倾向于撤出广场； ２）外高联，撤不撤未定； ３）现场指挥部，倾向于不撤； ４）据说叫“特别行动队”，都是些激烈分子。
还有“工自联”、“知识界联合会”、市民组织。
广场上外地高等院校的旗帜多于北京院校：
安徽大学、延边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工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抚顺石油学院、西南师范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淮海大学……
外地高校来京的学生队伍有十多万人。
《人民日报》报导：学潮以来，进京离京的外地大学生达３７万人次；最近来京的学生人数减少，而离京返校者每日在３万以上。据统计今天来京的学生仅１２０人。
下午四点，大游行之后，这些日子经常在广场和附近转的摩托车队的队长，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被两个便衣抓走。车队部分其他成员也受到传讯和逮捕。市民纠察队成员也有人受到恐吓和传讯，有两人被抓，其中一人已被放回。那个车队队长叫王藏起。
北大的广播台广播“广场指挥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对今后形势的判断。声明称：
现在中央和地方已形成了保守派的统一，下一步：
１·是分化瓦解学生内部的组织，让学生回校，用军队控制北京，控制新闻和人大。 ２·是清洗赵紫阳及其代理人，清洗知识界人士。 ３·是清洗学生领袖。
这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已暴露得一清二楚，如果真是这样，则中国将一片黑暗，无法再起反抗。因此，若广场坚持不撤，则或者军队进不了城，那么政府作出的决定（如处理赵等）将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若军队进城强行镇压，则将进一步唤醒全国人民。 所以，学生不能撤出广场！
“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声明代表的组织有：
北高联、外高联、现场指挥部、知识界联合会、市民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工人敢死队、工人自治会。
声明大意是：
要坚持斗争，要求解除戒严，撤走军队；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创造良好的对话气氛。并称将在广场坚持到６月２０日人大会议召开。
声明还说，由于柴玲等反映现场情况混乱，以及北高联的撤离动议，曾定于５月３０日撤出，但现在仍改为坚持到６月２０日。
王丹建议下周二，即５月３０日，撤出广场。
柴玲提出辞职，是以现场失控为理由辞职的。今天将整顿场地。
柴玲对美国记者金培力（Ｐｈｉｌｉｐ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的录影讲话（节选）：
“我叫柴玲，我今年２３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４月１５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
“（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
“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两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１８２任主席，就那么几天。……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
“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
“这个感觉，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一千多名同学——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哽咽）要葬送这一千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
“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握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
“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我想我不会的。（问：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上午九点半，北京市数万人集合游行。
正午，游行队伍到达复兴门，然后沿长安街到天安门，绕广场一周，再走向建国门，向北拐。
队伍主要来自高等学校。其中北京高校占大多数，外地院校较少，一些外地院校学生加入北京院校的队伍。一位学生骑着自行车并举着深圳大学的旗帜。北京科技大学教师各举扫帚和横幅“义务劳动，扫除腐败”。清华大学所举标语有：“I have a dream”、“By People，Of People，For People”等。有人举着做成稻草人状的李鹏模拟像，有人举着做成靶子形的李鹏像。
游行队伍共分五路，走在各主要街道，包括南长街、府右街、地安门等。
〔本报北京５月２９日凌晨讯〕 昨天是星期天，市民们似乎已经失去刚公布戒严令时的那种疑虑感，大小商店又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下午两点许，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通过长安街绕行天安门广场。这一带交通短时间内受阻。据游行队伍的广播车宣称，这次游行是对海外华人发起的一次活动的响应。 天安门广场传出的消息说，尽管各地捐赠的一批新帐篷刚刚支起，学生们仍有可能近日内撤走。 入夜，暑气不退。各路口成了市民们纳凉、聚谈的场所。对北京人来说，歌星演唱会和高水平球赛吸引力似乎已不象以往那样大了。仍然驻扎城外的戒严部队，不断接待被派去的慰问团。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官兵中博得阵阵喝采声。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９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９日 星期一
晚十一点，“民主女神”运到。
各界联席会议发起各界大绝食，已开始接受报名。称这次绝食将以社会为主体，学生转为支援。
对这个联席会议，北高联的参与程度不大，有几个学生代表是常委，但不起什么作用。王丹已不是常委，而成了联络部负责人。
北京市公安局以了解情况为由将工自联的钱玉明（铁路局车辆整备车间工人）带走，以后钱玉明一直未归。
〔本报北京５月３０日凌晨讯〕 昨天是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的第十天。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较平静，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静坐请愿学生却未见撤走的迹象，还新搭了一批旅游帐篷，并正在安装一座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分清洁工人清洗掉了贴在灯杆、墙角的传单，而另一些街道上，又有些新贴的传单，围观、议论者仍时有所见。 鉴于北京宣布戒严地区的社会秩序已日益正常，本报《北京戒严第Ｘ天》专栏，已无每天出现的必要。今后有关新闻，将随时用别的报道方式向读者介绍。
◆摘自《人民日报》专栏连续报道《北京戒严第１０天》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０日 星期二
参加“民主女神”揭幕仪式的八个艺术院校是：
中央美术学院（这个像就是他们做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院和电影音乐学院。
上午十点，在纪念碑上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柴玲、王丹回北大休息，现场由封从德和李录全权负责。还说报名绝食的人已有３００多。
下午，王丹拿着手提话筒，在纪念碑下代表高自联宣布撤出广场回到校园的决定。
突然，柴玲从王丹手里抢去话筒，跑到纪念碑的高处台基上。大声地说：
“同学们，我们决不撤出天安门广场！谁撤出去，谁就是逃兵；谁撤出去，谁就是叛徒；谁撤出去，谁就是怕死！”
王丹问李录： “这是怎么回事，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早就决定好了码？”
李录说： “再开一次会吧。”
于是学生头头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半小时后，柴玲再一次出现在纪念碑的高处台基上。大声地对学生群众说：
“同学们，我代表高自联学生指挥部宣布，我们将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直到李鹏下台！中国民主万岁！人民万岁！”
王丹一声没响。
凌晨一点，在北京饭店西边的长安街上，从一辆带警灯的北京吉普上下来两人，把路边一个骑车者强行抓上车。那人奋力挣扎，从车上摔下两个笔记本，车很快开走了。
目击者拾到笔记本交到广场，一本是大字报资料，另一本写有“８９·５·２９筹２００元给ｘｘｘ”（这人是工人自治会中管财务的负责人）。被抓者叫沈银汉，是工人自治会执委之一。
另一位执委白宗雄，也被铁路公安分局抓走。
上午九点，“工自联”和公安局交涉。“工自联”的律师李进进与工人代表一起到公安局，李进进问：
１）是否抓了人， ２）抓人程序是否合法， ３）是什么罪名。
接待的人说：
１）工自联是非法组织， ２）戒严期间请愿是非法的， ３）对提到的抓人的事不清楚，他只管接待。
李说：组织是否合法另作别论。不管怎样，你们非法抓人应有交待，你负责接待就有义务了解情况向我通报。
那人说：律师不能代表工自联，让“工自联”代表进来说话。
李于是退出，交涉就此中断，没有结果。
邓小平受政治局、中顾委委托，召开政治局、中顾委第二次联席会议。作了四点工作布置，获得通过：
一、解决当前动乱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二、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党内要思想通一通，暂时不通的，可以请假休息，再不通的，可以退休。 三、要动员党政骨干力量，加强宣传事件的性质、事件的气候，教育广大人民，包括干部。 四、平息后，要整顿党组织，消除在这场政治事件中的不合格者，有重点、有领导地展开清查工作。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３１日 星期三
在广场上和新华门前有２２个省、市、自治区１８０所高等学校的３００多面旗帜。
北大“筹委会”号召学生去北京市公安局静坐，抗议公安局拘捕工自联三名领导人。
晚８点，北京和外地高等学校学生１０００多人在广场地区游行，抗议公安局扣留三名工自联常委和“飞虎队”队员。
夜十一点，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广播说，北京市公安局在压力下无条件释放工自联的三名领导人。
顺义、大兴、怀柔三县数以万计农民、职工、教师和机关干部在官方组织下分别举行集会、游行。
标语、口号和横幅有： “坚决反对动乱”、“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解放军万岁”、“打好三夏这一仗”……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日 星期四
中午十二点，李录、柴玲、封从德在纪念碑上召开记者会：凌晨４点，有陌生人闯入柴玲与封从德驻地，用围巾等物想将他们绑架。他们挣扎呼救，引来周围的人，绑架者于是逃走了。
北高联近日发布声明给北京市法院和检察院。大意是：
近日来，北京市内连续发生工人、市民被突然绑架的事件，致使参加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人士相继失踪的谣言四处传播。我们希望北京市的执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立即着手立案侦查有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三人的失踪真相！摩托车队十一人被扣，四人失踪，也应立即查明。要求坚决、及时地制止一切私设公堂。
现场指挥部５月３１日发表的声明，声明要求：
１）解除戒严， ２）撤走军队， ３）保证不打击报复。
若答应这些要求，则请求进行平等对话，以缓解当前的紧张事态； 若不答应，则坚持到最后一刻！
广播还宣布了指挥部的成员和分工：总指挥柴玲，副指挥李录、张伯笠、封从德。
工自联负责人韩东方等昨晚十点组织大规模请愿，到公安局递交严正声明。回答说今天上午十点去听答复，并要求有学生代表在场。
公安局出来答复的人是政治部常务主任张魏（音），对三位工人代表被抓的答复是：
１）不是抓人，是传讯， ２）程序完备，都是根据８７年颁布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条款， ３）根据戒严第一号令，在戒严期间，公安机关有权采取任何方式对任何人进行传唤。 张并说收到许多群众的揭发材料。对于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不存在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至于魔托车队，其成员大部分为工人，一些是个体户；其中７０％有前科，３０％的人随时有理由拘留。
※ ※ ※ ※ ※
血腥清场 （６月２日——６月４日）
屠杀的前奏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２日 星期五——１９８９年 ６月３日 星期六
６月２日晚，军队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从多路向广场进发。最后在木樨地、新街口、王府井、六部口等处被群众堵截。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
午夜，入睡后为街头喧闹声惊醒。从阳台上望下去，见一辆车翻倒在人行道上。因为此时人人都十分警觉，虽是午夜，出事地点很快聚集了四五百人。警察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以确保控制局势，多辆警车迅速开到，效率之高罕见。
邻居先已在阳台上观看，他说死者和伤者都已送医院（二十二号楼的侧后方恰是复兴医院），肇事者已为警车所接走。
这辆车没有牌照却自由行驶。最可注意的是，不待勘明肇事经过，警察就将肇事者用警车带离现场。当时有人提出抗议，但无效。他们走后才有人不顾警察阻拦从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
十点四十八分，一武警车高速行驶（１２０公里／小时），撞毁隔离栏杆，车翻滚停于地铁口，车内人未伤；撞翻自行车及三轮，一妇女当场死亡（王新民，３７岁，城建开发总公司工作），三人送天坛医院，途中死一人，后共死四人。（田玉林，３７岁，城建开发总公司科级干部，遗一女）
司机及车中二人十分钟后为交通警带走。公安局欲带走武警车，被阻。车牌藏于车内（ＢＪ—ＷＪ—１５２５），有二匕首及警灯警棍。路边停着一辆褐色小面包车，车型为Ｐａｊｅｒｏ。
有辆警车在木樨地撞倒了４人，其中３人死亡。政府的新闻称，该辆撞人汽车的司机已被拘留，该车并非警车。
十一点，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６月３日零点，距西单十字路口几十米处。交通完全阻塞。一辆大客车被围，车窗关得严严的，车里坐着士兵，青一色光头、白衬衫、绿裤子。表情木然而沮丧。车窗上满是唾液。另一些人给他们照像。
首都电影院，又有三辆大客车被围困并将轮胎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支架在车顶上示众。
再前行，又见到四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便衣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门西侧。
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已碎。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
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发生了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出动了防暴警察，并发射了催泪瓦斯。就在这前后，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
天安门西北的护国寺，有军车被群众所堵截。一辆往南开行的大轿车被大批群众包围，停在路边，车上坐满了人。车里的人上身穿着白衬衫，下身则穿军裤，车座下露出枪管。
凌晨三点，军队又进城了。没武器，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进入市中心。
下午两点半，几千解放军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列队向北疾走，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还没来得及躲，就被推了个大跟头，解放军举起自行车扔到路边。这时，从长安街开来一辆公共汽车停在马路中央。解放军没了去路，于是形成一个方阵，停在那里。方阵中央留出一个长方形的空地，方阵北边停了一俩公共汽车，上面站着几十中外记者，举着摄像机、照相机俯拍。方阵外围则被市民团团围住。解放军都是赤手空拳、满头大汗，有的脸上还出了血，显得相当可怜。
一个小伙子被解放军往方阵中央的空地里拖，扔在空地的中央。小伙子受了伤，倒在地上，双腿弯曲，双手捂着脸，身体痛苦的扭动。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爬起来，一边脱下衬衫去擦脸上的血，一边往北走。只见白衬衫全部被血浸成了鲜红色。
僵持到下午六点，士兵撤回大会堂，这时群众报以掌声。
晚七点半，在从西郊苹果园来的地铁乘客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
民主大学的成立典礼照常进行。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
血腥清场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３日 星期六——１９８９年 ６月４日 星期天
６月３日晚上八点，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
十点，市民组成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枪声突然响了。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前面是为数不多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市民立刻将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口号边向市民开枪。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
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路程）两旁的建筑物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住宅都中了子弹。
大规模开枪后，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后。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有的学生爬上军车去解释、讲道理，被一刺刀捅了下来。军队还向马路两边的楼上打枪，一些在窗边张望的居民也被打死。
人群尾随一辆军用卡车，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枪口对着仅十多米的人们。快到工会大楼时，人群开始呼喊：“不准伤害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当距军车七、八米时，战士向人们脚下射击。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纷纷仆倒。人们将他们送往医院，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卧倒、救护伤员，后面的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汽车每行进十米，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快到西单时，人群高唱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双手紧挽着旁边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行进。枪声突然停下来，战士被骇住了，看着这些“集体自杀”的人们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
许多伤者被送到复兴医院。在有人受伤倒下后，过路的汽车前往救护伤员，军人们却开枪阻止他们抢救。许多伤员都是市民用三轮板车拉到医院的。
十二点，这拨军车最后两辆卡车在木樨地路口停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来，跑到前面那辆车爬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这时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
从玉泉路南段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辆北京２１２吉普上飞来密集的子弹。然后吉普飞驰而去，转向太平路，不见了。没人能说清这两辆车什么时候来的，连什么人开的枪都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一人背后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另一人大腿中弹，大概股动脉受了伤，流了很多血。
人们质问军人为什么对平民开枪。士兵们和我们一样震惊，大部分人闭口不言，少数人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
十二点，人们从永定路和五棵松那边送来一些受伤的人。我问，五棵松有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军区医院，永定路有武警总医院，为什么不就近送那里？送伤员的人说：送了，他们不收，他们只收部队的伤员！
从大兴县一个军用机场出发的空降旅与市民和大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后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晚十点，珠市口。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
午夜，北纬路和前门大街的交口处停了一排公共汽车。一排弹孔横在车身朝北的一面。这群野兽竟然回头向身后的人群射击。那排弹孔全都和胸膛一般高，和那青年身上的一样，弹孔很小，没有血。车上的玻璃没有一个打碎的。
凌晨一点，南池子路口。戒严部队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墙根到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条跨长安街的警戒线，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点射。每次，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留下几位中弹者，马上医务人员用担架将受伤者抬走，随即一、两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所有人所关心的都是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伤员、向前逼进，再开枪……
三点钟，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严部队冲去，身后飘起她的长发。人们立即呼啸着一起向戒严部队冲去。很快，一阵密集的枪声，人们都趴在了地上并后退，留下大约六、七个中弹者。但是，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响起一串罪恶的枪声，她应声倒下。
后来，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医务人员救下。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听说是个大学生，想给她弟弟报仇。她弟弟也是个大学生，今晚被打死了！
两点，西长安街。军队由西面来，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只看到他两眼翻白，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死了！
我们挽起手来组成人墙，唱着国歌和国际歌等，向东面的广场行进。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已经能看到前方的军人了。当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时，前面的军人平端着枪。突然，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人排一下子倒下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被架离了长安街，人们又聚了起来。和上次一样，当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
６月３日晚六点，广场上的官方广播开始宣布“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所有人离开广场。”。
九点，大会堂上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零点时分，广场已经被军队四面包围。长安街上的喇叭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公告： 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抢夺军火、烧毁军车、绑架战士，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国家，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戒严部队一直保持克制，现在要坚决反击！
九、十点钟的时候，一辆装甲车从广场西侧马路驶来，在长安街上来回奔驰。人们用倾倒的交通护栏阻挡它，并向它投燃烧瓶。装甲车终于被几排护栏顶住了，在那里轰鸣挣扎着，人们趁机向它扔掷了几个燃烧瓶，甚至一床燃着的棉被。装甲车终于从护栏上碾了过去，飞快地向西单方向驶去，车顶上仍带着燃烧的火光。
一队军人跑步到达了前门脚下，一些人在追着向他们扔石头和瓶子。许多战士被这种局势吓得够呛，神情很紧张。一个干部模样的说：“我们被告知是来保护夏收的。”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历史博物馆前的灌木丛后都有大队的军队。
凌晨一点四十分，一辆装甲车停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长安街上，一些群众围着它，有人正站在车顶上用大铁棍拼命敲打车身。
两点，在广场北面的长安街上，军用卡车从金水桥前一直延伸到新华门，车头向东。
两点五十分，场内又出现了一辆装甲车。
一辆小面包车从场内开出来，在广场北端停住。车上下来两个穿衬衣的中年人，举着双手向马路对面缓缓走去。对面的士兵叫他们不要靠近，他们于是站在马路中间，张着双手向对面喊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位军官从对面过来，三个人在马路中间交谈。
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侯德健的声音：“我是侯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
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
四点七分，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
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了很多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谨慎缓慢，散兵向纪念碑移动，然后对纪念碑实施了小圈的包围。
纪念碑前，几千名学生都挤坐在纪念碑上。
四点三十五分，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
士兵从地上跃起，一部分去砸帐篷，一部分以跪射姿势在前方十来米处用冲锋枪瞄着同学们。
一个侦察排靠人梯登上了纪念碑最高层，“捣毁高自联指挥部”。一小队身穿迷彩、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右后侧的人堆中走过来，把右边静坐的同学分开了。
此时右后侧又传来断续的枪声。正面的士兵向两边撤走，远处长安街一线，坦克和装甲车一字排开，缓缓向广场驶来。
装甲车和坦克在离同学几十米处分向两边，驶到纪念碑东西侧的广场上。正面的广场上，士兵们排成横队，横贯整个广场，向同学走来。士兵的队列中还混杂着一些戴护盔的防暴警察。所有的士兵都头戴钢盔，手中握着一根金属的棍棒。他们踏着坦克碾出的一片废墟，向同学走来。
高自联刚从广播喇叭宣布了撤离的决定，士兵就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子弹从同学的头顶上擦过，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
离开纪念碑时，仍有一个外国摄影记者组在拍摄。好象是一家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另一位外国记者用大哥大报导广场上的情况。美国某家大台的现场实况报导，就是听到记者的声音说“他们在打我了”才中断。可能就是这位用大哥大的记者。
对最后还留在广场上的人，士兵先是用木棍驱赶，后来又开了枪，打中了一个人。
五点二十分，军队逼近到我们面前。军方的广播说接受了退场的请求，要同学们从广场东南角退场。同时，人群起了骚动，同学们纷纷起立集体退场了。
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旭，撤离广场后，有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被戒严部队抓获。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之后，又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用水浇醒。“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清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坦克高速冲进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黄晓军当场被碾死，尸骨无存；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双腿，成了终身残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我们手挽着手，横过马路。这时，一辆标号为１０２或１０６的坦克直冲过来。我们这排急忙跑过马路，后排同学则向后退去。坦克停在路中间，并开枪、扔毒气弹。然后坦克向路边冲去，并来回碾了几下。
七、八个同学紧靠马路牙子躺在马路上，被坦克碾过的身体皮开肉绽，没有流血，只是肉和衣服绞在一起，惨不忍睹。我刚刚抬起一个胳膊受伤的同学，枪又响了起来，坦克也又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五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人行道的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两米多，头朝西北仰面躺着，脑袋开了个大洞，白脑浆参杂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另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黎明，仍有军车开过，情况各式各样。仍有军车向人群投氯气弹，也有军车停下来，听人们诉苦、漫骂；有一个营级军官甚至跳下车来，向民众敬礼，说一定要为大家报仇。
更奇怪的就是，许多军人在受到拦截后，自己下车不说，还教大家怎么点装甲车。方法是用一块破布，一头浸着汽油，一头塞在油箱中。一点火，几分钟之后车就整个烧起来，甚至会爆炸。
从桥头直到军事博物馆以西大约一里路上，停着上百辆军车。最前面是十几辆装甲运兵车，每辆车上都有官兵十人左右。以后是指挥车和大卡车，每车三四十人。似乎奉命呆在那里。车旁不断有人向他们讲头天夜里发生的事，间或有人咒骂，但没有人身攻击。就老百姓而言，敌忾虽在，攻击行动已经不会再发生，没有再发起攻击的必要，甚且没有足够的人力了。
然而，就是这一列军车却在中午十二点后燃烧起来。特别是最前的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统通烧成空壳。笔者亲见士兵下车撤走，过一会，有人把它们点燃。
前门外，有一小队士兵和一个年纪挺大的军官。士兵们坐在地上，那军官站着和好些市民说话，笑眯眯的，不好意思地抽着市民给的烟。一个士兵说我们没带子弹，边说边拉开枪栓，枪膛里是空的。于是大家就鼓掌，那军官也就笑笑。我们把那些鸡蛋给那些士兵。那几个士兵就哭了。周围好些人也哭了，说你们能向这些学生开枪吗？
清晨三点，三、四十个人只穿着背心、短裤走在路上。问之，答曰是武警，因看不惯镇压人民的行为，决定不干了，脱下制服回家。
传说六部口有两车武警抗命。
早上曾有一辆军车开到师大门口的学生广播台，车上有许多武器。士兵说他们是从部队里跑出来的，不愿向人民开枪，要把武器送给学生。学生们没有接受。老师们都说，这可能是个圈套。就算不是，这枪也是万万要不得的。
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
复兴医院的登记册记录着姓名、单位。有学生、记者、工人、干部，各行各业的都有。最后一个人的登记号，已经到了２８０多。墙上贴着死者的名单，一共有４０多个。
两点多时，铁路医院已死了２０人。
邮电医院死了２０多人。
北医三院收８０多位伤员。太平间内有２０多具尸体，其中一具为坦克压死。
仅复兴、铁路、邮电三个医院的死亡人数就在百人左右。考虑到这三家医院是木樨地大多数伤者首先被送去的医院，因此，加上送到其它医院的伤者，特别是西单那里的伤者，还有东单等城里其它地方的死伤，全城死亡的群众应在三百人左右。而根据复兴医院死４０伤２８０的比例，受伤者应在两千人左右。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七十天。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８６级的钟庆，被打死在复兴门。据说当时有人在路中间被打伤，伤者的女友喊救命，钟庆和他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想把那人拖到人行道上。后面的军车上来，对趴在地上的他们开枪，子弹从背后射入。开始人还活着，说我中弹了。还没到医院就不行了。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段昌隆，在民族宫附近上前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身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凌晨两、三点钟被抬到北京医院。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爆炸。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
北京电视台在四日晚间报导说，一群歹徒闯入西单一家商店准备抢劫，因商店职工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北京电视台为什么不向本市观众映出具体位置和商店字号？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六点二十六分播出以下内容：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
※ ※ ※ ※ ※
屠城之后 （６月５日——６月１１日）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５日 星期一
早上六点，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约１５米，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
下午两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本已购得返回成都的火车票。行至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喝令其站住未听从，遭士兵扫射，一梭子弹从其背后穿透胸膛，当即身亡。
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死于六月五日。
一辆车载着一个九岁男孩的尸体，到几所高校游示。母亲也在车上守着她的孩子。在突然丧子的巨大痛苦冲击下，她变得完全木呆了。既没有哭泣，也没有控诉。
清华筹委会公布，仍有几十人失踪，死亡４人。他们是：
化工系４字班的段昌隆，环境工程系的刘弘，精仪系光６班的钟庆……
《午间半小时》未播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三遍。
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均播放有关戒严文件，但只播文字，播音员既不露面，也不出声。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６日 星期二
学院路上已不见成群离校的学生了。马路中间又有被焚毁的几辆军车。
路上行人车辆极少。大部分商店、机关关着门。
“六四”开枪后，香港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两千亿港币；地产物业市值至少下跌两千亿港币。市民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
北京电视台九点才开始播送节目，并无早间新闻。
《午间半小时》未播任何新闻，播放《悲怆交响曲》一遍。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７日 星期三
长安街路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路口的墙根下，整整齐齐地排着一大堆自行车。士兵的旁边有一些群众在走动，士兵的态度似乎还可以。
建国门立交桥，桥上停着８辆坦克，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两辆，正好堵住立交的８个口，炮口都高高冲外。桥下有站岗的哨兵。桥的西南侧，已成了兵营。在桥下和路边，是绿色的帐篷和晾晒着的绿色军衣。
朝阳门内大街，两边的墙上满是弹孔。那硕大的弹孔一定是坦克或装甲车打来的机枪子弹。前些天晚上，坦克和装甲车在外面用机枪向街两边扫射。
崇文门，几辆军用卡车由北向南而来，车上码着大口袋，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车头架着机枪，车厢两边的横幅上写着“为民送粮”。街上绝少行人，除了这些军车，也很少其它车辆。
白天，某中专学生宋秋剑骑车去北京站一带上学，突遇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弹。宋身中数枪，目前已成残废。
夜晚十一点，《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遇军队巡逻，安等转身要跑，立遭士兵扫射。安与同行的王姓青年当场被射杀，同行的两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免一死。
电视映出在广场内采访的镜头时，画外音正在讲没有开枪，镜头却摇上了纪念碑的碑座。一个硕大的弹孔赫然在目，停了几秒，又迅速摇回原画面。
中央台向全国广播这段新闻时，这个小插曲就不见了。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８日 星期四
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宣布禁止一切非法活动，禁止集会，收缴枪械；并要求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的人自首，取缔一切非法组织，非法组织头头要登记自首。还要求市民举报，并公布了举报电话。
通告之后，开始播放戒严部队的通缉令。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９日 星期五
北医，校园空荡荡，见不到什么人，气氛很不安定。外面又响起零星的枪声。
戒严区域扩大到西起西单，东起正义路。
这是戒严范围最大的一天。此后又遂渐缩小范围，允许车辆不停驶穿过天安门广场。
晚上电视，邓小平终于出来了。新闻里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代表，并表明他支持戒严和镇压行动的态度。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０日 星期六
街道上汽车仍很少，骑车的人多起来了，已和平日差不多。许多商店已经开门营业。
１９８９年 ６月１１日 星期天
公共汽车和地铁都恢复了。
火车站空荡荡的，人不太多。站里站外都有警察和士兵巡逻，售票处有士兵维持秩序。警察和士兵不时对停留在站外广场上或站内的、提着包的人进行检查。主要是搜查他们带的大小包裹。站前广场晚８点后清场，不许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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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未晴
一九九一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
一九九三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
一九九五年，“六·四”六周年，二十七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代。
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三十一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去函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死难者名单、依法作出相应赔偿及追究责任者的刑责等。
七年来，丁子霖等人找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近一百五十人，其中：
年龄最大者五十六岁，最小者九岁；大学本科生三十七名，博士及硕士生九名，中学生九名，小学生两名；属于独生子女者十七名；遗下遗孀、遗孤者四十四名，遗孤为双胞胎子女者六名。据查证，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更多的死者是在居民区被追杀。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一百零五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控告书。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１９８９年６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在控告书中，向检察院陈述如下事实：
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目前已找到的１５５位死难者之中，仅学生就有６２名，包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５１名，中学生和小学生１１名。在这些死难者之中，年龄最小的仅９岁，最大的６１岁。其中：
有１１位是在抢救伤员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抢杀的； 有９位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 有６位是在居民楼的住家被戒严部队射杀的； 有６位是在抗议军队的暴行时被打死的； 有５位是在现场拍照时被射杀的； 有３位是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辗死的（另有死伤者多人不知下落，未统计在内）。
除上述情况之外，绝大多数死者是在戒严部队开赴天安门的途中被机枪和冲锋枪滥射致死的，或被坦克和装甲车冲撞、辗压致死的，其中有５名失踪者至今下落不明。
经我们反复查询、核实，在目前已知的１５５位死难者和６５位伤残者中，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 寄自中国，联系地址：〈juneblood@gmail.com〉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a.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b.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c.
刊登在 2000 华夏文摘增刊 zk0006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