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刚到国外，就发现，这里的人，一个个活的都很悠闲，很简单，也很真诚。
清晨外出，隔壁邻居会给你道，“早上好”。走在街上，也会有人给你说，“哈罗”。
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有房子的，没房子的；开好车的，开破车的，一个个都很轻松，自在，很享受生活的样子。
经常性地，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街头抗议，游行示威，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同仇敌忾、你死我活的样子。很多的时候，更像是集体散步，边走边聊，优哉游哉。在墨尔本的街头，我就不止一次见过这样的场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一看就知，有的是全家出动，有的带着情人，有的推着孩子，还有的夫妻手挽手，完全就是街头party。领头的走在前面，拿着喇叭，有一句没一句地喊着：
“我们要什么？”
“涨工资”，回答很散乱。
“涨多少？”
“10%”，有的人在忙着吃东西，根本就无暇回答。
“啥时涨？”
“现在”，看表情，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游行队伍沿着街道走上一段路程，聚集在州议会前的台阶上，几个主要人物演说一番，就解散了。
接着，参加游行的，组织游行的，公司的主管，政府的官员，还有一直在维持秩序的警察，就齐聚在议会大厦后面的公园里，吃烧烤，喝啤酒。最后，皆大欢喜，尽欢而散。
当然，工资不能上涨10%，因为公司负担不起。于是，双方各自让步，最后以5%成交。因为老板需要打工的，没有人干活，公司就要倒闭，老板就要破产。打工的需要挣钱去还房贷，去给孩子交学费，不然，银行就要拍卖房子，孩子就可能被学校辞退。
既然各有所需，又有共同的目标，双方就容易“和谐”了。
面对生活，面对他人，那种轻松，那种随意，让人羡慕。即使是死到临头，他们也不忘幽默一下。在西方的电影中，就常有这样的镜头。让人觉得，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确实与我们不同。
相比之下，中国人活的就很累。
我们的生活中，从小到大，总有太多的人为的压力。从幼儿园开始，学音乐，学绘画，学舞蹈，小学，中学，一路学下去。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各种专长课，辅导课，提高班，奥数，英语，等等。结果呢，活泼的孩子变蔫了，聪明的孩子变傻了，本来有的一些棱角也被抹平了。
家长要我们考试得满分，老师要我们作社会的栋梁，领导要我们工作很出色。。。，生活中，各方的要求和标准常常让我们无所适从。
不仅如此，在逐步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和别人攀比，比学习，比工作，比父母，比丈夫，比孩子。虽然，很多的时候，这种攀比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却平白无故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压力，徒增很多的烦恼。
我们总是为别人活着：小时候为父母，父母叫学什么学什么。中年时为国家，组织上让干什么干什么。到老了，退休了，又为孩子活着，帮着孩子带孩子。
我们总是很关心别人的事情。有时，走在街上，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一次小小的街头口角，也会吸引很多人围观。我们如此关心别人，结果，常常是，既没搞清别人的事情，又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既没解决别人的问题，又给自己平添许多的不愉快。
虽然，有时连自己的事情也处理不好，但是，我们总是要告诉政治家该如何治国，告诉商人应怎样花钱，告诉邻居要如何处理家庭纠纷，告诉同事怎样才能搞好夫妻关系。即使在外交场合，我们也是一再地告诉别的国家，不要干涉他国内政。至于我们自己做的如何，且不去管它。
我们习惯于忧国忧民，却连自己小家的问题也处理不了；习惯于高谈阔论，却忽视了生活的细节；习惯于大而化之，却未搞清问题的脉络。
虽然“忧”也没用，我们总是“忧国忧民”，而且，一“忧”就“忧”了几千年。正是因为这种莫名的历史使命感，你在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能看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沉重与悲愁，沧桑和苦难。
很多的政客，很多的读书人，告诉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我们“匹夫”又有何责？大到改朝换代，国家发展，官员任免，中到与别的国家签订条约，建交断交，小到公路收费，汽油涨价，医保养老，什么时候征求过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他们说了算，因为他们有权，或者，因为他们有钱。我们一介草民，只有服从，只有听命，最多也就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随风摆动的草，我们又有何“责”？
也是因为这种莫名的使命感，中国人可能是最会折腾的民族了。房子建了又拆，道路修了又扒。人搞死了再平反，朝代建立后再推翻。
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称帝仅83天就“驾崩”了的袁世凯，中国共有过400多位皇帝。平均下来，每5年多就换一个皇帝。如果把秦始皇以前的东、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之王、公、侯加进去，就更多了。如果再把周朝以前的夏商也算进去，中国共有过800多位被称作“皇帝”的人物。
朝代不断更迭，皇帝立了又废。几千年折腾下来，就形成了柏杨先生说的“酱缸文化”。从这种酱缸里出来的中国人，一个个都是高深莫测、深不见底的样子。相比之下，西方人那种单纯，那种循规蹈矩，那种傻乎乎的样子，简直如三岁小儿。
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让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再说，生活中又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 工作，住房，医疗，养老；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医保；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变化，各种不确定因素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全感。
在西方，你可以预订一年以后的假期，买一年以后的音乐会的票，把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甚至几年以后要做的事情，写在日记中，以作筹划。在中国，就不行了。不要说明年的事情，哪怕是明天的事情，也说不定。各种因素太多，“计划赶不上变化”。
别的不说，看看我们政府的政策，就明白了。无论是住房，医疗，养老，孩子上学，就业，没有一项政策，不是变来变去的。
面对生活中这许多捉摸不定的东西，不可预测的变化，如果你不感觉到压力，能轻松自在地生活，那才是怪事。
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年，接触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后，我发现，中国人，是活的最累的人群了。
在西方社会，人们似乎没有这么多的压力。他们让政客去治理国家，让外交官去办理外交。他们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说，要让“在其位”的人专心去“谋其政”，不该在一旁指指点点。他们会给一个人很大的权力，也会有效地限制其使用权力。他们有一套制度，比如大选，比如弹劾，让能干的人上去，让无能的人下来。
他们也孝敬父母，疼爱孩子。可是，他们不把孝敬父母当负担，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未对他们说过：“我们现在对你这么好，你将来要如何如何”这样的的话。他们疼爱孩子，但不溺爱。不会像中国的父母，给孩子买一份麦当劳，一边站着爸爸，一边站着妈妈，四只眼睛盯着孩子吃。他们不会强迫孩子去学习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无论老师，还是家长，他们总能找出一个孩子值得表扬的地方，总是以鼓励的方式教育孩子，结果呢，孩子一个个都特别自信。
他们不会太进入别人的生活。他们认为，“各人自扫门前雪”，每人都应保留一些私人空间，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因此，不必告诉别人某件事应当怎么做。他们不会为买房子放弃假期，更不会在孩子才十几岁的时候就给他买好房子。
他们爱钱而不贪钱，合群但不泯灭个性，成熟又不失天真，勇于冒险但不求必有所得，守法却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遵守道德底线却既不顽固，也不保守。。。
简言之，在西方，除法律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外，其他都可以；在中国，除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做的外，其他都不可以。这就是中西差别。
不要小看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反映了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
举例来说。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强烈地震，海啸和核电站泄漏。第二天，中国许多城市出现抢购食盐的风潮。在某大城市的超市门口，只有一个老太太很镇定，不参与抢购，旁人询问，答曰：“上次非典时抢购的，再用几年也吃不完”，所以不抢了。
相比之下，大和民族面对灾难时的镇静，救灾组织的有序，社会公德意识，让许多的华夏子孙汗颜。
几年前，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个巴基斯坦裔的美国人。这位9.11事件的幸存者，给我谈起他从世贸大厦跑出来的经过。
他先是肯定地说：“美国人了不起”。然后，接着说，那天早上，8点46分，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北楼的时候，人们开始撤离。撤离过程中，很有秩序，没有任何的惊慌和混乱。男人会让女士先走，大家沿着楼梯往下跑时，不忘靠在楼梯右边，以便给那些往上跑的消防员让路。有个中年男人，甚至跑回去救一条正往上跑的不知谁家的狗。。。
最后，这位仁兄对我强调说：“美国的强大不在于他们拥有核武器，拥有航空母舰，而是他们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镇静，教养，公德，和团结一致”。
一个民族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
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最好的标准，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压力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