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谭若思
刘路新
人生的路虽然漫长，关键之处，却只有那么几步。这关键的几步，如果有人指点，或有人帮助，你的人生就改变了。
今年8月2日去世的谭若思(Ross Terrill)，又译作“特里尔”，就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的人。
《纽约时报》发表的讣闻说，他是很有洞见的中国研究专家，数十年来，致力于给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
《华盛顿邮报》说他是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自1960年代起，记录中国，分析中国，讲述中国，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少有的认识中国的窗口”。
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中澳建交的牵线人物。
1971年初，时任澳洲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感觉到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联系。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启“乒乓外交”，是为两国关系缓和的第一个信号。四天后，惠特拉姆代表澳洲工党，给周恩来总理发去电报，希望能够访华，“商讨双方感兴趣的外交和贸易问题”。
电报发出后，却没有回音。当时，中澳之间少有联系，作为澳洲第一大党的工党，在澳洲，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问问北京，电报收到没有？
后来，他们找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澳洲人谭若思。若思与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关系不错，就给马大使打了电话。5月11日，在经过四周焦急的等待后，周恩来邀请访华的电报就到了。
7月3日，惠特拉姆率领澳洲工党代表团抵达北京访问，若思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已经在北京等候了。
一周后，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的谈判。
1972年12月2日，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赢得澳洲大选。12月21日，中澳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比中美建交早了九年的时间。
就这件事，我曾问过若思和澳洲第一任驻华大使费玆棻同志(Stephen FitzGerald)，均得到确认。
之于我，若思则是一位说话慢声细语，举止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我认识他，是因为翻译他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开始翻译不久，我通过他的出版商，写信给他，希望请他为中文版作序，他欣然应允，并对这本书这么快就能够出中文版，感到意外。后来，我们又翻译了他的《江青传》(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中文版《毛泽东传》，具体印了多少册，谁也不清楚。出版社正式印刷的不算，光是盗版，也有百万册以上。在当时，刚刚开放的中国，很多人通过这本书，对刚过去的时代，刚逝去的人物，有了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从那以后，我们多次见面。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北京的王府饭店，我们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
1990年，在上海的希尔顿饭店，若思鼓励我出国，“出去以后，再回头看，你或许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他知道我是学社会学的，问我将来想研究什么。“想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
我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可能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以及政治的开放。
他很赞同我的想法，推荐我来了墨尔本，这里是他的故乡。
若思帮我写推荐信，借钱给我交学费，给我介绍他在墨尔本的朋友，还送我他少年时曾经睡过的单人铁床，帮我尽快安定下来。
每次他来澳洲讲学，我们都会见面，我去美国，也去波士顿看他。
我没有去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我觉得，中国好像没有中产阶级，如果有，也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最近几年，我们见面不多。
我知道他身体不是太好，一直说去看他，或给他电话，问问近况，却一直拖着，没有去做，直到传来他离世的消息，享年85岁。
朋友走了，没有去告别，也无法寄托哀思。
于是，我来到他成长的小镇布鲁森(Bruthen)，在墨尔本以东，四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若思生于1938年，四岁时，随父母搬到这里。他的父亲是政府小学的校长，母亲是老师。那时的布鲁森，人口不足600。学校共有20几个学生。现在则有居民800，学校有5个老师，51个学生。
小镇依然安静，依然羞涩，镶嵌在青山绿水间。遍地的牛羊，围绕着间或出现的巨大的农舍。
坦波河(Tambo River)依然静静地流淌，无声无息。鱼儿在水里跳跃，牛羊在岸边吃草。这里是世外桃源。
坐在河边，想起若思说，他在这里生活时，能感觉到，小镇是大英帝国巨大的枝蔓上，最遥远的一朵小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也有一种隐约的自豪感。“二战”胜利时，没有鞭炮，他和同学们，将空空的汽油桶滚下山坡，发出的响声，算是庆祝了。
山水依旧，斯人已去，无处寻找朋友的踪迹。
世间再无谭若思！
我少了一个朋友，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回到家里，心情无法平静。写一短文，算是朋友的百日祭。
“惊觉世上故人少，却见案头祭文多。故里寻君不见君，教我伤怀奏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