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历史上，中国有过三次蜕变。每一次，都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后，历史就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就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
这三次蜕变， 分别是殷周之变、周秦之变、和近代化。殷周之变产生了中华文明，周秦之变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而近代化则是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角色。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蜕变”。在历史学家唐德刚看来，中国还在“历史的三峡”中，要到本世纪的中叶，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峡”，才能看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美好景象！
身处“蜕变”的中国，可能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见证历史正在拐弯。也可能是不幸的，因为急剧变化的社会，就像三峡激流中的巨轮，会不断改变前进的方向，忽而往左，忽而往右，也会经常调整前进的速度，突然加速，突然减速。船上的人，特别是普通的乘客，就可能被甩出去，甚至被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
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蜕变，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处境，和自己的位置。
一、 殷周之变
王国维说，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莫过于“殷周之变”。这一蜕变孕育了中华的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的性格。西周文化的许多方面，延续至今，也影响至今。
一、 从殷商到西周的变化
从殷商到西周，社会由开放到封闭，人们从相对平等到等级森严，信仰也从“以神为本”到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变化可谓巨大。
1. 社会由开放到封闭
殷商是个开放的社会。考古学家李济发现，殷商人民勇敢、自信，有丰富的好奇心和“锲而不舍的实验精神”。他们能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化为己有。
西周则相对封闭。根据与王室关系的亲疏和距离的远近，周王朝分为内与外。中心是王畿，往外一圈是华夏，再往外是四方之国，是化外之地。周王的地位高于方国，方国的地位高于外邦。
这种关系的亲疏还表现在服饰上，称为“畿服制度”。王畿与华夏各国着不同的服饰，再往外的四方之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有不同的服饰。服饰不同，权利和义务也不同。
宗法制是社会封闭的另一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嫡长子继承制。长子一脉为“大宗”，其余为“小宗”，各宗均以嫡长子为继承人和宗主，管理家族事务，族人则有服从的义务。
所以，周天子不只是诸侯的共主，还是大家庭的宗主。依据宗法关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父”。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以此类推。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国”与“家”合而为一，政治与血缘，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2. 人们从相对平等到等级森严
殷商是个相对平等的社会。商汤在奴隶伊尹的帮助下，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后，并未授予王族成员许多特权，出身寒微的人却被提为高官。武丁任用傅说，得以中兴。盘庚想迁都时，并没有采取强制的办法，而是作《盘庚》三篇，劝说大家，去新地生活。
男女是平等的。女性可以参政，可以领军出征、参与祭祀，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属邑。婚姻上也是。盘庚的女儿就公开征婚，嫁给了楚国的开国之君季连。
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人分为三类：王、平民和奴隶，奴隶主要是战争得来的俘虏。人们的自由度大，社会流动性也大，外族的奴隶跑过来，就能获得自由，成为平民。
西周是个等级的社会，封建制便是。这种封土建国的制度，通过分封土地和权力，形成“尊尊亲亲”的君臣关系，和“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有序格局，同时，又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
周天子拥有王畿镐京一带，以外的地方分给宗室、功臣和前朝后裔。根据与王室关系的远近，分到不同的地方。在所封的71国中，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姬姓子弟，占了53个，不仅数量多，在经济、交通和战略上，都处于重要位置，如鲁、晋和卫。第二类是异性贵族、武王伐纣或周公东征的有功之臣，如燕和齐。第三类是前朝后裔。这些封国只具象征意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相差甚远，如宋和杞。
诸侯国内，人们的地位和身份也不同。住在城里的称为“国人”，城外的原住民称为“野人”。国野的身份不同，权利和义务也不同。
3. 文化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
殷商是以神为本、神权统治的时代，他们崇信上帝鬼神，凡是都要占卜。西周则是人神并重的时代，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神事也就变成了人事。周人认为周王是天之子，即“天子”，是神与人联系的中介。
殷商时期的简单朴实，到西周就成了繁琐的形式主义。表现在礼乐上，华丽而奢侈，系统而繁琐，因为要凸显亲亲尊尊、“上下有别”的秩序。
礼乐的目的不仅在娱乐，更在于教化，在于二者的结合，治国驭民。人们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的行为规范。大同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实现的。
二、 西周文明的影响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人性格形成的时期，其影响直至今日，这里仅举几例。
1. 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他还举例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差序格局的例子。
这源于西周时关于王畿、华夏和四方之国的划分，以及当时“以藩屏周”的思想。
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遵守的“五服制度”，是又一例。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和眷属，统称为“本宗九族”。汉文化圈的传统是，居丧期间，本宗九族的“内亲”都要为死者服丧，称为“有服亲属”。关系越近，居丧服制越重。关系疏远，则居丧服制越轻，依次递减。五服以外的宗亲，没有服丧的义务。母系血缘的“外亲”，只需要一世服丧而已。
2. 等级有序的文化观念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同时也说明，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是中国人伦关系的主要特征。
西周时的“尊尊亲亲”，发展成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后来，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初次与人相识，习惯于问“贵庚几何”，因为从年龄的大小，可以确定与对方的关系。其他可以帮助确定双方关系的还有姓氏、籍贯、学历、职务、甚至阅历，等等。双方在开始交往时，根据这些指标分出个上下尊卑，交往起来才进退有据。
3. “中华天下观”。
现在我们使用的“中国”这一概念，始自中外接触之后，最早是梁启超使用的。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国家”的概念。我们经常说“打天下，坐天下”，便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从核心地区的“华夏”，由近及远，分为内臣、外臣、朝贡国、等等。内臣、外臣的君主与天子是君臣关系，因此，那里的君臣和普通百姓都要跟随汉的礼仪和法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则是“化外之地”，是“蛮族”居住、尚未开化的地方。
时至今日，中国办外交时，还时常受“中华天下观”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西周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框架。时至今日，影响仍随处可见。举例来说，我们依然把结婚入洞房称作行周公之礼。在很多地方，昭穆制度也还流行。根据这种制度，在宗族的祠堂或墓地中，祖先的排列顺序要按照左昭右穆的规矩排列。
二、周秦之变
中国的第二次蜕变是周秦之变。大体上说，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结束，共549年。其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这其中，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
“周秦之变”可谓耗时漫长，变了之后的矫正和巩固，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又分为两个阶段：制度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制度是思想统一的前提，思想是制度统一的保证。
如果这样算，要到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稳固并加强了中央集权，才告结束。从此，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一、 统一的体制
这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第一步。
秦始皇统一后，如何治理国家，在朝堂之上，有过争论的激烈。丞相王绾建议实行分封制，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最后，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将全国分为36郡。郡设郡守，县设县令，由中央直接派去。这是中央集权的初步。
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结果，刘姓宗室诸侯慢慢坐大，不听中央的话，与朝廷对抗。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开始削藩，剥夺地方诸侯权力，结果，发生“七国之乱”。景帝派兵镇压，剿灭了叛乱的诸侯封国，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皇权。
从此，封建制在中国偃旗息鼓，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一直延续至今。
二、 统一的思想
商鞅在帮助秦孝公变法时，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法令，曾下令烧毁《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那是公元前350年。
秦始皇统一后，根据李斯的建议，没收并焚毁了《诗经》、《书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只留秦国的史书和医药农业书籍。
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正统，压制其他思想流派。从此，“外儒内法”成了中国的治国之策。
每个朝代都有统一思想的问题，只是做法不同。满清入关后，为树立正统，以编篡《四库全书》的名义，厘定、窜改、销毁了大量古籍，这次的统一思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性的“阉割”。
科举更以制度的形式笼络了天下的精英，巩固了儒家的正统，保证了思想的统一。这也是其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
三、近代化
近代化，又称“现代化”，始于中西接触。如果从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方晾晒货物”为由，获准在澳门居住，至今是467年。如果从1582年，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肇庆，开始在中国传播福音，至今是438年。
中国为这次蜕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以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的计算，就有满清入关、太平天国、陕甘回乱、日本侵华、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等等。
由此可知这次蜕变之艰难。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不同于以前的两次，这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蜕变；第二，悠久的文化形成了坚硬的外壳，让这次蜕变困难重重，阻力很大。
时至今日，中国仍在蜕变中。我们选两个问题 — 制度和思想 – 来说明此次蜕变之艰难和曲折。
1. 制度问题
首先是国体的改变。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两千多年里，朝代变更，江山易主，集权的体制没有改变。
我们一贯的传统是：天下是公家的，政权是私人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中华帝国”相对应，“中华民国”的国体以人民为基础，强调的是民权。
“民国”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民国不如大清，总统不如皇帝”，于是，就有了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
可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制度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外族入侵，加上内部纷争，困难重重，中国还是不断尝试新的国体。从1912到1949年，我们先后有过军政府，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各种各样的国民政府，直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共建政前的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最初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去了“民主”二字，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宪法》第一条说，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根据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敌对分子实施专政。
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定义很灵活，这样，就给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杠杆。这一点，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不难看出，“人民”和“敌人”的定义和对象都是不断变化的。
这就像“民主集中制”，怎样民主？又怎样集中？什么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领导说了算。
从194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三十多年后，到1981年，才发现，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样重新解释，有两个用意：第一，我们搞的确实是社会主义；第二，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总书记赵紫阳看来，这让我们“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
一年后，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混合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改党章，认定中国在搞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国体，是个什么主义，一般人说不清。
2. 思想问题
国体没有定，是因为信仰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一直尊崇儒家思想，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比如“家长制的中央集权” ，“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价值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儒家的运动，洪秀全们所举的，是基督教大旗。
随着西风东渐，很多人认为，儒家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科举废除后，儒家思想更没有了制度的支撑，其命运也就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风雨飘摇。
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混合物。“新中国”成立后，起初，因为忙于各种运动，一时无暇顾及孔子。“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孔庙遭到破坏，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被毁，孔子和明代以后衍圣公的坟墓被炸开。这是有史以来对这位“至圣先师”最彻底的清算。
毛泽东告诉中央全会：“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对郭沫若说：“孔学名高实枇糠”。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只是流于形式，也是让孔夫子服务于现实的一种方式。
“文革”后，孔子渐被复活。“新儒学”的发展和兴盛便是一个标志。等到21世纪，“孔夫子”再次被用来服务于现实。中国在世界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学堂。
如何对待孔子？如何处理儒家的思想传统？是正在蜕变的中国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之一，成了“烫手的山芋”。
2011年1月11日，一尊象征着“九五至尊”的9.5米高的孔子塑像，悄无声息地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广场。这里西邻天安门广场，北望天安门城楼，与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对视。整整100天后，塑像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不知所踪。从这尊塑像的出现和消失，就说明中国对待孔子和传统文化的纠结。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最后胜出的，是马列主义，而且，独领风骚一个世纪。
其实，中国接受的，不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一系列改造的、变了味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的改造，成立“列宁主义”。经过斯大林的改造，成了“斯大林主义”。再经过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很复杂，包括有传统的帝王思想、乌托邦的理想、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儒家的家长制传统、法家的严刑峻法手段，等等。
1976年，毛去世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不久，就有了“邓小平理论”。后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现在信仰什么，一般人说不清。
结语
中国的蜕变还在进行中。
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没有一个稳定的政体，社会就不稳，就不停地动荡。每换一届政府，每换一个领导人，他们首先想要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修改现有的制度和体制。
历史上，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对稳定的，比如，社稷和天下是不同的，君权和相权是分开的，皇权一般是不下县的，改朝换代与普通百姓是没有很大关系的，等等。
从秦始皇开始，经过刘汉、李唐、赵宋，直到朱明，甚至努尔哈赤的满清，每次的江山易主，新主大多延续前朝的惯例，只做细节修改，不去改变基本框架，更不去变动体制的根本。朱元璋废了宰相制度，以君权代相权。满清设立“军机处”，代行很多六部的职能，都属于此类。
经过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完善，体制越来越牢固，才得以延续千年。
处于第三次蜕变中的中国，国体和政体都还没最后确定，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还没最后确定。
中国之选择马列主义，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极力推销，还因为，它的一些内容，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致。它的斗争哲学，与我们的阴阳理论相合。它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经过30多年的试验，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告诉李光耀，“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当他在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
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用什么来填补信仰的真空？民族主义？儒家思想？还是普世价值？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适度使用利国利民，过度使用有害无益。当然，我们不能像移栽一棵树那样，把“山姆大叔”的民主制度移植过来，栽在中华大地上。
中国的出路，在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的结合。这方面，有三个模式可以学习：新加坡，日本和台湾。
台湾将儒家的文化传统罩在了“三民主义”之上，大陆也要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才能够长久。
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三个地方的政治体制和运作方式很不相同。新加坡是儒家传统家长式的集权，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台湾则由人民直选总统。
美国一个电影里有句台词是这样的：“我们从哪里来，决定了我们是什么人，不过，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选择做什么人”。
最近几年，中国也在往这方面努力。
改变历史叙事的方式就是一例。比如，中国现在认为，日本侵华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不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而且，中国不再认为自己在“二战”中是独立作战，而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部分，在东亚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直到美英援助的到来。战后，中国又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创建者之一，参与组建联合国，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样的叙述，增加了中国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中国的格局。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其他方面的改变是不可却少的，比如，增加社会的透明度，扩大民众参与的权利，改变权力私有的观念，更好地与别的国家打交道，更好地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简单地说，中国的未来，在于传统思想现代化，中国思想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