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各类人物纷至沓来。有好奇者想一窥神秘的中央帝国的内部，有人想帮助中国，有人想改变中国。这其中，就有一些澳洲人。
在这些澳洲人中，最著名的要数莫里循和端纳。1912年，莫里循在北京帮着袁世凯劝说清帝退位、协商优抚条件时，他的同乡、另一位澳洲人端纳，正在上海帮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起草辞职咨文，准备将临时大总统一位让给袁世凯。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任袁世凯顾问的莫里循，和端纳一起，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首先泄漏给西方的报界，让西方政府给日本压力。结果，取消了其中第五号的七条要求，取得了胡适所说的“弱国外交的胜利”。
莫里循劝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还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端纳则在帮助孙中山起草了声明后，又帮助“少帅”张学良戒了毒瘾，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1936年的 “西安事变”后。端纳作为宋美龄的特使，从中斡旋，促成了蒋的获释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这两个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澳洲人。同样对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还有澳洲华侨，特别是1920年代，他们在上海南京路开办的“四大百货公司”，不仅领导了上海滩的时尚潮流，也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
我们这里谈的，是卷入中国大潮的普通澳洲人。
首先是“八国联军”里的澳洲军人。1900年，英国加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首先派出的是来自殖民地印度的军人，后来，又请另一个殖民地澳洲帮忙，派遣军队。
英国的军队正在南非打波尔战争，澳洲的军队也在那里帮忙。于是，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地便召集了一些退役的海军士兵，和预备役人员，集训了几周后，开赴中国，并自称是“中国远征军”。
澳大利亚的 569名士兵，在1900年9月9日抵达塘沽。上岸不久，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与德、奥、俄等国部队去夺取不远处的北塘镇，可是，因为走错了路，就迟到了，等他们到了地方，战斗已经结束了。
不久，他们又接受了另一项任务，从义和团手里夺回保定府。经过12天的行军到达时，保定已被俄国军队占领，敌人也投降了。
这些澳洲军人又一次失去了表现一下的机会。在从保定府返回的路上，他们一路抢掠。在他们看来，古老的中国，农村里那些个坛坛罐罐的东西，个个都是宝贝。可怜那些刚刚被义和团蹂躏过的村庄，再遭抢劫。
澳洲军队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放一枪一炮，就被分成两组。一组去北京维持社会治安，看守战俘，做消防员，维修铁路。另一组留在天津，也大多成了临时警察，在街上巡逻。
他们在京津两地，为恢复秩序，出了不少力。待到第二年的三月，他们离开中国，返回澳洲时，以前的几个殖民地，已经合成了澳大利亚联邦，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驾崩了。
六名澳洲士兵在中国牺牲，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水土不服，因为感染或是拉肚子。
还有就是传教士们。
从十九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500多名来自澳洲的传教士，占西方在华传教士总数的12%。以澳洲这么少的人口，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是马修斯(Robert Mathews)。1908年，马修斯赴华传教时，很多人认为，他的“年龄太大，不适合学中文”。在河南传教时，人们尊称他为“马先生”。马先生和其他的红毛鬼子不同，既不高大，也不傲慢，很谦逊，也很随和。
马修斯曾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传教，到过安徽的徽州、四川、西康等地。后来，回到上海，受“中国内地会”的委托，开始编纂汉英词典。
三年后，1931年，《马修斯汉英词典》出版，厚达1200多页，收汉字7785个，成语11万条，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从人文社科到科学技术，莫不尽录。
除了收词广泛，这本词典还奠定了以后汉英和英汉词典的编纂体例。先给出一个汉字，加以阐释，再列出由这个汉字组成的成语，并做进一步的解释。无论汉字，还是成语，都分别举例，说明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应用。
周有光先生认为，这部词典是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西方人用它了解中国，中国人用它了解世界。
马修斯“身材不高，瘦弱，削肩，一望而知是个学者”。直到1996年，他的词典还在第18次重印，说明人们一直在用。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马守真”。在中国工作了四十年后，马守真才退休回到墨尔本的家。
去中国传教的还有雷德小姐(Ellen Reid)，来自墨尔本郊区，只有24岁。一到上海，她就水土不服，休息调理了一段时间，便独自一人，从上海走到 云南，共用了六个月。这对一个单身，而且不会说汉语女性来说，困难可想而知。在云南大理，她遇到了另外一个澳大利亚传教士，二人结婚，定居下来。在当地办了鸦片戒烟所、幼儿园、医院，等等。在中国工作、传教11年后，雷德小姐死于难产。
共有150多位普通的澳洲女性，去中国传教，大多是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成员。而且，她们大多去往偏僻的农村，在穷乡僻壤，骑着毛驴传福音。
其中，就有来自墨尔本的桑德斯姐妹。1893年，去中国传教时，姐姐娜丽(Nellie Saunders)22岁，妹妹陶普思(Topsy Saunders)只有20岁。她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渴望传播上帝的福音的心。
姐妹俩来到福建的古田，经过短暂培训，就开始了工作。姐姐负责两个班的教学，学生都是当地十几岁的男孩子。妹妹则在北边20多里外的一个地方教妇女识字班。
1895年8月1日，酷暑难耐，主教史荦伯(Robert Stewart)率教会人员上华山避暑。当地数千名“斋教”成员，大多是无业游民，冲上华山，见人就杀。混乱之中，11名外国传教士遇难，这其中，就包括刚到中国不久的姐妹二人，后来，他们被安葬在福州的传教士墓地。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古田教案”。
三年后，另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牧师明鉴光(William Fleming)，为保护自己的中国助手潘寿山，在贵州被当地人刺死。又过两年，1900年7月，另外两名澳大利亚传教士库博(William Cooper)和巴勒特(David Barrett)，在山西被义和团杀害。
除了传教士，澳洲眼科医生拉莫森(Otto Rasmussen)，童年时期在上海度过，亲眼目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1920年代，做了医生后，便开始在上海为普通的工人阶级治疗青光眼。因为每天都和下层人民接触，深知他们生活的艰辛，后来还写了一本书：《中国需要什么》，“献给中国的青年男女，他们崇高的理想主义推动着中国从停滞的受人欺负的泥潭迈向艰难发展的正道”。
澳洲记者提莫里(Harold Timperley)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他每天发给《卫报》的新闻，给人们拼凑出一幅南京大屠杀的画面。他的报道，让日军的暴行暴露在世人面前。在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基础上，1938年，他出版了《战争意味着什么》一书，引起巨大的反响。用日本历史学家洞富雄的话说，这本书“唤醒了西方的知识界”。
提莫里不只是新闻记者，日本轰炸上海时，他还和法国神父贝桑(Jacquinot de Besange)一起，在上海法租界设立难民营，收留了数千名中国难民。
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辛德尔(Eleanor Hinder)，曾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干事。1926年，她受雇于上海租界的工部局，负责推行新的“工厂法”，为改善职工待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既聪明又能干的澳洲女性”，跑遍了上海闸北区的每一个工厂，纺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火柴厂，呼吁废除童工，改善工人、特别是女工的工作条件，保障她们的安全。。。
当古老的中国开始转身的时候，当传统的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这些澳洲人，来到中国。或许，他们没有想过要救中国，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中澳交流的桥梁，而只是想为中国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结果，有的被中国的大潮淹没，有的被拍上岸去。
而中国，一如既往，一直向前，就像他们从未来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