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一，“看不见的敌人”
2020年3月20日，澳大利亚开始封国，三天以后，墨尔本开始封城。
整整两个月前，1月20号，武汉开始封城的时候，我还以为离自己很远，没想到，这么快，病毒就来到了“天之涯”的墨村。
地球真的变小了，世界也变平了！
想当年，我来墨尔本读书的时候，中国到澳洲，每周只有两个航班。现在，每周有200个航班。
总理莫里森说，现在是战争状态，没事不要出门，要保持社交距离。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政治家是难辞其咎的。
一开始，你们说，“没事没事”。过些天，你们又说，“可能有事，但是不要紧”。再过些天，你们又说：“肯定有事了，可是，怎么办呢？”又过些天，你们又说：“这回是真的有事了，可是太晚了”。
政治家是社会的领头羊，你们的决定，牵涉到千家万户，甚至很多人的生离死别，不是儿戏！
二、“又是吃出来的”
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有很多说法，我更相信，来自那个华南水产市场。
也就是说，这一回，又是吃出的问题。早几年，吃出个萨斯。依然不改，依然什么都吃。
有人说，这是中华饮食文化，不易改的。可是，要知道，我们中华的饮食文化并不一直是这样的。孔子在《论语•乡党》里，就有很多吃饭的原则。他说：
“陈旧的粮食不吃；腐烂的鱼肉不吃；变色的食物不吃；变味的食物不吃；烹饪不当的不吃；未成熟的东西不吃；肉没有割的方方正正不吃；没有调料不吃；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不吃”。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吃的很君子。后来，就什么都吃了，为什么呢？
翻翻中国历史，就知道，上下几千年，动荡多于安定，破坏多于建设，而普通的老百姓呢？挨饿的时候多于吃饱的时候。
挨饿的人，就没有挑剔的资格。所有能填饱肚子的，都吃。为了能吃下去，就不断地改进烹饪技术，结果，中餐成了世界美食。
这一回，又吃出个“新冠病毒”，让全世界很多人跟着受罪。
如果饮食习惯不改，下一回，不知又吃出个什么病毒来。要说国人的饮食习惯不能改变，也是没道理的。治理酒驾就是一例。
这可能是最近几年中国最经典的司法进步了。 “酒驾一律拘留，醉驾一律入刑”，这样的严刑峻法，让很多人改变了饮食习惯。酒后开车大大减少，马路杀手大大减少，保全了很多的家庭，留住了很多的生命！
传统文化的改造，良好习惯的形成，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要有法律，要软硬两手。试再举一例。
甲午战争后，日本割据台湾。为了改变当地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出台了“放尿罚钱”条例。条例规定：在街上随地大小便者，处以15日以内的拘留，或10元以下的罚款。短短几年，从台北到台南，便没有了随地大小便的行为，环境随之改善，也防止了疾病的传播。
三，“不同的封城”
同样是封城，中西有不同。
武汉只需一声令下，人们便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澳大利亚不行，因为国情不同，文化不同，无法抄中国的作业。
墨尔本的封城，一二三级，逐步严格。每一次，从总理到州长再到首席卫生官，都要苦口婆心，一再劝说大家不要出门，待在家里，防止病毒扩散。
即使是现在的三级封城，公交在跑，超市在开，大街上车来车往。我依然可以每天下午出去锻炼，去高尔夫球场练习挥杆，或是沿着山脚下的小溪走上几公里。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感叹，中国人既不能痛快地活，又不能爽快地死，这是因为他在西方生活多年，对他们有较多的了解。
西方人认为，人要活的潇洒，死的痛快。封城之初，很多人不顾政府警告，继续到公园烧烤，去海边聚会。还有人上街游行，反对封城，他们打出的标语是：“要么自由，要么死亡”。
他们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这种文化心理，是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他们相信，病人出门一定会戴口罩，不然不会出门。
当然，这也是可以改变的，一旦病魔来袭，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谁都害怕。慢慢地，他们也习惯了在家隔离，习惯了出门戴口罩，习惯了保持社交距离。
面对疫情，各国采取不同的办法，很好理解。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也没有照搬照抄任何人的，而是搞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有自己的做法，美国澳洲各有不同的应对措施，韩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又采取另外的方法，到底哪种办法更加有效，现在还言之过早，要等疫情过后才能下判断。
四、“世界从此大不同”
有一点可以肯定，疫情过后，世界将会大不同。
从微观方面来说，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发生改变，比如，见面打招呼的方式，饮食习惯，工作方式，生活的态度，等等。
从宏观方面来说，这次疫情或将终结近百年的全球化，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
上一次的全球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全球贸易”为标志，被称为“美丽的时代”，后来，就结束了。有人说，是“一战”终结了全球化。也有人说，是全球化的结束导致了“一战”。
这一次的全球化，始于1970年代，通过相互贸易和投资，通过人口流动和知识传播，地球变小了，世界联系的更紧密，更加相互依赖。
由此产生的很多问题，需要各国密切合作，才能解决。比如气候变暖，单纯靠一两个或几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地球人共同努力，才能避免。这次的疫情也再次说明，国际间的密切合作，能有效地降低感染率，也能减少人员的伤亡。
所以，可以肯定，全球化不会彻底结束，只是会换另外一种形式。
在这个新形式的全球化中，中美关系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否脱钩，可以肯定的是，中美过去三、四十年的那种关系，将会一去不返。
有些美国公司会撤离中国，美中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加剧，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上会有更多的摩擦，再加上不易解决的贸易纠纷，两国关系将更加跌宕起伏。
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原因，从前，美国的两大党 – 民主党和共和党 – 在处理中国事务时，经常有分歧。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都猛烈批评中国，上任以后，便采取务实的做法，对华态度慢慢改变。现在，两大主要政党的对华态度渐趋一致。特朗普更是一个不靠谱的总统。还有，在华盛顿的智库，在纽约华尔街，过去都有不少人替中国说话，现在，这种替中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还有，这一波全球化的结束，必将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民粹主义的盛行。而要积极参与新的全球化，各国都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所以，在今后一个时期，无论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总而言之，疫情过后，我们将面对一个复杂的、更加动荡的世界。
五、“中国处于拐点”
中国这些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无论是地区问题，还是国际问题，影响都日益明显。这一点，与其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有密切关系。从“一带一路”的建设，到亚投行，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现在的中国，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拐点。中国现在需要选择的是，是继续参与已有的国际秩序，还是要另立炉灶，自己组伙。
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如果这样做，中国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从长远讲，继续扮演“跟班”的角色，在很多问题上的，只有服从的份。
另外一个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因为这次疫情引发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不会向中国问责，会不会要中国赔偿。更重要的，这样一来，中国要怎样应对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变化。
某种程度上，这次疫情，对中国是个机会。
坦率地说，从疫情发生，直到现在，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和中国人持同情态度，毕竟，对别人的不幸或灾难欢欣鼓舞，抑或幸灾乐祸，都不是文明人的行为。
中国应抓住这次机会，与国际组织合作，独立调查这次疫情的源头。这样，既可以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更重要的，也能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的灾难。
总有一天，疫情会过去，世界会追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真诚合作，将会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也将进一步改善与各国的关系。
更重要的，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应有的担当也相一致。
当然，中国还有另外的选择，就是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中国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如何处理疫情过后的国际关系。可以肯定，疫情过后，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俄罗斯和非洲国家，都会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点，不用怀疑。
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考验是，如何面对一个孤立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当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我们中国已经这样过了几千年，再这样继续过下去，也未尝不可。
总之，又一次处在历史拐点的中国，需要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