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在澳洲，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自己生活了近六万年的土地上，先是被剥夺了生存权，后来，又被剥夺了公民权，直到现在，也不被宪法承认，这群人，就是土著居民。
他们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恩怨情仇，语言难以表达，文字诉说不尽，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结。
据考古学家说，澳洲原住民，是在大约6万年前，离开东非大陆后，经中东和东南亚过来的。几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在这块南方大陆生息繁衍，慢慢形成不同的部落。虽然部落之间也时有战争，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和平相处。
1770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抵达澳洲东海岸，并以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宣布这里为英国领土。这是澳洲土著第一次接触欧洲殖民者，此时，他们大约有100万人口，讲250多种不同的语言。
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领的“第一舰队”抵达悉尼植物湾，开始了殖民澳洲的进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万年的土著人，也就开始了被殖民的生活。
美国与印第安人，新西兰与毛利人，都签署有某种形式的协议。相比之下，澳洲土著就没有那么幸运。
首先，很多人死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如天花、麻疹和肺炎，这是19世纪土著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其次，土著人大多以狩猎採集为生，可是，当他们的土地被占领，水源被掠夺，被殖民者改为牧场以后，也就断了他们的生路。
小规模的冲突更是随处可见，而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纽卡索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500多处这样的屠戮地点，据统计，被屠杀的土著人在4-6万之间。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欧洲殖民者抵达之前，有大约15000土著人，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全被灭绝了。
和澳洲的邻居新西兰相比，更能了解土著的处境。早在1867年，新西兰就通过了《毛利人代表法案》，第二年，也就是第四届新西兰议会选举时，就设有毛利人选区。虽然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意在减少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十年后，这些选区便成为永久建制。现在，每三年一次的新西兰议会选举，全国除划分为71个普通选区外，还重叠划分出7个毛利人选区。在这些选区，候选人不一定是毛利人，选民却必须具有毛利人的血统，这样，选出的议员当然就会代表毛利人的利益。
澳洲土著虽然不停抗争，命运的改善却不令人满意。
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土著人口还剩10万左右，减少了大约90%。他们不仅没有选举权，人口普查也不算他们在内。
殖民者认为，土著难逃灭绝的命运。为了尽快同化他们，从1870到1970年代，一百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机构、教会，甚至慈善机构，偷偷地抢走土著儿童，有的交给白人家庭，更多的是集中抚养，强迫他们接受白人文化。在某些地区，三个孩子就有一个被强行带走，混血儿童更容易被强制离开生身父母。
1938年1月26日，欧洲殖民者纪念殖民澳洲大陆150周年之际，土著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殖民者掠夺他们的土地，杀戮他们的人民。从此，每年的“国庆节”，他们又称之为“哀悼日”。
1962年，联邦政府赋予土著人选举权。1966年，土著人权活动家凌家利(Vincent Lingiari)领导了著名的土著人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很低的工资报酬。1967年，全民公决修改《宪法》，从此，土著居民列入人口普查。1972年，他们在联邦国会门前设立“土著人大使馆”，抗议白人殖民者抢走他们的土地。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政策，努力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
1971年，法官布莱克布恩在判决一件地权官司时，认为，澳大利亚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是“无主地”。这一判决，不仅剥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直到二十年后的1992年，高等法院在审理马保法案时，才推翻布莱克布恩的判决，第一次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
1976年，惠特拉姆政府通过《土著地权法案》，承认他们在北领地的地权。1985年，联邦政府将乌鲁鲁，又称艾尔斯岩，归还给原住民。
二十世纪后期，与原住民的和解加快了步伐。1991年，“土著和解委员会”成立。1998年，修宪会议召开，与会者建议以“共和”的模式，在宪法前言中明确肯定原住民的地位。然而，这一建议在全民公决中被否决。1999年，联邦议会通过了霍华德总理提出的“和解动议”，承认错待土著居民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可是，霍华德拒绝做出正式道歉。2008年，陆克文总理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向“偷走的一代”道歉。2010年，联邦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包括议员、法律专家和土著人领袖，讨论如何在宪法中更好地承认原住民。不过，在这一专门小组提出建议后，为此准备的全民修宪公决在2013年被取消。
与此同时，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机构，制定了许多政策，希望改善土著人的生活处境。双方都一再努力，希望达成和解，希望解决问题，遗憾的是，有很多的开始，很多的起点，却没有坚持，没有结束，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在澳洲，只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聚会开始前，主持人都会说：“我们承认，这块土地传统的主人是xxx部落人，我们承认，他们对这块土地、水源和文化的历史联系，我们在这里向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者们致敬”。
这种形式主义，一点也不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政府和土著社区，各说各话，不能协调一致，更不能像一个乐队，奏出和谐的乐章。
这其中，有文化的问题。比如说，西方人与人交流时，多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眼神传递的信息，很多时候，多过语言；说话的一方往往主动，控制着交流的节奏。而在土著人社区，信息交流往往只在群体之间进行，或是一个人面对一群人，很少在个人之见进行；双方没有眼神的交流，而且，听讲的一方控制着交流的节奏。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种族歧视，所以，时至今日，土著社区仍是问题很多。
他们的就业率只有46%，其他社区为72%，相差26个点。土著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学习成绩差，读完12年级的很少，去读大学的更少。即使进了大学，读完的还不到一半。
他们的健康水平远低于其他澳洲人。患各种疾病，甚至残疾的，是其他人的两倍。因为贫困、患病、缺乏教育、滥用毒品等等，他们的平均寿命远低于其他人群。据2018年的统计，土著男性平均寿命71岁，其他澳洲人81岁；土著女性平均寿命75岁，其他澳洲女性84岁。
虽然只占总人口的2%，犯罪率却很高。在澳洲监狱，28%的是土著人，女犯的比例更高，达34%。换句话说，每四个服刑的犯人中，有一个土著；每三个女犯中，有一个是土著。
可以说，澳洲原住民与欧洲殖民者的关系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