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没有安全感，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种感觉，当然就影响到她的一系列内政和外交。
1788年，菲利普船长带着732名犯人和245名海军士兵登陆悉尼植物湾时，这块南方大陆不仅地处偏远，而且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这批被英国社会抛弃的犯人，因此，很多人认为，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除此之外，土著居民的反抗，是另一个不安因素。欧洲殖民者抵达时，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6万年，有100多万人口，讲250种不同的语言。
一开始，英国政府和菲利普船长都希望和土著居民建立友好关系，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双方的敌对持续了很多年。到1900年，全澳土著居民还有不到10万人，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甚至灭绝了。这不只是因为白人殖民者的屠杀，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传染病。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殖民者击退了土著人的反抗，慢慢站稳脚跟，几个殖民地也渐具雏形。
这个时候，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发现了金矿。继美国的“旧金山”后，墨尔本成了“新金山”。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带着发财的梦想，涌向这里。其中，就有很多来自广东的农民。在当时的广东台山，传言说，到了金山，走路都能踢到金块。
还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从广西的金田，刚刚起事，整个南部中国，天下大乱。珠江三角洲很多种地的农民，为了逃生，更为了发财，漂洋过海来到澳洲大陆。
短短几年，就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在一些金矿区，华工超过其他人数的总和。不仅如此，“新金山”大多是冲击型的矿脉，很适合中国人的集体劳作。他们来自一个县，或是邻近村庄，甚至一个家族，几十人一伙，有的担水，有的筛沙，有的在营地埋锅造饭。即使是在欧洲人放弃的矿区，也能有所收获。
这让欧洲来的淘金者大为不满。为了经济利益，也出于安全考虑，这块南方大陆便开始限制华人入境，先是维多利亚，接着是其他几个殖民地。他们要关起门来，阻止有色人种进入，保持一个“白种”的澳大利亚。
似乎这还不够，国际环境的变化，给澳洲几个殖民地带来了新的安全忧虑。其中之一，便是日本在亚洲的崛起。“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赢了大清帝国，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罗斯帝国，成了东亚的霸主，不仅如此，还有准备南下的架势。
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英国虽是祖国，毕竟相距遥远。一旦日本人打过来，想帮忙也是鞭长莫及。这个时候，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地意识到，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敌入侵。这便是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
所以说，今天的澳大利亚，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限制移民，要阻止有色人种的进入，要建立一个“白色的’纯种的澳大利亚，二是国防安全的考虑，要团结起来，才可能抵御日本的侵略。
联邦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法律，便是《移民限制条例》。与之相配套的入境“听写测验”，及其他一系列限制措施，使得澳洲人口的增长非常缓慢，华裔人口更是连续多年负增长。
没有人，打起仗来就麻烦了。‘一战’爆发后，澳洲便深有体会。一开始，征兵的条件非常苛刻：年龄、身高、胸围，都有严格要求，而且，必须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才能入伍打仗。后来，随着战事吃紧，入伍的条件不断放宽，一些华裔青年也得以上前线，包括著名的华裔神枪手沈比利。
“一战”并没有让澳洲开始认真考虑人口的问题，要到“二战”以后，人口问题才愈加突出，特别是战争期间，日本军机轰炸了北部的达尔文港，这一下，让一直以为自己远在天边的澳洲人发现，战争随时就会来到家门口。
战后，澳洲社会达成的共识是，要么增加人口，要么就会灭亡 (populate or perish)。政府开始资助年轻力壮的英国移民，来这块南方大陆定居，可是，依然无法实现每年人口增加1%的目标，于是，便开始大量吸收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很快地，澳大利亚的人口便从1945年的700万人，增加到1959年的1千万人。
单纯增加人口还不行，澳大利亚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经济实力有限，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还要和老大结盟。他们认为，要帮着老大，等有麻烦了，老大就会帮你。这个老大，先是英国，“二战”后，便是美国。
1899年，英国开打波尔战争时，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地都派兵参加。后来，中国的“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联军”之一的英国因军队正在南非打波尔战争，无法抽身，便要求澳洲援助。正在商讨成立联邦的几个殖民地，也没有多少军队在家，便召回一些海军预备役人员，短训几周，开往中国塘沽。
澳美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是在1918年7月4日。在澳大利亚将军莫纳什的指挥下，两国军队向驻扎在法国小镇哈梅尔的德军发起攻击，短暂的战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成为盟军西线战役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超级大国，澳洲与美国也就越走越近，安全上基本依靠美国的保护伞。美国参与的战争，大大小小，澳洲都派兵前往，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有时派出几千人，有时只是几十人。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小国生存的困难时说，大国之间打架的时候，小国夹在中间，不好应对。大国互相亲热的时候，小国也会左右为难。
最近三、四十年，夹在中美之间的澳大利亚，对此深有体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给澳洲带来了繁荣。先是资源出口，然后是教育、旅游和服务业的输出，澳洲因此保持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跟据2018年的统计数字，平均起来，每个澳洲家庭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获益将近2万澳元。
与此同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并未松懈。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一再强调与美国的共同价值和传统友谊。
过去几十年，至少从霍华德任总理开始，澳大利亚是赚中国的钱，和美国结盟。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做法，一个政客形容说，这就像骑在两匹马上，虽然要不断保持平衡，却也可左右逢源。
问题是，当两匹马渐行渐远的时候，或者，当两匹马奔向不同方向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进退两难了。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方面的纠纷，就让澳洲很是忧虑，安全问题也就再次提上日程。
这些年，在澳洲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明显地分为两个阵营。一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将对澳洲构成威胁，所以，要抱紧美国的大腿。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彼得·简宁思（Peter Jennings）就这样认为。另外一种观点相信，美国已是明日黄花，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将会慢慢退出，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崛起，是无法阻挡的。因此，澳大利亚要利用与美国的关系，请美国在亚太地区让出一些空间，让中国得以生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中美之间采取一种“绥靖政策”。这种观点，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教授（Hugh White）为代表。
即使是怀特教授，看法也在不断改变。最近，在刚刚出版的《如何保卫澳大利亚》一书中，怀特教授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日渐衰落，未来，澳大利亚不能指望美国的保护，要有自我保卫能力，为此，澳大利亚要有自己的战机、潜艇，甚至核武器，可是，要发展这些东西，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澳洲只是一个中等国家，无力承担。这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所以，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澳大利亚都会没有安全感，和200多年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