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和秦以后的“中华帝国”时期。
秦始皇统一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一直在这个帝制的磨道里转圈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千年犹行秦政制”。
这种“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体制，中国是怎么进去的？现在，面临再次转型的中国，怎样才能走出这一“模式”呢？
关于这个“模式”的形成，有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是自然环境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处在一个封闭而又广袤的地区。说封闭，因为它的东边是大海，北边是草原，西边是沙漠，西南和南部是高山。说广袤，因为它又有足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供我们折腾。
在这一环境中，产生了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我们务实的文明，让我们不用去关心外面的世界。
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一盈一虚，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我们的性格，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除汉武帝主动征伐匈奴外，历史上，中国很少出兵国外，最多也就是应属国的要求，去镇压当地的叛乱，比如对越南，还有对朝鲜。
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明朝，中国的版图没有很大的变化。两个疆域最大的朝代，都是少数民族开拓的。元朝时，广大的疆土是蒙古人开拓的，中国是被他们征服并统治的国家之一。满清的版图基本奠定了今天的疆域，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几位满族统治者开拓的。
中国在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了自己的文明，在这种文明的框架内，形成了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虽然这种文明和这种制度相互影响，可是，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到来，中国就会一直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循环下去。
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和美国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都这么认为。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在这篇文章里，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哲学或思想层面的原因，第二是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因素一一列出，只可能举出一二，从中一窥端倪。
了解了这一体制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走出，也就清楚了。
一、 思想的因素
1，哲学的突破
公元前八到三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四地，先后发生了思想革命，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经过这次思想变革，人们逐渐摆脱迷信和神话思维，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解释人类和宇宙。
具体地说，犹太人和印度人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犹太人有了一神教，有了造物主的观念。印度人则有了“生命轮回”的思想，开始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希腊思想的解放表现在从“神话”向“理性”的科学思维的转变，他们不仅开始探索各种自然现象，也开始讨论政治与伦理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则更偏重人文精神。面对礼崩乐坏的世界，思想家们更关心政治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思想家，中国的思想家们更关心“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更具有历史性和人间性。
从此，东西方文明就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2，哲学的突破在西方
在希腊，“哲学的突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将世界分为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代表的古典哲学，将世界划分为真实的和现象的，世间的和超世间的。两个世界界限分明。他们认为，超世间不仅高于世间，外在于世间，也是世间一切价值的源泉。
苏格拉底认为，要认识自己的无知，要获得足够的知识，去追求至善。柏拉图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比物质世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需要透过心灵去了解，而且，只有在精神的世界，才存在完美的观念。
以色列出现了先知运动，出现了普遍而超越的上帝观念，上帝通过使者先知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世间不仅依赖于上帝而存在，也是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
犹太人开始有了严谨的一神教信仰，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绝对的神。正义的耶和华必将惩恶扬善，因此，信徒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西方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都把超世间和世间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所以，直到现代，许多西方的知识人都认为，他们的本分是维护永恒的价值，而不应卷入世间的活动，特别是世俗的政治，因此才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说法。到了奥古斯丁时期，开始有上帝的王国和世间的王国之分。法国哲学家本达认为，西方知识人一直都遵守耶稣的信条，信奉“我的国不属这世界”(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野，世间与超世间的同时存在，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同样因为这个原因，面对纷乱的世界和人生的苦难，宗教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也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精神的和宗教的力量，使之距离世俗的社会越来越远。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统治非常严厉，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占据主要地位的基督教文化，设立宗教裁判所，控制文化的发展，限制科学思想的传播。教士不能结婚，必须禁欲，人们要将一切献给上帝，死后才能升入天堂。
因为知识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因为基督教的扩张本性，使得西方文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着魔和解魔的过程，或者说，有个升天然后又降落人间的过程。
西方的着魔，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罗马帝国的衰落导致社会治理出现空挡，需要有宗教来填补；第二，基督教本身主动进取的特点，他们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第三，教皇的力量。
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有明显的内在缺陷，无法解决晚期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导致帝国垮塌。与此同时，基督教伦理符合社会的需要，更加人道，更加贴近大众，教会本身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具有组织上的优势，
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多神教变为一神教。不久，西方开始“着魔”，进入中世纪。
在夏洞奇看来，不管是基督教化，还是伊斯兰教化，都是因为有这种社会需要，在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社会上有一种对着魔的特殊需要。多神教自身的缺陷，古典文明的衰落，礼崩乐坏，政治权力和权威出现了真空，教会就进入了，介入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除了社会的需要，还有基督教本身的特点。基督教文化是扩张型文化，基督徒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传福音。他们认为，要在末日到来之前，让人类的全体都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进入天堂。因此，基督教不断地向各地派出传教士，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手捧《圣经》的传教士，比携带枪炮的殖民者更先到达。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积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一些没有语言的居民，他们还帮助创作语言，翻译《圣经》。
基督教的传播经历过三个重要时期：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和地理大发现时期。教皇，特别是两个格里高利教皇，对于推广基督教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对抗世俗的政治，以及对抗伊斯兰教。
在西欧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利用当时形势进行改革，使得罗马教会获得空前的发展。谁有权任命主教？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这一问题上斗争激烈。教皇认为，上帝创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将所有的人集中起来，执行上帝的旨意，因此，教会高于任何人造的机构，也高于国家。教皇是“无国界的国王”。
如果单纯地说，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有点片面。还有“哲学的突破”所产生的思想影响，把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为现世和超现世。因为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因为有超现世的存在，所以，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们可以选择逃避。
很多的因素综合起来，相互作用，促成了中世纪的出现，或者说，是中世纪“着魔”的前提条件，虽然现在的很多学者也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黑暗，那么停滞。
我们发现，在西方文明演化的过程中，每一次大的转折，思想家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宗教的传播和精神主导地位的获得。在文艺复兴时期，借“恢复”古典文化而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直到现代化社会，很多的时候，思想家像是遗世独立的圣人，不仅批评社会的现状，而且预测社会的发展。
文艺复兴，就是要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从“着魔”变为正常，从天上降落人间。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也是将人变为“大写的”人的过程。
这个过程漫长而又艰难。单纯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说，就经过了三次文艺复兴，分别发生在公元8世纪，12世纪，还有14到17世纪。
先是发生在公元8到9世纪的“卡洛林文艺复兴”，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所取得的进步表现在艺术、哲学、文学、建筑和宗教典籍等许多方面。
接着是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发生重大变化，人们重新找回了哲学和科学的源头，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然后是15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次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人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借“恢复”古典而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制度。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源于这次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开端，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它使得欧洲摆脱封建宗教的束缚，变得自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并开始向全世界传播。
三次文艺复兴，每一次转折关头，我们都能看到著名的思想家产生的影响，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三杰”，到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拉伯雷和波兰的哥白尼。在经过了中世纪的着魔以后，思想家们发现，双脚还是要站在地上，才有力量；还是要更关心当世的事情，来世才有着落。
经过宗教改革，经过人文哲学的突破，几经努力，终于摆正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从此开始。
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文明史的演变过程中，宗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时候，宗教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深远而细致。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该书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他认为，城市公民道德的败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基督教的侵入，将人们对现世的兴趣转向来世的天堂，基督教侵蚀了当时的社会道德，扼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破坏了帝国的政治统一，并引发罗马帝国走向末路。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的角色，也不可忽视。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从宗教改革所推动的宗教思想中找到，例如，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不仅支持世俗的活动，而且支持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追求。简单地说，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的第一批移民中，很多是清教徒和逃避宗教迫害的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因此，美国的《独立宣言》深受《圣经》和基督教文化影响，。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政治，还是社会的其他方面，宗教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福山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治，很多的时候，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二者都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民主源于宗教里人与人的平等，而法治的前提则是敬畏，包括对于权威的敬畏，以及对于法律的敬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敬畏之心就难以培养。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的很多追求，都是通过宗教实现的。在这里，宗教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对于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的发展，都很重要。
3， 哲学的突破在中国
“哲学的突破”后，中国文明朝着与希腊不同的方向前进。
诸子百家中，大多关注世间的事情，比如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的治理。也有思想家关注现实世界以外的事情。邹衍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惠施“以坚白鸣”，有“历物十事”；墨家主张兼爱；道家主张无为。遗憾的是，这些理性的思辨，大多没有流传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些思想不能直接应用于乱世，为治国者所用；二是他们不仅受到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抨击，也不为后世务实的读书人所容，著述和思想都难以留传下来。比如，杨朱说过，“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也”。他的思想，曾经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孟子却认定，杨朱和墨子都是“无父无君”的“禽兽”。
金春峰认为，孔子是“哲学的突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方向。
万昌华在列举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相同之处后，也强调说明二人在许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国家的治理，知识的追求，对统治者的态度，以及对妇女和体力劳动的看法，等等。
和希腊哲学家将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不同，中国的思想家更关注现世的事情。视野所及以外的其他事情，或不愿去谈（“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或不屑去谈（“未知生，焉知死”），或认为不值得去谈（“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为什么诸子百家更加关注现世的世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皆出于王官”。
“百家争鸣”形成的人本主义氛围，加上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纷乱局面，为“士”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
因为宗法制的衰败，以及私学的兴起，春秋末期，“士”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到了战国时代，他们在政坛上就更加活跃，很大程度上，成了这场“千年之变局”的导演。从李悝、吴起和商鞅，到惠施、张仪和苏秦。这些“士”们， 把中国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特别是法家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同样因为“哲学的突破”后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环境和土壤。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多神崇拜阶段，和原始社会的英雄崇拜差不多，见庙就进，见神就烧香。我们拜各种神，从关公、土地、灶王爷，到祖宗、耶稣、观音菩萨，数不胜数。
就多神教和一神教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来说，不是说后者比前者更高明，而是前者比后者更接近原始状态。
多神教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不断地改朝换代，走马灯似地换皇帝，我们也能接受，因为我们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神。如果一个不灵了，我们马上就会转而去拜别的。有时，我们还会自己制造出神来，然后顶礼膜拜。
如果说宗教有什么用途的话，它是人类精神升华的途径之一。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精神就难以升华，社会就会物欲横流。
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的时间，是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物质的阶段，实用的阶段，没有进入精神的层次。即使是在拜神的时候，我们所拜的，也不是神的位置，而是神的威力，是其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影响。就像我们拜皇帝时，所崇拜的，不是皇帝的权威或位置，而是他的生杀大权。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崇拜某个神，相当虔诚，拜的五体投地，也很容易就抛弃某个神，弃之如敝屣。
德国的一位汉学家说，秦以后，中国文明就不存在了。这是因为，秦统一后，中国就进入了集权的帝制时代。已有的哲学体系没有创新，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思想变迁更无从谈起。
明代中叶，当西方开始文艺复兴，开始近代化的时候，中国文明的低俗化开始加速，变得庸俗、物欲、政治化。
直到现在，我们谈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多是指秦以前的。秦以后的中国哲学，既没有创造性，又没有独立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更没有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汉代的独尊儒术，隋唐时期儒佛道的冲突与磨合，宋元明清儒佛道的融合以及由此转生的理学，都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延伸、演变或注解。
和战国时期的“士志于道”一样，后代中国的读书人也有“道”的传统。他们常常说的就是君子“从道不从君”，或是“安贫乐道”，等等。不过，什么是“道”？则没有明确的解说。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董仲舒认为“道”是万事不变的永恒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朱熹认为，“道”就是“日用事务当行之理”。
总的来说，“道”是一种“内在于心”的东西，是主观的、可以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东西。如《道德经》所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用余英时的话说，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道”和西方教会所代表的上帝“确有其想通之处”，不过，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的制度和礼仪表现而树立起来，“中国的‘道’则自始即是悬在空中的”。 “道”与宗教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它没有超越性，不是外在于心，或超越于尘世的东西。
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每一步都不容易，又没有客观标准，以致于有些人一辈子停留在“修身”阶段。因为怎样算是“修身”完毕，如何才能得“道”于心，都是很主观的。
二、 体制的因素
1， 思想与体制
“周秦之变”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与西方的帝国，比如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或奥匈帝国，有很多的不同。
有学者认为，无论一个帝国是否君主政体，也无论存在时间的长短，只要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强大的军力和扩张的特性，就可称为“帝国”。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中国的历代王朝才是唯一“合法的帝国”，其特点是，有皇帝，有统一的疆域，有统一的文化，居于世界的中心。
这种神化的色彩既体现在君权的至高无上，也表现在国家的正统地位方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如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就不是“帝国”，其他的“化外之土” – 无论东夷西戎，还是南蛮北狄 – 都不能称为帝国，其君主也 不能称为“皇帝”，只能称为国王、汗或酋。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续至今这个问题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统一的文字。他认为，在中国广阔的疆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说的方言千差万别，不过，因为我们有同一的书写文字，所以，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安徽”的唐先生可能错了。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一种表现工具，所表现的内容，所体现的精神内涵，非常重要。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神化的皇权观念和正统的帝国意识，至关重要。它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也是中华帝国分裂后还能再合起来的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正统与神化的观念，即使是在国家分裂或分治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也在盼望统一。所以，简单的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统一的时期和盼望统一的时期。
中华帝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控制的严密，到达社会的最底层，控制到每一个人。秦汉之际形成的“中华第一帝国”，就具有这些特点。秦汉时期，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宗法制，成为社会政治的基础， 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用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话说，“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要到一个朝代的末期，如东汉末年、明末或清末，社会控制才会有所减弱，所出现的空挡，一般由家族或乡绅来填补。帝国分裂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也会减弱。葛剑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中国，“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对统一的中华帝国来说，严密的社会控制，突出表现在思想的控制。这是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现的。硬的控制，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都属此类，以惩罚为手段，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乾隆帝编篡《四库全书》，则属于软的控制方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录了从先秦到乾隆年间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甚至包括西洋刚刚传入不久的科学技术书籍。
不过，乾隆编篡《四库全书》的目的，是“寓禁于征”。编辑的方式，用鲁迅的话说，可谓“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进一步说，这一编篡工程“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他还把这件事与其他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这一浩大的工程，评论家唐弢说的更加直接：“《四库全书》将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起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厘定，大都说的很清楚”。
保证帝国正常运转的，除了思想的控制，还有一套早熟的官僚制度，以及等级分明、组织严密的官僚机构。
从康德到韦伯到福山，都对中国早熟的官僚体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只是从社会治理的方面来说，没有注意到这种早熟的政治体制对于中国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思想的钳制，以及创造性思想的缺失。
以科举为例，这是“外儒内法”的传统治理方式的重要环节，是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度化的统一和钳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英雄便纷纷跻身仕途。在赵国的中牟，半数的种田人放弃耕作，进入私学读书，以图为国所用。宁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十五岁弃稼而学的少年郎，三十岁学有所成，为西周君主所器重。战国时期，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混乱，更为读书人提供了机会。出身于魏国寒门之家的张仪，投奔楚国，成为相国的门下客。一次饮酒时，相国丢了一块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殴数百下”。张仪仓皇逃回家中，妻子说：“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诸侯，怎么可能受这样的侮辱？”张仪不为所动，问他的妻子：“快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在”，张仪马上回答：“那就够了。”
自隋朝605年开科举，到1905年废除，在长达13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教育和人文思想，影响深远。
从正面来说，科举为中国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从反面来说，僵化的考试内容、迂腐的八股文风，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思考和创造能力。发掘的人才，也只是“帝国”这一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明清两朝，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技术方面有成就的大家，多是科场失意之徒，就反正了这一点。用顾炎武的话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科举，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标。在我们的农耕方式越来越精细的同时，我们的文明形式和制度，也越来越成熟，对人的控制，也越来越缜密。
不断修正的早熟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僵化的科举考试，不仅固化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也让我们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
2， 体制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是说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便会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不断地自我强化，再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还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诺斯以此理论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走上某条道路，会夸大过去的绩效，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时，无论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都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会顺着惯性前行，甚至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像是物理学中的“惯性”。
有的人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就是自我强化。热恋中的男女，对对方的小毛病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对方下次一定会改，这种一叶障目的情况，就是“路径锁定”的现象。
一旦出现“路径依赖”，制度的改变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困难重重。一般来说，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三：第一是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它们在制度演变过程中是连续的，累积的，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其次，非正式规则对制度的连续性影响更大。这些规则多是内生的、连续的、缓慢的，和传统文化关系密切。第三，一种制度形成后，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会希望巩固和强化现有的制度。虽然制度的改变会对多数人有好处，也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不会轻易得到改变。不只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哪怕是其他人，也会反复考虑这种改变需要付出的成本和所可能获得的利益，很多的人会采取英语谚语所说的，“如果没坏，就不要去修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回忆过去时，会有不同的选择机制。痛苦的事情，会觉得时间短暂。而幸福的时光会觉得时间相对较长。孔子的要恢复西周，可能就是出于这个方面的原因。虽然“吾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西周的美好时光，孔子还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是说自己只是叙述和继承西周的礼仪规矩，并不是要新立一套礼仪规范。这是主动的“路径依赖”。
举一个“路径依赖”的实验。实验将五只猴子放进一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任何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不知这里的“规矩”，竟又伸出上肢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它们代替人执行惩罚任务，将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实验人员如此不断地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五只猴子全是新的，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后来，在实验人员和高压水都不介入的情况下，猴子们也恪守“不许碰香蕉”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这种“路径依赖”的例子，举不胜举。
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历史，就这么样，从秦始皇开始，一路“依赖”下来，千年不变。
西汉建立后，基本上承袭秦的体制：皇帝总览全国大权，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萧何以秦律为蓝本完善了法律制度，叔孙通以秦的礼乐为模板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乐制度，张苍在秦制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立法和度量衡制度。其他如赋税制度、官吏的选任和管理，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也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唐承隋制首先表现在，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还继承了隋朝的郡县制，只是将隋的“州”改为“道”而已，对于隋的均田制和以《开皇律》为代表的法律法律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隋朝首创科举，并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也为唐朝原封不动地继承。
清承明制是说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源于明的框架，只经过些微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将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继续“票拟”制度，等等。皇太极仿明制设都察院和宗人府，前者作为最高监察机构，纠察弹劾文武官员；后者则负责管理皇族事务。清的创新表现在，仿明制设六部，却不像明代那样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六部都实行复职制，各设满、汉尚书一人。
除了上述明显的“路径依赖”以外，中华帝国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得以继续下来。
奴才成为大臣，内朝变为外朝，就是一例。
秦的丞相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汉武帝时，以地位卑微的尚书制衡丞相，虚置相权，以尚书为主的内朝的权势越来越大。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一变而为六朝尚书，正式成为政府的部长。隋朝成为尚书省。唐太宗李世民改尚书省为中书省，尚书令为中书令。唐朝末年，地位较低的“同中书门下平章正事”开始参与朝政，到了宋代，成为外朝，称“同平章事”。宋末时简称“平章”，实为宰相。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宰相，陪皇帝读书的“大学士”地位日渐提高，成为“内阁大学士”，又称“东阁大学士”，其中的“首席大学士”，即是“首辅”，地位相当于“丞相”，“内阁”也成为中央政府的简称。大清入关后，康熙十六年，在内阁外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乾隆以后，“军机处”成为政府机构，“军机大臣”也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为监督地方官员，朝廷经常派员巡视各地。这些巡视官员，虽然官职不大，因手握“尚方宝剑就”，令封疆大吏不敢怠慢。很多情况下，日子一久，这些巡视机构就变成了常设机构，甚至成为一级政府，巡视官员也慢慢地从“过江龙”成为“坐地虎”。
汉武帝派“刺史”去地方检查工作，全国几十个郡分为13州，称为“十三州刺史”，这时，州还不是常设机构，刺史也不是常任官员。随着驻扎时间的推移，州就成了一级行政区，原来的郡实际上降了一级，成为州下面的一级政府。到了东汉末年，刺史就成了州牧。唐代按察使所巡视的“道”，宋代的“路”，都有和“州”一样的演变历史。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越来越多，秦汉的郡县制，后来就增加两层，郡上有州，州上有道。这两级政府，都是由巡视机构演变而来的。
到了元代，“行省”成为一级政府，它的首长“行省平章”，成为地方官员。明代成为“布政使司”。明代两代的“部院”，先是作为工作组指导地方工作，慢慢地成为地方的常驻官员。
不只是被动的路径依赖，历史上有不少人，主动地试图回到从前的路上去。
王莽改制就是一例。这位胡适眼中的社会主义皇帝，掌权后，开始仿照西周“盛世”的制度，如更改官制和官名，一再改变币制，恢复井田制，等等。钱穆说他是“书生式的政治家”，黄仁宇说他天真地认为，“金字塔可以倒着砌”。
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仿照《周礼》的官制，设立六官机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他之所以主动地回归，采取这种复古的官制，是希望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地主的拥戴。
结语
因为这种惯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这种“路径依赖”，我们常常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等同于改朝换代。所以，即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一再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
现代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只是物质的丰富，而且是精神的解放与升华，如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以及人与人的平等。
西方的现代化是把人从神的国度里解放出来，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是把人从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难度也更大。
没有划时代的思想的解放，没有脱胎换骨的体制的转换，像蛹变为蝴蝶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就会继续在历史的磨道里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