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一，简单的勾画
从前，中国是千年不变，近两百年来，几乎是十年一变。
中国的命运，一波三折。中国的现代化，也就走走停停，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到现在，又不知要去往何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再地被劫持。
这些劫持或企图劫持中国的，有西方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自己的政治家。
西方人劫持中国，是要中国的市场、资源和劳力。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世界贸易的扩展，中国自然成为他们劫持的目标。可是，因为地方大，人口多，情况复杂，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难以独自吞下，需要几个国家同时瓜分，共同分割，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就是一例。这种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再发生，我们可称之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协力劫持”
日本先是以中国为师，特别是盛唐之前。可是，自从崖山战役后，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就变了，就看不起中国了。他们认为，此一役后，中国人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中国人的精神没了，中华文明也就没了。此后不久，从明朝开始，他们就不断地骚扰中国边境，觊觎中国领土。甲午战后，更加快了劫持中国的步伐，到20世纪初，就准备学过去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置中国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除此之外，劫持中国的，还有本土的政治家。从孙中山到袁世凯，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他们分别按照自己的想法，给中国这个老妇人，不同的梳妆打扮，有的给她裹上小脚，有的给她挽起头发，有的给他套上旗袍，总之，不停地折腾。
孙中山要“共和”，袁世凯要“帝制”，蒋介石要“民国”，毛泽东要“共产”。可是，没有一个人去问问，她怀里的几万万炎黄子孙想要什么。
本文不谈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劫持，只说几件本土政客劫持中国的故事，由此可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所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中国被劫持的事情，过去发生过，将来还会发生，而且，将来，最可能劫持中国，领着中国朝着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方向，给中国带来麻烦的，还是本土政治家。
我们可以简单地勾画一下中国过去两百年走过的道路。
从大的图景来看，两百年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现代化的努力，却又不断地被政治劫持的过程，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中间经过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再到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一直到毛泽东的“新中国”。
一个接一个的政客，以不同的名义，劫持了国家和国民，劫持了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并不断改变中国前进的方向。
从具体的图景来看，很多的政治人物，开始的时候，或有感于列强的欺凌，或有感于中国的落后，下决心要救中国，可是，在救中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慢慢地演变成为传统的帝王式的人物，沉湎于争权力，夺江山，民众的福祉只是他们权力斗争的筹码。
他们也就忘却了自己开始闹革命时所追求的伟大的理想，而回归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其中之一，便是帝王政治的传统。
因此，中国也就一再地遭难，中国的现代化，也就一波三折。
二，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
中国的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是从挨打开始的。
一开始，我们只是发现武器落后，技术落后。还没有意识到，技术的落后是因为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
直到现在，很多的中国人，还是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在于文化，不在问题本身。可以说，在认识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落后于日本。
不过，在那个时候，能够意识到“夷之技长”而学之，已经是个不小的进步了。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1861年到1895年，约35年的时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第一次：初步工业化，引进西方科技，现代银行和邮政体系，新式教育，共和思想，派遣留学生，引入西学，等等等等。在文化、商业和科技等方面，都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可是，要把西方现代化的那些个新鲜玩意儿，嫁接到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中国这个古老的、开始衰败的躯体之上，谈何容易。
洋务运动一直就是带着脚镣在跳舞，结果可想而知。满清王朝想要通过这一运动自救，却又放不开手脚，最终黯然收场。究其原因，政治制度没变，意识形态没变，文化没变，洋务运动所开始的技术和工业的现代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把洋务运动与20世纪后半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较，会很有意思。某种程度上说，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另一种形式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改经济，不动政治”，“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是要“制夷”，等等，二者都有惊人的相似。
就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说，是让“经济”这只小鸟，随着市场自由地飞翔，还是要把它关在“政治”的笼子里？技术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市场的作用增强了，没有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要么发生经济窒息，要么出现权贵资本。洋务运动属于前者，改革开放属于后者。
一开始，慈禧太后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对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办洋务”，都是支持的。她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让大清王朝多延续几年。可是，这种支持没有持续下去，挪用军费建颐和园就是一例，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慈禧开始“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
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一开始，他是坚持“黑猫白猫”论的。即使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依然坚持改革开放。这种改革不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而且是单腿跳舞。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改革的滞后愈加明显。可是，邓小平所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改变体制，改变制度，只是要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施政效率。
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在于“政治“这个笼子要做多大，是否要有弹性，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不能动，政治制度不能改。
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经常遇到的问题：要技术进步，要经济发展，要国力增强，不改政治，不动文化。这样，就一直无法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还因为，在中国，“经济”只是“政治”这顶皇冠上镶嵌的宝石之一。
如果再把洋务运动和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变革的都是皮毛，日本所经历的，则是脱胎换骨的，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所以，中国的落后和挨打，是必然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运动寿终正寝。中国的变革，也转为激进，走向革命。
政治取代了经济，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当时的中国，满汉民族矛盾，自然就成了目标。
这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
中国人长于革命，短于改良。他们没有耐心去修修补补，去做细致的社会改良。就像楼房改建，他们没有耐心去修理现有的房子，无论是加固，还是改造。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推倒重建，有时候，甚至把整个小区全部推倒重建。
朝代的变迁也是如此。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时，他们不是以改良的方式去改革政府，改变社会，很多的时候，他们总是揭竿而起，像《水浒传》里的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然后，“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在那里快活”。
这种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传统，让中国一再遭难，近二百年来，尤其如此。这也是中国几乎十年一变的原因。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给李鸿章上书时，孙医生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是所有人都能想出来的方案，也是年轻的孙医生想出的最佳治国之策。
难怪李鸿章不以为然，没有招入府中，给个位子，不然，中国就会多一个官僚，少一个革命家。
被李鸿章拒绝后，孙中山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革命阶段。
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由“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就改变了方向。社会进步的现代化问题变成了满汉民族冲突的问题。
孙中山闹革命的策略，和过去的农民起义，没有大的差别。宣传排满容易得到支持，鼓吹近代化则不易引发共鸣。梁启超在日本时，两次演讲之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其十六字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很多同盟会员支持前三项主张，对第四项则不以为然。因为背景复杂，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成员之间就纷争不断。
革命劫持了中国，也劫持了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中国学生，只学得了激进，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其实，这个时候的大清江山，大厦将倾，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只要一个指头，就推到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破坏与建设不同，破坏的热情要转化为建设的理智，需要假以时日。连遭挫折后，孙中山开始转向独裁。
1913年，成立中华革命党是一个重要标志。国民党由一个公开的政党退回到传统的秘密会社一样的组织，建国的三段论也变成将国民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和先进公民。
中国的革命也由共和主义转向专制主义。这一转变，就把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与后来蒋介石和毛泽东二人的一党政治，链接了起来。
研究辛亥革命的易劳逸教授(Lloyd Eastman)也发现：“孙中山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不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越来越独裁”。
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开始转向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必须保护中华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只能起到工具性的作用。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个版本。
他的这种态度，在后来的政治家中，一再地表现出来。在蒋介石身上，是“新生活运动”，在毛泽东身上，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习近平身上，是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曲阜，以及在“五四”运动周年之际，拜访哲学家汤一介，鼓励编篡《儒藏》经典。
孙中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产生的第一个“像样的”政治家，也是个不中不西的政治家，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注定是个“半吊子革命”。
三， 袁世凯
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从千年帝制向共和过渡的时候，如果没有袁世凯，所经历的动荡和混乱，可能会更严重。
即使在当时，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维持国家完整不可缺少的领袖。
他手里有兵，不仅是最好的军队，而且是私人军队，只效忠于他。
他懂得如何与洋人，特别是与日本人，打交道。1915年1月18日，当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用手里的“文明棍”敲着大总统袁世凯的桌子，提出《二十一条》，要中国马上接受，并绝对保密的时候，袁世凯一面命外交部以拖延方式与日本谈判，一面暗中将条约内容向外泄露，希望获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在被迫接受修订后的《二十一条》的同时，袁世凯下令全国的学校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更重要的，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谙中国官场政治。这一点，在小站练兵时，在逼清宫退位时，在与各类新式人物打交道时，无不表现出他的老谋深算。
和孙中山一样，袁也是个过渡人物。不同的是，袁试图以“帝制”开“共和”的倒车，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明天的问题，结果必定很惨。
袁之所以这样做，有很多的因素。
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的建议，是其一。共和以来，政局动荡不定，1915年夏，有加剧的趋势。很多人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袁的美籍顾问也认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一变而为共和，太快，“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长子袁克定是“帝制”的另一个主要推手。克定认为，自己是李世民一样的人物，既能帮助父亲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又能成为唐太宗那样英明的君主。为此，他专门给父亲编辑另一个版本的《顺天时报》，上面登满了希望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借以营造称帝的氛围。所以，当袁世凯在护国战争中失利，不得不取消帝制时，骂儿子袁克定是“欺父误国”。
其他支持君主立宪的人士，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戏剧性的场面应有尽有。蔡锷先是支持，接着又反对。梁士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孙毓筠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两次推戴。。。
在这些争着抬轿子的人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开请愿运动之先河”的杨度了。
杨度是民国奇人。若论政治立场的善变，整个近代中国，无能出其右者。因为有了杨度这样的人物，近代历史不仅徒增许多波澜，也更加复杂，中国的道路，更加曲折。杨考过秀才，留过东洋，参与公车上书，当过朝廷大员，赞同孙中山共和，支持袁世凯称帝，劝说蒋介石当皇帝，又是秘密的中共党员。
就这样，袁老四被架上了“称帝”的火炉。1915年12月12日，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
可是，因各方反对，袁没有正式登基，“中华帝国”的名号也没正式宣布，就宣布退位。“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不久逝世。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称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迷信。
出生于中原官宦世家的袁世凯，有一个说不出的“心病”：老袁家的男丁，寿命都很短，没有人活过57岁。在与国民党和日本斗的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时常担心的是，自己余日无多了。
这个时候，长子袁克定“乘虚而入”，“以迷信治迷信”，劝他父亲说，只有当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老袁家的这个生死大关。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肺腑之言”，才决心称帝的。
这在当时的中国，在袁世凯身上，一点都不奇怪。即使是现在的中国，不也有领导人常去庙里烧香吗？
虽然没有正式登基，袁家可能还是沾了“真龙天子”的福分。虽然袁世凯本人还差3个多月才够57岁，他的后代，寿命还真的延长了。长子袁克定，经过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活到80岁（1878-1958），长孙袁家融，活了92岁（1904-1996），重孙袁缉吴，也活了76岁（1933-2009）。
曹操曾经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大清没落、民国肇始时期的袁世凯，和东汉末年的曹孟德，有一些相似之处。
1916年的中国，袁世凯可以说是唯一有能力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队的人物，袁死后，“终结了中国现代史上世袭独裁的一章，却打开了军阀割据的苦难的另一章”。
此后数十年，中国再无人能统领北洋军队和政权，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愈演愈烈。
四，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
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总有一个短命的朝代作为铺垫，或者说，作为序曲。秦之于汉，隋之于唐，“中华民国”之于“新中国”，都是这样。
蒋介石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另一个过渡人物，也是一个“四不像”人物。他追随孙中山，崇拜曾国藩，信奉儒家学说，谙熟阳明哲学，又每日必读《圣经》和《荒漠甘泉》，和黑社会有密切联系，又是国民党的总裁。
蒋介石也想劫持中国，可是，他一没机会，二没能力，所有的作为，注定只是为别人作嫁衣裳，为别人的江山做铺垫。
没有机会，是说他通过北伐，勉强把中国统一起来后，脚跟还没站稳，日本人就来了。
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蒋介石建立现代中国的计划和梦想。
日本侵华之前，蒋介石几乎消灭了共产党。等到日本人赶跑后，蒋发现，共产党已经坐大了，要和自己争江山了。
毛泽东说蒋介石，“独裁没有胆量，民主没有雅量”，是有道理的。在中国，那种混乱的局面之下，没有手腕和狠心，是难以出头的。
俗话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的多灾多难就在于，这一次，国共两党是在“外御其侮”之后，开始“兄弟阋于墙”的。日本侵略者还没有完全撤出，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就演变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内战。
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的重复。如果把20世纪中叶的国共内战，和两千年前的楚汉之争相比，把蒋介石和项羽、毛泽东和刘邦做个比较，一定很有意思。
最终，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去台湾岛，取得了政权。
和许多其他的前殖民地国家一样，中国在赶走殖民者的同时，也放弃了现代化的梦想。
因为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政权的独立，是唯一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现在，过去挨打的经历，被西方列强欺侮的经历，被日本人侵略的历史，像梦魇一样，折磨着中国的领导人，也折磨着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
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中国富强。遗憾的是，毛泽东选择的，是一条灾难性的捷径：只要政治，不搞经济。
所有的经济活动，只为政治服务。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公私合营”，从赶英超美到“大跃进”，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每次遇到挫折，毛不认为应遵循经济规律，而是认为政治工作没做好，思想不一致，所以，要清理阶级队伍，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去世前，毛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认为，自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么说的时候，内心里，他也承认，多数人认可第一件事，反对第二件事。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有时候，几个同时进行。打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就认识到，革命是“闹”出来的，是“组织”出来的。换句话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要主动去识别的。所以，在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很多的时候，“敌人”也都是制造出来的。
在抓好阶级斗争的同时，毛泽东的国际斗争的那根弦，也一直绷的很紧。以至于，有很长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左手对付美帝，右手对付苏修。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新中国”以人民的名义，劫持了人民，把人民绑在了政治这架战车之上。
“人民”无处不在，可是，你又看不到人民在哪里。“人民政府”，“人民小学”，“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广场”，“人民旅社”，“人民法庭”，等等等等。当整体取代了个体的时候，个体就消失了。
这是前无古人的。
帝制时期，很多的时候，中国是分成两部分的：官场中国和乡土中国。对于乡土中国的人们来说，改朝换代的事情，“天高皇帝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多的时候，改朝换代和他们无关。
而在“新中国”，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政治之外，可以不关心政治。
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只是在政治上劫持了人民，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国民的“心灵的劫持”。
如果说“新中国”有什么“新”的地方，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是“触及到灵魂的深处”革命。这种革命，影响到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一个人，而且影响深远。
结语
回顾中国近200年的现代化过程，道路越走越窄。
究其原因，是民族的解放劫持了社会的进步，是政治劫持了经济，也劫持了现代化的努力。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不同的政治家，都按照自己的思路，想把中国领向不同的方向。就中国这个老妇人，孙中山想把她变成手里拄着“文明棍”的“假洋鬼子”。袁世凯想把她变成“头戴红顶花翎”的奴才，毛泽东则要把她变成戴着“红袖章”的彪悍的“红卫兵”。
没有一个人问问，在这里居住的几万万炎黄子孙想要什么。
所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被政治吞噬的过程。
结果，很多的中国人变成了政治动物：心胸狭窄，多疑好斗。民族主义日盛，排外情绪炽烈，斗争精神高涨，而妥协精神减弱。
那么，今后的中国，还会被劫持吗？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也有这样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