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这些年，移居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以澳洲为例，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华裔占澳洲总人口的4%。有近90万华裔，其中，中国大陆来的约32万人。
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华裔澳洲人，不仅人数增加很快，他们的财富增加也很快，生活有保障，教育程度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华裔的参政意识日渐浓厚，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发言权。
以今年的联邦大选为例，在竞选开始之际，41岁的华裔李逸仙，应总理陆克文之邀，放弃北京的生意，回澳竞选前总理霍华德的本尼朗选区。除此之外，联邦工党在珀斯的科廷（Curtin）选区和墨尔本东部的希金斯（Higgins）选区，也都派出华裔候选人，竞选联邦议席。
相对来说，华裔在市议会一级的选举中，较为活跃，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许多市议会，可以看到华裔背景的议员或市长。
可是，华人参政，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就简单地分析一下华裔参政的文化障碍。
首先，过客心态影响华裔参政。海外的华人，常有过客的心态。有些海外华人，虽然已离开祖籍国多年，在澳洲这样的西方国家定居下来，结婚生子，事业有成，家业兴旺。可是，很多的华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而目前的居住国只是寄居之地。
他们关心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从领导人的更替，到自然灾害，到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政治事件。这其中，有语言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
以墨尔本的3CW中文电台为例，报道的新闻，节目的内容，包括广受听众欢迎的“周日论坛”，现在改名为“小路说事”这档节目，所谈的话题，涉及澳洲本地的，也不超过三分之一。
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其实，后面接着的一句话是，“游必有方”。很多的华人，居住海外，却一直惦记着“落叶归根”，这就影响到华人对居住地的关心，也影响到他们参政的热情。什么时候，华人能像其他族裔那样，“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关心所在社区的事务。
其次，华人总认为自己是支流社会，所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融入主流社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客人，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他们更关心华人人群里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居住的社区里发生了什么。
其实，华人是很热心政治，也很擅长搞政治的。问题是，因为有过客心态，因为不和别的族裔玩，华人就关起门来，自己玩政治。你看看墨尔本这个地方，虽然不过20万华人，却有超过200个的华人社团。有时，社团改选，你在中文的《墨尔本日报》头版，可以看到整版的祝贺广告，上面列有该社团的主席，名誉主席，永远名誉主席，终身名誉主席，各种各样数不清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以及满满一整版的名字。
再次，基督教是西方民主文化的基础。文艺复兴开始了人的解放，也开始了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尼采的一句“上帝已死”，说明上帝不再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终极目的。
可是，在19世紀结束时，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並不多，而且維持的時間大多相當短暫。20世紀，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在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74个属于不同形式的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只有19个。
因为文化传统不同，政治游戏的规则也受到影响，民主化的进程和民主意识的养成，也必然受到影响。如果说，西方的文化是一种横的文化，当“上帝”这个罩在人类头上的终极标准不存在后，所有上帝的子民，至少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纵的文化，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任何两个人，都是不平等的，辈分、年龄、出身，都可能成为导致两个人不平等的依据。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面对西方的民主，时有进退失据之感，这也就影响到他们参政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部分华人有知恩图报的心理。在澳洲，有一部分华人，永远是工党的支持者，因为当年，是工党政府让他们留下来，在这里安居乐业，所以，无论到任何时候，他们只投票给工党。
这种心态，无可厚非，不只是华人，任何人，都可能存在这种心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所谓“选举”，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对未来的选择。选民在选择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候选人时，会考虑其过去的成绩，过去的背景，可是，重点要考虑的，还是这个党，或者这个候选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能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区，做些什么。
每次选举，无论是联邦的，州里的，还是市议会的，你都会发现，华人参政的热情日渐高涨，参政的方式和方法也日渐成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