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国梦”

刘路新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1962年，三年大饥荒还没过去，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小时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饥饿。作家莫言说，他少年时，走路常低着头，巡视四周，看能否发现什么可吃的东西，像小虫子之类。对此，我深有同感，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到了晚上，更是难熬，饥饿的感觉，阵阵袭来。母亲就说：“困觉吧。困着了，就不饿了。说不定，还能梦到吃的”。

果真如此。少时的梦，大都与吃有关。梦到最多的，是家里来了客人，很多客人，虽然只有浅浅的几盘小菜，客人也不会吃完，总要剩下一些，给主人留点面子。这时的我，总是等在旁边的锅屋里，眼巴巴地，口水直流，像只饿狗。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弗洛伊德就说，梦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是一种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和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少时的梦，仍不免心惊。

这些日子，看到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谈论“中国梦”，我就想起自己少时那些饥饿的梦，还有梦境中那些美妙的“画饼”。

按照习总书记自己的说法，他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后，在“人大”上接任国家主席时，在俄罗斯访问时，他都提到“中国梦”，却没有详细的解释。

具体地说，这个“梦”是什么样的？包括哪些个内容？怎样才能“美梦成真”？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都没有细说。

上网“百度一下”，关于“中国梦”，有篇长长的文章，读后发现，是典型的“大忽悠”。

说梦话，不好。用梦话忽悠人，也不好。若是梦游，则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千百年来，我们就是一直陶醉在自我编织的梦境之中，不仅自己梦呓，用梦话来忽悠人。更可怕的，还时常出现类似梦游的举动，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神志不清。

现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是中华民族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了。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从梦中醒来，以清醒的头脑，理智的分析，找出中华民族要走的路，应走的路。

人是不可能生活在梦中的，一个民族也是。

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中国梦”的，应该算是秦始皇。

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期，偏于一隅的秦国，为实现中国梦，周密部署，发奋图强，积极扩张，使秦国的国力迅速强大。因此，才有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其版图，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的主要部分。

始皇帝定下的规矩，有些，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执行：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以吏为师，郡县制，等等。

以郡县制为例，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郡守掌民政，郡尉掌军事，郡监掌监察，由朝廷任命，不得世袭。郡下设县，县设县令。县下设“乡”，设“三老”掌教化，“蔷夫”管征税和听讼，“游徼”负责侦缉盗贼。一乡辖十亭，设“亭长”，一亭辖十里，设“里魁”，一里辖百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

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如此。其他的，如“以吏为师”，如“焚书坑儒”，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千载犹行秦政制”。因此之故，黑格尔总结道，从本质上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很多辉煌的时期，汉唐盛世，就是其一。但是，历史不可能回归过去，就像人不可能找回失去的岁月，再次年轻一样。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可能是一个旧梦重温的过程，只可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一个从蛹变为蝶的过程。

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文化的羁绊，甩掉历史的包袱。

复兴的进程，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蜕变。打个比喻，中华民族是蚕，传统文化是茧。要从茧壳里蜕变出来，才能完成历史的飞跃，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五千年历史，给中华民族包裹了太过厚重的茧壳。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有些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

比如，儒家强调以德治国，强调“仁政”、“王道”和“礼制”。孔子说：“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历代统治者以道德律己的同时，也以道德教化众生。于是，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道德榜样，古代是忠臣，后来是烈妇，再后来是雷锋。

问题是，这种道德的教化，只能一时，不能长久。今年的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一部雷锋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在南京和太原的多家影院上映，竟无一人观看。

这就是道德说教的尴尬。

这些年，大量发生的滥用权力，官员腐败，官商勾结，也说明，单纯的道德说教，传统的治国方式，已经走进死胡同。

还有权力专断的问题。政治学者福山在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说：“中国是第一个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文明之一。然而，中国所建立的现代国家，没有法律或制度对最高权力的约束。唯一具有约束作用的，是道德。在一个对权力没有法律或制度约束的国家，必然产生专制政权。而且，这个国家越是现代化，越是制度化，其专制政权也就越有效率”。

儒家强调等级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和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儒家文化强调权威性胜于自由，强调责任胜于权利，强调集体胜于个人，强调和谐胜于竞争，强调一致性胜于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平等，这些都是和现代政治文化相抵触的。

杜维明在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时说：“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

这个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也适应于所有的中国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时候，很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如何处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挑战。处理的好，我们就能脱胎换骨，像南韩或台湾一样。处理不好，我们就会继续在这个传统中打转，呼吸困难，甚至可能窒息。

在从传统文化蜕变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今后的路，应如何走。举例来说，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关系，如何处理？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有一个谁重谁轻的问题。英美模式是“社会重于国家”。国家的组成和运作，以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来决定。传统的中国模式则相反，“国家重于社会”，社会的变革，人民的生活，服从国家的需要，国家服从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集团则听命于皇帝。

以“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是个体服从集体，个性泯灭于社会的汪洋之中，还是集体为个体服务，以个体的福祉为标的。习总书记说，在他的“中国梦”中，人民共享，人生出彩。那么，出的这个彩，是斑斓绚丽的五颜六色的，还是单一的红色的呢？

在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关系这个棘手问题时，执政的共产党，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归根到底，中国的改革，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换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制度建设问题。这个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制度者，机会和智慧交互作用所生之宠儿也”。

先说机会，二十世纪末，民主化席卷全球，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具体地说，1973年时，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依据freedom house的说法，只有45个属于民主国家。到1990年，约有120个国家实现了民主选举，占独立国家的60%以上。

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越来越孤立，形单影只，成了被民主国家包围的“飞地”。

民主化的过程，是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制转变的过程。政治学家福山认为，这种自由民主的体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因此，他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已成世界潮流的民主化浪潮，是不可抗拒的，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有了机会，还要有智慧。中国的领导人喜欢说：“我们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殊不知，这低估了十几亿中国人的智商。你看西方民主国家，哪有两个国家是一摸一样的？虽然都是民主制度，从制度结构到具体运作，都不相同。

可以肯定的是，再过几十年，当宪政民主在中国实现的时候，它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而是有中国特色的。

当这些领导人说，“绝不照搬”的时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绝不搞轮流坐庄，除非被赶下台；第二，绝不让手中的权力接受监督。

所以，有了机会，有了智慧，还要有勇气，这是我们目前最缺乏的。随着利益集团在政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改革的难度就会加大，谁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呢？

因为我们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缺乏前进的勇气，就总是回头看，总是留恋过去，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沉浸在中华帝国古老的梦境之中，依然编制虚幻的梦想。

我担心的是，等到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就像少时的我从梦中醒来一样，所能做的，只能咂砸嘴巴，肚子依旧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