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说起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为了准备自己的硕士论文，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北图是国家图书馆，里面的书籍资料浩如烟海，找资料又是件很费力很无聊的工作。
无聊之余，就想借本闲书看看，轻松一下。就借了英文的Mao, A Biography，作者是Ross Terrill. 读完“序言”，我就被吸引了，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晚上关门的铃声响起。其后的几天，每天早晨，我早早地等在北图门口，一开门，就冲进去，借了这本书，读到晚上关门，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查资料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
后来，在给作者特里尔的信中，我说，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像是三伏盛夏的日子天吃了根雪糕，很是过瘾。
后来，我就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是为《毛泽东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后来，又译了特里尔的另外一本书，《江青传》。当时，我是20多岁。
由此，我就认识了一些西方的汉学家，读了一些他们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后来，移居海外，这方面的书，读的就多了。
起初，我是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读这类书的。
坦率地说，西方人写的研究中国的书，大多比我们自己写的好。细究之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他们是局外人，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较少感情纠葛，没有利害冲突，可以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俗语说的“旁观者清”。还有，他们评价问题的参照系和我们也不同。
第二， 他们能够获得一般中国人无法获得的资料。许多中年以上的读者，相信有过读《参考消息》的体会，上面关于中国的内容，大多是出口转内销，不过，很多都是准确的。现在也是如此，一些内幕消息，总是先到海外，转一圈，再进口。有些中国的政治家，愿意和外人谈，对“家里人”，却是“金口紧闭”。
第三， 西方学者实证的研究方法，和我们做学问“差不多就行”的态度，是很不同的。读他们写的书，其中的引文、观点、都有索引或注释，不论观点如何，学问做的很认真，书写的很仔细。相比之下，我们的论文和学术著作，出现注释（无论是脚注或尾注），都是近几年的事情。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年来，搜集和阅读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一直是我的阅读重点之一。
西方的汉学研究，特别是欧洲有系统的汉学研究，大致可以追溯到16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东来，如利玛窦、南怀仁等人。最初，汉学局限于文字和文化领域，要到“二战”以后，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不仅有历史和文化，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民族特性等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目前，世界范围的汉学研究可分三大地域。美国的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为主要内容；欧洲的汉学，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也包括现当代问题；东亚汉学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研究的领域涵盖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化问题。
费正清是较早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学家。1929年，费正清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研究19世纪的中英关系。1931年开始，在中国考察期间，结识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杰、梁思成和林徽因等著名知识分子。
1946年，费正清回哈佛大学任教。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基地，培养了许多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其本人也成为美国汉学界的领袖人物。
费正清最著名的作品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此书在1958年，1971年，1979年和1989年多次修订再版。每次修订都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如1958年的第一次修订，增加了中共胜利和“新中国”前十年的发展，可是，全书的基本观点和风格没有改变，一直是20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经典之作。由此，也可知费正清对中国研究之深入，之精辟。
举例来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费正清就预测，“新中国”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因强调思想统一，而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费正清的这一预测，也证明了费正清在西方中国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费正清的另一不朽贡献，是他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全书共15卷，分成17分册。英文版已出13卷，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
《剑桥中国史》丛书，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这套丛书，最大的一个特点，不像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依时间顺序，用流水账的方式，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当时历史中的主要部分，邀请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作深入的探讨。如《隋唐史》卷，隋朝只用一章的内容，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隋朝只是唐朝的一个铺垫。如《明代史》隆庆和万历时期的历史，由黄仁宇撰述，因为在这个领域，全世界范围内，无出其右者。
当你对一个朝代的主要脉络，重大事件，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于这个朝代，也就完全可以把握了。
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读的多了，就发现，也不能太迷信他们。毕竟，中国太大，历史太悠久。这就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单纯，容易了解，也容易描述。及至年纪大了，变得老成持重，世故、圆滑、深沉，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了。描述起来，有时会为其表面所迷惑，流于形式，抓不住实质。
李约瑟就是一例。其主编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丛书，洋洋大观，共有7卷20多分册，直译过来，应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从1954年出版第一卷《导论》起，至1998年最后一卷《社会背景》止，跨越半个世纪，可谓工程浩大。
实话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也只读了其中的两个分册。读这套丛书，感觉是，作者把技术当科学，以部分代整体，将个别作普遍。而且，只是孤立地谈论技术的进步，没有说明这些技术与社会、政治、以及科学和文化环境是个什么关系。
科学家吴大猷说：“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记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可是，却用来制造炮竹，用来庆祝盛世和节日。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
李约瑟过分强调了技术和发明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举个不甚恰当的例子，他把我们过年放的“二踢脚”，说成了地对空导弹。“二踢脚”就是“二踢脚”，先是“噼”的一声，飞上半空后，再“啪”的一响，放出灿烂的烟花，可是，它也只是鞭炮而已。
再比如，作者用四个分册的庞大篇幅研究炼丹术，让我不解。不是说炼丹术属于巫术，没有必要提及，而是认为，这是人类以科学方式认识世界走过的一段弯路，不能算是正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科学发展大有进步，伴随其右的，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如气功。可是，我们在写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科学技术史的时候，就不能将气功作为主体来论述，充其量，它只能算是旁门左道，不能算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正途。
历史上，中国没有产生逻辑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说过，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
所以，科学出版社在出这套丛书的中文版时，将书名改为《中国科技史》，还是比较符合全书内容的。从这个名字的改变，也可以看出，译者和编者对这套书的态度。这套丛书，直至最后一卷，才谈到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稍嫌简略。
李约瑟一生的情人鲁桂珍说，李“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曾受过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这就像我们的某些领导，本来是中专或技校毕业的，也就是个中专学历。后来，官位升高后，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博士。其实，我们都知道，他的博士学位是如何得来的，他的学术水平又如何，他的这个学位是派何用场的。可是，你如果遇到这样的领导，大谈高深的学术问题，就会觉得怪怪的，如隔靴挠痒。
不过，李约瑟的这套丛书，不同。无论是否专业，其认真的研究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都是一流的。虽然有过分拔高之嫌，作为参考资料，还是很有用的。
眼下，西方所谓的“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专家”，越来越多。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些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就不敢恭维了。
这方面，最为著名的，要数银行家库恩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本书由国务院新闻办牵头、熟悉资本运作的银行家库恩写作。翻一翻目录，读一读“前言”，就可知道大概。特别是，你要是把这本书，和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陶涵（Jay Taylor）写的《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和《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以及今年出版的傅高义写的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等书对比着看，就会发现，学者的书和银行家的书是不同的，为研究而写的书和为宣传的写的书，也是不同的。后来，在网上偶然读到叶永烈写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更披露了一些内幕。
西方的这些所谓“汉学家”，或称“中国问题专家”，有些是速成的，有些是自封的，还有一些，是热情好客的中国人给贴上的。他们先是被中国忽悠，又回过头来忽悠中国人。中国的历史悠久漫长，中国的文化辉煌灿烂，许多的“老外”，面对这古老而庞大的帝国，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三天过后，就认为自己是专家了，就开始忽悠中国人了。这方面，最该打屁股的，是约翰奈斯比。这位仁兄的《中国大趋势》，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一时之间，甚是风光。可是，很快地，这本胡言乱语的书，就从人们的书架上消失，被送去回收造纸了。
像这类忽悠人的书，还有基辛格去年出版的《论中国》。第一次在墨尔本一家书店看到这本书时，看了半天，没买，因为太贵，70澳币，不是小数目。后来，两周之内，三次经过这家书店，每次都进去看看这本书，都没买。直到第四次，一咬牙，买了。回家后，细细读完，才发现，这本将近600页的书，最多也就值30澳币。
基辛格这个犹太老头儿，讲一口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这些年，不知忽悠了多少中国人。1970年代初，作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秘密访问中国，为中美建交铺路，立下汗马功劳。这许多年来，对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基辛格起了重大作用。中国人特念旧，特别知道感恩。多年来，对于基辛格，一直宠爱有加。可是，我们要记住，他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们的老朋友”。他的与中国建交，是为美国利益，不是为中国考虑。
基辛格首先是个政治家，他写的书，就像银行家库恩写的一样，水分不少。这本《论中国》，和他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无法相比。《论中国》一书，重点是谈中国1949年以后的外交，特别是1970年代后的外交，前面两章的内容：无论是关于中国的传奇，中国的礼节，由盛而衰的帝国，以至鸦片战争等等，只是本书的序论或铺垫。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改为《“新中国”外交史》，比较贴切。
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是说他注重书中意旨，不重字词细节，注重求知和精神享受，不为功利或虚荣。
我们读书，也要这样，要多读书，要多个心眼儿读书，不要迷信所谓的专家，包括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